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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周到当代，从乡里制到新农村，从王安石到费孝通，数千年过去，中国乡村治理的模式在变化，但各地的探索和创新却一直没有停止。
阳新，一个山区县，又是一个贫困县。全县107万人口，80%在农村。今年，该县积极探索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大力培育和发展村级贤达理事会，构建了一个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农村社会组织为补充、村民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
鼓励能人参与乡村治理
袁修云今年40多岁，是排市镇排市村的一位普通农民。若说他有什么不凡之处，可能就是平日里比较热心，做事干练得体。今年4月，他有了一个新身份——村贤达理事会成员。那天，村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参会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30多人，大家用白纸黑字纷纷写下自己认为最能干的村民，袁修云得了26票的高票数。这个理事会有9名成员，村委会主任钟建国兼任理事长。
今年，阳新县委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位，培育和发展贤达理事会118个，网罗宗族长老、复退军人、离任村干部、创业经商成功人士、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845位“贤达”。
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核心是服务，关键是干部。“现在，农村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愿意留在农村基层的人才越来越难找了。”县委组织部调研科科长江志坚感叹道。农村基层组织“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动力不足”等问题日渐严重，严重影响了农村发展和管理。
“我们村有村民1200人，但村干部只有4人，事情一多，村干部有很多事管不到、管不了，也管不好。”袁修云说。
其实，排市村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在阳新324个行政村中，大多数人口在3000人以上，多的达到6000余人，而村“两委”干部一般只有3—5人，最多也只有7人。如今，排市镇贤达理事会整合社会各阶层人数达772人，是原有参与乡村管理人数的5倍。
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延伸和手臂，贤达理事会主要“反映群众诉求、兴办公益事业、调解邻里纠纷、监督村务财务、破除农村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开展邻里互助、搞好自治管理”，成员全部义务任职，不拿一分钱报酬。
发挥宗祠文化正能量
面对845名乡村贤达，如何运用他们广泛的社会网络积极配合农村基层治理，达成党委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和良好沟通，这成了摆在阳新县委面前的又一道考题。
“调研时我们发现，在阳新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宗祠文化根深蒂固，村民认祖归宗的意识非常强烈。党组织解决不了的事情，有时候能够在宗族内部商量解决。”阳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小林说。
采访4个村，每到一处，村干部都会把我们领到宗祠前参观。每个宗祠风格不一，有的宽大、有的小巧，有的金碧辉煌、有的简约素雅，但几乎都是重新翻修建立起来的。
村干部向大家介绍说，宗祠是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操办家族事务的地方，同姓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宗祠进行。
在古代，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宗祠中裁决。所以，宗祠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走进枫林镇下坡村小坡庄，一座占地面积400多平米的刘家宗祠伫立其间。宗祠飞檐红砖，宽敞恢弘。祠外，泥泞的地面已经铺满了碎石，一座西洋风格的喷泉初具雏形，绿化树苗也刚刚栽好。村民介绍，下一步就会在地面铺上水泥，彼时，一个小型的绿化广场就修建好了。对于一个村民小组，这项工程无疑是巨大的，而它的背后，正是因为有了贤达理事会成员的牵头和协调。
小坡庄贤达理事会副会长刘少华介绍，理事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宗祠。他说，当地人对姓氏宗族拥有强烈的归属感，人们都有修建宗祠的意愿。此前，由于一没资金，二没人组织，这件事被搁置了下来。贤达理事会成立后，这项工程终于有了主心骨。在理事会成员的牵头带领下，绝大多数建设资金由村民自发捐赠，没钱的村民主动投劳。捐款过程中，也有些村民不愿意参与，理事会成员一合计，不够的资金干脆先由自己垫上，刘少华一次就垫了十几万元。
资金问题的解决只是第一步，要建宗祠，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宗祠建设非常讲究风水，从地质勘测到图纸设计，从建材采购到施工监督，理事会里的5名成员忙前忙后，历时一年，宗祠终于顺利完工。如今，节庆时村民就在宗祠开展活动，哪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到这里摆酒宴请。有些村民过意不去，主动把之前不愿意捐的款捐上了。
修建宗祠原本是为了寻根问祖、缅怀先辈、激励后人，却意想不到地把政府、社会、群众的力量紧紧粘合在了一起，既调动了各种社会资源，增强了村民主体意识，又推动了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以前都是等上面的项目，现在是大家自己主动提要求，主动规划。”刘少华说，他们计划在广场完工之后，再修建一条环湖公路，同时将村里的路灯安装起来。
贤达治村大打人情牌
贤达理事会不仅能办好修道路建宗祠这类大事，村里一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也因为有人帮忙而逐渐理清。
