白白胖胖的她就像个好脾气的邻家主妇，笑容永远挂在红润的脸上。
　　她是50岁那年从北京市新华书店退休后，到我们这家文化单位“二次就业”的。她的本职工作是出纳，可单位里里外外楼上楼下，没有她不管的事：接待来访、保管物品文件、运送新书以及取信件、搞卫生、张罗午饭、处理废品……
　　每天早晨她都是七点钟前准时出门，花一个多小时换乘公共汽车，第一个来到单位，风雨无阻。有一阵她脚上的骨刺闹得厉害，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上班仍像时钟一样准点。
　　单位里男劳力少，有时发货需要集中打包，她就掳胳膊挽袖子，一个人在闷热小库房灰头土脸挥汗如雨。她总说自己当年当知青插队的时候，打包拿手，似乎这苦差使非她莫属。可走出来的时候她也累得摇摇晃晃。
　　按说，从没出过一分钱的差错，她这个出纳当得够意思了。可她替大伙操着太多的心，无论开源还是节流，光省钱的法子就不知想了多少种。除此而外，她还时常和客户联络联络感情，调和调和单位里年轻人的小脾气，成了单位不可缺少的人。
　　别以为她不顾家，有工作癖，她可是家中的一棵大树，家史上就是如此。“文革”中她在东北兵团插队，挥大锄扛大包，比小伙子还能干，干完自己的帮别人。有个文弱的上海小伙让她的能干和爽朗镇住了，两个人由战友成了夫妻。可返城的时候，她回了北京，他回了上海，女儿落生了，仍然分居两地。那年头调工作转户口比登天都难，两人又都不会求人，她就抱着女儿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看小广告。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顺着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一个想回上海的，接下来对调成功，一家三口终于在北京团聚了。
　　丈夫从锅炉工干到厂长，女儿也渐渐长大了，出嫁了。家里日子过得踏实而知足，还养了一群小猫小狗。可天有不测，4年前，身体一直不太好的丈夫查出了肾癌，接着就是手术、化疗和一轮又一轮痛苦的治疗。
　　风雨飘摇的这些日子，因为有她，生活的秩序却没有乱。她觉得丈夫病情稳定了在家待着不是好事，白天她上班，让丈夫也坚持上班。天天早上她给丈夫煮好馄饨、面条再出门，晚上吃过饭，一定会带丈夫到附近公园放风筝、散步。周末逛逛早市，偶尔也吃吃饭馆，“洗洗脚”，日子过得挺有情调。
　　整天乐呵呵的，可一次有位兵团战友在办公室说了一句话，让她立刻泪流满面，她说：要是为你写篇文章，题目就该叫《笑着哭》……
　　她就这样忙碌着，笑着，谁也看不出她内心的苦。她说：丈夫、女儿都习惯了围着她转的日子，她想坚持干到年底，就彻底退休，一心一意陪丈夫养病。可最近一段时间，她多次突然两手冰凉，浑身冒汗，心如响鼓，同事和丈夫女儿一齐劝她休息，逼她去医院检查，几项指标都不妙，需入院检查。可接替她工作的人一时还来不了，她坚决要等，谁劝也不行。领导拗不过她。让她出门跑路打车，可她一次也没打。她把自己手头要移交的工作一项一项地清理好，写满了一沓纸，一百个不放心。离岗入院的前一天，她像平时一样，在办公室忙得脚后跟朝前。最后一件事是按制度向一位调离的年轻人收回办公室的钥匙。
　　血管造影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堵了50%—70%，暂时没放支架，但从此抱上药罐子是肯定的了。她对这个结果居然很满意，因为毕竟可以出院回家了。女儿说：妈住院检查这十多天，不光爸爸忧郁了，家里的猫儿狗儿都忧郁了。
　　同事们何尝不忧郁？都说办公室看不到她富态的身影了，别扭。
　　她的名字叫高文兰，也叫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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