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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在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古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同乡人在异乡相聚，以会馆为载体传承着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文化与精神，至今仍富有魅力，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成都的洛带古镇荟萃各种地域特色的会馆，便以“客家名镇，会馆之乡”作为名片，吸引着无数游人。
然而，中国是人情的社会，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界，同乡抱团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会馆诞生、繁盛时，这个类似同乡俱乐部的场所是复杂多面的，官商一体的形式注定了里面交织着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暗含了你来我往的人情交互。
最早的会馆出现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据民国《芜湖县志》记载，当时北京有个工部主事俞谟是芜湖人。他在京师前门外买地建造旅舍，等到他辞官归里时，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也就成为了芜湖乡人聚会的一个场所。
无独有偶，另外一些记载也提到，永乐年间有吏员金总舜在北京正阳门外建浮梁会馆、王忠铭等人建广东会馆。不过，此时的会馆类型还比较单一，就是同乡京官互相交流感情、拉近关系的场所。
随着地域政治观念的强化，会馆的数量开始增多，不只是京师设置全国各地的会馆，省城也开始设置全省各地的會馆。会馆的功能也开始多样化，不只是作为同乡官员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服务于前来科举的同乡士子，有的还区分官员用的会馆和士子用的试馆。
这样的场所无疑给官员和士子结交带来了便利。同乡官员之间形成稳定的联系，进京赶考的同乡士子又是潜在的政治力量。而对于意在仕途大展拳脚的士子来说，同乡高级官员的提携多多益善。
另外，同乡商人也开始投资会馆，或者建立专门的商人会馆，而商人会馆也会按照行业细分为行业性会馆。大体来说，南方会馆更注重科举，而北方会馆更注重经商。
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也带来会馆的增加，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人口锐减，社会陷入瘫痪。清初康熙年间即开始迁徙湖广省（约相当于今湖北、湖南二省辖区）的人口去充实四川省，实际上也有江西、广东、福建、陕西等省份的移民。其中洛带古镇就是这样一个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古镇。大量的移民会馆即由此孕育而生，据学者统计在四川一省有1414所之多。
成都洛带古镇保存至今的湖广会馆。
会馆文化在清朝的中后期越发强盛。中国古代政治从来都离不开地缘人情，在京城的会馆，除了作为试馆、商人会馆，更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场所。康有为寓居的南海会馆与梁启超栖身的新会会馆，便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会馆的设置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祭祀神灵。祭祀在今天看来更多似乎是一种迷信行为，但实际上是传统社会中维系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所以祭祀神灵是会馆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会馆最早祭祀的都是乡土神，比如江西祭祀许真君许逊，福建祭祀天后圣母，山西祭祀关圣大帝，广东祭祀六祖慧能。不过后来祭祀也变得复杂起来，比如不少地方都祭祀关帝和天妃，山西会馆除了祭祀关帝，也会祭祀财神等其他神祇。
这样的祭祀传统，给会馆带来了别名。湖广会馆有时又称禹王宫，与其祭祀大禹王有关。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无需赘言，后世有大禹为水神的传说。而湖广之地，河流湖泊众多，又有江水经过，时常洪水泛滥，所以湖广人对于大禹祭祀最多，这也就是湖广会馆祭祀大禹的来历。
广东会馆又称南华宫，与其祭祀佛教六祖慧能有关。慧能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生于广东新州（今新兴县东），后在大乘佛教基础上吸收了传统的儒道之学，否定“渐悟”而倡导“顿悟”，成为佛教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因为广东韶关庾岭的南华寺是慧能的祖庭，所以广东人把祭祀慧能的会馆也称为“南华宫”。因为庄子在唐朝被奉为道教的“南华真人”，所以有的南华宫也祭祀庄子。
明清时期，江右商帮遍布天下，身处异乡的江右商人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首要做的事就是修建万寿宫，也就是江西会馆。以万寿宫为名，与道教真人许逊有关。许逊于东吴大帝赤乌二年（239年）生于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被征为四川旌阳县令，以秘方救治百姓瘟疫。辞官归故里后，许逊见南昌水患严重，又挺身而出为民治水。据说他得到神人传以道术，斩杀蛟龙并锁住水妖。此外许逊还宣传修行忠孝就可成仙，这无疑得到官方的提倡，所以他到宋朝被封为“神功妙济真君”，敬拜他的道观也被改为“宫”。江西会馆被称为万寿宫，正是江西独特的文化符号。
在四川省外，也有不少四川会馆被称川主宫。川主即民间传说中的二郎神，但其人到底是何人则存在争议。比较早的说法是秦国蜀郡郡守李冰在灌县（今都江堰市）修筑都江堰治水，故去世后被尊为灌口神，之后有说李冰次子为二郎神;再往后又有说隋炀帝时嘉州太守赵昱为二郎神，然后又吸收了神仙信仰中的二郎神传说。总之，二郎神形象与信仰非常复杂，但核心主题还是主持治水，这也就是四川会馆祭祀川主的来历。
有学者认为：“会馆就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摹本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会馆的基本功能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种。尽管不少会馆存在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一面，但从更宏大的社会角度来看，它们扮演了从家族到国家之间一个过渡角色，不仅为客居外地的同乡提供关怀与帮助，使得游子不再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之感;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管教与约束，承担了一定社会管理职能。