2014年4月，枫林镇水源村贤达理事会成立，共有9名成员，虽然刚刚成立半年时间，但却做成了不少事情。理事会会长柯大玉介绍，他们理清了22个村民小组自1990年之后的财务状况;清理了全村乱占耕地的住房;监督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当过26年村支书、现年61岁的柯大玉可谓是理事会里德高望重的元老，很多棘手问题都由他出面解决。4年前，村民柯某超生了两胎，需要缴纳两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但每次村干部去征收时，他都说拿不出钱，要拖一阵子，这样一拖就是4年。柯大玉主动当起“说客”，一有时间他就跑到柯某家，有时是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有时单纯聊天，有时甚至会拎两瓶酒去。用柯大玉自己的话说：不会爬树的猴子多敲几遍锣。就这样上门十多次，柯某碍不住情面，终于同意缴纳社会抚养费。“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就是磨。我一个退休的，有的是时间。而且都是同乡亲戚，我去的次数多了他也就不好意思了。”柯大玉笑说。
有了这样一群得力的帮手，水源村村支书柯育武感觉轻松多了，他时常跟几位理事会的老党员开玩笑说：“要是你们能活100岁，我就一直在这里当支书！”
在人际关系最为紧密的农村，贤达理事会运用人情攻势和长辈威望，往往能让农村工作事半功倍。在排市村沿河公路的修建过程中，有3户村民不愿意搬迁。袁修云和几名贤达理事会成员便一家一家地做工作。有时候白天找不到人，他们就晚上去。“我已经记不清楚跑了多少次了。不过好在我们几个在村里还挺受大家信任，加上大伙儿都是亲戚，多说几次，他们也就听了。”袁修云回忆，在拆迁的时候，几位理事会成员还去帮村民搬家、拆东西，尽管那几户人家心里不乐意，但看到他们以身作则，怨气也就慢慢散了。
“其实农村工作最讲工作方法”，江志坚说，“村里都讲人情，敬长者，服能人，贤达理事会就是要把这些优秀的村民和党员聚合在一起，与乡村基层组织共同治理农村。”
乡民自治古已有之。在古代，退休的官员或是家族豪门往往承担着一地的村民治理、礼仪教化等功能，被称为“士绅”。但士绅豪门由于势力庞大，往往形成封闭的权力圈子，时常尾大不掉，甚至当地长官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阳新贤达理事会因为共同的村规民约、价值取向而整合在一起，不可否认，他们在调节村民矛盾、协调邻里关系、兴办公益事业等方面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独特优势。“但是，我们也要防止理事会发展成为与村‘两委’分庭抗礼的一极，确保理事会不被宗族黑恶势力操纵和控制，使其始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共同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同时，如何引导这一社会组织遵循自身规律，让其拥有自我调整发展壮大的愿望，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小林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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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一个山区县，又是一个贫困县。全县107万人口，80%在农村。今年，该县积极探索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大力培育和发展村级贤达理事会，构建了一个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农村社会组织为补充、村民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
鼓励能人参与乡村治理
袁修云今年40多岁，是排市镇排市村的一位普通农民。若说他有什么不凡之处，可能就是平日里比较热心，做事干练得体。今年4月，他有了一个新身份——村贤达理事会成员。那天，村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参会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30多人，大家用白纸黑字纷纷写下自己认为最能干的村民，袁修云得了26票的高票数。这个理事会有9名成员，村委会主任钟建国兼任理事长。
今年，阳新县委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位，培育和发展贤达理事会118个，网罗宗族长老、复退军人、离任村干部、创业经商成功人士、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845位“贤达”。
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核心是服务，关键是干部。“现在，农村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愿意留在农村基层的人才越来越难找了。”县委组织部调研科科长江志坚感叹道。农村基层组织“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动力不足”等问题日渐严重，严重影响了农村发展和管理。
“我们村有村民1200人，但村干部只有4人，事情一多，村干部有很多事管不到、管不了，也管不好。”袁修云说。
其实，排市村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在阳新324个行政村中，大多数人口在3000人以上，多的达到6000余人，而村“两委”干部一般只有3—5人，最多也只有7人。如今，排市镇贤达理事会整合社会各阶层人数达772人，是原有参与乡村管理人数的5倍。
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延伸和手臂，贤达理事会主要“反映群众诉求、兴办公益事业、调解邻里纠纷、监督村务财务、破除农村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开展邻里互助、搞好自治管理”，成员全部义务任职，不拿一分钱报酬。
发挥宗祠文化正能量
面对845名乡村贤达，如何运用他们广泛的社会网络积极配合农村基层治理，达成党委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和良好沟通，这成了摆在阳新县委面前的又一道考题。
