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开始集邮，邮龄已四十余年。回顾我的集邮史，既未与人交换过邮品，也不是为了投资理财，而是为了寄托一种思念。
　　我从小在苏北农村长大，而我的父亲远在上海从事医务工作。从我读书识字起，爷爷就教我给父亲写信。开始爷爷说一句，我写一句，歪七扭八的字里行间不但寄托着爷爷、奶奶对父亲的思念，也寄去了我对父亲的想念。每次父亲来信我都爱不释手，信中不光有对我的期望和教导，信封上还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我小心翼翼地把每一封信都珍藏在抽屉里。
　　1957年，我小学毕业，进城读中学。我会独立向父亲表达我的思念了，父亲的来信也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不时随信寄来成套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还寄来了他从自己口粮中省下来的全国粮票。我把父亲寄来的粮票送到爷爷、奶奶手中，撕下一枚枚邮票贴在信封上，寄去家中爷爷、奶奶的平安和我的成绩报告单。
　　1963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来到了父亲身边。这时，可以向父亲当面诉说我的收获与体会、喜悦与沮丧了。父亲像朋友一样对待我，循循善诱，春风细雨滋润了我的心田。我尽情地享受着父爱。我不再依赖书信寄托我对父亲的爱戴了，而父亲仍经常给我买来成套的邮票，让我用这些邮票遥祝爷爷、奶奶平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也席卷了苏北大地。我珍藏在家中抽屉里的信件连同信封都被付之一炬。它不仅烧去了我心爱的邮票，也毁去了人间亲情的见证。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沈阳工作。离开上海前，父亲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他自己佩戴多年的英纳格手表；一件是一本5页32开，插满了信销票的邮册。我带着这两件心爱的礼物踏上了我的人生征程。到达沈阳后，我又恢复了和父亲的书信联系。我在信中向他倾诉我的工作，倾诉对我的遗传学专业的热爱。父亲叮嘱我：坚定信心，阴云总会过去，光明终将战胜愚昧!我听从父亲的教诲，下班后翻开专业书潜心研读；休息日进图书馆，跑新华书店；用父亲寄来的邮票，写信向母校老师请教……时光一晃十年过去了。一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告知我的母校即将恢复研究生招生，要我作好准备。手捧来信我热泪盈眶。1978年我有幸再次跨入了母校大门，成为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我也再次回到了父亲身边。
　　研究生的三年学业生活飞逝而去。由于我的妻子在北京工作，我又再次离开父亲来到北京。此时的父亲已两鬓斑白。他虽然舍不得我离开，但也不忍心我们夫妻天各一方。临行前他又给我两本16开本的新集邮册，他说：你带去存放寄去的邮票和信件吧。他知道我此次一去，父子只能再次用书信传情了。我到北京后，他老人家为了表达对我的思念，每逢新邮发行日都寄来1枚或数枚首日封。信中大多写有这样的字句：家中一切安好，勿念，望安心工作。逢到农历除夕，他老人家吃过年夜饭，踏着茫茫夜色，迎着声声爆竹，给我寄来一大摞除夕封、迎春封、拜年封。他用这些贴有精美生肖邮票的邮品寄托对儿孙们的日夜思念。而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向他表达我们的新春祝福，向他老人家拜年。这也成了我们父子之间十余年来春节、除夕那天必办的头等大事。
　　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93年1月20日适逢宋庆龄主席诞生一百周年，父亲当日寄来3枚首日封和1枚极限明信片。三天后(癸酉年春节)，他因肝病复发住进医院。当我春节后上班为没有像往常那样接到父亲的春节生肖邮品而纳闷时，突接弟弟电报：父病危速回!我火速赶往上海，父亲却在我到家前永远离我而去。我将春节寄给他的拜年封摆放到他老人家遗体旁，可他再也不能看到我对他的祝福了。
　　父亲离我而去已经七年。七年来，每逢春节我都要寄上一大摞春节封、迎春封和拜年封，但收信人改成了我的孩子。我用这种方式寄托我对父亲永远的思念和对下一辈衷心的祝福。
　　木东集邮寄思念责编/杨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