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73岁，早年上过朝鲜战场抗美援朝。退伍回村后，一直在家里务农。父亲44岁那年，场镇上成立了邮电所，在乡政府当党委书记的战友觉得父亲做事兢兢业业，又是共产党员，再加上我们家负担比较重，有心拉父亲一把，就亲自登门来邀请他去做邮递员，也算找个糊口的差事。父亲没有什么特长，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能有这样一份美差自然求之不得。
　　自从当上邮递员，父亲就变得神气起来。邮递员都有蓝色的制服，头上还戴着一顶大檐帽。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特有面子，有时候父亲下班回来，我也会戴在头上臭美一番，换来伙伴们羡慕的目光。除此以外，还有一辆刷着绿漆的载重自行车，横杠和行李架上，各挎着两个邮包，里面随时都装着鼓鼓囊囊的报纸和信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能骑上自行车，简直就跟现在街上开奥迪一样风光。更重要的是，这辆自行车是邮车，代表着主人是公家的人。
　　每天早晨，父亲早早就出门到邮局去，领取邮件和报纸，然后沿着固定的线路给场镇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分管的大队片区送过去，天天周而复始。如此一来，父亲成了知名度颇高的一个人物，很多人都认识父亲，看见父亲都特别亲热，有事没事都要留父亲聊几句或者烧锅烟才走。
　　上世纪80年代，固定电话还没有普及，国人联系还主要是通过书信，因此那些青年男女的情书大多是经过父亲的手传递的。那些大哥大姐，估摸着对象的书信快寄到了，就成天站在家门口盼着父亲来。父亲的邮车铃铛叮铃铃一响，他们就迫切地围上来：“彭叔，今天有我的信吗？我都等了几天了。”如果父亲说有，他们马上就欢呼起来，接过信件撕开信封就开始看起来，那些火辣辣的字句看得他们脸颊绯红。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垂头丧气，个别人还会捶胸顿足地哭起来，似乎这份感情就要泡汤了似的。
　　改革开放后，年轻人到外面打工的多了起来，一张张汇款源源不断地从远方的城市寄回来。那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也凝聚着各自的梦想。每当父亲让乡亲们在汇款单上签字时，那些叔叔婶婶总是把汇款单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还不忘告诉父亲：“这是我儿子，在深圳打工呢。每月汇款回家，让我们攒起来，给他娶媳妇呢！”久而久之，经常汇款回家的年轻人，父亲都熟识了，知道他们在哪里打工，每月寄多少钱，哪些人懂事持家，哪些人手散奢华不够用，父亲都一清二楚。因为乡亲们从不把父亲当外人，知心话都愿意给父亲说，当然父亲也乐意做他们的朋友。
　　有一次，我问父亲，他做了几十年邮递员，每年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父亲不假思索地说，每年七八月份，给那些跳出农门的中专生、大学生送录取通知书最难忘。每当父亲把那些录取通知书交到家长手上，乡亲们总是兴奋得像中了大奖似的，一个劲儿地给父亲道谢，一再要求父亲留下来吃饭。父亲婉言谢绝后，乡亲们就会给父亲送上水果或者香烟。父亲有时推脱不过，就象征性地接受一点，算是意思一下。那时的父亲，简直就是幸运之神，受到的礼遇前所未有。因为他把一个孩子的未来，通过录取通知书迅速地明朗化了。
　　父亲风里来雨里去，在邮电所一直干到六十岁才退休。父亲把邮车、邮包和穿过的制服仍然好好地保存着，闲暇时候，他还会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擦拭一番，给链条和螺母上点油。有时候，他还会给我们讲送信路上的奇闻轶事，这已经成为了父亲的一个特殊爱好。我们也乐意当他的听众，那些尘封的往事，可浸润着父亲一辈子的回忆呢。
　　父亲这辈子，参军、务农、做邮递员，平凡得就像乡村机耕道上的铺路石。然而如果没有父亲这样的邮递员，兢兢业业地在乡村送信，那么社会的某段链条肯定会运转不灵，或者迟滞不前。这正是邮递员平凡而又伟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