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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导演，分内的事就是以最低的身姿、以弱者的姿态去做想做的东西，去表达想表达的内容??我觉得自己根本无身段可放??文化这个事，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去做的，这和身段高低没什么关系。”
7月7日，抗战纪念日，杭州市中心某酒店里，《搜索》剧组的媒体见面会正在进行。一旁的会议室里，几家电视台已经架好了采访用的摄像机，制片人陈红已在机器前的沙发上落座。导演陈凯歌却走到机器后面，跟年轻的摄像师说起了什么，“这里的光效果不太好”，商量了一会儿，他最后还是决定把采访地点改到采光条件更好的房间。
前一天刚刚到上海宣传完，下一天又要赶往南京，下月即将年满六十的陈凯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巡回宣传，“从《和你在一起》开始就是这样走全国了。”
整整一下午，这位“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被各路媒体围在中间，他始终保持着客气与谦和，虽然在回答一些提问时不失谨慎，但完全没有了以往印象中的那般严肃。陈凯歌现在面对媒体，显得异常放松，时而也调侃一下，言辞中偶尔还会夹杂几句时下的流行词汇。
作为内地电影圈中有名的才子，陈凯歌的文笔也素来为人称道，他的很多关于作品的论述，还有回顾早年岁月的那本自传在行业内外广为流传。不过现在的陈凯歌却一再说自己很笨，很傻。他更愿意谈工作和电影话题，对一些宏观问题则频频回答“不知道”，“这是真话，”在电影这一行，“想把事儿做好的人其实都很弱势”。
对现实的“搜索”
“观众看电影永远是奔着电影本身去的，导演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看的时候是不是喜欢，能否产生共鸣。”
陈凯歌的新片《搜索》似乎是一部“挺不陈凯歌”的电影。
在当代题材领域，陈凯歌之前只有过两次涉足：一是1986年的《大阅兵》，另一次则是2002年的《和你在一起》，其间间隔超过十年。此外，《搜索》改编自一部曾入围鲁迅文学奖的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改编这样的小说，似乎是年轻人和新导演更喜欢的事情。
“素材是别人拿给我看的，我就当一小说看的，觉得整个故事的框架都挺好，没看出是网络小说什么的。”采访中，他几次提到对人、对事要有“平等心”，“其实我看大家都一样，因此我看自己和大家也一样。”至于时下国产片日益流行的“接地气”一说，陈凯歌不置可否。在他看来，除去少数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高媒作品”，大多数电影应该是感性的，而感性的标准则是“生动”。
当下，市场和票房是几乎所有中国电影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对于《搜索》，陈凯歌的定位是“能够得到票房的好电影”。对于影片的市场前景，他说自己有信心，这份信心则来自于观众，“观众看电影永远是奔着电影本身去的，导演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看的时候是不是喜欢，能否产生共鸣。”
一部作品显然难以得到所有人的共鸣。
《搜索》上映后，也评价说陈凯歌已经“低入尘埃”。对此陈凯歌显然在意，采访时他主动提到了这件事，并引用了一句老子的话以为回应：“智慧在低处”。但陈凯歌也很反对导演的某种“自恋”，“我必须说很多影评人和媒体看到好电影的时候是会真心赞扬的，但对导演来说，永远不能存这样的妄念——就是你没做好，还要求别人真心赞同。”面对批评，陈凯歌说自己要努力接受和不同的声音共处，除此别无他法，“这你是改变不了的。”
客观来看，《搜索》确实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
陈凯歌这次把摄影机对准了时下人人牵连其中的互联网，“我们现在都是网络中人了：网络把大家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把大家一网打尽；我们搜索别人，同时也是别人搜索的对象。”他感叹个人在网络面前的无力，“我觉得这也是电影需要关注的。”不过对于网络语境本身，影片的挖掘并不是很深入，焦点还是放在了人物上。
说起来，《搜索》的内核中似乎有不少类似这样的矛盾：片中明星云集、摆设时尚，但说到底这个故事的主体还是关于当下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此外，影片虽然沿用了通俗剧式的架构，爱情、悬疑等类型元素也都各自就位，但这些对商业和市场的诉求并未影响到作品关照现实的力度——影片颇为难得地描写了当前社会上的某些不公。陈凯歌其实已经对原著的一些黑色之处做了修改，“最后的结尾就有点太黑暗，我觉得过了，所以改了。”在他看来，电影还是要“光明化”。
