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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
1.带着一个谜出发
北京市打算在2003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先去访问。
这是2003年春。出发那天，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冯刚处长开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感激也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这邀请包含着一种信任，焉能不感激!说带着一个“谜”，则因为北京最富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实验中学等，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前行不久就来到了石景山区委教育工委所在的大院。
我开始接触这个“世界”，首次接触的是一个座谈会，我们到那儿时，那儿的人们都已经坐好了。“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2.自信心和成功感比知识更重要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2003年2月张逸民访问新西兰，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很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
由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我们的学生承受那么大的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张院长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接下来我说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3.你可知何谓“正螺旋状态”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曾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我们家搬到水库工地。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他写道：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想，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成功的轨道。
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遭到嘲笑和批评，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遭受批评，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4.我与孩子
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如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点借鉴价值，也算是有点益处吧。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们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脑海。
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第一个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我们觉得：行!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个对了，有一个字漏了一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我们知道孩子的脑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
好吧，我们配合培养他“认真”。但孩子被罚50遍，漏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
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
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
我说，那还怎么听课?
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
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
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
他说，他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他扫地。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
他说，黑板上的作业他还没抄完。
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抄完?
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
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跟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连环画基本看完。后来“文革”，我的100多本“小人书”都被烧了。再后来，你刚出生，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
现在看来，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位初一女生自己积钱想买一部《哈里波特》，快积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里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动，而是说：“没劲透了!”从此拒绝看《哈里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里波特》，这多合适呀!可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与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为此已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于是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的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是在他的精神深处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每天清晨，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是进不了高中了。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全北京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儿子说：“爸，我会!”这一年，他15岁了。
● 相关思索
成长的状态
这个春天，我获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正螺旋”和“负螺旋”概念，这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所以想写出来和大家共鉴。
假如孩子已处在“负螺旋状态”，请立刻停止对孩子的批评、挖苦和苛责，否则无异于迫害!否则，不论你多么爱孩子，都换不来孩子的“觉悟”，因为你自己就在误区。
因为此时继续给孩子加压，就是往“负螺旋”方向使劲，把孩子往向下的方向推，那就是在制造失败。这时需要立刻着手寻找往“正螺旋”方向推助的用力点。
我想，了解了“正负螺旋”两种状态，还该牢牢记住，“自信心”和“成功感”是促成孩子进入正螺旋状态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
“自信心”很难通过高高在上的表扬使孩子获得。如果孩子处于负螺旋状态，就好比掉在一个坑里，他已经非常困难了，你站在坑上表扬他是没有用的。你也要跳到坑里去，就是说要去学会理解他的困难和痛苦，要找到和他的“共同体验”和“共同语言”，才可能找到帮助他的有效办法，否则他就很难上来。
“成功感”更是孩子自身的体验，没人能代替他体验，但可以为他创造条件去获得成功的体验。总拿高标准去要求他，他达不到就没有成功感可言。你降低难度，他达到了，成功的体验就在他身心产生。不要说低难度没用，请记住新西兰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这里面其实是有哲学的，不仅仅是对待成长中的孩子，我们曾经用“共产主义”的高标准来要求一个生产力水平尚低的社会群体，其结果是付出代价的。
成功的体验不一定只在读书。我记起我的孩子在初一的寒假提出要独自回故乡看外公外婆，我们支持了他。他一个人行程数千里在某个清晨去敲外婆的门，让外婆猛一个惊喜，孩子获得了一次非常快乐的成功体验。
没有成功感，就没有自信心。深刻的成功感，即使在孩子遭遇失败时也会对孩子以持续的支持，这比你的表扬更可靠。所以“成功感”是“自信心”的基础。在“自信心”和“成功感”下面更深一层，还有一个要素叫“求知欲”。每个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欲，失去自信心和成功感，就会损害到“求知欲”，这就损害到深层。“求知欲”受损的表现就是“厌学”。
我们说“基础教育”，如何维护每个孩子都有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欲，确保孩子尝试到成功的乐趣，并由此建立自信，是他将来会随着年龄增长去不断探索无穷知识的蓬勃动力，这是真正的基础。
换句话说，真正的基础是人本身的求知欲望，以及兴致勃勃地去探索、去获取成功的不可阻挡的自信心，而不是客观的知识。因此，时刻注意保护和培养孩子成长中的求知欲、成功感和自信心，是教育至高无上的任务。人生的求知欲是本，知识为末。伤害了学习的欲望，造成厌学，便是舍本逐末，以末害本。
所以，关注孩子处于哪种状态比盯“成绩”重要。当孩子厌学就是处于负螺旋状态，那就不只是成绩处于下降趋势，而是日子虽在延伸，人生却困在岁月中没有成长。若不发生逆转，就会真正“没戏”。你的努力就是要全力以赴帮助他走出“负螺旋”。进入正螺旋状态，那就是上升的趋势，成长的状态，他就会自己向着天空、向着阳光枝繁叶茂地成长。
第二章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
1.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作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接着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生的时间吗?家长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作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写信来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写信来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对我说，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我们的教学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孩子还在一年级，家长都高瞻远瞩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当前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有。压力对学生、老师都普遍存在。”“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这好像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想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人家就订了；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2.考砸了为什么不回家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他们的学业背景。
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阶段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有位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成绩掉下来一大截，到晚上9点了还没回家。家长在晚上7点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了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爸，是我。”女儿的声音。“你没事吧?”“还活着。”“你上哪儿去了?”“跟同学聊天。”“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跟小学同学聊天。”“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告诉他们说别找了，回家了。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吃了。在哪儿吃的?麦当劳。两位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续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呐，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样?”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育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如今考试的内容虽然也在改，比较灵活的考题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你就要迅速作出判断，只要有几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面对应接不暇的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出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岁月。
3.就愿跟陌生人聊天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开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位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选中了她。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她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来京源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的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的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位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是，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F、L……其中有的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一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接待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来访的，哪个年龄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就说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可她还是要去。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张郁茜说。
这位母亲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她不吱声。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她还是不说。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她爸说，聊天?聊什么天，跟谁聊天?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她说，就是陌生人。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她说，这是我的事。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
“你听听这是什么话。”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她爸气得把自己打了一巴掌。女儿就哭了。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她还小，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而且中考就要来了，怎么办?
张郁茜说：“您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
4.与父母签约
张郁茜说：“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但家长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家长就开始批判了。他们说这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说：“他们还真能说。”
张郁茜说：“孩子们认为，家长像这样越往平等靠，越显得不平等。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平等不是摆个平等的姿态就平等了。你看孩子说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办呢，就由她去?就让她放了学去跟陌生人聊天?”“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谈，是交谈，不是谈话，不是领导跟下级谈话那种谈话。不是你说得对我就赞扬，你说得不对我就批评。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长都认为我看着他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样。”
“我还要怎么了解她呢?”“咱们就事论事。你们家有条件上网吗?”“有。”“她为什么不在家里上?”“我们不让她上。”“为什么?”“这不是要中考了吗，上网浪费时间。”“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独感更强，更需要倾诉。他们往往不怕浪费时间。你不让他们上网，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费时间。”
“按您这么说，还得让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儿放学了能回家别去网吧吗?那第一步就先让她回家，让她在家里上网。您可以试着和女儿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试着真正与女儿平等一回，可能出现变化。”
几天后，张郁茜接到那位母亲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我们签约了。”“是吗，怎么签的?”“我们同意女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在家上网，女儿承诺不去网吧。双方签字画押。”“真签字画押?”“是的。”“执行得怎样?”
“起初以为孩子不会接受，没想到一下子就接受了。执行起来也不困难。女儿说，早这样，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乱跑。”
就这样，实现了第一步——女儿回家了。可是，父母仍操着心。她交的网友究竟是谁，女儿为什么迷上跟这个陌生人聊天?“这个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儿呢?”
张郁茜老师用很轻松的语气说：“您看，这个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现在那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议您可以跟女儿聊一聊了。”“怎么聊?”“用感兴趣的语气问问，网上都认识些什么样的朋友?不是质问，不要谈学习，不是表现对她的关心，而是表现出您对网络的兴趣，是您想知道这个您不了解的世界。”
又过了几天，家长又打来电话。
“我跟女儿聊了。没想到她认识的网友不只一个，有好几个，真吓我们一跳。我问，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女儿说也就发发牢骚，聊些日常琐事，也挺无聊的。女儿说是‘无聊对无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亲就与女儿讨论：网上的朋友与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儿说：网上的朋友虽然无话不说，但那是虚拟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对方帮忙。现实中的朋友，则怕受他的伤害，不敢畅所欲言。
电话里，那位母亲还对老师说，原以为女儿就像个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骗，现在发现女儿其实也很防范。再后，发现女儿上网的时间短了，或者不上了，偶尔上网也不是与人聊天了。
张老师说，因为您与孩子建立了沟通，孩子减少了孤独感，上网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当这位母亲再一次来与张郁茜老师“聊天”，一是向老师表示感谢，二也还有担心，她说：“这回，我没跟女儿谈学习，她自己就投入学习了。”
“这不是更好吗?”张老师说。
“那她哪天又自己变回去了呢?”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位母亲还对张老师说，这回我和她爸都没跟她讲什么道理，她自己就变了，这能可靠吗?
