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命有很多个层面,也有多种可能。每一个人都如此,只要你找到方向,并去践行。王静就是这样。这位与先生共同执掌上市公司“探路者”的女企业家如今身家过亿,但19年前,却还只是四川资阳县一个没读完幼师就出门打工端盘子的小姑娘。在打工过程中,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盛发强。1999年,两人从广西北海北上,在北京香山脚下创立了户外用品“探路者”公司,王静在那里缝制了公司的第一顶帐篷。2007年,探路者上市。公司在“野蛮生长”(盛发强语)的过程中出现了瓶颈,从来没休过一天假的王静在老公的劝说下,淡出夫妻企业,突然拥有了一个长假期。就这样,她开启了自己的另一种生命可能——登山。
2007年3月,此前只有爬香山经验的王静登上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峰,海拔5895米。忍受着强烈的高原反应登顶的王静,立下了要登上海拔8844米的珠峰的誓言。原本带着一点小资情调的旅行,无意中唤醒了她骨子里沉睡的某种力量,点燃了她生命的另一段旅程。此后,她在5年内连续登顶7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2007年,横跨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的卓奥友峰,王静攀登的第一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首次见面礼,是一场雪崩和12级大风;2008年,中国境内的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登顶后下撤时,她差点因过度困倦而冻成雪雕;2009年,尼泊尔境内的玛纳斯鲁峰,海拔8156米,她第二次神遇雪山的灵魂雪莲,也是第一次,直面永久留在雪域上的日本登山者遗骸;2010年5月,登山者心中的圣地,珠穆朗玛峰,生死命题愈来愈真切地摆在她的面前。在他们攀登的过程中,中国登山队的三名队员在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遇难,其中的李斌和韩昕,是王静熟悉的朋友,于是,“必须活着回来”成为她坚定的信念。事实上,每一次攀登都是与自然的生死较量,王静也有流泪、踌躇、犹豫的时候,但每一次,她都以一定要活着的信念登顶,并回到亲人身边。5月22日,王静成为第一位从珠峰南坡登顶的中国大陆女性,“第一”和“之最”在那一刻化为前所未有的淡然——在王静的新著《静静的山》中,她这样记录当时的心情:登顶珠峰,不是终点,仅仅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片段。
“世界上还有比珠峰更高的地方吗?”这位扎着两条长辫登山的姑娘问自己。“有。那是你想触摸天堂的心。”雪山之巅回荡着她自己的回答。由此,连续有了2011年5月,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2012年5月,海拔8463米的马卡鲁峰;2012年7月,海拔8051米的布洛阿特峰;2013年5月,人类登顶珠峰60周年,重返珠峰的登顶。2013年5月,王静记录自己登山经历的《静静的山》出版,文图并茂,整整15万字。用王静的话来说,因为自己从小不爱看书,所以写书比登山还难,但这本语言平实的作品,如同质朴而不多言的她一样,成为了一个以行动践行梦想的启迪。
黝黑的面孔、强壮的身躯、豪迈的语速。这是采访前我对这位登山“女汉子”的设想。但一切预期都不如面对面的震撼,走进被探路者各色产品包围的办公室,穿着连身针织裙的王静出现在我面前,长发飘飘,粉色围巾,因为下午要去电视台录节目,化了淡妆的她更显得脸部线条柔和,说话也轻言细语,但神色中的平静和坚毅,必有卓绝的人生经历在其后。这位两个女孩的母亲、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之一的下一个目标,是今年12月底开启的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登顶加南北两极,计划在196天内完成。而面对女汉子这个称呼,她笑着说:“太彪悍了,我觉得女侠更能接受一些。”
《看世界》:来采访前,我犹豫是走这条路,还是走那一条路过来,是开车还是坐地铁过来等等,突然觉得特别琐碎,而对于你来说,攀登的过程其实是要抛却很多东西的,对吗?
