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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货币与金融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尽快筑起“经济与金融高边疆”。
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开放，其目标指向是在清除金融业发展沉疴的基础上，前瞻性分析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趋势，以银行业深层次改革、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整体设计与配套改革为契机，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以战略金融人才的培育为牵引，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全球金融产品定价，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
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十二五”即将收官，作为全球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在过去五年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既取得了具有指标意义的进步，亦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而这些不足，恰恰为后续的改革提供了新的行为空间。
众所周知，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本质而言，是基于定价与交易规则的财富分配转换器，而所谓金融创新，按照笔者的理解，是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金融资本的转换创造更大的收益预期。因此，任何层面的金融创新，均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效率改进。金融作为最高层面的分工形式，其内生性的创新动力来自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匹配度，以及给到市场参与主体的收益预期。
而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取代美欧日本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世界经济力量重心东移的趋势也日渐明显。中国顺势推出的一系列具有开发性新特征的金融公共产品也成为最近几年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一大亮点。不过应当看到，中国尽管是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优越感一向强烈的美日等国羡慕，但中国毕竟不是天外来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2008年的全球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可以置身事外，中国本身也是那场危机的重要受害者之一。中国当时启动的反危机策略在今天看来的确有值得检讨之处，不过，历史从来不能假设，在一个巨型经济体出现增长休克迹象时，手持政策手术刀的操盘手想得最多的，恐怕是如何抢救，之后才会考虑如何治理后遗症。
如此看来，中国在反危机过程中真正值得检讨的，应该是在经济企稳之后，及时清理经济发展沉疴，尽早告别债务驱动型发展模式，将经济增长轨道切换到依靠内生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驱动的发展轨道上来。但是对各地各级政府而言，要告别长期以来养成的增长偏好一般会无比痛苦。而对新的增长路径的探索，不仅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成本，而且还可能伴随巨大的不确定，且在既有政绩考核机制尚未真正转变之前，“理性”的地方政府官员们一般不会拿增长的不确定性做政治赌注。因此，尽管最高决策层一直强调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落实到具体的执行层面，往往出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局面。
中国经济在告别低风险发展阶段之后，今后要取得新的具有指标意义的发展成就，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以及需要克服的经济风险都有可能较以往时期的为大。毋庸置疑，中国的投资效率并不高，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未有实质性提升，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这些年来一直在加大。而随着中国币值的升值、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以及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正大幅上升，假如不能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来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升级，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而一旦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在美国完成，进而掀起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分工大洗牌，中国将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失去竞争优势。谁都知道，中国的王牌是制造业，中国扩充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影响主要依靠的是遍布全球的贸易触角，假如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和贸易价值链的全面提升，中国将很快失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效支撑。而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相对灵活性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的内生性要求。中国当然不能成为国际产业和金融资本低成本获益的乐园，更不可自缚手脚。只有掌握本国货币的定价权，才能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而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是迈向产业与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但是，中国和所有新兴经济体一样，都面临着本国金融体系发育不成熟，高端金融专才欠缺的局面，而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绝非靠一流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就能达成的；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央行在资产方面早已成为全球首席央行，但央行迄今为止所推出的货币政策，并非都匹配中国实际。假如没有更具前瞻性的发展思维，单单依靠货币政策的调整，本身并不能防范金融风险。
尽快构筑“经济与金融高边疆”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是增长乏力迟滞深层次经济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是在金融深化过程中由于金融直觉不足、监管的迟钝或缺位导致金融风险敞口在短期内被急速放大，直接引爆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既要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更要着力打造资本市场良序，始终将金融的稳健发展建立在对实体经济有效增长的预期反映上。对于一个没有太多金融基因且市场与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资本市场，真实世界中的巨大不确定，异常凶险。事实上，A股在今年六七月份遭遇的断崖式下挫，其对市场信心的摧毁力不啻于金融海啸的来临。而从系统性风险的特征来看，由于出现千股跌停，投资者无法及时止损，在这个时间段爆发的风险根本不可能通过分散投资相互抵消或者消除，形成不可分散风险。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意味着股市进入全面市场失灵阶段。在此危亡时刻，为了防止市场信心大面积丧失引致全面金融恐慌，唯有央行通过注入流动性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这是避免股市崩溃的唯一手段。
过去，中国和广大新兴经济体异常担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在本国制造金融危机，那是因为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漏洞为国际资本制造金融危机提供了可能条件。中国长期施行的金融政策又在逐步强化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无风险套利机制，并允许外资在此机制下自由流动，寻求套利空间。随着外资不断涌入及成效不彰的金融产品创新，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势必加剧生产领域中货币紧缩和流通领域中货币过剩的流动性二元化现象。而金融调控的空间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冲销成本的日益增加、资产价格的膨胀和巨额热钱流入等已经显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风险。显见，国际过剩投机资本大量流入我国，既是规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也是对人民币套汇套利的驱动。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和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则从汇率和热钱问题中衍生出来，倘若没有金融资本市场锐意进取和创新成功，则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剧增。
作为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而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价值链获益程度的角度来说，中国亟需培育可与汇丰、高盛匹敌的超级金融资本。有了这些金融力量工具，才有可能利用其对全球金融定价和金融系统稳定的影响力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新常态下，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货币与金融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尽快筑起“经济与金融高边疆”：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培育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打造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以此摆脱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面对全球金融的竞争态势，中国必须构筑能够全方位参与金融分工的种子选手，迫切需要总结以往金融发展的经验，镜鉴美欧金融业教训，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以制度创新和人才培育为牵引，以深层次改革为牵引，切实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快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并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体，海外市场与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为依托的“一体两翼”经营格局，力争培育出一大批真正适应国际化竞争的世界级金融企业，占据全球金融价值链的高端。
