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办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宫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