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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聊斋志异》这部名著中,除了以人鬼、人狐之间爱情为主题的篇章外,多篇作品描写到了友人之间情谊,在这些“友情叙事”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作者蒲松龄对于友人间情感的深刻理解,纯粹的,真挚的,犹如骨肉之亲,超越生死之限!同时也可以读懂蒲松龄内心对于知己,知音的极度渴望的情感诉求。
关键词:友情;劝善;报恩;托生为子
《聊斋志异》为明末清初作家蒲松龄的传世名著,在这部以鬼狐故事为主的巨著中人鬼、人狐之间的爱情故事所占篇幅较多,如读者所熟知的《连城》《婴宁》等名篇。然而除了男女情爱之外,《聊斋志异》中还突出描写了人鬼、人狐、人神以及人与人之间以友情为基础的情谊,较典型的有《陆判》《田七郎》《成仙》等篇章。在这些故事中,人物之间的真情实意,丝毫不逊色于蒲松龄笔下美轮美奂的男女之爱。“友情叙事”成为了《聊斋志异》中又一经典的故事类型。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写道“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可以看出,《聊斋志异》绝不仅仅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作品,而是充分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与情感。同样,蒲松龄将他对友人间情谊的理解也融入到了《聊斋志异》的作品中,谱写出一篇篇歌颂人间真情谊的佳作。
一、倾力相扶铸真情
蒲松龄之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写道“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1]在《祭父文》中亦称其父“五十岁以舌耕度日”。[2]可见蒲松龄大半生都漂泊在外,以坐馆教书为生。在这近五十余年的外出坐馆生活中,蒲松龄结识了很多友人、名士。这些人中有的是与蒲松龄早年共同进学的友人,如张笃庆,李尧臣,他们三人又被称为“郢中之友”;有的是蒲松龄坐馆的馆主,如沈天祥,王永印,以及本县西铺村毕际有;有的则是缙绅名士,如高珩、唐梦赉等。由于蒲松龄大半生长期离家在外教书,因此与这些挚友的情谊几乎超过了对妻儿的骨肉之情。我们在《陆判》《宫梦弼》《胡四相公》《柳生》等篇章中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蒲松龄对于友人间真情实意的深刻理解。《陆判》是《聊斋异志》中的名篇,也是蒲松龄笔下诠释友情的佳作。在这部作品中,陆判官为其酒友朱尔旦换上聪慧之心,使其文思大进,过眼不忘,终于取得科试冠军,秋闱果中经元,后又为其妻子换上美人之头。在朱尔旦死后,陆判又推荐其在阴间督案务,并且“授有官爵,亦无所苦”,作为友人,陆判可谓不遗余力,仁至义尽。对陆公的助友义举,蒲松龄高度赞赏,并在篇章后异史氏曰中写道“陆公者,可谓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为岁不远,陵阳陆公犹存乎?尚有灵焉否也?为之执鞭,所忻慕焉。”[3]而在另一篇作品《宫梦弼》中,蒲松龄对友情的描写较《陆判》进一步深化。“柳芳华,保定人,财雄一乡,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勒。”由此可见,主人公之一柳芳华是一个仗义疏财之人。然而宫梦弼对于柳芳华来说,却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朋友。“惟一客宫梦弼,陕人,生平无所乞请。”可见宫氏与众不同,而且他与柳芳华的情谊也较他人深厚,“词旨清洒,柳与寝处时最多。”柳芳华的儿子柳和最喜欢与这位宫叔叔玩耍,“每和自熟归,辄与发帖地砖,埋石子伪作埋金为笑。”宫叔叔与柳公子这种埋石子的游戏真是与众不同,这也为后文埋下了伏笔。好景不长,“后十余年,家渐虚,不能供多客之求,于是客渐稀。”由于家道中落而形成门前冷落车马稀,看得出柳家曾经的宾客都是图财而来。不久,柳芳华病故,而此时的柳家已经穷到买不起棺材的地步了。