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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在天，双翅不动，那是最高的境界。”
在蚌埠举行的2000年全国象棋个人赛上，55岁“高龄”的象棋巨人胡荣华第14次获得冠军，距离他第一次登上象棋王位时已过去了四十年。
四十年来，身受东方文化和民族精神影响的胡荣华在他的棋艺生涯中所表现的创造精神和艺术成就长久不衰，他创造的一个个“神话”好像天空划过的一道道光彩夺目的智慧之光，中国棋坛称之为“胡荣华现象”。
在挖掘“胡荣华现象”深层原因时，我不由地联想起另一位文化巨人郭沫若，在笔者的眼中两人是不同领域的艺术大师。稍有些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郭沫若现象”曾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的震动，严格地讲，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悲剧式的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说：“《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
在北京大学的书摊上，装潢精美的《郭沫若全集》几乎无人问津，书库只能当作废纸批发给摊主，摊主以每本一、二元的价格出卖。一个艺术家长期在官场周旋，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必然导致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这恰恰是郭氏悲剧原因的所在。
象棋艺术大师胡荣华，我讲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不是等级称号。在汉语词典中“大师”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大师的存在，绝不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芸芸众生死去，只有他们永生。
胡荣华，1945年出生在上海市，受父辈影响，幼年即学会下象棋。1957年，胡荣华获得上海市少年冠军，1958年底入选上海象棋队。胡荣华进队后在前辈棋手何顺安、朱剑秋、屠景明、徐天利等人的悉心指导下，棋艺水平突飞猛进。1960年6月，在杭州举办的五省市象棋邀请赛上，胡荣华接连战胜黑龙江王嘉良、浙江刘忆慈、辽宁孟立国等一流高手，首获国内高水平邀请赛的冠军。同年年底，15岁的胡荣华以他特有的感悟力和超人的智慧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个人赛上，力挫“棋坛泰斗”杨官，智取中国象坛的普罗米修斯孟立国，击败浙江名将刘忆慈等众多高手，摘取了全国个人赛的桂冠，在颁奖仪式上陈毅元帅赞扬胡荣华“自古英雄出少年”。
少年时代的胡荣华，豪放潇洒，傲视棋坛，傲视人间，傲视大自然。正是这种王者之气，将他所感受的一切化为胸中的激情，此时的他，思想自由地在棋盘上流动，象棋情愫毫无遮掩地在棋盘上宣泄，他用自己的全部心智化作一个象棋的王国，他用整个生命拥抱生活，也拥抱了自然。
平心而论，四十岁以前的胡荣华是不容易接触的。我们只能从他那个时期的棋局和一些文字棋道中感受、体会这位大师的心路历程。“如果说1960年6月前的胡荣华是拜师学艺深山练剑，那么1960年6月起胡荣华就十分自信地开始挟艺游学，争雄弈林了”。象棋艺术大师胡荣华“自1960年～1979年蝉联10届全国冠军，独步弈林，稳执棋坛牛耳20年之久，战绩辉煌无与伦比，这是他棋艺生涯中的全盛时期。”
看过胡荣华这一时期的棋局我们不能不被这位象棋天才所折服。他的棋艺风格时而由内敛而外张，表现了力和狂怒；时而阴柔绵密蕴含着静谧之美；时而潇洒飘逸行云流水，来去自如。我们深感杨官难得，而胡荣华更难得。古今中外，嗜棋者不乏其人，而聚沙城塔，有思想，有创见，有情感，渊博精深的象棋艺术家百年无几，这一点值得深思!艺术家成就愈高，周围献媚者也随之增多，廉价恭维几句不要学问，创造学术成果，不仅需要才气，还要有德性，要淡于名利，心怀博大，坚韧不拔，完成大业的难处远非文字可以尽述，即使伟大艺术家也不是各方面都伟大，奴才听话无用，才人傲物，未必俯首帖耳，容人与容于人都难。