王静:你说得特别对,是需要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点上的。集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做事情专注,但另一个方面是,到了一定程度上就不得不放弃一些事情,什么东西要坚持,什么东西要舍弃,这个思考在每个阶段当中,集中点都不太一样,但是大的方向始终是保持一致的,因为人的精力非常有限。登山也是这样,2007年开始登山时我完全就是一个菜鸟,只登过香山。
《看世界》:毫无专业知识的一个人,怎么能登得上去?
王静:本来我只是想做一个长途旅行,当时有10天长假,以前是从来都没有假期概念的,其实一开始也有点小资成分在里面,比如去一个荒野的茅草屋咖啡厅,甚至是搭帐篷,有点去农场,回到农村,甚至是隐居起来的想法,只不过我是登山。5000多米相对还是可以的,登不上去就下来。但去了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到,甚至可以比一些专业领域的人做得更好。我觉得就来自一个理念,想上去,想去。后来我在登山的过程中接触过成百上千的国际登山家,跟登过珠峰的登山家聊天,他们说体能其实只占了20%,甚至可能会更少,那其他的是什么?信念!就是内心要非常强大。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是有危险的。
《看世界》:看《静静的山》,并没有攀登困难的渲染,也没有太多情感的渲染,每一座雪山好像都只是为了从山脚登顶,所以爬山的时候,目标其实很具体。但这并不代表着不艰难吧?
王静:非常具体,因为只有这个具体的目标,才可以在很困难的过程去支撑自己往前走。第一次登乞力马扎罗峰,出现的高山头疼,就像针扎一样,当时我只知道不能掉队,不能当最后一个,因为我们一个队里面有6个人,我没有经验、能力,我不可能走到最前面,但也不能走最后,如果掉队,就真的把我放下了,我就走不了了。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内心一定要上去的渴望。纪录片《云端有路》出来的时候,有的人说太恐怖了,不敢去登山了。但另一部分人,看完这个片子或听完这个经历,则受到了激励,觉得她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是去年吧,厦门的一个女大学生想考研,考研的过程是很难的,因为天天要背书,但是看了我的纪录短片,她就在我的微博里说:“我也要向你学习,我这几个月,就是学习,就是要考上研究生。”过了几个月,她在微博里留言,说考过了。我想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都会带来一些精神的支撑。我以前理解不了什么叫精神的支撑,今年在攀登努子峰的过程当中,有一个80岁的老人跟我们一起攀登,在大本营见到她时,我正觉得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再去下一个(山峰)了。但在6000多米的时候,她上来了,走得特别慢,我就跟在她的后面,我一直跟在她后面很慢、很慢地走。跟她聊完天以后,我的低落状态马上就改变了。忽然间就有一种精神力量,觉得特别不一样。登山的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人性方面的例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从来不会从这样一个角度感受精神层面是一个什么东西,艺术、歌声,可能都是某种精神层面的强烈表达,但这个(登山)会更强烈。 《看世界》:你说有信念就可以安全登顶回来,但大自然其实是非常残酷的,它不会因为你是有责任感的人而放过你。你有过死亡的准备吗?