我不禁想起了何谓“家长意识”?我们平常在工作中也可能对单位的领导不满意，批评“家长作风”。但也很习惯于在哪级哪级的领导下，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然后取得怎样的成绩，如此才觉得这是成绩，否则有了成绩也好像是不可靠的。这种“家长意识”渗透到我们家庭，在许多平凡、朴实，没有任何社会职务和权力的父母的灵魂中也盘踞着的，在相当广阔的层面上构成我们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
我也没想到，就在大人们谁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埋伏着孩子们多么曲折的渴望。这“聊天”，并非他们喜爱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压力下的曲折寻求。
这种寻求，与其说是寻求倾诉对象，莫如说更内在的是寻找自己……我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我怎么是这样呢?
男孩女孩发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加五彩缤纷千奇百幻的时期，是最有条件全面发展的“天生时机”。他们渴望多方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渴望从每个毛孔里都满溢出来……但是，一种疲于奔命而视野窄小的学习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时唱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唱起来仍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一代孩子唱这歌，虽然也感到挺美，但没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强烈的感受。这一代孩子，不少人对流行歌曲中那些表达孤独、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产生共鸣，以至那些流行歌星发行光碟签名销售时，都市里会突然冒出成千上万狂热的中学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预先到现场维持秩序。
许多家长也不理解，说报刊也说过，有的歌星连简谱都不识，甚至“五音不全”，装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声音嘶哑，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却火极了，成为许多中学生甚至女大学生狂热的崇拜对象，这是咋回事呢?我想，负载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心里积压着说不出的苦闷的学生们，需要那样嘶哑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声来释放他们心底的痛苦，这大约是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还会有大批中学生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宾馆外，齐声高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在家长看来，这是令人欲哭无泪的。在女儿看来，说爱，这是很神圣的。许多父母感到不认识自己的孩子。
5.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同老师们交谈，我得知，许多孩子在上初一时都有过对父母直接或曲折地反映自己心灵困惑的经历，但许多父母除了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加强教导”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一句话就把孩子堵回去。
中考的压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学习成绩令家长的忧虑加深。父母发现孩子自己也缺乏信心，而且不能专心，这时才猛然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谈谈，但所谈仍是“学习、学习”……此时，往往是父母一开口就被孩子堵回来。孩子不愿谈了。一天，有位母亲来找张郁茜老师。她说：“我现在跟孩子说什么都没用。都初三了，他从来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谈，可他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就说‘去去去’。”“你的孩子，以前也没有跟你说过他以后想干什么吗?”张郁茜请她回忆。
她想了想，说：“我问过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想踢足球，我对他说，踢什么球，还是好好读书吧，考高中。”“还说过什么吗?”“后来，他又说想当警察。”“你怎么说?”“我问他，你想当交警还是想当刑警，交警站在马路上吸汽车尾气，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坏蛋，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学习吧，上高中，考大学。”
这位母亲还说，我正经跟他谈，可他就是不正经跟你谈，一会儿踢球，一会儿当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
张老师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在考虑了，他由于对自己将来考大学缺乏信心，所以在考虑上体校、上职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孩子自己把上高中的路放弃了，家长又把他上职业学校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无路，这并非一个家长遇到的问题。
在父母看来，上高中、考大学是光明大道，孩子不考虑上大学就是不考虑前途。父母退而对孩子说，你先考上高中，先读，将来考不上大学再想办法。
可孩子觉得，考不上，我还学它干什么，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孩子想的是：上了职校可以早点毕业，早点找事做，也好早点报答父母。
可父母觉得我们没想要你报答，我们这样苦口婆心为你着想，说什么你都不听，这是自甘堕落。
许多父母因此觉得孩子上进心不强是压力还不够，应该再加压。多数孩子觉得不好直接顶撞父母，最好的防御方法就是不回答，懒得说，“免得在你这里受刺激。”可父母觉得就是要刺激刺激他，把刺激当鞭策。
也有的家长把孩子带到一些很豪华的场所去，希望这样的场所能让孩子感到，如果你不好好学习，没有本事，将来在社会上的生活处境就会是很差的。
有位女生在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写道：“我爸爸很有钱，他多次带我去一些高消费的场所，而且说，‘孩子，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知道你现在是多幸福的吗?’可是我不想要这些，我就想让我爸下了班回家，同我一起吃饭，听我说话。”
是的，就这句“听我说话”……张郁茜说，孩子的要求并不高，就希望你听她说说话。许多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孤独的、苦闷的。
“这时，听她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说，“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听到了过去岁月中“我要读书”的呐喊。我们坐在新中国的课堂里，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的感到阳光灿烂，感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曾以为我们这一代会大笑着跑过我们的青春”，但后来经历“文革”，经历“插队”，我们走过了许多泥泞。
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家长，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学者们会说，知识是铺垫你通往未来的一条大道。可相当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试题严严密密地砌垒起来的“知识”正成为阻挡他们前程的恐怖的高墙。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看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困境。今天，哪个孩子不考虑前途呢?社会正变得五彩缤纷，电视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妩媚……这个世界是我的吗?社会已经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刺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期，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还不断给他压力，不断刺激他，一些孩子就崩溃了。
京源学校组织过这样的班会，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题目：“将来怎样做父母?”
同学们看了，起初一惊，然后是笑。然后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发言。
女生会毫不羞涩地说，我要结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开阔眼界。”“我要经常和他聊天。”“我不会老是命令他这不许干，那不许干。”“我不会老是说他，你这干不好，那干不好。”
还有女生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养小动物，我会天天好好地照顾它们，让它们快乐!”
“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当律师、医生什么的，我想卖花。”这个想法透露出的是学习太累，将来就卖花吧，那也许不要多少学问。
张郁茜告诉我，总的来说，同学们说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让孩子好好学习。”
6.谁帮助了我的孩子
您还记得我的孩子吗，那一年他中考面临着考不上高中的危机，我鼓励他向“名落孙山”那个孙山看齐，争取考上全北京市中考上线那最后一名。结果如何?
那时我没招了，说：“儿子，你不能再跟着老师复习了。”他说：“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吗?”我说：“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师都要面对全班学生，摊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时间?你想老师给你补课，但你将有不少时间在等待中耽误掉。”
“你是说请家教?”“不。请家教，老师还需要一个熟悉你的时间，而且你还有不少时间将耽误在去家教老师那里复习的路上。现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复习。否则你没时间了。”
孩子感到困惑，说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我拿出一张纸、一枝笔，在纸上先画了一株树干，我说，你先从一本课本的目录复习起，一门课就好比这一棵树，目录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树的一棵分枝。每一章里还有小节，这些小节就是分枝上更细一些的分枝，树叶都长在这些细枝上。每一棵树，树叶是最多的，要记住这么多树叶太难了，你复习时把这些树叶先统统丢掉，不去管它。这起码就把难度卸载了一半。
儿子说，树叶是知识点，都不要吗?我说，你说对了，树叶是知识点，如果你先去管这些树叶，你就会用去大部分时间还未必管住多少。别忘了，树叶是最多的，但出现在考卷上的比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树干和树枝搞清楚，就是说先抓重头的。树干就是这门课，你不必记，但你要把哪根树枝长在树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与树干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树枝长在哪根粗树枝上搞清楚。如此把这门课的所有细枝都长在哪些粗枝上，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我相信你把一门课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头，抓住了主要的东西。我相信你绝不会一点树叶都没印象，你平时头脑里已经记住的其实都是那些知识点，只是这些知识点在你头脑里是零散的树叶。你如果把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树叶就在这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长在那树枝上了。知道哪些知识点长在哪个枝头，知识就活了，丢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强调：别忘了，我们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我坚信你只要把树干和分枝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识点在树枝上活了，就这样去考，达到孙山肯定没问题。这样去学，你的难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
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去进攻那些树叶，把你印象不深的树叶弄明白它们长在哪些枝头，能捡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时搞定那些树叶，要比你硬记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强，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说，这样一个过程，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哪个老师能这样帮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听懂了?
儿子的眼睛很亮，他说：“爸，我听懂了。”
我的孩子其实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开始闭门复习，一门课接一门课地“吃”。我和他妈妈看到了孩子非常的用功。
最后，儿子取得了比模拟考成绩跃升76分的中考成绩，远超“孙山”，创造了该校历年考生中考成绩比模拟考试成绩提升幅度最大的纪录。这个纪录对那些拔尖的学生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的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用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
如今对照学校正在普遍开展的“探究性学习”，我想，孩子那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行的拼搏，实际上正是一次“探究性学习”，是通过探究每一门课的来龙去脉，在复习中有效地把“书”读活了。那些课在他心中虽然还不能说达到“叶茂”的程度，但已经长成了一棵棵活生生的大树。是“探究性学习”以及相当程度的“自主方式”，帮助了我的孩子。
7.我们头上有“三座大山”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对我说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家庭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我问哪一座压力最大?他们异口同声：家长!