然而，中国是人情的社会，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界，同乡抱团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会馆诞生、繁盛时，这个类似同乡俱乐部的场所是复杂多面的，官商一体的形式注定了里面交织着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暗含了你来我往的人情交互。
“君自故乡来”
最早的会馆出现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据民国《芜湖县志》记载，当时北京有个工部主事俞谟是芜湖人。他在京师前门外买地建造旅舍，等到他辞官归里时，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也就成为了芜湖乡人聚会的一个场所。
无独有偶，另外一些记载也提到，永乐年间有吏员金总舜在北京正阳门外建浮梁会馆、王忠铭等人建广东会馆。不过，此时的会馆类型还比较单一，就是同乡京官互相交流感情、拉近关系的场所。
随着地域政治观念的强化，会馆的数量开始增多，不只是京师设置全国各地的会馆，省城也开始设置全省各地的會馆。会馆的功能也开始多样化，不只是作为同乡官员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服务于前来科举的同乡士子，有的还区分官员用的会馆和士子用的试馆。
这样的场所无疑给官员和士子结交带来了便利。同乡官员之间形成稳定的联系，进京赶考的同乡士子又是潜在的政治力量。而对于意在仕途大展拳脚的士子来说，同乡高级官员的提携多多益善。
另外，同乡商人也开始投资会馆，或者建立专门的商人会馆，而商人会馆也会按照行业细分为行业性会馆。大体来说，南方会馆更注重科举，而北方会馆更注重经商。
明清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也带来会馆的增加，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人口锐减，社会陷入瘫痪。清初康熙年间即开始迁徙湖广省（约相当于今湖北、湖南二省辖区）的人口去充实四川省，实际上也有江西、广东、福建、陕西等省份的移民。其中洛带古镇就是这样一个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古镇。大量的移民会馆即由此孕育而生，据学者统计在四川一省有1414所之多。
会馆文化在清朝的中后期越发强盛。中国古代政治从来都离不开地缘人情，在京城的会馆，除了作为试馆、商人会馆，更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场所。康有为寓居的南海会馆与梁启超栖身的新会会馆，便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别名背后的地方文化符号
在会馆的设置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祭祀神灵。祭祀在今天看来更多似乎是一种迷信行为，但实际上是传统社会中维系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所以祭祀神灵是会馆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会馆最早祭祀的都是乡土神，比如江西祭祀许真君许逊，福建祭祀天后圣母，山西祭祀关圣大帝，广东祭祀六祖慧能。不过后来祭祀也变得复杂起来，比如不少地方都祭祀关帝和天妃，山西会馆除了祭祀关帝，也会祭祀财神等其他神祇。
这样的祭祀传统，给会馆带来了别名。湖广会馆有时又称禹王宫，与其祭祀大禹王有关。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无需赘言，后世有大禹为水神的传说。而湖广之地，河流湖泊众多，又有江水经过，时常洪水泛滥，所以湖广人对于大禹祭祀最多，这也就是湖广会馆祭祀大禹的来历。
广东会馆又称南华宫，与其祭祀佛教六祖慧能有关。慧能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生于广东新州（今新兴县东），后在大乘佛教基础上吸收了传统的儒道之学，否定“渐悟”而倡导“顿悟”，成为佛教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因为广东韶关庾岭的南华寺是慧能的祖庭，所以广东人把祭祀慧能的会馆也称为“南华宫”。因为庄子在唐朝被奉为道教的“南华真人”，所以有的南华宫也祭祀庄子。
明清时期，江右商帮遍布天下，身处异乡的江右商人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首要做的事就是修建万寿宫，也就是江西会馆。以万寿宫为名，与道教真人许逊有关。许逊于东吴大帝赤乌二年（239年）生于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被征为四川旌阳县令，以秘方救治百姓瘟疫。辞官归故里后，许逊见南昌水患严重，又挺身而出为民治水。据说他得到神人传以道术，斩杀蛟龙并锁住水妖。此外许逊还宣传修行忠孝就可成仙，这无疑得到官方的提倡，所以他到宋朝被封为“神功妙济真君”，敬拜他的道观也被改为“宫”。江西会馆被称为万寿宫，正是江西独特的文化符号。
在四川省外，也有不少四川会馆被称川主宫。川主即民间传说中的二郎神，但其人到底是何人则存在争议。比较早的说法是秦国蜀郡郡守李冰在灌县（今都江堰市）修筑都江堰治水，故去世后被尊为灌口神，之后有说李冰次子为二郎神;再往后又有说隋炀帝时嘉州太守赵昱为二郎神，然后又吸收了神仙信仰中的二郎神传说。总之，二郎神形象与信仰非常复杂，但核心主题还是主持治水，这也就是四川会馆祭祀川主的来历。
有学者认为：“会馆就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摹本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会馆的基本功能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种。尽管不少会馆存在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一面，但从更宏大的社会角度来看，它们扮演了从家族到国家之间一个过渡角色，不仅为客居外地的同乡提供关怀与帮助，使得游子不再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之感;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管教与约束，承担了一定社会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