80年代进入了中国象坛的春秋战国时期，柳大华、李来群、吕钦、徐天红、赵国荣、陶汉明、许银川相继登上全国冠军的宝座，成为胡荣华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980年胡荣华饮恨乐山，此时“胡荣华与他的滑铁卢”舆论扑面而来，只因他树立的“敌人”太多了。在那十分残酷而又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胡荣华激流奋进，在1983年的第18届、1988年的第20届、1997年的第32届和2000年的第35届全国象棋个人赛上再展雄风，四度夺魁，并六捧五羊杯。
无论从成绩上或是从艺术成就上看，自80年代至世纪末的二十年，在真正意义上，仍然没有人能超越胡荣华。
“发现巨人的缺点并不难，而超过巨匠的艺术成就的人比指责他们的人要少得多，添上一块石头，去掉一筐土，都不会改变山峰的高度。”
胡荣华首先是创造家。
著名的象棋理论家、国际大师徐天利这样写道：“自1964年起他就凭借着自己拥有的深厚功力，勇敢、执着地全面探索研究象棋艺术领域中许多前人尚未深入的某些重要课题。对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进行了局部乃至主体上的战略性的大改革和再创造。他的创新付诸于实战，总是卓见成效，为众多棋手们所接受、学习，成为一个又一个布局新潮。”
当我们翻阅浩如烟海的棋书后，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读书越多，恐惧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几乎都被表达过，胡荣华的存在究竟是成全了我们还是妨碍了我们。
80年代中期我与胡荣华开始接触，没想到，90年代能亲自与胡大师神游棋局，共同领略象棋给人带来的喜悦、惊叹、震撼。闲余时，我们一起谈古论今，领悟人生的真谛。从他的话语中或一个玩笑中所表现出来的睿智真的使我永生难忘。其实，我对胡大师所表达的深邃思想，当时似懂非懂，当笔者进入知天命之年时，回忆起来才如梦方醒。
在棋的修炼过程中，胡大师主张“人棋合一”，他首先强调做人，其次才是下棋。简言之，一个缺乏道德规范，没有理想和信念的人就不可能磨炼成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绝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棋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如果缺乏悟性，同样无法研通棋之内在联系和规律，也就无法做到“人棋合一”。由此可见，胡大师“人棋合一”的主张来自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
在一次胡荣华象棋艺术特色和风格研讨会上有人评价，他的棋艺风格明显地带有“海派特色”——“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海纳百川首先来自于如海的心胸。
1996年春天全国象棋团体赛在成都市新都县举行，一天在返回住地的路上，我与胡大师、吕钦结伴而行，少不了天南地北的神侃，当谈到棋界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我不免发些牢骚。胡大师也知我是个心中藏不住事情的人，这时，他面带微笑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在五代后梁时，浙江奉化出了个怪和尚，此人身材短胖，肚子奇大，加上言语无常，四处坐卧，常用竹棍挑着大口袋在闹市中化缘，他能预言天气阴晴，为人说祸福，十分灵验，怪和尚圆寂时端坐在一块盘石上，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说完，谧然而逝。人们这才悟到，原来这位胖和尚就是弥勒佛的化身，以后人们便按照他的模样塑成中国式的大肚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是弥勒佛的心态，当然并非是最高境界，实际天下本无可笑之人。
他告诫我们要去掉一切成见，割断一切理智的观察和思考，达到忘物、忘我的境界，处世“不就利”、“不违害”，要“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真正做到“无天怨、无人非”。对传说的诠释，表达了胡大师超凡入化的人生态度。
在棋界，胡大师的为人参悟之趣以及超凡脱俗的性情和他自然平和的人生态度，无不为同道之人肃然起敬，稍稍熟悉胡大师的人都知晓最使他痛苦不堪的就是“为官”。有文字为证：“浩瀚天宇，苍茫人寰，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功名成就，毕竟是身外之物，人生在世，虚名浮利不过是过眼烟云。”
凝视着摊放在桌面上的胡大师在亚象联合会议上沉思的照片，再见《星洲日报》有关亚洲杯象棋赛的报道，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太阳与蜡烛。