压力最大之时，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且产生厌学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学，怎么行，于是训斥、挖苦，以种种办法继续加压。有的说：“我看你没戏了，将来就当个民工算了。”有的家长说得很难听。一个学生告诉我：“我父母说我，你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看家，还能杀了吃，你既不能杀了吃，又不能看家……”
我问学生：“你们有恨父母的吗?”他们同声答道：“没有。”
“为什么?”“快中考了，我妈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妈就一样一样地给我报，让我挑。我听烦了，说一声好吧。我妈就上街去买，如果当天在街上买不到，第二天准会出现在饭桌上。”
“每天早晨，我妈连牙膏都给我挤好了，洗脸水也不让我倒……我想我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人这样照顾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说这话的是位女孩，她说着说着，就哭出来了。
“我爱打篮球，曾经说过，我梦想有一双最好的耐克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爸我妈都下岗了。可是前两天，我爸把一双800多块钱的耐克鞋放到我床上，对我说，儿子，这一段你也打不了篮球了，你就穿着它上学吧!而我爸，每天穿一双破解放鞋去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呀!
我再次想起了张逸民院长说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超常付出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张院长随即一口气说出三个依然：学生的负担依然很重，厌学情绪依然很大，自信心和能力依然很差。为什么?
“因为学生学了太多不必要那样学的东西。”
这个声音已经从很多地方冒出来了。可是谁能阻止，谁能改变?老师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到中考结束那一天，你来看吧，学生们考完最后一科，教室里立刻就沸腾了。”
“欢呼?庆祝终于考完了?”我问。“不。学生们撕书、撕笔记本、撕平常让他们做的卷子，撕了还用脚踩，用脚在地上拧，或者撕成碎片，抛在空中，看着纸屑满教室纷飞，大家呐喊、欢呼……”
“这是真的?”“真的。”“普遍吗?”“不是每个学校都有。但有不少学校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个捡破烂的候在考场外，他们知道这一天会有很多破书废纸拣，学校也不会拦阻他们，那些教室是他们收拾干净的。”
老师们还告诉我：“这一天，没有老师会去批评学生。”“有的同学边撕边哭。有的老师看到这场面心里受不了，跑到办公室里掉眼泪。”
“初三，就这样结束了。”“许多父母并不知道，这一代孩子是这样告别初三。”“他们说：痛恨初三!”
●相关思索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
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青年的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我国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人们也普遍认同中考、高考在当今还是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认识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大部分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突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体育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万种知识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位“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校，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从人本上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面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孩子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直到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
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你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应该赏识自己的孩子，赏识不是一般地对孩子的鼓励或赞扬，赏识是要真正认识到自己孩子的才能和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赞扬，由此支持孩子按他所喜爱所擅长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父母的愿望去发展。不论孩子眼下处于什么状态，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第三章孩子在琢磨
对那些“坏孩子”，老师和家长常常头疼就头疼在他们不服管。当他们发生变化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进步主要不是靠外部规范而得，是内部释放出求知的热情、琢磨的能量和探究的潜质。问题是，怎么才能开启学生的琢磨呢?
1．接触王能智
我开始接触王能智。
现在我可以说，他是我国在青少年中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先行者。在今天，“探究性学习”一词正被越来越多的师生重视，我们也不妨以“探究性学习”的方式去了解王能智。那就让我们先忘掉他是个特级教师，把他还原为一个学生，考察这个学生的成长对今天这个王能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王能智生于1942年12月2日。他有个近乎传奇的家世。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姓王从他的爷爷开始，爷爷后来去了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家庭背景对王能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王能智不喜欢历史，喜欢自然。爱大自然，最终使他选择了学地理，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毕业后，被分到了郊区密云县焦家坞中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好校长。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乡村中学的校长对他的影响会有多么久远。
“起初，我对校长印象不好，觉得他太严厉。”
王能智回顾说，那时北京市里的学校都不上历史、地理课了，但焦家坞中学的校长要求我们上。可是没教材，怎么上呀?用“文革”前的老教材上吗?不行，那些教材都被“打倒”了。
“你自己编吧!”校长说。
“我编?”王能智觉得校长在开玩笑。
“你就编个密云县地理。”
“密云县地理?”王能智仍然觉得校长在幽默。
“对呀，编个密云县地理，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没人能批判你。你编，我给你印，用钢板刻出来印。”
校长是认真的。校长叫王树方。
在校长的指导下，王能智果然自己动手编地理教材，除了收入一般的地理常识，还需要去跑密云县的山川河流，田野与森林，28岁的乡村教师生活突然充满了山花麦穗的气息、水库的倒影、牛羊的叫声……
王校长果然亲自用钢板刻，校长是个书法家．钢板字也好极了，然后用油印机印。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王能智30年前编的第一本“校本教材”。其宝贵之处在于：这是把区域经济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正是今日教育变革所需要推行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1975年，王校长要调走了。王能智突然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损失。他永远忘不了校长临走前夕与他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喜欢说怀才不遇，但又不肯下切实的功夫。”校长说。
王能智抬眼看校长，感到这话很有分量，但没吱声。
“你现在境遇不好。”校长是指他有皇族血统，以及爷爷在台湾等历史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你面前，你有什么本事来回答这个机会?”
校长说得语重心长。今天王能智61岁了，他说我依然能看见王校长当年说这话的情景。
那天，王能智帮助校长整理行装。校长知道王能智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校长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
“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
这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2.初试探究性学习1982年
1981年，39岁的王能智从密云调到石景山古城中学教地理。突破性的创造出现在他40岁这年，即1982年。这年秋，王能智开始在初一进行他的教学“尝试”。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不讲黄土高原有什么，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自己编地理课本。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这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一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越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见的效果出现了。
3.激动人心的课堂景象
经过积极的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像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组的某位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牧业，不种粮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
“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300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吗，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其他农业区的商品粮经济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举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内心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不是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像力，以超出老师想像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
这初次的尝试，也给王能智以教育，他得到了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教师，不是自己能教得多少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部琢磨出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王能智给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要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前苏联，现在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怎么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位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去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位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我们不同意。”有个组的男同学站起来说。
“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旺盛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地下水搞灌溉农业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
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几年后白耀仍说：“真正研究性的课，我见过就是王能智的学生讲新疆。”
4.父亲的孔雀石
就在王能智开展创新教学的同时，在他把许多时间给了班上许多孩子的同时，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自己的家中还有多少艰难事。
王能智的女儿毛毛，一出生就发现血小板低，从此开始年复一年的看病、吃药。1981年王能智从乡下调回来，这年女儿5岁。从此他对毛毛有着如父如母的加倍关爱。父爱对女儿疾病的治疗，在心理上也是不能缺少的。
由于经常要去看病，误课，毛毛的成绩在班上总是中游，甚至中下游水平。妻子谢莉英说：“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及格就行了，别对她要求太高。”
王能智说：“你怎么把分数看得那么重要呢，是要让孩子心理健全，有信心，就总会学到东西在社会上就会有生活能力。”
王能智并不对孩子的课本知识有更多的要求，他开始给孩子画画。画了一辆自行车：“毛毛，爸爸将来骑自行车上班。”毛毛说：“将来我也要骑自行车。”王能智画的都是写意画，用线条表达出来，很美，也很容易模仿。毛毛就按父亲画的学着画，很快就产生了兴趣，画得不错。王能智一再表扬她，这使得毛毛很有成就感。
王能智又画了一辆小汽车：“毛毛，将来国家富强了，毛毛长大了，就坐小汽车去上班。”
毛毛认真地模仿着画，就在那一笔一画之间，毛毛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还有了期望国家富强的意识，某种自己也要好强的意念也在心中悄悄地发芽。
毛毛上一年级下学期那年春天，王能智带学生远行到山东兖州煤矿、泰山去作野外考察，谢莉英在他临行前特意交给他10元钱，对他说：“你带的钱买什么我不管，这10元钱你要给毛毛买点什么回来，哪怕买几个糖豆豆也行，别回来一进门，孩子喊你爸，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给孩子。”
谢莉英如此交代，是因为王能智此前出远门买回来的总是书呀杂志什么的，就是没有给孩子的礼物，所以这回特意交代：“这钱，专款专用，你记住了?”王能智说：“记住了。”
数日后王能智回来了，那是个星期日，一进门就高兴地喊：“毛毛，我回来了。”谢莉英心想这回准有东西带给孩子了，没想到他背的、提的全是矿物标本。
“又忘了?”她生气了。
王能智记起来了，马上把那些石头搬出来放到桌上，对孩子说：“毛毛，你快来看，这是爸爸给你带的孔雀石，这是云母片、石英……”毛毛抚摩着那些石头，很有兴趣地看。
王能智去了厨房洗脸。谢莉英想着王能智出门前，女儿还在他包里塞了几颗蒜，说，爸爸，你出门多吃蒜就不会拉肚子，不会感冒，而且你吃蒜就想起我来了。毛毛从小被感冒害苦了，总关心着爸爸别感冒。可是这王能智怎么就想不起给女儿买点什么呢!谢莉英忽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把王能智带回的那些石头全扔进包里，提出门，像倒垃圾那样全部倒进了楼层的垃圾通道。
女儿“哇”地一声哭了。王能智奔出屋：“怎么啦，怎么啦?”“妈妈把孔雀石全扔了!”王能智这才注意到桌上的石头标本全不见了。“你干嘛这样?”他问气鼓鼓的妻子。
“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
“孩子不挺高兴的吗?”王能智说着赶紧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去了。他把他的宝贝石头从臭烘烘的垃圾里一一扒拉出来，女儿也下楼来了，拿来了一个空包。
王能智让女儿：“毛毛，你站远点，这儿臭。”
他把石头一一捡进包里，拿去洗。第二天就把石头背去学校，精心地装进自制的标本盒里，陈列在地理教研室。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毛毛背着书包突然出现在爸爸的办公室，传达室的大爷领着她来的。“你怎么来了?”“我放学了。”
毛毛在古城第二小学上学，离古城中学有一站地。现在她站在爸爸的办公室里说：“爸，我想看孔雀石。”
王能智没想到孩子还关心着那些石头，就带她去看。毛毛就在那玻璃柜前看得非常认真，“爸，你给我讲讲这些石头呀!”王能智很高兴，孩子的兴趣显然已远远地超越糖果。
5.石景山顶的古井
再说王能智的班上，地理教学的进展令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一学期的课，半学期就学完了。王老师发动大家去找来前届学生的课本，提前学。从前，谁经历过这样的事呢?去借书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同学们心中美滋滋地涌动着一种东西叫自豪。
下学期的课本也很快学完了，还学什么?
