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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周到当代,从乡里制到新农村,从王安石到费孝通,数千年过去,中国乡村治理的模式在变化,但各地的探索和创新却一直没有停止。
阳新,一个山区县,又是一个贫困县。全县107万人口,80%在农村。今年,该县积极探索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大力培育和发展村级贤达理事会,构建了一个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农村社会组织为补充、村民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
鼓励能人参与乡村治理
袁修云今年40多岁,是排市镇排市村的一位普通农民。若说他有什么不凡之处,可能就是平日里比较热心,做事干练得体。今年4月,他有了一个新身份——村贤达理事会成员。那天,村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参会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30多人,大家用白纸黑字纷纷写下自己认为最能干的村民,袁修云得了26票的高票数。这个理事会有9名成员,村委会主任钟建国兼任理事长。
今年,阳新县委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位,培育和发展贤达理事会118个,网罗宗族长老、复退军人、离任村干部、创业经商成功人士、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845位“贤达”。
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核心是服务,关键是干部。“现在,农村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愿意留在农村基层的人才越来越难找了。”县委组织部调研科科长江志坚感叹道。农村基层组织“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动力不足”等问题日渐严重,严重影响了农村发展和管理。
“我们村有村民1200人,但村干部只有4人,事情一多,村干部有很多事管不到、管不了,也管不好。”袁修云说。
其实,排市村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在阳新324个行政村中,大多数人口在3000人以上,多的达到6000余人,而村“两委”干部一般只有3—5人,最多也只有7人。如今,排市镇贤达理事会整合社会各阶层人数达772人,是原有参与乡村管理人数的5倍。
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延伸和手臂,贤达理事会主要“反映群众诉求、兴办公益事业、调解邻里纠纷、监督村务财务、破除农村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开展邻里互助、搞好自治管理”,成员全部义务任职,不拿一分钱报酬。
发挥宗祠文化正能量
面对845名乡村贤达,如何运用他们广泛的社会网络积极配合农村基层治理,达成党委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和良好沟通,这成了摆在阳新县委面前的又一道考题。
“调研时我们发现,在阳新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宗祠文化根深蒂固,村民认祖归宗的意识非常强烈。党组织解决不了的事情,有时候能够在宗族内部商量解决。”阳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小林说。
采访4个村,每到一处,村干部都会把我们领到宗祠前参观。每个宗祠风格不一,有的宽大、有的小巧,有的金碧辉煌、有的简约素雅,但几乎都是重新翻修建立起来的。
村干部向大家介绍说,宗祠是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操办家族事务的地方,同姓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宗祠进行。
在古代,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宗祠中裁决。所以,宗祠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走进枫林镇下坡村小坡庄,一座占地面积400多平米的刘家宗祠伫立其间。宗祠飞檐红砖,宽敞恢弘。祠外,泥泞的地面已经铺满了碎石,一座西洋风格的喷泉初具雏形,绿化树苗也刚刚栽好。村民介绍,下一步就会在地面铺上水泥,彼时,一个小型的绿化广场就修建好了。对于一个村民小组,这项工程无疑是巨大的,而它的背后,正是因为有了贤达理事会成员的牵头和协调。
小坡庄贤达理事会副会长刘少华介绍,理事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宗祠。他说,当地人对姓氏宗族拥有强烈的归属感,人们都有修建宗祠的意愿。此前,由于一没资金,二没人组织,这件事被搁置了下来。贤达理事会成立后,这项工程终于有了主心骨。在理事会成员的牵头带领下,绝大多数建设资金由村民自发捐赠,没钱的村民主动投劳。捐款过程中,也有些村民不愿意参与,理事会成员一合计,不够的资金干脆先由自己垫上,刘少华一次就垫了十几万元。
资金问题的解决只是第一步,要建宗祠,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宗祠建设非常讲究风水,从地质勘测到图纸设计,从建材采购到施工监督,理事会里的5名成员忙前忙后,历时一年,宗祠终于顺利完工。如今,节庆时村民就在宗祠开展活动,哪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到这里摆酒宴请。有些村民过意不去,主动把之前不愿意捐的款捐上了。
修建宗祠原本是为了寻根问祖、缅怀先辈、激励后人,却意想不到地把政府、社会、群众的力量紧紧粘合在了一起,既调动了各种社会资源,增强了村民主体意识,又推动了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以前都是等上面的项目,现在是大家自己主动提要求,主动规划。”刘少华说,他们计划在广场完工之后,再修建一条环湖公路,同时将村里的路灯安装起来。
贤达治村大打人情牌
贤达理事会不仅能办好修道路建宗祠这类大事,村里一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也因为有人帮忙而逐渐理清。
2014年4月,枫林镇水源村贤达理事会成立,共有9名成员,虽然刚刚成立半年时间,但却做成了不少事情。理事会会长柯大玉介绍,他们理清了22个村民小组自1990年之后的财务状况;清理了全村乱占耕地的住房;监督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当过26年村支书、现年61岁的柯大玉可谓是理事会里德高望重的元老,很多棘手问题都由他出面解决。4年前,村民柯某超生了两胎,需要缴纳两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但每次村干部去征收时,他都说拿不出钱,要拖一阵子,这样一拖就是4年。柯大玉主动当起“说客”,一有时间他就跑到柯某家,有时是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有时单纯聊天,有时甚至会拎两瓶酒去。用柯大玉自己的话说:不会爬树的猴子多敲几遍锣。就这样上门十多次,柯某碍不住情面,终于同意缴纳社会抚养费。“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就是磨。我一个退休的,有的是时间。而且都是同乡亲戚,我去的次数多了他也就不好意思了。”柯大玉笑说。
有了这样一群得力的帮手,水源村村支书柯育武感觉轻松多了,他时常跟几位理事会的老党员开玩笑说:“要是你们能活100岁,我就一直在这里当支书!”