“调研时我们发现，在阳新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宗祠文化根深蒂固，村民认祖归宗的意识非常强烈。党组织解决不了的事情，有时候能够在宗族内部商量解决。”阳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小林说。
采访4个村，每到一处，村干部都会把我们领到宗祠前参观。每个宗祠风格不一，有的宽大、有的小巧，有的金碧辉煌、有的简约素雅，但几乎都是重新翻修建立起来的。
村干部向大家介绍说，宗祠是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操办家族事务的地方，同姓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宗祠进行。
在古代，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宗祠中裁决。所以，宗祠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走进枫林镇下坡村小坡庄，一座占地面积400多平米的刘家宗祠伫立其间。宗祠飞檐红砖，宽敞恢弘。祠外，泥泞的地面已经铺满了碎石，一座西洋风格的喷泉初具雏形，绿化树苗也刚刚栽好。村民介绍，下一步就会在地面铺上水泥，彼时，一个小型的绿化广场就修建好了。对于一个村民小组，这项工程无疑是巨大的，而它的背后，正是因为有了贤达理事会成员的牵头和协调。
小坡庄贤达理事会副会长刘少华介绍，理事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宗祠。他说，当地人对姓氏宗族拥有强烈的归属感，人们都有修建宗祠的意愿。此前，由于一没资金，二没人组织，这件事被搁置了下来。贤达理事会成立后，这项工程终于有了主心骨。在理事会成员的牵头带领下，绝大多数建设资金由村民自发捐赠，没钱的村民主动投劳。捐款过程中，也有些村民不愿意参与，理事会成员一合计，不够的资金干脆先由自己垫上，刘少华一次就垫了十几万元。
资金问题的解决只是第一步，要建宗祠，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宗祠建设非常讲究风水，从地质勘测到图纸设计，从建材采购到施工监督，理事会里的5名成员忙前忙后，历时一年，宗祠终于顺利完工。如今，节庆时村民就在宗祠开展活动，哪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到这里摆酒宴请。有些村民过意不去，主动把之前不愿意捐的款捐上了。
修建宗祠原本是为了寻根问祖、缅怀先辈、激励后人，却意想不到地把政府、社会、群众的力量紧紧粘合在了一起，既调动了各种社会资源，增强了村民主体意识，又推动了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以前都是等上面的项目，现在是大家自己主动提要求，主动规划。”刘少华说，他们计划在广场完工之后，再修建一条环湖公路，同时将村里的路灯安装起来。
贤达治村大打人情牌
贤达理事会不仅能办好修道路建宗祠这类大事，村里一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也因为有人帮忙而逐渐理清。
2014年4月，枫林镇水源村贤达理事会成立，共有9名成员，虽然刚刚成立半年时间，但却做成了不少事情。理事会会长柯大玉介绍，他们理清了22个村民小组自1990年之后的财务状况;清理了全村乱占耕地的住房;监督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当过26年村支书、现年61岁的柯大玉可谓是理事会里德高望重的元老，很多棘手问题都由他出面解决。4年前，村民柯某超生了两胎，需要缴纳两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但每次村干部去征收时，他都说拿不出钱，要拖一阵子，这样一拖就是4年。柯大玉主动当起“说客”，一有时间他就跑到柯某家，有时是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有时单纯聊天，有时甚至会拎两瓶酒去。用柯大玉自己的话说：不会爬树的猴子多敲几遍锣。就这样上门十多次，柯某碍不住情面，终于同意缴纳社会抚养费。“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就是磨。我一个退休的，有的是时间。而且都是同乡亲戚，我去的次数多了他也就不好意思了。”柯大玉笑说。
有了这样一群得力的帮手，水源村村支书柯育武感觉轻松多了，他时常跟几位理事会的老党员开玩笑说：“要是你们能活100岁，我就一直在这里当支书！”
在人际关系最为紧密的农村，贤达理事会运用人情攻势和长辈威望，往往能让农村工作事半功倍。在排市村沿河公路的修建过程中，有3户村民不愿意搬迁。袁修云和几名贤达理事会成员便一家一家地做工作。有时候白天找不到人，他们就晚上去。“我已经记不清楚跑了多少次了。不过好在我们几个在村里还挺受大家信任，加上大伙儿都是亲戚，多说几次，他们也就听了。”袁修云回忆，在拆迁的时候，几位理事会成员还去帮村民搬家、拆东西，尽管那几户人家心里不乐意，但看到他们以身作则，怨气也就慢慢散了。
“其实农村工作最讲工作方法”，江志坚说，“村里都讲人情，敬长者，服能人，贤达理事会就是要把这些优秀的村民和党员聚合在一起，与乡村基层组织共同治理农村。”
乡民自治古已有之。在古代，退休的官员或是家族豪门往往承担着一地的村民治理、礼仪教化等功能，被称为“士绅”。但士绅豪门由于势力庞大，往往形成封闭的权力圈子，时常尾大不掉，甚至当地长官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阳新贤达理事会因为共同的村规民约、价值取向而整合在一起，不可否认，他们在调节村民矛盾、协调邻里关系、兴办公益事业等方面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独特优势。“但是，我们也要防止理事会发展成为与村‘两委’分庭抗礼的一极，确保理事会不被宗族黑恶势力操纵和控制，使其始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共同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同时，如何引导这一社会组织遵循自身规律，让其拥有自我调整发展壮大的愿望，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小林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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