作为导演，陈凯歌自己在《搜索》中的态度似乎也存在不少暧昧之处：一方面他说个人终究是无法打败资本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一次在电影里讲述了弱小对抗强大的故事。陈凯歌说自己电影里的人物都很笨，“但我喜欢这样的人。”他说自己一直是在弱中争强，“其实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也是弱势群体。”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他也笑了，“虽然我知道说这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装’，但其实我的日子真的很辛苦??”陈凯歌突然微微严肃了一点，“当然，接受不了的就当我是在开玩笑吧。”
回望“第五代”
“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国内没有市场，那时的电影也还不是市场经济，还不存在资本的影响。”
在中国电影圈，陈凯歌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一定程度上，他的故事是 “第五代导演”乃至整整一代人的故事。
1952年生于北京，成长期经历了“文革”，然后远赴云南插队??这些经历后来被陈凯歌写进了自传《少年凯歌》。这本书1989年先是在海外出版，数年后进入国内；2009年，重新整理过的该书以《我的青春回忆录》之名在内地再次出版。
1976年，从部队复员的陈凯歌进入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随后在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成为了日后著名的“78班”的一员。1982年，毕业后的陈凯歌被分配到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两年后他被借调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当年即执导了令其一举成名的长片处女作《黄土地》，该片也是“第五代”真正意义上的首部代表作。1986年，陈凯歌再接再厉，在广西厂又拍出了一部名作《孩子王》，该片使他首次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相比风格、叙事等艺术局部问题，陈凯歌早期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整体气场，香港导演王家卫曾说：“看陈凯歌的电影就是要看他那股子霸气。”对于《黄土地》的美学风格，陈凯歌用了一个“藏”字来总结，但该片的艺术锋芒注定是藏不住的：《黄土地》以开创性的审美意境与音画语言轰动一时，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同样，这种艺术创作上的霸气在《孩子王》中也显露无遗。该片原著小说作者阿城曾回忆当时拍摄的旧事：其时阿城正醉心于台湾导演侯孝贤，于是也“忍不住用《童年往事》暗示了一番”。结果陈凯歌丝毫未受影响，“凯歌到底强悍，拍成了自己样式的电影，顺便用镜头将《棋王》、《树王》也轻轻扫荡了”，且“自有幽默在”。 现在看来，《孩子王》是一部异常厚重的电影，全片缓慢的节奏、纯粹的视觉语言，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思考都令人印象深刻。这或许是导演个人最杰出的作品，同时这也是陈凯歌最个人化的电影，结合《少年凯歌》，这部电影里也能更清晰地看到导演自己的身影。对于这部作品，陈凯歌自己的表述倒是格外简单，“反正当时拍的时候我觉得电影就应该是这个感觉。我觉得自己拍得没什么错，因为那时的文化环境和气氛，以及对反思的要求下，电影就应该是这样。”说完《孩子王》，陈凯歌稍稍沉默了一下，然后淡淡地补充了一句：“那个时代对我来说还是更容易点儿。”
当然，对于更多的观众而言，陈凯歌至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还是1993年的《霸王别姬》，该片也是上世纪90年代华语电影的代笔作。这部内地和港台三地影人通力合作的影片最终使陈凯歌和“第五代导演”攀上一个巅峰：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该片令人炫目的成功当时一度勾起了很多人对中国电影的无限期许——虽然这些期待后来大多落空。正如之后多年有人所说：“原以为《霸王别姬》是一个起点，但没想到其实际上是一个终点。”
时过境迁，现在谈起种种过往，陈凯歌的反应很平静。回望最初拍电影的岁月，当时客观条件虽然艰苦，“但创作的感觉反而更为简单”，“剧本当然肯定会有一些把关问题，但那时的国有制片厂都非常支持创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我们最初的那几部真的都是这样。”当然这也有客观大环境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国内没有市场，那时的电影也还不是市场经济，还不存在资本的影响。”谈到自己和“第五代”以往的成就，陈凯歌说的更多是特定时代的特定因素，“其实我们也就是赶上了，就这么发生了，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法复制的??”