在人际关系最为紧密的农村,贤达理事会运用人情攻势和长辈威望,往往能让农村工作事半功倍。在排市村沿河公路的修建过程中,有3户村民不愿意搬迁。袁修云和几名贤达理事会成员便一家一家地做工作。有时候白天找不到人,他们就晚上去。“我已经记不清楚跑了多少次了。不过好在我们几个在村里还挺受大家信任,加上大伙儿都是亲戚,多说几次,他们也就听了。”袁修云回忆,在拆迁的时候,几位理事会成员还去帮村民搬家、拆东西,尽管那几户人家心里不乐意,但看到他们以身作则,怨气也就慢慢散了。
“其实农村工作最讲工作方法”,江志坚说,“村里都讲人情,敬长者,服能人,贤达理事会就是要把这些优秀的村民和党员聚合在一起,与乡村基层组织共同治理农村。”
乡民自治古已有之。在古代,退休的官员或是家族豪门往往承担着一地的村民治理、礼仪教化等功能,被称为“士绅”。但士绅豪门由于势力庞大,往往形成封闭的权力圈子,时常尾大不掉,甚至当地长官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阳新贤达理事会因为共同的村规民约、价值取向而整合在一起,不可否认,他们在调节村民矛盾、协调邻里关系、兴办公益事业等方面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独特优势。“但是,我们也要防止理事会发展成为与村‘两委’分庭抗礼的一极,确保理事会不被宗族黑恶势力操纵和控制,使其始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共同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同时,如何引导这一社会组织遵循自身规律,让其拥有自我调整发展壮大的愿望,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小林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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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新,一个山区县,又是一个贫困县。全县107万人口,80%在农村。今年,该县积极探索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大力培育和发展村级贤达理事会,构建了一个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农村社会组织为补充、村民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
鼓励能人参与乡村治理
袁修云今年40多岁,是排市镇排市村的一位普通农民。若说他有什么不凡之处,可能就是平日里比较热心,做事干练得体。今年4月,他有了一个新身份——村贤达理事会成员。那天,村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参会的党员、干部、群众代表30多人,大家用白纸黑字纷纷写下自己认为最能干的村民,袁修云得了26票的高票数。这个理事会有9名成员,村委会主任钟建国兼任理事长。
今年,阳新县委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位,培育和发展贤达理事会118个,网罗宗族长老、复退军人、离任村干部、创业经商成功人士、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845位“贤达”。
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核心是服务,关键是干部。“现在,农村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愿意留在农村基层的人才越来越难找了。”县委组织部调研科科长江志坚感叹道。农村基层组织“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动力不足”等问题日渐严重,严重影响了农村发展和管理。
“我们村有村民1200人,但村干部只有4人,事情一多,村干部有很多事管不到、管不了,也管不好。”袁修云说。
其实,排市村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在阳新324个行政村中,大多数人口在3000人以上,多的达到6000余人,而村“两委”干部一般只有3—5人,最多也只有7人。如今,排市镇贤达理事会整合社会各阶层人数达772人,是原有参与乡村管理人数的5倍。
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延伸和手臂,贤达理事会主要“反映群众诉求、兴办公益事业、调解邻里纠纷、监督村务财务、破除农村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开展邻里互助、搞好自治管理”,成员全部义务任职,不拿一分钱报酬。
发挥宗祠文化正能量
面对845名乡村贤达,如何运用他们广泛的社会网络积极配合农村基层治理,达成党委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和良好沟通,这成了摆在阳新县委面前的又一道考题。
“调研时我们发现,在阳新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宗祠文化根深蒂固,村民认祖归宗的意识非常强烈。党组织解决不了的事情,有时候能够在宗族内部商量解决。”阳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小林说。
采访4个村,每到一处,村干部都会把我们领到宗祠前参观。每个宗祠风格不一,有的宽大、有的小巧,有的金碧辉煌、有的简约素雅,但几乎都是重新翻修建立起来的。
村干部向大家介绍说,宗祠是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操办家族事务的地方,同姓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宗祠进行。