此时,宫梦弼挺身而出,“宫乃自出囊金,为柳经纪。”宫梦弼在柳芳华生前与其相交时无欲无求,在其去世后倾囊相助,为其料理后事,这是何等慷慨的情谊。但该篇故事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与宫梦弼对于友人之子柳和的教育与帮扶。“和益德之,事无大小,悉委宫叔。”此时的宫梦弼成为了柳家的支柱,而他的行为也很古怪“宫时自外入,必袖瓦砾,至室则抛掷暗陬。”没人知道他的用意。当柳和为家境贫困状况担忧时,宫叔教导他说:“子不知作苦难,无论无金。即授汝千金,可立尽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贫?”此番教诲可谓一字千金,宫梦弼作为长辈可谓用心良苦。宫梦弼离开柳家之后,柳和可谓历经磨难,遭遇了各种冷眼,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与柳家定亲的黄家女子不顾父母反对,一路乞讨,千里来投,“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仅一啖”一家三口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这种生活对于柳和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历练。终于,苦尽甘来,一家人在旧房舍中发现“宫往日所抛瓦砾,尽为白金。”“及发他砖,则灿灿皆白镪也。”故事至此,我们才明白当初宫梦弼埋石子的游戏用意何为,他是料到了将来而暗自相助啊!柳和在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激励自己说:“若不自立,负我宫叔。”从此发奋读书,“三年中乡选”。如何说《陆判》中的判官仅仅是满足了友人的功名之心与美妾之梦,那么在《宫梦弼》这则故事中,蒲松龄更加深刻的诠释了“患难之交”的真正内涵。由此可见,蒲松龄对友情的理解绝非“酒肉之交”或“泛泛之交”,而是充满着“倾力相助”“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骨肉情谊。
二、滴水之恩涌泉报
“报恩”是蒲松龄笔下常用的主题,涉及到很多《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有鬼狐报恩,有神仙报恩,还有猛兽报恩。如著名的篇章《小翠》就是写狐女替母报救命之恩的动人故事。“知恩必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蒲松龄的为人准则,而他的这种报恩思想也时常在他以友情为主线的聊斋作品中有所体现,如《王六郎》《丁前溪》《雷曹》等作品。在这些篇章中,报答友人恩情成为蒲松龄烘托友人情谊的最佳叙事手段。在作品《王六郎》中,水鬼王六郎为报许某洒祭酒之恩,为许驱鱼,并与之“情逾骨肉”。在作品《酒友》中,狐狸与车生结为酒友,“促膝欢饮”,狐狸为报车生赐酒之恩,为其出谋划策,“去此东南七里,道侧有遗金,可早取之”“市上养价廉,此奇货可居”。这使得车生“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亩”。而在作品《田七郎》中,主人公田七郎为了报答武承休的救狱之恩,竟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以死报恩”“舍生取义”之举,将蒲松龄笔下的友人报恩主题推向了高峰。武承休主动与田七郎交往,是因夜梦一人告之,唯田七郎可以共患难。我们暂且不看武承休是否怀有功利之心,只看七郎,这确是一位身怀绝技,却心地善良,单纯质朴的英雄豪杰。田七郎本是一位山野猎户,武承休多次“贻金作生计”,然而七郎“固辞不受”。为了安葬自己的妻子,稍稍花费了武承休托购虎皮而赐银两,于是“七郎念终不足以报武,裹粮入山,凡数夜得一虎,全而馈之。”足可见田七郎为人纯朴,仗义疏财。然而半年后“七郎为争猎豹,殴死人命,提将官里去”,武承休为救其性命上下打点,七郎才免得一死。七郎母曰:“小恩可谢,大恩大可谢。”七郎“由是恒数日留公子家,馈遗辄受,不多辞,亦不多报。”此时此刻,田七郎与武承休已成生死之交,这为后来七郎报恩并慷慨赴死埋下了伏笔。果然,武承休摊了冤案,其叔父被屈打致死,他“遂舁叔归,哀愤无所为计”。危难时刻,田七郎挺身而出,先杀罪魁祸首林儿,又单枪匹马闯县衙,将包庇林儿的御史弟弟斩首,后“乃自刭死”“僵卧血泊中,手犹握刃”。