王静:大自然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每个人在它面前都是很渺小的。我遇到过雪崩,遇到过12级风,差点回不来。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当有强烈的信念的时候,如果不是亲自经历这个过程,会觉得不可思议,不可能回来,但是你就是走回来了。这个过程给了你更多的信心,之后从安全角度、技能角度要做更多的工作,一旦出发,精力一定要集中,集中在一个点。这个点集中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漫长黑夜里,我只关注着自己的脚怎么迈出去,怎么迈出第二步,我只专注在这个层面上,别的都不想。身体处于一种极度透支的状态,几十个小时不吃不喝,那个时候真的是靠意念、信念走回来的,就是我一定要活着回来。家人在等你,孩子在等你,我觉得可能是孩子与精神支撑的这种力量很强大。我现在每次登山都会带上三个娃娃(把娃娃拿出来看),这是女儿送给我的,它们代表着大女儿、小女儿和爸爸(盛发强),是我的精神力量。以前我没有想过死亡的问题,但现在会经常面对,攀登者最大的成功就是活着回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如果哪一天,我也被埋在了山上,我想,我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只是融入了更大的生命圈。
《看世界》:登山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队友遇难的打击。
王静:是,这也有一些争论。当有队友遇难、或者碰到极致状况的时候,没有办法救,不救是因为知道救不了。当然,也不是说每个状况都救不了,因为你的精神支撑对队友也是特别大的支撑,可能在那里和不在那里都不一样,精神动力都不一样,你走了之后,他可能彻底就完了,彻底就垮了,但他知道你还在等他,他的意志力就不一样,想象力也不一样,所以力量也不一样。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救的,有时候是一定要努力去救的。这特别难以去定夺,一定要去现场才能判定怎么做,所以登山有很多人性的东西在里面。人性一方面是自私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奉献的,要经过具体的环境考验。我们常说在山里很能考验一个人,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人,你对这个人不了解,你让他跟你登一座山,而且登一座8000米高的雪山,你就会更加了解这个人,因为太极致了,他会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表露出来。
《看世界》:王石跟你一起登了4座8000米的山,他对你有什么影响?在书中,你写过他的平和对你登山的心态有很大的改变。
王静:王石是我登山时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还不能用朋友来称呼他,我觉得他是我人生转折的导师之一。我的人生导师都是在我的身边影响我的,妈妈是,小学老师也是。从课本去获得知识,我觉得特别难,但从现实中获取会特别容易。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一般,初中从农村转学到县城后数理化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一个人不要在乎你自己的起点在哪里,不要在乎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只要在意你往哪里移动,你移动得有多快,它们代表了你的方向和你的学习能力,这个才是重要的。这样你的心情会很舒服,你才不会抱怨。我不会抱怨我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我也不会抱怨我家庭贫困。我们现在说幸福感很差,就是因为抱怨太多了。包括很多群里大家都在讨论国家大事,当然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做那么多评论,那么多评判,实际上这个评论就是抱怨,我觉得不需要。中国梦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梦,把自己活好了就有中国梦了。
《看世界》: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王静:我有一个新的计划,7 2,就是从今年12月份开始,计划在196天内去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登顶加南北两极。之所以想在196天内,因为目前这是一个威尔士男登山者所保持的纪录,我想挑战这样一个世界纪录,而女登山者的纪录则是用时11个月。这一次的行程挑战其实是很大的,首先我英语很差,但不会带翻译一起走,只会带一个会英语的摄影师,而且这么长的一个行程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我只是想不断地去确定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只要我出发了,为此努力过,就足够了。
2007年3月,此前只有爬香山经验的王静登上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峰,海拔5895米。忍受着强烈的高原反应登顶的王静,立下了要登上海拔8844米的珠峰的誓言。原本带着一点小资情调的旅行,无意中唤醒了她骨子里沉睡的某种力量,点燃了她生命的另一段旅程。此后,她在5年内连续登顶7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2007年,横跨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的卓奥友峰,王静攀登的第一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首次见面礼,是一场雪崩和12级大风;2008年,中国境内的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登顶后下撤时,她差点因过度困倦而冻成雪雕;2009年,尼泊尔境内的玛纳斯鲁峰,海拔8156米,她第二次神遇雪山的灵魂雪莲,也是第一次,直面永久留在雪域上的日本登山者遗骸;2010年5月,登山者心中的圣地,珠穆朗玛峰,生死命题愈来愈真切地摆在她的面前。