在古代,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宗祠中裁决。所以,宗祠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走进枫林镇下坡村小坡庄,一座占地面积400多平米的刘家宗祠伫立其间。宗祠飞檐红砖,宽敞恢弘。祠外,泥泞的地面已经铺满了碎石,一座西洋风格的喷泉初具雏形,绿化树苗也刚刚栽好。村民介绍,下一步就会在地面铺上水泥,彼时,一个小型的绿化广场就修建好了。对于一个村民小组,这项工程无疑是巨大的,而它的背后,正是因为有了贤达理事会成员的牵头和协调。
小坡庄贤达理事会副会长刘少华介绍,理事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宗祠。他说,当地人对姓氏宗族拥有强烈的归属感,人们都有修建宗祠的意愿。此前,由于一没资金,二没人组织,这件事被搁置了下来。贤达理事会成立后,这项工程终于有了主心骨。在理事会成员的牵头带领下,绝大多数建设资金由村民自发捐赠,没钱的村民主动投劳。捐款过程中,也有些村民不愿意参与,理事会成员一合计,不够的资金干脆先由自己垫上,刘少华一次就垫了十几万元。
资金问题的解决只是第一步,要建宗祠,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宗祠建设非常讲究风水,从地质勘测到图纸设计,从建材采购到施工监督,理事会里的5名成员忙前忙后,历时一年,宗祠终于顺利完工。如今,节庆时村民就在宗祠开展活动,哪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到这里摆酒宴请。有些村民过意不去,主动把之前不愿意捐的款捐上了。
修建宗祠原本是为了寻根问祖、缅怀先辈、激励后人,却意想不到地把政府、社会、群众的力量紧紧粘合在了一起,既调动了各种社会资源,增强了村民主体意识,又推动了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以前都是等上面的项目,现在是大家自己主动提要求,主动规划。”刘少华说,他们计划在广场完工之后,再修建一条环湖公路,同时将村里的路灯安装起来。
贤达治村大打人情牌
贤达理事会不仅能办好修道路建宗祠这类大事,村里一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也因为有人帮忙而逐渐理清。
2014年4月,枫林镇水源村贤达理事会成立,共有9名成员,虽然刚刚成立半年时间,但却做成了不少事情。理事会会长柯大玉介绍,他们理清了22个村民小组自1990年之后的财务状况;清理了全村乱占耕地的住房;监督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当过26年村支书、现年61岁的柯大玉可谓是理事会里德高望重的元老,很多棘手问题都由他出面解决。4年前,村民柯某超生了两胎,需要缴纳两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但每次村干部去征收时,他都说拿不出钱,要拖一阵子,这样一拖就是4年。柯大玉主动当起“说客”,一有时间他就跑到柯某家,有时是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有时单纯聊天,有时甚至会拎两瓶酒去。用柯大玉自己的话说:不会爬树的猴子多敲几遍锣。就这样上门十多次,柯某碍不住情面,终于同意缴纳社会抚养费。“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就是磨。我一个退休的,有的是时间。而且都是同乡亲戚,我去的次数多了他也就不好意思了。”柯大玉笑说。
有了这样一群得力的帮手,水源村村支书柯育武感觉轻松多了,他时常跟几位理事会的老党员开玩笑说:“要是你们能活100岁,我就一直在这里当支书!”
在人际关系最为紧密的农村,贤达理事会运用人情攻势和长辈威望,往往能让农村工作事半功倍。在排市村沿河公路的修建过程中,有3户村民不愿意搬迁。袁修云和几名贤达理事会成员便一家一家地做工作。有时候白天找不到人,他们就晚上去。“我已经记不清楚跑了多少次了。不过好在我们几个在村里还挺受大家信任,加上大伙儿都是亲戚,多说几次,他们也就听了。”袁修云回忆,在拆迁的时候,几位理事会成员还去帮村民搬家、拆东西,尽管那几户人家心里不乐意,但看到他们以身作则,怨气也就慢慢散了。
“其实农村工作最讲工作方法”,江志坚说,“村里都讲人情,敬长者,服能人,贤达理事会就是要把这些优秀的村民和党员聚合在一起,与乡村基层组织共同治理农村。”
乡民自治古已有之。在古代,退休的官员或是家族豪门往往承担着一地的村民治理、礼仪教化等功能,被称为“士绅”。但士绅豪门由于势力庞大,往往形成封闭的权力圈子,时常尾大不掉,甚至当地长官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阳新贤达理事会因为共同的村规民约、价值取向而整合在一起,不可否认,他们在调节村民矛盾、协调邻里关系、兴办公益事业等方面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独特优势。“但是,我们也要防止理事会发展成为与村‘两委’分庭抗礼的一极,确保理事会不被宗族黑恶势力操纵和控制,使其始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共同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同时,如何引导这一社会组织遵循自身规律,让其拥有自我调整发展壮大的愿望,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宛小林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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