王能智发现：探讨性学习必然导致学生的目光和兴趣会越出书本。于是引入校外实践活动。
比如提出一个问题，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
王能智说：“我看是个孤丘。”
李丽是位女孩，叫起来道：“不对吧!”
可是，究竟是，还是不是?李丽与4位同学决心去测量石景山的高度，因为只要能测出它的绝对高度大于500米，在地貌学上就不能把石景山判为丘陵。
这一代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被功课捆在教室里，现在上地理课不必死抱课本，可以按自己的选题到野外去透透气，他们的身心都像小鸟那样飞翔起来。
但是，初一学生知识有限，站在石景山下，要测量它的高度，石景山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从哪儿下手?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学会了用经纬仪测出石景山超过了500米，他们就飞跑回来了。
“王老师，您错了，石景山是山，不是丘!”
王能智笑了，自己错了没关系，学生们对了，你看他们多快乐!
学生们还带回来一个问题：“我们爬到了山顶，发现山顶有一口井，用50米的皮尺缒着石块去量，到不了底。从岩层看，那是岩石构成的山，在岩石上凿那么深的井，怎么凿，谁凿的?”这是一个挺大的谜。王能智跟学生去看了，果然有一口深井。“哎，快来看，这儿有建筑的遗迹!”有同学叫起来。
“再找，看还有什么。”
又在杂树丛中找到几块残破的碑石，拼对起来……应该拍照下来!可是没有照相机。
“我回去拿!”一个男孩自告奋勇。！”拼对起来
“别。”李丽说，“再来，天就黑了，下次吧！”学生们自己有主见，王能智很高兴。
等不到下一节地理课，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就去把碑石的照片拍回来了。拿到文物部门去请教，被鉴定为这碑和井都是明代的，山顶曾经有个寺庙，井是和尚打的。文史资料也说，石景山早先叫“石经山”。那“经”是指佛经。
“可是，那井到底有多深?”这个谜仍然紧紧地抓住他们。有什么办法测量吗?王能智说，可以测算。怎么测?用物体的自由落体回声原理去测算。这是啥时候的课呀?高一的《物理》。那我们怎么会呢?向物理老师请教呀!我们能行吗?试试?
他们学会了，测出井深是146米。他们惊讶不已，至今也不明白，那些明代的和尚是怎么凿出这口井的。
这件事情还可以引起以下思索，在卷子上解答本年级的数学、物理问题，为什么还常常出错，用高年级的物理知识去解决一个“深不见底”的井深问题，何以还不是那么难呢?你是否发现，在卷子上，其实有出题的老师故意设下的陷阱，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会考虑走那些弯路，而会考虑用怎样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
他们写了一篇《石景山上的古井》，报纸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这一组男女同学像中国女排运动员那样把手叠在一起说：“太幸福了!”
6.不管多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去证明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这只是一个小组的活动。一天，有个男孩说：“王老师，我一人一个组行吗？”
男孩叫郑保国，功课不好，好打架，人称“个子大，拳头硬”。王能智明白了，其他同学不大乐意与他组合。“好吧。你打算选什么题目?”“我就画对面街道的平面图。”
朝他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将要拆迁的街道，歪七斜八，王能智想，你怎么这么不会选地方呢，如此没有规则的建筑是最难画的。
“你打算画多大面积?”“我把那一片都画出来。”“好吧，比例尺、方位、美观，我都不要求。你只要把轮廓勾画出来，就是满分。”王能智说我当时并不是降低要求，要画出那一片非常复杂的建筑的平面图，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很难。
郑保国果真画出来了，一米见方。当然不能用“精确”去评价，但一眼看去，像那么回事，也比较美观，大大超出王能智预料。他看到有一个院落没有画出门的方位，就指出：“你这里漏画了个门。”
“王老师，那就是没有门的。”
“你画的这张图很不错，怎么都该得满分，我不会说了不算数，但你这里漏了一笔，别不承认。”
“王老师，那就是没有门的。真的，我带你去看！”郑保国再次说。
王能智跟在学生后面去了现场。到那里，他自己困惑了，他看到这个院落四面都有墙，可就是没有门，那这院落盖起来是干什么的呢?
“你怎么进去的?”王能智问，因为他看到学生在图上还画出院落里面有树。
“我爬进去的。”郑保国说着蹲下来，“王老师，您踩在我背上，爬上去看看。”
“别，那里有一棵树。”王能智走几步，攀着一棵树爬上去了，看到果然是个死院，院子里有破砖头和树。
风徐徐吹来，师生二人站在墙头上，王能智问：“你那图怎么画的?”郑保国说：“草图我就是骑在墙上画的。在那边的一道墙上，我爬了一百多米。”
站在那高高的破墙上，望着这一片将要拆迁的荒凉零乱景象，王能智心里非常感动，他知道郑保国成绩不好，在班上受歧视，自己作为老师是有责任的。可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会不惜代价如此投入!我不仅要给他满分，还要在班上充分赞扬他。
那以后，郑保国在其他科也大有进步。王能智再一次体会到，学生非常需要有成功的体验，谁有了它，自信心就在那里萌发。不久，北京市电教馆来拍这个班的电教片，班主任说，无论如何也要让郑保国在电视上说几句话。
这个电教片曾经发行到北京市的许多学校，还交流到外省市。在片子里，郑保国就举着那张图说：“我的图画得不美观也不大方，我对我们班的贡献也不大，就用这张图表达心意吧!”
王能智在心中深深铭刻下：“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7．妈妈，你知道吗
再说王能智与女儿毛毛。不管工作多么忙，家务活多多，王能智一直坚持不断地给女儿画画，画了厚厚的一大本，毛毛也画了厚厚一大本。一天谢莉英买回一条鱼，对王能智说：“做了吧，给毛毛改善伙食。”
王能智没有就做，他把鱼放到盆里，对女儿说：“来，你把它画下来。”
这是毛毛上二年级那年画出来了，王能智非常高兴画，画得多好呀!”毛毛就趴那儿认真地画，“你会写生了，这是写生画，画得多好啊！”
他把女儿画的鱼贴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快乐地欣赏着说：“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毛毛的画画能力进步到一个新阶段。”什么是进步，什么叫能力，这些意识，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毛毛头脑里有感觉的东西。
毛毛的考卷上总有不少被打叉的地方，成绩不好，这可能使孩子的自信心受损……许多父母见孩子的成绩不好，就连很简单的事也不让孩子做了，觉得那样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时间……王能智明知孩子课本上有不少知识要补，却不急于给她补，反而找一些课外的事给她做，比如画画……父亲这么做，其实是在不断地为她创造能出成绩的机会，并不断赞扬她，以维护她的信心。某种情形，就像王能智在与学校的应试教育争夺孩子。
争夺的结果，王能智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没有在课本知识方面给孩子加压，孩子的成绩却上来了。
有一千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任何成长中的孩子，最大的损失并不是考试丢分，而是自信心丢失。毛毛的成绩，因瞧病缺课，在看起来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开始从中下游进步到中游，而且有一种综合能力在增长。
她的兴趣从那些石头标本延伸到产生那些标本的地方，王能智不可能带女儿去泰山，就带她去香山、去八大处、去紫竹院，也带她去看故宫、颐和园……女儿非常喜欢跟爸爸去走，爸爸能跟她说好多好多不仅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她妈也不知道的事。
她一旦发现有些事她知道了，妈妈却不知道，她就非常得意，更不用说那是她的同学所不知道的。
“妈妈，你知道吗?”她开始常常以这样得意的语气问妈妈。这种自信心的获得是多么的确切和快乐。
父亲的语言总是非常简洁，她不管听什么都不会不得要领。她知道了，说话不要说废话，做作业答题不要啰啰唆唆些没用的东西。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了许多地方，感到父亲非常可靠。
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阔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
也许身体的康复也非常需要自信心的支持，她的身体在逐渐康复。
就在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把药停了。“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
“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掉了下来。
就在那一年，毛毛的成绩也名列前茅，她是初一年级的三好生，还当上了班长。
女儿想，爸爸一定会说，这标志着女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8.一个又一个问题
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一个疑问一直萦绕着他：涉足了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
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考完。他权衡“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
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比较班”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
这印证了：学生们要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越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本《地理》是小儿科。”
但是还有问题。
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地理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
还有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
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
●相关思索
人是靠不知引导着去求知的
谁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成长中的生命，只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捍卫他对不知的好奇心，他就会主动去求知。
黄土高原怎样改造?南北疆的地理分界线怎么分?石景山是山还是丘?石景山顶的古井有多深?这些问题提出来时，不但学生不知，王能智也给不出准确答案。就这样，学生与老师，不知对不知，却把地理课海阔天空地学得如此生动，靠什么呢?就靠那“不知”引导。
不要怕孩子不知。如果用大量的知识题堵死了学生对“不知”的兴趣，就没有心灵的飞翔，没有思想的灵动，没有智慧，没有创造了。
苏格拉底说“我只知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说得多潇洒。他真的一无所知吗?他表达的是，他只对自己不知的感兴趣。人其实是靠“不知”引导着去认识世界和从事创造的。永远保持着对不知的好奇心，人生就会蓬勃地去探究，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还会惊见渺小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池塘，而是海洋。这样的生命可能无法限量，可以走很远，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走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
第四章 北京的探索
1.“能力”的阳光会照耀到一切学科
下雪了，天空洁白而明亮。这天，王能智早早起来。北京地理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将汇聚石景山，北京市地理教育学会本年度的年会将于这天在石景山召开。这一届的年会就是以王能智教改实验为主题的年会。
这是1985年底。这年适逢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王能智的教改实验可谓得“天时”。
“有一个现象，当时大家都很感兴趣。”
“什么现象?”我问。
“你看，家长们曾经担心王能智这么教下去会影响学生数学、物理等科的成绩，才要求他别那么使劲教。其实他没那么使劲，他教得很轻松，学生也学得很轻松，成绩却噌噌噌地上来了。”说这话的是刘国庆。今天他是石景山教育工委书记，当年他是石景山苹果园中学的地理教师。同为地理教师，刘国庆是最早向王能智请教的老师之一。
“还有一个现象，”刘国庆说，“王能智只是地理教师，不是班主任，但每个班主任都喜欢与他合作。”
“为什么?”