“雄鹰在天，双翅不动，那是最高的境界。”
在蚌埠举行的2000年全国象棋个人赛上，55岁“高龄”的象棋巨人胡荣华第14次获得冠军，距离他第一次登上象棋王位时已过去了四十年。
四十年来，身受东方文化和民族精神影响的胡荣华在他的棋艺生涯中所表现的创造精神和艺术成就长久不衰，他创造的一个个“神话”好像天空划过的一道道光彩夺目的智慧之光，中国棋坛称之为“胡荣华现象”。
在挖掘“胡荣华现象”深层原因时，我不由地联想起另一位文化巨人郭沫若，在笔者的眼中两人是不同领域的艺术大师。稍有些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郭沫若现象”曾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的震动，严格地讲，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悲剧式的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说：“《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
在北京大学的书摊上，装潢精美的《郭沫若全集》几乎无人问津，书库只能当作废纸批发给摊主，摊主以每本一、二元的价格出卖。一个艺术家长期在官场周旋，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必然导致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这恰恰是郭氏悲剧原因的所在。
象棋艺术大师胡荣华，我讲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不是等级称号。在汉语词典中“大师”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大师的存在，绝不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芸芸众生死去，只有他们永生。
胡荣华，1945年出生在上海市，受父辈影响，幼年即学会下象棋。1957年，胡荣华获得上海市少年冠军，1958年底入选上海象棋队。胡荣华进队后在前辈棋手何顺安、朱剑秋、屠景明、徐天利等人的悉心指导下，棋艺水平突飞猛进。1960年6月，在杭州举办的五省市象棋邀请赛上，胡荣华接连战胜黑龙江王嘉良、浙江刘忆慈、辽宁孟立国等一流高手，首获国内高水平邀请赛的冠军。同年年底，15岁的胡荣华以他特有的感悟力和超人的智慧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个人赛上，力挫“棋坛泰斗”杨官，智取中国象坛的普罗米修斯孟立国，击败浙江名将刘忆慈等众多高手，摘取了全国个人赛的桂冠，在颁奖仪式上陈毅元帅赞扬胡荣华“自古英雄出少年”。
少年时代的胡荣华，豪放潇洒，傲视棋坛，傲视人间，傲视大自然。正是这种王者之气，将他所感受的一切化为胸中的激情，此时的他，思想自由地在棋盘上流动，象棋情愫毫无遮掩地在棋盘上宣泄，他用自己的全部心智化作一个象棋的王国，他用整个生命拥抱生活，也拥抱了自然。
平心而论，四十岁以前的胡荣华是不容易接触的。我们只能从他那个时期的棋局和一些文字棋道中感受、体会这位大师的心路历程。“如果说1960年6月前的胡荣华是拜师学艺深山练剑，那么1960年6月起胡荣华就十分自信地开始挟艺游学，争雄弈林了”。象棋艺术大师胡荣华“自1960年～1979年蝉联10届全国冠军，独步弈林，稳执棋坛牛耳20年之久，战绩辉煌无与伦比，这是他棋艺生涯中的全盛时期。”
看过胡荣华这一时期的棋局我们不能不被这位象棋天才所折服。他的棋艺风格时而由内敛而外张，表现了力和狂怒；时而阴柔绵密蕴含着静谧之美；时而潇洒飘逸行云流水，来去自如。我们深感杨官难得，而胡荣华更难得。古今中外，嗜棋者不乏其人，而聚沙城塔，有思想，有创见，有情感，渊博精深的象棋艺术家百年无几，这一点值得深思!艺术家成就愈高，周围献媚者也随之增多，廉价恭维几句不要学问，创造学术成果，不仅需要才气，还要有德性，要淡于名利，心怀博大，坚韧不拔，完成大业的难处远非文字可以尽述，即使伟大艺术家也不是各方面都伟大，奴才听话无用，才人傲物，未必俯首帖耳，容人与容于人都难。
80年代进入了中国象坛的春秋战国时期，柳大华、李来群、吕钦、徐天红、赵国荣、陶汉明、许银川相继登上全国冠军的宝座，成为胡荣华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980年胡荣华饮恨乐山，此时“胡荣华与他的滑铁卢”舆论扑面而来，只因他树立的“敌人”太多了。在那十分残酷而又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胡荣华激流奋进，在1983年的第18届、1988年的第20届、1997年的第32届和2000年的第35届全国象棋个人赛上再展雄风，四度夺魁，并六捧五羊杯。