从“霸气”到“笨人”
“你不能认定自己所认为的正确就一定是正确或永远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的“霸气”也不再合乎时宜，陈凯歌现在更看重谦虚谨慎，“这也是我较之过去的一点小小进步。”
《霸王别姬》的高峰之后，陈凯歌先后拍摄了《风月》和《荆轲刺秦王》，后两片的反应均参差不齐，尤其是耗资巨大的《荆轲刺秦王》并未取得预期中的评论和市场成功。2002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转型呼之欲出，作为创作中坚的“第五代”开始逐渐向主流靠近。陈凯歌也开始了新尝试，首先是2002年的现实题材文艺片《和你在一起》，虽然其当时的票房绝对数字并不惊人，但该片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平衡，陈凯歌稳稳地走出了新探索的第一步。
之后的2005年，在华语古装大片的汹涌大潮下，陈凯歌“下海”执导了古装魔幻大制作《无极》。然而该片带来的却是巨大挫折，陈凯歌经历了空前的批评和质疑，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之前对他的热切期待瞬间变成了严厉和苛刻。随后他暂时回到了自己更熟悉的领域，先后在2008年和2010年执导了《梅兰芳》和《赵氏孤儿》。
陈凯歌近年来的创作状态有一些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拍电影的时候其实总有一个你认定不改的价值观，你就觉得这个价值观是对的，可是今天拍电影再这样就不好了。”在他看来，今天是一个价值观、精神多元化的时代，因此“你不能认定自己所认为的正确就一定是正确或永远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的“霸气”也不再合乎时宜，陈凯歌现在更看重谦虚谨慎，“这也是我较之过去的一点小小进步。”
面对多元化，选择的难度自然更大了。
对于电影导演和电影创作来说，面对现实的选择也越来越难。这一点陈凯歌深有感受，在今天的环境下，找钱已不是拍电影最难的问题，“最难的问题是怎么拍出好电影，至少是能排除各方面的影响，把各环节都做好的电影。”在当前的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感觉我们目前做到的程度和观众的期望仍距离很大，或者说还远远没能做到最好。”
中国电影需要继续进步，陈凯歌说自己也处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阶段。他对国内的后辈新人也表达了关切，“我觉得现在年轻导演们真的很难，虽然我接触的不多，但我能想象他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很多困难。”但对于这样的局面，他给不出什么好的建议，“不是说不愿意帮助新人，而是说其实大家都一样，我自己这儿也难着呢。”根本问题还是只能由各人自己判断，“你想做什么样的导演，拍什么样的电影给什么样的观众看，这些问题真得自己想明白了。”
对于中国电影产业，陈凯歌也有自己的期望，“我非常希望大环境能够变得更良性，能使得人人各得其所。”这样的愿景如何才能实现？陈凯歌说自己也没有对策，“我不能把握全局，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被广泛讨论的中国电影大势以及一些时下人人都在发布高见的问题，他频频以“不知道”和“说不清楚”作答，“这是实话，我真的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这些，其实一直就不太关心。”
他的回答也有非常明确的时候，比如面对中外合拍热潮，陈凯歌的态度就比较直接：“我应该不会参与这类项目”。这样的表态多少让人有些意外，毕竟陈凯歌是最早一批与国际合作的内地电影人，其1991年的作品《边走边唱》就有来自海外的投资，此外他也是国内少数真正具有西片执导经验的导演——早在2002年，陈凯歌就在英国拍过一部英语片《温柔地杀死我》（Killing Me Softly）。不过现在的他对合拍却显得兴趣不足，“因为我只能拍自己喜欢的东西，即便是我感兴趣的题材也得剧本修改到我喜欢的程度才行”，而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很难”。同样，对于导演以外的监制等工作，他说自己也干不了，“那是聪明人的活儿”，陈凯歌又一次略带自嘲地说自己是笨人。
虽然近年来行事风格渐趋平和内敛，不过陈凯歌在电影创作方面依然壮心不已，“都这个岁数了，但我对自己还有很多期待，期待继续做出有质量的电影。”一方面他淡然回应“派活儿的事我从来做不了”，另一方面，当说到自己想拍的东西时，这位年近六旬的大导演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特别放不下知青题材，我一定要拍这个，而且会做好不计工本的准备，就算是别人不接受、片子赔钱，我都想拍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陈凯歌沉吟了一下，然后用了一个时髦词儿，“太不给力了。”
