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说，包容性增长的提法是中国领导层对过往发展方式的反思，非常典型的是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在过去的十年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跌至50%以下，在全球同类经济体中属于偏下水平。而1981年，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93.4%。在这种背景下，包容性增长和均衡发展弥足珍贵。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决心很大。
　　要做到均衡发展，政府需要重点做到的是：
　　要创造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当前市场发育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政府部门的乱收费（这一度是个大问题），而是过度发育的国有企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抓大放小”原意是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而放活所有中小国有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的界定其实并不太难。比如一些航空企业，很难放入“国计民生”的序列中。国际经验也表明，航空业完全可以由私营企业来处理。不过，现在这些航空企业大多数是中央或重要的地方国企。在“抓大放小”政策提出后大约五六年，中国政府的精力主要在于处理中小企业的“放活”。之后，出乎人们的意料，大量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在较多的领域内，国有企业现在的市场份额都很高。甚至连房地产行业，国有企业也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壮大后对市场发育构成威胁。一是国有企业高层与政府政策决策层联系紧密，因此可以影响到政策制定。
　　政府的规则一开始就偏袒国有企业。二是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占有垄断地位，阻碍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这在成品油领域表现得很明显。
　　 “十二五”规划应该重新反思“抓大”的政策。在一些非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国有企业要进行私营化的改造。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能再由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来任命与管理。如果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决心，应该把一些国有垄断企业进行有效拆分。
　　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价体系要作出实质的改革。对于政府的绩效评价，中国政府的改革是有长足进步的。一开始，政府的各种自上而下的评价并没有一套标准的规则，对一名干部的评价大多数局限于领导的印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地方就开始尝试引入数字化的评价体系。这套有各种权重、貌似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近年来深受批评，原因就在于这套评估体系鼓励政府的过度投资和GDP增长导向。GDP与其他各项指标关系紧密，哪怕不直接提及GDP指标，官员也可能会关注GDP的发展。比如财政增长等与GDP增长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央在近年来有较大的动作，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将与GDP有关的指标剔除在约束性指标之外。不过，地方官员过度追求GDP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
　　笔者的观点是，一要改善这套评价体系，把GDP相关指标排除在外；评价体系中尽量包含一些与环保、民生有关的指标、淡化GDP相关指标的作用。二要大力引入民众和下级官员的评价。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改革表明，光靠内部的各种改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需要有效地赋权予人民。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需要改善之处。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包容性增长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均衡发展。也就是平衡、妥当地处理各项矛盾和需求。公共服务的提高就是当前最重要的矛盾之一，政府多下功夫一点也不为过。
　　以往政府官员大部分精力主要投放于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这样的努力倒是无可厚非。不过，在我国经济增长和财政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仅仅满足于经济增长功能显然与时代脱节。政府官员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投放于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工作上。这也相应地要求将这些指标写入到绩效评价体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