在他们攀登的过程中,中国登山队的三名队员在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遇难,其中的李斌和韩昕,是王静熟悉的朋友,于是,“必须活着回来”成为她坚定的信念。事实上,每一次攀登都是与自然的生死较量,王静也有流泪、踌躇、犹豫的时候,但每一次,她都以一定要活着的信念登顶,并回到亲人身边。5月22日,王静成为第一位从珠峰南坡登顶的中国大陆女性,“第一”和“之最”在那一刻化为前所未有的淡然——在王静的新著《静静的山》中,她这样记录当时的心情:登顶珠峰,不是终点,仅仅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片段。
“世界上还有比珠峰更高的地方吗?”这位扎着两条长辫登山的姑娘问自己。“有。那是你想触摸天堂的心。”雪山之巅回荡着她自己的回答。由此,连续有了2011年5月,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2012年5月,海拔8463米的马卡鲁峰;2012年7月,海拔8051米的布洛阿特峰;2013年5月,人类登顶珠峰60周年,重返珠峰的登顶。2013年5月,王静记录自己登山经历的《静静的山》出版,文图并茂,整整15万字。用王静的话来说,因为自己从小不爱看书,所以写书比登山还难,但这本语言平实的作品,如同质朴而不多言的她一样,成为了一个以行动践行梦想的启迪。
黝黑的面孔、强壮的身躯、豪迈的语速。这是采访前我对这位登山“女汉子”的设想。但一切预期都不如面对面的震撼,走进被探路者各色产品包围的办公室,穿着连身针织裙的王静出现在我面前,长发飘飘,粉色围巾,因为下午要去电视台录节目,化了淡妆的她更显得脸部线条柔和,说话也轻言细语,但神色中的平静和坚毅,必有卓绝的人生经历在其后。这位两个女孩的母亲、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之一的下一个目标,是今年12月底开启的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登顶加南北两极,计划在196天内完成。而面对女汉子这个称呼,她笑着说:“太彪悍了,我觉得女侠更能接受一些。”
《看世界》:来采访前,我犹豫是走这条路,还是走那一条路过来,是开车还是坐地铁过来等等,突然觉得特别琐碎,而对于你来说,攀登的过程其实是要抛却很多东西的,对吗?
王静:你说得特别对,是需要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点上的。集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做事情专注,但另一个方面是,到了一定程度上就不得不放弃一些事情,什么东西要坚持,什么东西要舍弃,这个思考在每个阶段当中,集中点都不太一样,但是大的方向始终是保持一致的,因为人的精力非常有限。登山也是这样,2007年开始登山时我完全就是一个菜鸟,只登过香山。
《看世界》:毫无专业知识的一个人,怎么能登得上去?
王静:本来我只是想做一个长途旅行,当时有10天长假,以前是从来都没有假期概念的,其实一开始也有点小资成分在里面,比如去一个荒野的茅草屋咖啡厅,甚至是搭帐篷,有点去农场,回到农村,甚至是隐居起来的想法,只不过我是登山。5000多米相对还是可以的,登不上去就下来。但去了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到,甚至可以比一些专业领域的人做得更好。我觉得就来自一个理念,想上去,想去。后来我在登山的过程中接触过成百上千的国际登山家,跟登过珠峰的登山家聊天,他们说体能其实只占了20%,甚至可能会更少,那其他的是什么?信念!就是内心要非常强大。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是有危险的。
《看世界》:看《静静的山》,并没有攀登困难的渲染,也没有太多情感的渲染,每一座雪山好像都只是为了从山脚登顶,所以爬山的时候,目标其实很具体。但这并不代表着不艰难吧?
王静:非常具体,因为只有这个具体的目标,才可以在很困难的过程去支撑自己往前走。第一次登乞力马扎罗峰,出现的高山头疼,就像针扎一样,当时我只知道不能掉队,不能当最后一个,因为我们一个队里面有6个人,我没有经验、能力,我不可能走到最前面,但也不能走最后,如果掉队,就真的把我放下了,我就走不了了。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内心一定要上去的渴望。纪录片《云端有路》出来的时候,有的人说太恐怖了,不敢去登山了。但另一部分人,看完这个片子或听完这个经历,则受到了激励,觉得她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是去年吧,厦门的一个女大学生想考研,考研的过程是很难的,因为天天要背书,但是看了我的纪录短片,她就在我的微博里说:“我也要向你学习,我这几个月,就是学习,就是要考上研究生。”过了几个月,她在微博里留言,说考过了。我想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都会带来一些精神的支撑。我以前理解不了什么叫精神的支撑,今年在攀登努子峰的过程当中,有一个80岁的老人跟我们一起攀登,在大本营见到她时,我正觉得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再去下一个(山峰)了。但在6000多米的时候,她上来了,走得特别慢,我就跟在她的后面,我一直跟在她后面很慢、很慢地走。跟她聊完天以后,我的低落状态马上就改变了。忽然间就有一种精神力量,觉得特别不一样。登山的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人性方面的例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能从来不会从这样一个角度感受精神层面是一个什么东西,艺术、歌声,可能都是某种精神层面的强烈表达,但这个(登山)会更强烈。 《看世界》:你说有信念就可以安全登顶回来,但大自然其实是非常残酷的,它不会因为你是有责任感的人而放过你。你有过死亡的准备吗?