“因为王能智担任地理课的那个班，学生好管了，学生其他科的成绩也上来了。”
那时王能智也感到惊奇，也在接受实践对他的教育，那是一个他与学生同经历、共学习的季节。看到学生的变化，他相信那是他们内在的变化，那不是考分的灿烂，而是学生获得了探究的兴趣、成功的体验，这体验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新的学习方法……笑容出现了，阳光出现了，这阳光会照耀到一切学科。
现在他比实验之初更有信心。中学4个学期的《地理》课，3个学期全上完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地理课还干什么呢?他把最后一个学期的地理课时间全部给了数、理、化等其他学科。其他学科得到这时间，学生的成绩进一步得到提升。地理当时是高考必考科目之一，如果能从地理科拿到高分就能提升高考总分。石景山教育系统开始推广王能智经验，王能智逐渐成为不少地理老师的老师。“争取在地理拿到高分”也成为同学们的“高考策略”，这效果在1987年出现了。
1987年石景山夺得了北京全市高考地理冠军，此后到1993年地理不介入高考为止，石景山地理科获得了高考6年“六连冠”。石景山高考由此上了一个台阶。
李丽的母亲是当初曾担心孩子太感兴趣地理会影响考大学的家长之一，多年后她又在路上告诉王能智：“我女儿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
另一位家长多年后路遇王能智也告诉他：“我的女儿考上了科技大学，现在去美国读博士了。”
更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发现自己与社会接轨的能力优于许多同学。他们许多人至今与王老师保持着联系，深深感谢他们初中时代的地理老师。
2.一个变教师为导师的时代
今天回望王能智的教改实验，虽然那“六连冠”仍在闪烁光芒，但我们的目光已不能停留在能考出高分。
奇迹似乎就起步于王能智给学生的那个探究性问题，给出那个问题犹如给出一把钥匙，用那钥匙去开门你能得到许许多多。一个真正的问题比一千个答案都重要。
瞧，面对一个探究性问题，知识不够，你可以去问家长、问社会……有的学生的邻居就是专家，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请教专家。这样一来，能使学生获得知识的就不只是王能智一个老师。
这就是个重要变化——家庭、邻居、专家、公众，以及报刊、图书馆、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都可以是教育者。如果王能智照本宣科，就只是讲授课本里那些知识，且是多年前写进课本的知识。现在王能智给出一个题目，40多个学生撒出去，带回课堂来的有40多位学生访问了更多人士得到的百十种知识亮点。这就是很多人的智慧在课堂里交流激荡，学生是在这样的海洋里学习成长。
教学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在这里，不再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因为老师说的与专家说的可能有很大分歧，专家说的与网上最新出现的也可能有很大不同。谁是正确的呢?
学生完全可能发现：老师、专家、父母或其他人士说的都有对也有误。那么，谁的见解更接近正确，接近可行?“我”从一个总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变成了主动对各种现象各种见解进行辨析、判断的主体，然后决定取舍或动手改造。
什么叫解放学生?王能智说：“就是要让学生把手放开，把脑放开。”
话很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里的“把脑放开”不是说要动脑筋，而是说要让学生自主地思考。
所谓“你要有主见”，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学生本人价值体系的建构，是教育应该去完成的最为了不起的建设。这是在建设一个最终能融入社会，对社会有用，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有独立人格的人。
王能智探索的究竟是一条什么路?
“就是设一个‘圈套’，让学生去钻。”王能智戏说。
“但这不是把他套住了，而是一个游戏似的快乐的活动，讲得文一点，就是通过设置一个探讨问题的情境，让学生主动去进入。”王能智又说。
但设置这个情境却不简单，这是“以导学为中心”的课内外综合教学之路。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导”，而不是“教”。不仅“探究”出场，“综合”也已经出场，课内外综合，以及对老师、专家、课本、网络等多渠道的知识进行综合的方法已被大量使用。
3.谁打开了这扇门
1993年王能智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年地理不介入高考，地理的被重视程度随之降低，虽然他在地理教学上已经很有名气，但这些经验只适用于地理吗?这些经验会是“昙花一现”吗?王能智还往哪儿走?
1994年应校长张逸民的请求王能智调到教师进修学校开始专职培训教师，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他52岁。
“张逸民是个真懂教育的人，你知道他曾经怎么评价现在的教育吗?”王能智这样对我说。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没有。学生学到了多少有用的东西吗?很可怜。学生的人格得到尊重了吗?严重不够。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了吗?恐怕是得到压制吧!我们还在认认真真地压制他们。所以现在的教育仍然需要进行大改革。”
怎么改呢?
1993年浙江全省已率先挺进综合课程改革，全部课本都变了。王能智是赞同浙江综合课改的。北京的课本还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能不能变?课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张逸民格外看重的就是王能智拿着老课本教出了新课程、新方法。不唯书，不照抄照搬，王能智算是够典型的了。张逸民决定举办“青年地理教师培训班”，支持王能智在培训教师中进行探索。
这一时期，王能智对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教育理论进行再思考。比如大家都认同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五个：一是职业理想，二是教学理念，三是人格魅力，四是专业知识，五是教育能力。王能智也认同这五大要素，但他只取后两点为切入口，不拿前三点去要求教师。我问为什么?他说，没用。我问怎么没用?他说，前三点是他自己内部是否有，别人无法从外面教给他，要他自己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我问，教学理念也无法从外面教吗?他说，如果别人教我，我也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判断，然后决定弃取。如果觉得你说的没用，他听都不会听。
我说，你是不是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对，他的理念守在大脑里，挡住你的理念，你的理念灌输也常常是无效的。他说，是的。所以我选择后两点为切入口，即专业水平和教育能力，这是每天围绕他的两个东西，是他关心的需要的东西。
如何把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传递给老师们呢?