7月7日，抗战纪念日，杭州市中心某酒店里，《搜索》剧组的媒体见面会正在进行。一旁的会议室里，几家电视台已经架好了采访用的摄像机，制片人陈红已在机器前的沙发上落座。导演陈凯歌却走到机器后面，跟年轻的摄像师说起了什么，“这里的光效果不太好”，商量了一会儿，他最后还是决定把采访地点改到采光条件更好的房间。
前一天刚刚到上海宣传完，下一天又要赶往南京，下月即将年满六十的陈凯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巡回宣传，“从《和你在一起》开始就是这样走全国了。”
整整一下午，这位“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被各路媒体围在中间，他始终保持着客气与谦和，虽然在回答一些提问时不失谨慎，但完全没有了以往印象中的那般严肃。陈凯歌现在面对媒体，显得异常放松，时而也调侃一下，言辞中偶尔还会夹杂几句时下的流行词汇。
作为内地电影圈中有名的才子，陈凯歌的文笔也素来为人称道，他的很多关于作品的论述，还有回顾早年岁月的那本自传在行业内外广为流传。不过现在的陈凯歌却一再说自己很笨，很傻。他更愿意谈工作和电影话题，对一些宏观问题则频频回答“不知道”，“这是真话，”在电影这一行，“想把事儿做好的人其实都很弱势”。
对现实的“搜索”
“观众看电影永远是奔着电影本身去的，导演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看的时候是不是喜欢，能否产生共鸣。”
陈凯歌的新片《搜索》似乎是一部“挺不陈凯歌”的电影。
在当代题材领域，陈凯歌之前只有过两次涉足：一是1986年的《大阅兵》，另一次则是2002年的《和你在一起》，其间间隔超过十年。此外，《搜索》改编自一部曾入围鲁迅文学奖的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改编这样的小说，似乎是年轻人和新导演更喜欢的事情。
“素材是别人拿给我看的，我就当一小说看的，觉得整个故事的框架都挺好，没看出是网络小说什么的。”采访中，他几次提到对人、对事要有“平等心”，“其实我看大家都一样，因此我看自己和大家也一样。”至于时下国产片日益流行的“接地气”一说，陈凯歌不置可否。在他看来，除去少数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高媒作品”，大多数电影应该是感性的，而感性的标准则是“生动”。
当下，市场和票房是几乎所有中国电影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对于《搜索》，陈凯歌的定位是“能够得到票房的好电影”。对于影片的市场前景，他说自己有信心，这份信心则来自于观众，“观众看电影永远是奔着电影本身去的，导演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看的时候是不是喜欢，能否产生共鸣。”
一部作品显然难以得到所有人的共鸣。
《搜索》上映后，也评价说陈凯歌已经“低入尘埃”。对此陈凯歌显然在意，采访时他主动提到了这件事，并引用了一句老子的话以为回应：“智慧在低处”。但陈凯歌也很反对导演的某种“自恋”，“我必须说很多影评人和媒体看到好电影的时候是会真心赞扬的，但对导演来说，永远不能存这样的妄念——就是你没做好，还要求别人真心赞同。”面对批评，陈凯歌说自己要努力接受和不同的声音共处，除此别无他法，“这你是改变不了的。”
客观来看，《搜索》确实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
陈凯歌这次把摄影机对准了时下人人牵连其中的互联网，“我们现在都是网络中人了：网络把大家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把大家一网打尽；我们搜索别人，同时也是别人搜索的对象。”他感叹个人在网络面前的无力，“我觉得这也是电影需要关注的。”不过对于网络语境本身，影片的挖掘并不是很深入，焦点还是放在了人物上。
说起来，《搜索》的内核中似乎有不少类似这样的矛盾：片中明星云集、摆设时尚，但说到底这个故事的主体还是关于当下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此外，影片虽然沿用了通俗剧式的架构，爱情、悬疑等类型元素也都各自就位，但这些对商业和市场的诉求并未影响到作品关照现实的力度——影片颇为难得地描写了当前社会上的某些不公。陈凯歌其实已经对原著的一些黑色之处做了修改，“最后的结尾就有点太黑暗，我觉得过了，所以改了。”在他看来，电影还是要“光明化”。