逃过一劫的县令惊魂未定,“方停盖审视”,这时“尸忽崛然跃起,意决宰首,已而复踣”。田七郎的死让人感慨不已,扼腕叹息,然而更使人难以释怀的是他对恩人武承休的这份赤诚之心,生死之情。“以死相报,杀身成仁”,这份情谊是何等的伟大与珍贵。蒲松龄在异史氏中如此评价他笔下的这位草莽英雄:“七郎者,愤未尽重,死犹伸之,抑何其神?”“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可见蒲松龄对于这位侠义之士的敬重,从这则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友人间的情谊在蒲松龄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甚至超越生死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蒲松龄对于友人知遇之恩的答报,并不比他在作品中所写的情节逊色。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到淄川县西铺村毕家坐馆,深得馆主毕际有的厚待,二人志趣相投,宾主相宜,互为知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十五年后,毕际有去世,蒲松龄作有八首诗哭之,第三首前两联云:“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丘对斜辉,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天路望人归。”[4]表露了痛丧知己的悲哀,可见两人感情之深。这时的蒲松龄已是年过半百,头发花白,有了辞馆归家的念头。然而毕家此时的八个孩子都没有中举,有的还没有进学,老馆主毕刺史又刚刚过世,毕家对蒲松龄的依赖可想而知。回忆近二十年的交情,蒲松龄无限深情的写下了《赠毕子韦仲》五首,最后一首写道:“落木萧萧冬又幕,一堂灯火两情深”。[5]终于,蒲松龄无法割舍与毕家情谊,再次留了下来,一直到古稀之年方才离开,以此来报答老馆主毕际有的知遇之恩,可见蒲松龄对友人的仁义之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聊斋中很多故事也正是蒲松龄与其友人间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友情;劝善;报恩;托生为子
《聊斋志异》为明末清初作家蒲松龄的传世名著,在这部以鬼狐故事为主的巨著中人鬼、人狐之间的爱情故事所占篇幅较多,如读者所熟知的《连城》《婴宁》等名篇。然而除了男女情爱之外,《聊斋志异》中还突出描写了人鬼、人狐、人神以及人与人之间以友情为基础的情谊,较典型的有《陆判》《田七郎》《成仙》等篇章。在这些故事中,人物之间的真情实意,丝毫不逊色于蒲松龄笔下美轮美奂的男女之爱。“友情叙事”成为了《聊斋志异》中又一经典的故事类型。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写道“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可以看出,《聊斋志异》绝不仅仅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作品,而是充分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与情感。同样,蒲松龄将他对友人间情谊的理解也融入到了《聊斋志异》的作品中,谱写出一篇篇歌颂人间真情谊的佳作。
一、倾力相扶铸真情
蒲松龄之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写道“然自析箸,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1]在《祭父文》中亦称其父“五十岁以舌耕度日”。[2]可见蒲松龄大半生都漂泊在外,以坐馆教书为生。在这近五十余年的外出坐馆生活中,蒲松龄结识了很多友人、名士。这些人中有的是与蒲松龄早年共同进学的友人,如张笃庆,李尧臣,他们三人又被称为“郢中之友”;有的是蒲松龄坐馆的馆主,如沈天祥,王永印,以及本县西铺村毕际有;有的则是缙绅名士,如高珩、唐梦赉等。