王静:大自然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每个人在它面前都是很渺小的。我遇到过雪崩,遇到过12级风,差点回不来。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当有强烈的信念的时候,如果不是亲自经历这个过程,会觉得不可思议,不可能回来,但是你就是走回来了。这个过程给了你更多的信心,之后从安全角度、技能角度要做更多的工作,一旦出发,精力一定要集中,集中在一个点。这个点集中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漫长黑夜里,我只关注着自己的脚怎么迈出去,怎么迈出第二步,我只专注在这个层面上,别的都不想。身体处于一种极度透支的状态,几十个小时不吃不喝,那个时候真的是靠意念、信念走回来的,就是我一定要活着回来。家人在等你,孩子在等你,我觉得可能是孩子与精神支撑的这种力量很强大。我现在每次登山都会带上三个娃娃(把娃娃拿出来看),这是女儿送给我的,它们代表着大女儿、小女儿和爸爸(盛发强),是我的精神力量。以前我没有想过死亡的问题,但现在会经常面对,攀登者最大的成功就是活着回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如果哪一天,我也被埋在了山上,我想,我的生命并没有结束,只是融入了更大的生命圈。
《看世界》:登山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队友遇难的打击。
王静:是,这也有一些争论。当有队友遇难、或者碰到极致状况的时候,没有办法救,不救是因为知道救不了。当然,也不是说每个状况都救不了,因为你的精神支撑对队友也是特别大的支撑,可能在那里和不在那里都不一样,精神动力都不一样,你走了之后,他可能彻底就完了,彻底就垮了,但他知道你还在等他,他的意志力就不一样,想象力也不一样,所以力量也不一样。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救的,有时候是一定要努力去救的。这特别难以去定夺,一定要去现场才能判定怎么做,所以登山有很多人性的东西在里面。人性一方面是自私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奉献的,要经过具体的环境考验。我们常说在山里很能考验一个人,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人,你对这个人不了解,你让他跟你登一座山,而且登一座8000米高的雪山,你就会更加了解这个人,因为太极致了,他会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表露出来。
《看世界》:王石跟你一起登了4座8000米的山,他对你有什么影响?在书中,你写过他的平和对你登山的心态有很大的改变。
王静:王石是我登山时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还不能用朋友来称呼他,我觉得他是我人生转折的导师之一。我的人生导师都是在我的身边影响我的,妈妈是,小学老师也是。从课本去获得知识,我觉得特别难,但从现实中获取会特别容易。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一般,初中从农村转学到县城后数理化稍微好一点。我觉得一个人不要在乎你自己的起点在哪里,不要在乎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只要在意你往哪里移动,你移动得有多快,它们代表了你的方向和你的学习能力,这个才是重要的。这样你的心情会很舒服,你才不会抱怨。我不会抱怨我是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我也不会抱怨我家庭贫困。我们现在说幸福感很差,就是因为抱怨太多了。包括很多群里大家都在讨论国家大事,当然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做那么多评论,那么多评判,实际上这个评论就是抱怨,我觉得不需要。中国梦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梦,把自己活好了就有中国梦了。
《看世界》: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王静:我有一个新的计划,7 2,就是从今年12月份开始,计划在196天内去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登顶加南北两极。之所以想在196天内,因为目前这是一个威尔士男登山者所保持的纪录,我想挑战这样一个世界纪录,而女登山者的纪录则是用时11个月。这一次的行程挑战其实是很大的,首先我英语很差,但不会带翻译一起走,只会带一个会英语的摄影师,而且这么长的一个行程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我只是想不断地去确定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只要我出发了,为此努力过,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