王能智觉得人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共有知识，二是个人知识。共有的知识是可以编码的东西，教材上的知识多是共有的知识，可传递、可复制、可迁移。个人的知识是自己实际经验的积累，是个性的，见仁见智的。个人的经验自己心领神会，但不容易迁移，需要转化为抽象的理论，才会产生良好的迁移效果。
他将自己的教学经验逐步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以实现向青年教师的传递。比如针对老师如何辅导学生，他将“学习”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针对知识的接受学习。二是针对技能的体验学习。三是针对实践的探究学习。
现行的教学只是把第一层的学习当成一切的学习，这就严重不够。即使第一层的学习，是让学生记住那些知识，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占有这些知识，且是大大地多于课本的知识?为此他提出“新常规课”的概念，要求务必首先做到：让学生在常规教学里就有探讨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以往的“常规课”要求学生必须熟记的那些基本知识也不要死记硬背。
怎么实现呢?通过引进课题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所谓“让课题活动有教学依托，让教学向课外实践拓展”，这话听起来枯燥，但学生们是可以唱着歌向那些未知的秘密出发的，到时候那些基本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你所需要的，会缠住你，让你印象深刻，想忘记也不大容易。
如此，王能智说的“三个层面”的学习，就不是先完成第一层面的学知识，再进入第二层，然后第三层，而是要在全部教学中同时包含有三个层面的学习。
这里的关键点是：如今大家(包括家长)都认为只有基础知识积累到一定的时候才有探究能力，王能智认为不是这样，而是探究能力的获得已经蕴藏在基础知识获得的过程中。
这么一来，老师们可能觉得更摸不着头脑，但王能智强调，你只要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探究”。为了让老师们对“探究”有深刻印象，他说：“探究是什么?探究就是研究的刀尖。”
为了让老师们明白“探究”的好处，他又将探究性学习称为“试误性学习”。这里有什么奥妙?妙就妙在错误是人人都会犯的，正确只能通过尝试和体验错误才能达到，这是探究性学习的特征。妙就妙在出错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出错谁不会呢?而明白了错误也是不可缺少的财富，就可以打破“探究”的神秘感。王能智为此画出一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首先设置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有此假设，才有去探究的“目标”，有目标才有探究行为。在从问题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不论走到“正”还是走到“负”，那曲线都提示学生的思维在积极探索。
在这里，你不必为学生的错误大喊大叫了，你懂得激励在哪里。在这里，激励并不是抓住学生的某个小优点去表扬他，而是面对他的错误也可以为之鼓掌，可以喜悦地告诉他：“快了，你就快成功了!”这多么奇妙。我在这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中久久流连……通过体验错误达到正确，没体验过错误，你不可能获得成功，像这样经历学习和体验学习的过程，与其说是科学的，莫如说是哲学的。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信仰，是智慧之学。
知道了错与对，犹如夜与昼，都是不可缺少的，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面对学生的错误，也改变了面容。我想他们体会到慈祥了。慈祥不是别的，慈祥就是面对错误表现出宽容，这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智慧。
我相信，经过探究性学习培育的这一代学生长大，会比父辈、祖辈都更科学地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会更有能力来对待人间的正确和错误。他们还会轻松而潇洒地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错误生出来的儿子，错误其实是真理他爹，我们怎么能不善待错误!
于是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说：“虽然要学、要改的东西很多，但王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探究性学习’。握住这个抓手，就打开了这扇门。”
打开这扇门后，天地有多大?
探究性学习是通过设置一个问题、一种情境的方式去进入……设置也是假设，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学习问题，是重要的学习能力的训练；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实际问题，则是日后走向社会极其重要的能力。
4.谁抽走了这个阶梯
以上是抽象了的思维。如果觉得缺少感性认识可以具体看一看他的学生。
朱海燕来了，她是王能智的弟子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玩了4年。”她这样描述自己。
她说毕业后分到古城中学教地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当老师。我总觉得教书匠翻来覆去地说，像录音机似的，有啥意思?那时北京市号召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学校组织了“拜师会”，王能智老师正是教地理的，大家都让我拜王能智为师，仪式就是要签字。我当时想，嘿，还搞“拜师会”……签字就签字，这有什么呀!没想到他真抓你。
比如我讲“中国的山脉”，精心准备好教案后去说给王老师听，心想看看王老师能说什么，没想到我开口刚说到“白雪皑皑”，王老师就喝停，我愣住。“把‘白雪皑皑’去掉!”“为什么?”“没必要。”王老师回答。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讲山脉，为了追求教学语言的完美，在用词上精挑细选，我选择“白雪皑皑”这个词就因为它既描绘出山的秀丽，又体现了山的高峻和挺拔，多恰当的用词呀!这么优美而又贴切的词，上哪儿找去!
海燕说，后来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我逐渐理解了老先生当初的用意。讲解是教师的基本功，首先要锤炼教学语言，不能摆花架子。虽然“白雪皑皑”一词的使用确实是优美的，用之是好而不是不好，但王老师当初是在刻意训练我的白描能力。
“你能意会吗?”海燕问我。
我说我听懂了。我的老师文怀沙先生也对我说过，不论绘画艺术发展到多么绚丽，木刻是宗师；不论影视艺术发展到多么有规模，话剧是宗师。我理解这是说，如果你去掉色彩，单用线条就能塑造出艺术；如果你没有其他手段，仅在话剧舞台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就能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这里就有过硬的基本功了。
海燕点头说，你是懂了，但是我很长时间没懂。她说只要我知道什么，我都会倒给学生。她以她自己参加过高考的经验进行备课，她想，可以用我一人的时间来为学生节省时间，办法就是自己加班加点把习题尤其是重点题、难题，做得非常简洁、概括，简直就是走出了一条通往答案的最短的道路。如此去给学生讲解，让学生掌握，也就是学生通往成功的最短道路。那些深夜，从京郊门头沟吹来的西北风在她的窗外呼啸，她甚至想，自己当年参加高考若有人这么为她节省时间，那多好呀!
她就这样踌躇满志地去给学生讲解，她觉得只要这样，我牵着你，你跟着我走，你就应该会了。“我真的觉得我讲得很精辟、很精彩，我都被自己陶醉了。”
为了巩固，她择日发下卷子测验。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懂。怎么回事?她沉住了气，好吧，再仔仔细细地讲一课。她觉得自己讲得够清晰了，这回该懂了。发下卷子再考，还那样。“气死了!”海燕说。
她说不仅生气，而且伤心，感到自己白付出了。
她说她体会到了，学生要是不用功，不好好学，老师用功有什么用?后来王能智老师告诉我，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就在我的努力上。
“你以为可以节省学生摸索的时间，其实这摸索是不可取代的。”王能智说。
她说：“真是奇怪，我知道不能给学生答案，我并不是给学生答案，我给学生一个清晰的过程，一条捷径，为什么不行呢?”
“可是，你给了学生一条最短的路线。”
“这有什么不好吗?”
“那是直线。”
“直线不是捷径吗?”
“任何正确的答案或者方式，都是通过曲折探索才得到的。探索的过程是一条曲线。你想想，你也是通过曲曲折折才找到一条最短的路线，对吗?”
“是的。”
“但现在你不想让学生曲折，你省略了曲折，就好比抽走了学生通往目标的阶梯。你自己曾经攀着它爬上去了，你上去了，就抽走了阶梯，学生就上不去了。你仔细体会体会?”
那些夜晚，朱海燕体会到了灵魂出窍，体会到了当教师可不是录音机啊，看到了一个教育的汪洋大海……她觉得王能智不是老教师，更像新教师，相比之下自己22岁倒像是老了。她感受到一种青春在重新把她召唤。
她凝望着王老师给她画出的那条探究的曲线，明白了学习的过程其实天生就是通过“正误正误”才在大脑里生长出果实。你不让他体验错误，其实他得不到正确。
她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教育就曾说过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现在她觉得有一个比喻更能形象地描绘自己的滑稽，比如说，你是给他酒，还是让他自己去酿?
不应该是酿好了然后告诉他这是好酒。他喝不下去你就灌他，使劲地灌，那他非醉不可。会醉得一塌糊涂。会醉死了。
想到这儿，她自己就笑了……笑得很开心。
她还想到，关于错误，那不是尽量避免犯错误的问题，也不是错误不可避免，而是错误不可缺乏。你没有体验错误，就只能得到错误。
从前她也曾经为自己该怎样讲课发愁，现在她觉得不必为此发愁了，而是要学会让学生讲。不是一般地说要给学生留有空间，而是要去开发学生的空间，让学生在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空间里成长。
现在她能注意到有的学生不愿说，怕出错、怕暴露、怕被笑……要鼓励学生不怕出错，要笑容满面地像对待正确一样对待他们的出错，这真是个陶冶性情的事情啊!
要特别留意让那些很少说的学生说，他不说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从前她不知道学生在哪里，自己就滔滔不绝地说，现在她能警惕到，所谓“跟不上”，关键是第一个台阶没上来，他就跟不上。跟不上他就不跟了，就放弃了，就在等待下课。你得让他说，才能把他带上第一个台阶，才能继续往上带。
……
所有这些都是基本功。
20世纪90年代北京在教育改革中极为关心的话题是：培养一个优秀青年教师要多少年?这个话题有过影响广泛的讨论，这话题其实是基于师资资源已不能满足当今需要才提出来的。“师资资源”的概念并不是说首都北京缺教师，而是面对着事实上存在的教育难题，时代需要新型教师。
5.打破学科壁垒
继续讲一个发生在2000年的故事。曹彦彦这年29岁，升任京源学校副校长，仍承担地理课教学。这年一开学，王能智同她设计了一个课题《今年春游去哪里》，希望吸收数学、语文、外语、历史、生物、计算机、政治，包括地理，共8个科的老师参加，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初中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
各学科的老师对王能智都挺尊重，但觉得这地理课把腿伸到野外尚可理解，为什么还把腿伸到这么多学科里来呢?讨论进去，老师们也各有说法。比如，数学老师说，对旅游点做客流量趋势分析，需要用到“数学建模”，但初一刚学代数，高中的学生都不见得能运用数学建模。语文老师说，要说服大家为什么去某地春游最好，这需要“议论文”的本领，但初一上的是记叙文，初三才上议论文，现在怎么讲议论文呢?……由于老师们都跟曹彦彦关系不错，于是说，我们可以配合你，但这毕竟是你地理课的事，要让我们当做我的事来做是不现实的。总之愿意“友情接受”，不愿有多大的投入。
“第一次开完这个会的那个黄昏，老师们都走了，我和王老师坐在黑暗中。能说老师们固守在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上吗?他们说教学要循序渐进，难道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王老师说，先干起来吧，把题目告诉学生。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曹彦彦这样回顾。
于是告诉学生，自由组合小组提出方案，最后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入选。学生们听明白后立刻兴奋起来。
王力小组7个同学选择了沿着北京城中轴线考察的旅游方案，这条线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承载着北京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各大建筑，他们去论证皇帝没有用标语说皇权至高无上，但用建筑体现了皇权至上。在这些建筑中凝聚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和建筑知识?他们知识不够，就去请教历史老师、政治老师。要用数学方法分析故宫的客流量趋势，不会，就去请教数学老师。他们还在电脑上做出网状的图来表达线路选择的优势，试图用定量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起初，这也不会，就去请教计算机老师。
“老师，求求您，教我们吧!”
