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但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还对其它文学文体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当时和现在语文教育与教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古文运动中，韩愈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为这次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试图通过对韩愈古文理论的研究，能够为我们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古文运动提供帮助，同时能够使其更好地运用在当代的语文教学上。
关键词 韩愈 古文理论 文以明道
前 言
蔡元培曾说，“古文运动是众多作家共同参与的文学上一次革命”。中唐时期，由韩愈、柳宗元倡导，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相继而起，身体力行推动的散文复古运动，在文风上提倡古朴反对奢靡，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师古且创新，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强调作家的思想修养，主张文章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不平则鸣。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主张文、道并重;师古而不拘泥于古，贵在创新;重视道德修养与文章的关系，而且以丰富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古文”的写作规范，开拓了“古文”的应用范围，丰富了“古文”的艺术表现手法。韩愈在理论上为古文运动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上为“古文”的写作树立了典范。其中，韩愈的“文以明道”被视为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下面主要研讨韩愈的这一文论主张。
一、“文以明道”——韩愈古文理论的基点
“文以明道”历来被认为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文与道的关系，一般说来，就是道是文的实质，文是道的形式。“文以明道”在现今的语文教学中也有它的启示作用，它启示着学生作文内容要言之有物并要联系当今社会生活。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两句话道出了韩愈在中唐时代乃至于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韩愈的古文理论以“文以明道”为基点，对于如何运用古文来传道教化百姓，提出了有益的意见，表现出了中唐文人对日渐衰微的儒家之道在文学领域重振的愿望。
贞元九年（793）韩愈二十六岁时写的《争臣论》，其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其道也。（《韩昌黎全集》卷一四），这里，韩愈首次明确提出“文以明道”这个概念。对于“道”，韩愈这样界定：“吾所谓道也，非尔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原道》）所以，从理论层面上讲，韩愈所传之“道”是上承三代圣贤，下接亚圣孟轲，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之道，是儒家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之道。韩愈以前，北周的苏绰、北齐的颜之推，都有儒家的倾向，但是没有标出儒家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韩愈虽本于道，但并不轻视文，他主张”用文尚能”，把重道与尚文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文道结合“论，即”文以明道，卫道重文”，这从新的角度与高度，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写文章的目的在阐扬儒道，另一方面，”明道”所依靠的是“文”，没有好的文章也就谈不到”明道”。这样，在他看来，“文”虽然是手段，它却又是相当重要的。“明道”实际是一个总的标的，它是否能”明”，还是在“文”的优劣。所以韩愈一方面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忘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另一方面他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两种议论，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说出了”文以明道”的兩个侧面。韩愈不视“文“为“道“的附庸，也不把它作为“道”的简单的表现形式，而认为它独立于“道”之外，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这是“文”与“道”的二元论。这表明了韩愈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自觉的文学观念“，强调在儒学、道德等之外，有独立的“文学”之文。
二、存在质疑：“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
对韩愈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对“文以明道”的核心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 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
在《韩愈论》一文中，苏轼对韩愈还另有一番评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此论并非故意标新立异， 在宋代，持有这种看法的远不只苏轼一人。苏轼的学生张耒也撰有《韩愈论》，文中说：“韩退之[注：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程颐也说：“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是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遗书》卷十八）他们都认为韩愈并不是因为要“明道”而作文，而是因学文而及道， 其中显然存在着有意与无意的区别。
韩愈在《争臣论》、《题欧阳公哀辞后》、《答李秀才书》等文中都有“文以明道”的表白，他也确实写过“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之类的“明道”之作，但并不全是为“明道”而作文。韩愈曾说，“性本好文学， 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 沈潜乎训义， 反复乎句读， 砻砻乎事业， 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虽属于自谦之语， 却也比较符合事实。郭绍虞先生说：“实则传道是后世道学家的事， 授业者正是当时古文家的事。所以韩愈于此二者虽是并重， 而比较言之， 则韩愈于道的方面所窥尚浅， 于文的方面所得实深。故韩门弟子与其谓之学道， 不如谓之学文。”因此，过分强调“明道”作用，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 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M].岳麓出版社1999。