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开放，其目标指向是在清除金融业发展沉疴的基础上，前瞻性分析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趋势，以银行业深层次改革、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整体设计与配套改革为契机，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以战略金融人才的培育为牵引，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全球金融产品定价，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
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十二五”即将收官，作为全球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在过去五年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既取得了具有指标意义的进步，亦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而这些不足，恰恰为后续的改革提供了新的行为空间。
众所周知，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本质而言，是基于定价与交易规则的财富分配转换器，而所谓金融创新，按照笔者的理解，是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金融资本的转换创造更大的收益预期。因此，任何层面的金融创新，均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效率改进。金融作为最高层面的分工形式，其内生性的创新动力来自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匹配度，以及给到市场参与主体的收益预期。
而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取代美欧日本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世界经济力量重心东移的趋势也日渐明显。中国顺势推出的一系列具有开发性新特征的金融公共产品也成为最近几年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一大亮点。不过应当看到，中国尽管是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优越感一向强烈的美日等国羡慕，但中国毕竟不是天外来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2008年的全球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可以置身事外，中国本身也是那场危机的重要受害者之一。中国当时启动的反危机策略在今天看来的确有值得检讨之处，不过，历史从来不能假设，在一个巨型经济体出现增长休克迹象时，手持政策手术刀的操盘手想得最多的，恐怕是如何抢救，之后才会考虑如何治理后遗症。
如此看来，中国在反危机过程中真正值得检讨的，应该是在经济企稳之后，及时清理经济发展沉疴，尽早告别债务驱动型发展模式，将经济增长轨道切换到依靠内生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驱动的发展轨道上来。但是对各地各级政府而言，要告别长期以来养成的增长偏好一般会无比痛苦。而对新的增长路径的探索，不仅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成本，而且还可能伴随巨大的不确定，且在既有政绩考核机制尚未真正转变之前，“理性”的地方政府官员们一般不会拿增长的不确定性做政治赌注。因此，尽管最高决策层一直强调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落实到具体的执行层面，往往出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局面。
中国经济在告别低风险发展阶段之后，今后要取得新的具有指标意义的发展成就，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以及需要克服的经济风险都有可能较以往时期的为大。毋庸置疑，中国的投资效率并不高，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未有实质性提升，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这些年来一直在加大。而随着中国币值的升值、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以及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正大幅上升，假如不能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来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升级，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而一旦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在美国完成，进而掀起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分工大洗牌，中国将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失去竞争优势。谁都知道，中国的王牌是制造业，中国扩充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影响主要依靠的是遍布全球的贸易触角，假如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和贸易价值链的全面提升，中国将很快失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效支撑。而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相对灵活性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的内生性要求。中国当然不能成为国际产业和金融资本低成本获益的乐园，更不可自缚手脚。只有掌握本国货币的定价权，才能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而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是迈向产业与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但是，中国和所有新兴经济体一样，都面临着本国金融体系发育不成熟，高端金融专才欠缺的局面，而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绝非靠一流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就能达成的；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央行在资产方面早已成为全球首席央行，但央行迄今为止所推出的货币政策，并非都匹配中国实际。假如没有更具前瞻性的发展思维，单单依靠货币政策的调整，本身并不能防范金融风险。
尽快构筑“经济与金融高边疆”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是增长乏力迟滞深层次经济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是在金融深化过程中由于金融直觉不足、监管的迟钝或缺位导致金融风险敞口在短期内被急速放大，直接引爆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既要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更要着力打造资本市场良序，始终将金融的稳健发展建立在对实体经济有效增长的预期反映上。对于一个没有太多金融基因且市场与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资本市场，真实世界中的巨大不确定，异常凶险。事实上，A股在今年六七月份遭遇的断崖式下挫，其对市场信心的摧毁力不啻于金融海啸的来临。而从系统性风险的特征来看，由于出现千股跌停，投资者无法及时止损，在这个时间段爆发的风险根本不可能通过分散投资相互抵消或者消除，形成不可分散风险。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意味着股市进入全面市场失灵阶段。在此危亡时刻，为了防止市场信心大面积丧失引致全面金融恐慌，唯有央行通过注入流动性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这是避免股市崩溃的唯一手段。
过去，中国和广大新兴经济体异常担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在本国制造金融危机，那是因为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漏洞为国际资本制造金融危机提供了可能条件。中国长期施行的金融政策又在逐步强化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无风险套利机制，并允许外资在此机制下自由流动，寻求套利空间。随着外资不断涌入及成效不彰的金融产品创新，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势必加剧生产领域中货币紧缩和流通领域中货币过剩的流动性二元化现象。而金融调控的空间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冲销成本的日益增加、资产价格的膨胀和巨额热钱流入等已经显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风险。显见，国际过剩投机资本大量流入我国，既是规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也是对人民币套汇套利的驱动。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和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则从汇率和热钱问题中衍生出来，倘若没有金融资本市场锐意进取和创新成功，则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剧增。
作为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而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价值链获益程度的角度来说，中国亟需培育可与汇丰、高盛匹敌的超级金融资本。有了这些金融力量工具，才有可能利用其对全球金融定价和金融系统稳定的影响力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新常态下，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货币与金融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尽快筑起“经济与金融高边疆”：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培育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打造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以此摆脱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面对全球金融的竞争态势，中国必须构筑能够全方位参与金融分工的种子选手，迫切需要总结以往金融发展的经验，镜鉴美欧金融业教训，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以制度创新和人才培育为牵引，以深层次改革为牵引，切实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快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并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体，海外市场与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为依托的“一体两翼”经营格局，力争培育出一大批真正适应国际化竞争的世界级金融企业，占据全球金融价值链的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