各科的老师都突然遭遇同学们空前的求学热情。老师们感动了，固有的心智模式开始动摇，被学生的热情溶化。奇景出现了，老师被学生发动起来。语文老师开始辅导学生说服别人的技巧，生物老师开始教给学生如何制作植物标本，有的同学则要求英语老师帮助他们增添英文解说，以增添吸引力……有些知识，有些方法，老师自己还未必懂，那就赶紧学，学了好教给学生。
所有的组都学会了在电脑上制作软件，公认这是将来发表方案时最基本的竞争平台，否则你就“免谈”。如此一来，计算机老师“会不会累死”?不会。王力小组学会在电脑上做图了，其他组的同学都去向他们学，大家就都会了。
孙宁霄问：“两人一组行吗?”老师说行吧。孙宁霄就与郭钟铃两人一组。他们选择去密云县看司马台长城，认为司马台长城是“奇、险、峻之最”，此去还包括考察密云水库，参观“京都第一瀑”，时间两天一夜。他们在软件里插入了动画，设计出几点从学校出发，电脑里就出现了小汽车，走到哪儿是第一站，标示出路途多长，需多少时间，几点几分到达……动画的引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
很快，别的组也学会了，大家都插入了动画。
一天，羡辛给软件加进了声音，大家又去向她学，都加进了声音。
大家都学会了合作，不仅是小组内部的合作。不只是8个学科的老师教学生，同学间有无穷的交叉联系，总在互相学习。“同学们并不像我们想像的会由于竞争的原因而保密，而是乐意告诉别人，同学也乐意向同学学。”
为这次春游，他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学到了过去几个学期都未必能学到的知识，比如学生再看手里那本计算机课本，说是“小儿科”了。
曹彦彦说：“我除了给他们一个题目，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钥匙，我办公室的电脑、电话，让他们随便用。二是不断告诉他们某个组的新创造，你就不用管了，他自己会去找那个同学学。整个过程中，老师只是组织者、促进者、帮助者。”
董琦提出了一个去延庆考察“天漠”的方案，她说那地方周围都是绿地，中间出现一块沙漠，那是从天上飞来的?她说我们想去探究那片“天漠”的成因，并把出游设计得充满神话般的迷离色彩。
全班51位同学分成7个小组，提出7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饱满地凝聚着同学们的心血，包括家长的智慧，每一个方案都很有吸引力，如何决断还真是个难题。
投票的时刻终于到来，教室静得就像考场，只有笔和纸接触的声音。揭晓，只有两个人的孙宁霄、郭钟铃组获胜。两位同学蹦起来，叫着，快乐得无法形容。
“接下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一张某个旅行社的名片。”曹彦彦说。此后，孙宁霄先从网上查出密云县所有宾馆、招待所和旅游景点，逐个打电话，了解设施条件和价钱……做完了这些，才使用老师交给他的那张名片，给旅行社打电话。后来旅行社的人告诉老师，你这个学生太厉害了，宾馆里要能洗澡，大巴上要有电视，该有的都有了，哪里哪里，什么价格，他比我们还清楚。我们拉你们这一回，几乎就没有钱赚。
出游之日到来了。过去，老师会担心学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不安全，会不会不守纪律。这次，到哪要注意什么安全，孙宁霄都嘱咐了。看上去，他好像比大人更怕出事。
“他非常珍惜这次大家投他的票。”曹彦彦评价孙宁霄时不知不觉地从说他是个男孩说到他的成人，“他那么负责，我敢说他将来成家后一定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就这一次经历，孩子们真的长大许多。今天他们已进入高中，仍久久挂念着还有6处没有去的路线。家长也说，孩子都说总有一天还要聚在一起，那6种方案都要去走一趟。到那时，我们也跟孩子一块去。
京源学校的老师们都被感动了，在汇报会上，许多老师都没想到自己会为一次春游活动流下眼泪，他们要求学生们把7个春游方案软件都放到校园网上去。学生们放上去了。老师们相继把这些方案拷贝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去品味。“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现在想想王能智这句话，多么有力。
静心一想，这次春游活动便是一种“大综合”课，在“游玩”中综合了8个学科的知识，并进行综合运用。在这个过程中，主持课程的曹彦彦老师并不是在“教”，而是在“导”。教给学生知识的也远不只曹彦彦一人，而是8个科的老师，还有家长和旅行社、宾馆的人员。
6.一个其他学科的实例
进入21世纪，石景山区委、区政府专项拨款近百万元，由王能智领衔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区各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研习班，这是个融合了13个学科的教师培训组织。
京源学校的历史教师安丽萍是学员之一她珍藏着一本连环画笔记。我问缘由，她说是一个学生画的。
学生叫季鹏。安丽萍说他上课爱说话，爱画小人，就是不爱记笔记。以往老师碰到学生不好好听课，画小人，通常是把学生画的东西没收了。安丽萍琢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天，她发现季鹏又在课堂上画小人，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记笔记?”
“我都记住了。”
“哎，你画得不错。要不，你就用画来记笔记，行不？”
季鹏果然用画图代替笔记。
安丽萍说，我看了眼睛一亮。虽然画得比较粗糙，但构思不错，很有趣，形式在班上独一无二。我赞扬了他，同时对他说：就是文字表述太少，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是在图上有所提示，没学过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多少年后，你自己再拿起来一看，这就是历史。
“那天他特别虚心，特别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那以后，他坚持了下来，越画越好。”安丽萍说。
又一天，安丽萍对季鹏说：“就用你画的笔记，一页一页给同学们讲讲，怎么样?”
季鹏同意了。安丽萍说，我至今记得那天他讲的情景，班上特别静，大家都听得非常专注。我一边听，一边想，当他构思这些图时并不是机械地抄我的板书，而是把那些历史事件在他心中反复酝酿，变成了“酒”，是知识内化了之后才能产生这些图。所以他讲得都很到位，也很简洁。他这么一页一页地讲下来，等于带着全班同学复习了一遍，同学们一看一听都记住了。
“我喜欢。我记得特别牢。”同学说。
安丽萍说，这是学生对我的教育，孩子自身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无穷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不得了。
又一天，在另一个班，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你看鲁茜不听课，在画小人呢!”我一看，我都讲到后面了，他还在画前面。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画补充得更完整一些，把情节连续起来，但现在你先收一收，课后再干。”
后来，我索性问大家，班上有没有人喜欢画画的，请举手。一看，举手的有五六个，有男孩有女孩。我说，你们喜欢，可以用画画代替记笔记。不久把笔记收上来一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五个同学画同一内容五种样子，绝不雷同。我真是眼界大开，从这里一再看到孩子的思维特别敏捷，如何让学生自己动起来，真是太重要了。
这些孩子学习都非常好，初中读完相继考到市重点高中去了。毕业前，安丽萍对季鹏说：“把你的笔记本留一本给老师作个纪念好吗?”季鹏就把他受到鼓励的那“第一本”送给了老师。
“这是我们京源学校第一本连环画笔记，我会向下一届、再下一届的同学展示。你是开先河的!”
“安老师，谢谢你!”
“我谢谢你!”
历史老师安丽萍的例子，只是其中之一。在王能智主持的这个班，13个科的老师都相继把探索性教学方式运用到生物、数学、化学、物理、英语等各科的教学中去。由于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学生即使去对付中考，成绩也不错。
以京源学校为例，曹彦彦这样说，我们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早先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我们把通知书分类，考上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学生顶多一半对一半，短短几年间，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在办公桌上那一摞，不断长高。现在上市重点、区重点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是“高楼”，上一般高中的通知书变成了“平房”。
当然，像现在这样把学生分成“重点”和“一般”的方式，恐怕是不科学的。对任何家长和孩子来说，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教育需要在今后的变革中继续寻找到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方式。王能智以及安丽萍等教师们的探索性实践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新世纪的教育，即使在中小学领域，一个教师的时代也正在成为历史；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呼唤导师的时代，正在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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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是人生的高品质
无论怎么说，“探究”是太重要了，需立题再说。
东西方几千年来的教育，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都是“我教，你学”的教授法，教育的主体是教师。“灌输式”是这种“教授法”的必然表现。要改变“灌输式”就要改变“教授法”。当把主要的学习方式确定为“探究”，教育的主体就变了，探究性学习以学生为主体。这就是一个跨越五千年的重大转变。如果中华民族能在21世纪初年将整个民族的教育引向“探究”，那就是了不得的事，就是“教育革命”。
(摘自《中国作家》)
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
1.带着一个谜出发
北京市打算在2003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先去访问。
这是2003年春。出发那天，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冯刚处长开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感激也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这邀请包含着一种信任，焉能不感激!说带着一个“谜”，则因为北京最富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实验中学等，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前行不久就来到了石景山区委教育工委所在的大院。
我开始接触这个“世界”，首次接触的是一个座谈会，我们到那儿时，那儿的人们都已经坐好了。“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2.自信心和成功感比知识更重要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2003年2月张逸民访问新西兰，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很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
由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我们的学生承受那么大的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张院长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接下来我说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3.你可知何谓“正螺旋状态”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曾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我们家搬到水库工地。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他写道：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想，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成功的轨道。
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遭到嘲笑和批评，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遭受批评，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4.我与孩子
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如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点借鉴价值，也算是有点益处吧。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们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脑海。
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第一个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我们觉得：行!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个对了，有一个字漏了一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我们知道孩子的脑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
好吧，我们配合培养他“认真”。但孩子被罚50遍，漏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
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
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
我说，那还怎么听课?