由于蒲松龄大半生长期离家在外教书,因此与这些挚友的情谊几乎超过了对妻儿的骨肉之情。我们在《陆判》《宫梦弼》《胡四相公》《柳生》等篇章中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蒲松龄对于友人间真情实意的深刻理解。《陆判》是《聊斋异志》中的名篇,也是蒲松龄笔下诠释友情的佳作。在这部作品中,陆判官为其酒友朱尔旦换上聪慧之心,使其文思大进,过眼不忘,终于取得科试冠军,秋闱果中经元,后又为其妻子换上美人之头。在朱尔旦死后,陆判又推荐其在阴间督案务,并且“授有官爵,亦无所苦”,作为友人,陆判可谓不遗余力,仁至义尽。对陆公的助友义举,蒲松龄高度赞赏,并在篇章后异史氏曰中写道“陆公者,可谓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为岁不远,陵阳陆公犹存乎?尚有灵焉否也?为之执鞭,所忻慕焉。”[3]而在另一篇作品《宫梦弼》中,蒲松龄对友情的描写较《陆判》进一步深化。“柳芳华,保定人,财雄一乡,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勒。”由此可见,主人公之一柳芳华是一个仗义疏财之人。然而宫梦弼对于柳芳华来说,却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朋友。“惟一客宫梦弼,陕人,生平无所乞请。”可见宫氏与众不同,而且他与柳芳华的情谊也较他人深厚,“词旨清洒,柳与寝处时最多。”柳芳华的儿子柳和最喜欢与这位宫叔叔玩耍,“每和自熟归,辄与发帖地砖,埋石子伪作埋金为笑。”宫叔叔与柳公子这种埋石子的游戏真是与众不同,这也为后文埋下了伏笔。好景不长,“后十余年,家渐虚,不能供多客之求,于是客渐稀。”由于家道中落而形成门前冷落车马稀,看得出柳家曾经的宾客都是图财而来。不久,柳芳华病故,而此时的柳家已经穷到买不起棺材的地步了。此时,宫梦弼挺身而出,“宫乃自出囊金,为柳经纪。”宫梦弼在柳芳华生前与其相交时无欲无求,在其去世后倾囊相助,为其料理后事,这是何等慷慨的情谊。但该篇故事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与宫梦弼对于友人之子柳和的教育与帮扶。“和益德之,事无大小,悉委宫叔。”此时的宫梦弼成为了柳家的支柱,而他的行为也很古怪“宫时自外入,必袖瓦砾,至室则抛掷暗陬。”没人知道他的用意。当柳和为家境贫困状况担忧时,宫叔教导他说:“子不知作苦难,无论无金。即授汝千金,可立尽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贫?”此番教诲可谓一字千金,宫梦弼作为长辈可谓用心良苦。宫梦弼离开柳家之后,柳和可谓历经磨难,遭遇了各种冷眼,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与柳家定亲的黄家女子不顾父母反对,一路乞讨,千里来投,“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仅一啖”一家三口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这种生活对于柳和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历练。终于,苦尽甘来,一家人在旧房舍中发现“宫往日所抛瓦砾,尽为白金。”“及发他砖,则灿灿皆白镪也。”故事至此,我们才明白当初宫梦弼埋石子的游戏用意何为,他是料到了将来而暗自相助啊!柳和在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激励自己说:“若不自立,负我宫叔。”从此发奋读书,“三年中乡选”。如何说《陆判》中的判官仅仅是满足了友人的功名之心与美妾之梦,那么在《宫梦弼》这则故事中,蒲松龄更加深刻的诠释了“患难之交”的真正内涵。由此可见,蒲松龄对友情的理解绝非“酒肉之交”或“泛泛之交”,而是充满着“倾力相助”“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骨肉情谊。
二、滴水之恩涌泉报