作为导演，陈凯歌自己在《搜索》中的态度似乎也存在不少暧昧之处：一方面他说个人终究是无法打败资本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一次在电影里讲述了弱小对抗强大的故事。陈凯歌说自己电影里的人物都很笨，“但我喜欢这样的人。”他说自己一直是在弱中争强，“其实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也是弱势群体。”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他也笑了，“虽然我知道说这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装’，但其实我的日子真的很辛苦??”陈凯歌突然微微严肃了一点，“当然，接受不了的就当我是在开玩笑吧。”
回望“第五代”
“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国内没有市场，那时的电影也还不是市场经济，还不存在资本的影响。”
在中国电影圈，陈凯歌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一定程度上，他的故事是 “第五代导演”乃至整整一代人的故事。
1952年生于北京，成长期经历了“文革”，然后远赴云南插队??这些经历后来被陈凯歌写进了自传《少年凯歌》。这本书1989年先是在海外出版，数年后进入国内；2009年，重新整理过的该书以《我的青春回忆录》之名在内地再次出版。
1976年，从部队复员的陈凯歌进入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随后在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成为了日后著名的“78班”的一员。1982年，毕业后的陈凯歌被分配到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两年后他被借调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当年即执导了令其一举成名的长片处女作《黄土地》，该片也是“第五代”真正意义上的首部代表作。1986年，陈凯歌再接再厉，在广西厂又拍出了一部名作《孩子王》，该片使他首次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相比风格、叙事等艺术局部问题，陈凯歌早期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整体气场，香港导演王家卫曾说：“看陈凯歌的电影就是要看他那股子霸气。”对于《黄土地》的美学风格，陈凯歌用了一个“藏”字来总结，但该片的艺术锋芒注定是藏不住的：《黄土地》以开创性的审美意境与音画语言轰动一时，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同样，这种艺术创作上的霸气在《孩子王》中也显露无遗。该片原著小说作者阿城曾回忆当时拍摄的旧事：其时阿城正醉心于台湾导演侯孝贤，于是也“忍不住用《童年往事》暗示了一番”。结果陈凯歌丝毫未受影响，“凯歌到底强悍，拍成了自己样式的电影，顺便用镜头将《棋王》、《树王》也轻轻扫荡了”，且“自有幽默在”。 现在看来，《孩子王》是一部异常厚重的电影，全片缓慢的节奏、纯粹的视觉语言，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思考都令人印象深刻。这或许是导演个人最杰出的作品，同时这也是陈凯歌最个人化的电影，结合《少年凯歌》，这部电影里也能更清晰地看到导演自己的身影。对于这部作品，陈凯歌自己的表述倒是格外简单，“反正当时拍的时候我觉得电影就应该是这个感觉。我觉得自己拍得没什么错，因为那时的文化环境和气氛，以及对反思的要求下，电影就应该是这样。”说完《孩子王》，陈凯歌稍稍沉默了一下，然后淡淡地补充了一句：“那个时代对我来说还是更容易点儿。”
当然，对于更多的观众而言，陈凯歌至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还是1993年的《霸王别姬》，该片也是上世纪90年代华语电影的代笔作。这部内地和港台三地影人通力合作的影片最终使陈凯歌和“第五代导演”攀上一个巅峰：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该片令人炫目的成功当时一度勾起了很多人对中国电影的无限期许——虽然这些期待后来大多落空。正如之后多年有人所说：“原以为《霸王别姬》是一个起点，但没想到其实际上是一个终点。”
时过境迁，现在谈起种种过往，陈凯歌的反应很平静。回望最初拍电影的岁月，当时客观条件虽然艰苦，“但创作的感觉反而更为简单”，“剧本当然肯定会有一些把关问题，但那时的国有制片厂都非常支持创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我们最初的那几部真的都是这样。”当然这也有客观大环境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国内没有市场，那时的电影也还不是市场经济，还不存在资本的影响。”谈到自己和“第五代”以往的成就，陈凯歌说的更多是特定时代的特定因素，“其实我们也就是赶上了，就这么发生了，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法复制的??”