[3] [唐]韩愈.《原道》、《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5] 王运熙、杨照，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6] 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 韩愈 古文理论 文以明道
前 言
蔡元培曾说，“古文运动是众多作家共同参与的文学上一次革命”。中唐时期，由韩愈、柳宗元倡导，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相继而起，身体力行推动的散文复古运动，在文风上提倡古朴反对奢靡，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师古且创新，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强调作家的思想修养，主张文章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不平则鸣。韩愈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主张文、道并重;师古而不拘泥于古，贵在创新;重视道德修养与文章的关系，而且以丰富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古文”的写作规范，开拓了“古文”的应用范围，丰富了“古文”的艺术表现手法。韩愈在理论上为古文运动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上为“古文”的写作树立了典范。其中，韩愈的“文以明道”被视为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下面主要研讨韩愈的这一文论主张。
一、“文以明道”——韩愈古文理论的基点
“文以明道”历来被认为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文与道的关系，一般说来，就是道是文的实质，文是道的形式。“文以明道”在现今的语文教学中也有它的启示作用，它启示着学生作文内容要言之有物并要联系当今社会生活。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两句话道出了韩愈在中唐时代乃至于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韩愈的古文理论以“文以明道”为基点，对于如何运用古文来传道教化百姓，提出了有益的意见，表现出了中唐文人对日渐衰微的儒家之道在文学领域重振的愿望。
贞元九年（793）韩愈二十六岁时写的《争臣论》，其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其道也。（《韩昌黎全集》卷一四），这里，韩愈首次明确提出“文以明道”这个概念。对于“道”，韩愈这样界定：“吾所谓道也，非尔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原道》）所以，从理论层面上讲，韩愈所传之“道”是上承三代圣贤，下接亚圣孟轲，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之道，是儒家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之道。韩愈以前，北周的苏绰、北齐的颜之推，都有儒家的倾向，但是没有标出儒家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韩愈虽本于道，但并不轻视文，他主张”用文尚能”，把重道与尚文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文道结合“论，即”文以明道，卫道重文”，这从新的角度与高度，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写文章的目的在阐扬儒道，另一方面，”明道”所依靠的是“文”，没有好的文章也就谈不到”明道”。这样，在他看来，“文”虽然是手段，它却又是相当重要的。“明道”实际是一个总的标的，它是否能”明”，还是在“文”的优劣。所以韩愈一方面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忘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另一方面他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两种议论，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说出了”文以明道”的兩个侧面。韩愈不视“文“为“道“的附庸，也不把它作为“道”的简单的表现形式，而认为它独立于“道”之外，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这是“文”与“道”的二元论。这表明了韩愈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自觉的文学观念“，强调在儒学、道德等之外，有独立的“文学”之文。
二、存在质疑：“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
对韩愈及其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对“文以明道”的核心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 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
在《韩愈论》一文中，苏轼对韩愈还另有一番评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此论并非故意标新立异， 在宋代，持有这种看法的远不只苏轼一人。苏轼的学生张耒也撰有《韩愈论》，文中说：“韩退之[注：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程颐也说：“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是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遗书》卷十八）他们都认为韩愈并不是因为要“明道”而作文，而是因学文而及道， 其中显然存在着有意与无意的区别。
韩愈在《争臣论》、《题欧阳公哀辞后》、《答李秀才书》等文中都有“文以明道”的表白，他也确实写过“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之类的“明道”之作，但并不全是为“明道”而作文。韩愈曾说，“性本好文学， 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 沈潜乎训义， 反复乎句读， 砻砻乎事业， 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虽属于自谦之语， 却也比较符合事实。郭绍虞先生说：“实则传道是后世道学家的事， 授业者正是当时古文家的事。所以韩愈于此二者虽是并重， 而比较言之， 则韩愈于道的方面所窥尚浅， 于文的方面所得实深。故韩门弟子与其谓之学道， 不如谓之学文。”因此，过分强调“明道”作用，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 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M].岳麓出版社1999。
[3] [唐]韩愈.《原道》、《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5] 王运熙、杨照，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6] 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