“报恩”是蒲松龄笔下常用的主题,涉及到很多《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有鬼狐报恩,有神仙报恩,还有猛兽报恩。如著名的篇章《小翠》就是写狐女替母报救命之恩的动人故事。“知恩必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蒲松龄的为人准则,而他的这种报恩思想也时常在他以友情为主线的聊斋作品中有所体现,如《王六郎》《丁前溪》《雷曹》等作品。在这些篇章中,报答友人恩情成为蒲松龄烘托友人情谊的最佳叙事手段。在作品《王六郎》中,水鬼王六郎为报许某洒祭酒之恩,为许驱鱼,并与之“情逾骨肉”。在作品《酒友》中,狐狸与车生结为酒友,“促膝欢饮”,狐狸为报车生赐酒之恩,为其出谋划策,“去此东南七里,道侧有遗金,可早取之”“市上养价廉,此奇货可居”。这使得车生“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亩”。而在作品《田七郎》中,主人公田七郎为了报答武承休的救狱之恩,竟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以死报恩”“舍生取义”之举,将蒲松龄笔下的友人报恩主题推向了高峰。武承休主动与田七郎交往,是因夜梦一人告之,唯田七郎可以共患难。我们暂且不看武承休是否怀有功利之心,只看七郎,这确是一位身怀绝技,却心地善良,单纯质朴的英雄豪杰。田七郎本是一位山野猎户,武承休多次“贻金作生计”,然而七郎“固辞不受”。为了安葬自己的妻子,稍稍花费了武承休托购虎皮而赐银两,于是“七郎念终不足以报武,裹粮入山,凡数夜得一虎,全而馈之。”足可见田七郎为人纯朴,仗义疏财。然而半年后“七郎为争猎豹,殴死人命,提将官里去”,武承休为救其性命上下打点,七郎才免得一死。七郎母曰:“小恩可谢,大恩大可谢。”七郎“由是恒数日留公子家,馈遗辄受,不多辞,亦不多报。”此时此刻,田七郎与武承休已成生死之交,这为后来七郎报恩并慷慨赴死埋下了伏笔。果然,武承休摊了冤案,其叔父被屈打致死,他“遂舁叔归,哀愤无所为计”。危难时刻,田七郎挺身而出,先杀罪魁祸首林儿,又单枪匹马闯县衙,将包庇林儿的御史弟弟斩首,后“乃自刭死”“僵卧血泊中,手犹握刃”。逃过一劫的县令惊魂未定,“方停盖审视”,这时“尸忽崛然跃起,意决宰首,已而复踣”。田七郎的死让人感慨不已,扼腕叹息,然而更使人难以释怀的是他对恩人武承休的这份赤诚之心,生死之情。“以死相报,杀身成仁”,这份情谊是何等的伟大与珍贵。蒲松龄在异史氏中如此评价他笔下的这位草莽英雄:“七郎者,愤未尽重,死犹伸之,抑何其神?”“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可见蒲松龄对于这位侠义之士的敬重,从这则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友人间的情谊在蒲松龄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甚至超越生死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蒲松龄对于友人知遇之恩的答报,并不比他在作品中所写的情节逊色。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到淄川县西铺村毕家坐馆,深得馆主毕际有的厚待,二人志趣相投,宾主相宜,互为知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十五年后,毕际有去世,蒲松龄作有八首诗哭之,第三首前两联云:“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丘对斜辉,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天路望人归。”[4]表露了痛丧知己的悲哀,可见两人感情之深。这时的蒲松龄已是年过半百,头发花白,有了辞馆归家的念头。然而毕家此时的八个孩子都没有中举,有的还没有进学,老馆主毕刺史又刚刚过世,毕家对蒲松龄的依赖可想而知。回忆近二十年的交情,蒲松龄无限深情的写下了《赠毕子韦仲》五首,最后一首写道:“落木萧萧冬又幕,一堂灯火两情深”。[5]终于,蒲松龄无法割舍与毕家情谊,再次留了下来,一直到古稀之年方才离开,以此来报答老馆主毕际有的知遇之恩,可见蒲松龄对友人的仁义之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聊斋中很多故事也正是蒲松龄与其友人间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