从“霸气”到“笨人”
“你不能认定自己所认为的正确就一定是正确或永远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的“霸气”也不再合乎时宜，陈凯歌现在更看重谦虚谨慎，“这也是我较之过去的一点小小进步。”
《霸王别姬》的高峰之后，陈凯歌先后拍摄了《风月》和《荆轲刺秦王》，后两片的反应均参差不齐，尤其是耗资巨大的《荆轲刺秦王》并未取得预期中的评论和市场成功。2002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转型呼之欲出，作为创作中坚的“第五代”开始逐渐向主流靠近。陈凯歌也开始了新尝试，首先是2002年的现实题材文艺片《和你在一起》，虽然其当时的票房绝对数字并不惊人，但该片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平衡，陈凯歌稳稳地走出了新探索的第一步。
之后的2005年，在华语古装大片的汹涌大潮下，陈凯歌“下海”执导了古装魔幻大制作《无极》。然而该片带来的却是巨大挫折，陈凯歌经历了空前的批评和质疑，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之前对他的热切期待瞬间变成了严厉和苛刻。随后他暂时回到了自己更熟悉的领域，先后在2008年和2010年执导了《梅兰芳》和《赵氏孤儿》。
陈凯歌近年来的创作状态有一些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拍电影的时候其实总有一个你认定不改的价值观，你就觉得这个价值观是对的，可是今天拍电影再这样就不好了。”在他看来，今天是一个价值观、精神多元化的时代，因此“你不能认定自己所认为的正确就一定是正确或永远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的“霸气”也不再合乎时宜，陈凯歌现在更看重谦虚谨慎，“这也是我较之过去的一点小小进步。”
面对多元化，选择的难度自然更大了。
对于电影导演和电影创作来说，面对现实的选择也越来越难。这一点陈凯歌深有感受，在今天的环境下，找钱已不是拍电影最难的问题，“最难的问题是怎么拍出好电影，至少是能排除各方面的影响，把各环节都做好的电影。”在当前的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感觉我们目前做到的程度和观众的期望仍距离很大，或者说还远远没能做到最好。”
中国电影需要继续进步，陈凯歌说自己也处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阶段。他对国内的后辈新人也表达了关切，“我觉得现在年轻导演们真的很难，虽然我接触的不多，但我能想象他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很多困难。”但对于这样的局面，他给不出什么好的建议，“不是说不愿意帮助新人，而是说其实大家都一样，我自己这儿也难着呢。”根本问题还是只能由各人自己判断，“你想做什么样的导演，拍什么样的电影给什么样的观众看，这些问题真得自己想明白了。”
对于中国电影产业，陈凯歌也有自己的期望，“我非常希望大环境能够变得更良性，能使得人人各得其所。”这样的愿景如何才能实现？陈凯歌说自己也没有对策，“我不能把握全局，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被广泛讨论的中国电影大势以及一些时下人人都在发布高见的问题，他频频以“不知道”和“说不清楚”作答，“这是实话，我真的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这些，其实一直就不太关心。”
他的回答也有非常明确的时候，比如面对中外合拍热潮，陈凯歌的态度就比较直接：“我应该不会参与这类项目”。这样的表态多少让人有些意外，毕竟陈凯歌是最早一批与国际合作的内地电影人，其1991年的作品《边走边唱》就有来自海外的投资，此外他也是国内少数真正具有西片执导经验的导演——早在2002年，陈凯歌就在英国拍过一部英语片《温柔地杀死我》（Killing Me Softly）。不过现在的他对合拍却显得兴趣不足，“因为我只能拍自己喜欢的东西，即便是我感兴趣的题材也得剧本修改到我喜欢的程度才行”，而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很难”。同样，对于导演以外的监制等工作，他说自己也干不了，“那是聪明人的活儿”，陈凯歌又一次略带自嘲地说自己是笨人。
虽然近年来行事风格渐趋平和内敛，不过陈凯歌在电影创作方面依然壮心不已，“都这个岁数了，但我对自己还有很多期待，期待继续做出有质量的电影。”一方面他淡然回应“派活儿的事我从来做不了”，另一方面，当说到自己想拍的东西时，这位年近六旬的大导演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特别放不下知青题材，我一定要拍这个，而且会做好不计工本的准备，就算是别人不接受、片子赔钱，我都想拍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陈凯歌沉吟了一下，然后用了一个时髦词儿，“太不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