无论从成绩上或是从艺术成就上看，自80年代至世纪末的二十年，在真正意义上，仍然没有人能超越胡荣华。
“发现巨人的缺点并不难，而超过巨匠的艺术成就的人比指责他们的人要少得多，添上一块石头，去掉一筐土，都不会改变山峰的高度。”
胡荣华首先是创造家。
著名的象棋理论家、国际大师徐天利这样写道：“自1964年起他就凭借着自己拥有的深厚功力，勇敢、执着地全面探索研究象棋艺术领域中许多前人尚未深入的某些重要课题。对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进行了局部乃至主体上的战略性的大改革和再创造。他的创新付诸于实战，总是卓见成效，为众多棋手们所接受、学习，成为一个又一个布局新潮。”
当我们翻阅浩如烟海的棋书后，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读书越多，恐惧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几乎都被表达过，胡荣华的存在究竟是成全了我们还是妨碍了我们。
80年代中期我与胡荣华开始接触，没想到，90年代能亲自与胡大师神游棋局，共同领略象棋给人带来的喜悦、惊叹、震撼。闲余时，我们一起谈古论今，领悟人生的真谛。从他的话语中或一个玩笑中所表现出来的睿智真的使我永生难忘。其实，我对胡大师所表达的深邃思想，当时似懂非懂，当笔者进入知天命之年时，回忆起来才如梦方醒。
在棋的修炼过程中，胡大师主张“人棋合一”，他首先强调做人，其次才是下棋。简言之，一个缺乏道德规范，没有理想和信念的人就不可能磨炼成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绝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棋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如果缺乏悟性，同样无法研通棋之内在联系和规律，也就无法做到“人棋合一”。由此可见，胡大师“人棋合一”的主张来自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
在一次胡荣华象棋艺术特色和风格研讨会上有人评价，他的棋艺风格明显地带有“海派特色”——“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海纳百川首先来自于如海的心胸。
1996年春天全国象棋团体赛在成都市新都县举行，一天在返回住地的路上，我与胡大师、吕钦结伴而行，少不了天南地北的神侃，当谈到棋界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我不免发些牢骚。胡大师也知我是个心中藏不住事情的人，这时，他面带微笑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在五代后梁时，浙江奉化出了个怪和尚，此人身材短胖，肚子奇大，加上言语无常，四处坐卧，常用竹棍挑着大口袋在闹市中化缘，他能预言天气阴晴，为人说祸福，十分灵验，怪和尚圆寂时端坐在一块盘石上，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说完，谧然而逝。人们这才悟到，原来这位胖和尚就是弥勒佛的化身，以后人们便按照他的模样塑成中国式的大肚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是弥勒佛的心态，当然并非是最高境界，实际天下本无可笑之人。
他告诫我们要去掉一切成见，割断一切理智的观察和思考，达到忘物、忘我的境界，处世“不就利”、“不违害”，要“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真正做到“无天怨、无人非”。对传说的诠释，表达了胡大师超凡入化的人生态度。
在棋界，胡大师的为人参悟之趣以及超凡脱俗的性情和他自然平和的人生态度，无不为同道之人肃然起敬，稍稍熟悉胡大师的人都知晓最使他痛苦不堪的就是“为官”。有文字为证：“浩瀚天宇，苍茫人寰，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功名成就，毕竟是身外之物，人生在世，虚名浮利不过是过眼烟云。”
凝视着摊放在桌面上的胡大师在亚象联合会议上沉思的照片，再见《星洲日报》有关亚洲杯象棋赛的报道，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太阳与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