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
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
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
他说，他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他扫地。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
他说，黑板上的作业他还没抄完。
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抄完?
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
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跟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连环画基本看完。后来“文革”，我的100多本“小人书”都被烧了。再后来，你刚出生，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
现在看来，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位初一女生自己积钱想买一部《哈里波特》，快积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里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动，而是说：“没劲透了!”从此拒绝看《哈里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里波特》，这多合适呀!可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与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为此已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于是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的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是在他的精神深处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每天清晨，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是进不了高中了。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全北京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儿子说：“爸，我会!”这一年，他15岁了。
● 相关思索
成长的状态
这个春天，我获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正螺旋”和“负螺旋”概念，这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所以想写出来和大家共鉴。
假如孩子已处在“负螺旋状态”，请立刻停止对孩子的批评、挖苦和苛责，否则无异于迫害!否则，不论你多么爱孩子，都换不来孩子的“觉悟”，因为你自己就在误区。
因为此时继续给孩子加压，就是往“负螺旋”方向使劲，把孩子往向下的方向推，那就是在制造失败。这时需要立刻着手寻找往“正螺旋”方向推助的用力点。
我想，了解了“正负螺旋”两种状态，还该牢牢记住，“自信心”和“成功感”是促成孩子进入正螺旋状态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
“自信心”很难通过高高在上的表扬使孩子获得。如果孩子处于负螺旋状态，就好比掉在一个坑里，他已经非常困难了，你站在坑上表扬他是没有用的。你也要跳到坑里去，就是说要去学会理解他的困难和痛苦，要找到和他的“共同体验”和“共同语言”，才可能找到帮助他的有效办法，否则他就很难上来。
“成功感”更是孩子自身的体验，没人能代替他体验，但可以为他创造条件去获得成功的体验。总拿高标准去要求他，他达不到就没有成功感可言。你降低难度，他达到了，成功的体验就在他身心产生。不要说低难度没用，请记住新西兰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这里面其实是有哲学的，不仅仅是对待成长中的孩子，我们曾经用“共产主义”的高标准来要求一个生产力水平尚低的社会群体，其结果是付出代价的。
成功的体验不一定只在读书。我记起我的孩子在初一的寒假提出要独自回故乡看外公外婆，我们支持了他。他一个人行程数千里在某个清晨去敲外婆的门，让外婆猛一个惊喜，孩子获得了一次非常快乐的成功体验。
没有成功感，就没有自信心。深刻的成功感，即使在孩子遭遇失败时也会对孩子以持续的支持，这比你的表扬更可靠。所以“成功感”是“自信心”的基础。在“自信心”和“成功感”下面更深一层，还有一个要素叫“求知欲”。每个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欲，失去自信心和成功感，就会损害到“求知欲”，这就损害到深层。“求知欲”受损的表现就是“厌学”。
我们说“基础教育”，如何维护每个孩子都有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欲，确保孩子尝试到成功的乐趣，并由此建立自信，是他将来会随着年龄增长去不断探索无穷知识的蓬勃动力，这是真正的基础。
换句话说，真正的基础是人本身的求知欲望，以及兴致勃勃地去探索、去获取成功的不可阻挡的自信心，而不是客观的知识。因此，时刻注意保护和培养孩子成长中的求知欲、成功感和自信心，是教育至高无上的任务。人生的求知欲是本，知识为末。伤害了学习的欲望，造成厌学，便是舍本逐末，以末害本。
所以，关注孩子处于哪种状态比盯“成绩”重要。当孩子厌学就是处于负螺旋状态，那就不只是成绩处于下降趋势，而是日子虽在延伸，人生却困在岁月中没有成长。若不发生逆转，就会真正“没戏”。你的努力就是要全力以赴帮助他走出“负螺旋”。进入正螺旋状态，那就是上升的趋势，成长的状态，他就会自己向着天空、向着阳光枝繁叶茂地成长。
第二章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
1.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作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接着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生的时间吗?家长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作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写信来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写信来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对我说，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我们的教学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孩子还在一年级，家长都高瞻远瞩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当前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有。压力对学生、老师都普遍存在。”“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这好像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想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人家就订了；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2.考砸了为什么不回家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他们的学业背景。
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阶段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有位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成绩掉下来一大截，到晚上9点了还没回家。家长在晚上7点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了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爸，是我。”女儿的声音。“你没事吧?”“还活着。”“你上哪儿去了?”“跟同学聊天。”“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跟小学同学聊天。”“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告诉他们说别找了，回家了。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吃了。在哪儿吃的?麦当劳。两位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续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呐，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样?”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育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如今考试的内容虽然也在改，比较灵活的考题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你就要迅速作出判断，只要有几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面对应接不暇的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出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岁月。
3.就愿跟陌生人聊天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开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位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选中了她。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她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来京源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的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的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位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是，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F、L……其中有的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一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接待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来访的，哪个年龄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就说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可她还是要去。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张郁茜说。
这位母亲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她不吱声。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她还是不说。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她爸说，聊天?聊什么天，跟谁聊天?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她说，就是陌生人。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她说，这是我的事。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
“你听听这是什么话。”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她爸气得把自己打了一巴掌。女儿就哭了。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她还小，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而且中考就要来了，怎么办?
张郁茜说：“您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
4.与父母签约
张郁茜说：“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但家长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家长就开始批判了。他们说这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说：“他们还真能说。”
张郁茜说：“孩子们认为，家长像这样越往平等靠，越显得不平等。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平等不是摆个平等的姿态就平等了。你看孩子说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办呢，就由她去?就让她放了学去跟陌生人聊天?”“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谈，是交谈，不是谈话，不是领导跟下级谈话那种谈话。不是你说得对我就赞扬，你说得不对我就批评。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长都认为我看着他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样。”
“我还要怎么了解她呢?”“咱们就事论事。你们家有条件上网吗?”“有。”“她为什么不在家里上?”“我们不让她上。”“为什么?”“这不是要中考了吗，上网浪费时间。”“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独感更强，更需要倾诉。他们往往不怕浪费时间。你不让他们上网，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费时间。”
“按您这么说，还得让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儿放学了能回家别去网吧吗?那第一步就先让她回家，让她在家里上网。您可以试着和女儿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试着真正与女儿平等一回，可能出现变化。”
几天后，张郁茜接到那位母亲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我们签约了。”“是吗，怎么签的?”“我们同意女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在家上网，女儿承诺不去网吧。双方签字画押。”“真签字画押?”“是的。”“执行得怎样?”
“起初以为孩子不会接受，没想到一下子就接受了。执行起来也不困难。女儿说，早这样，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乱跑。”
就这样，实现了第一步——女儿回家了。可是，父母仍操着心。她交的网友究竟是谁，女儿为什么迷上跟这个陌生人聊天?“这个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儿呢?”
张郁茜老师用很轻松的语气说：“您看，这个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现在那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议您可以跟女儿聊一聊了。”“怎么聊?”“用感兴趣的语气问问，网上都认识些什么样的朋友?不是质问，不要谈学习，不是表现对她的关心，而是表现出您对网络的兴趣，是您想知道这个您不了解的世界。”
又过了几天，家长又打来电话。
“我跟女儿聊了。没想到她认识的网友不只一个，有好几个，真吓我们一跳。我问，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女儿说也就发发牢骚，聊些日常琐事，也挺无聊的。女儿说是‘无聊对无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亲就与女儿讨论：网上的朋友与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儿说：网上的朋友虽然无话不说，但那是虚拟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对方帮忙。现实中的朋友，则怕受他的伤害，不敢畅所欲言。
电话里，那位母亲还对老师说，原以为女儿就像个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骗，现在发现女儿其实也很防范。再后，发现女儿上网的时间短了，或者不上了，偶尔上网也不是与人聊天了。
张老师说，因为您与孩子建立了沟通，孩子减少了孤独感，上网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当这位母亲再一次来与张郁茜老师“聊天”，一是向老师表示感谢，二也还有担心，她说：“这回，我没跟女儿谈学习，她自己就投入学习了。”
“这不是更好吗?”张老师说。
“那她哪天又自己变回去了呢?”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位母亲还对张老师说，这回我和她爸都没跟她讲什么道理，她自己就变了，这能可靠吗?
我不禁想起了何谓“家长意识”?我们平常在工作中也可能对单位的领导不满意，批评“家长作风”。但也很习惯于在哪级哪级的领导下，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然后取得怎样的成绩，如此才觉得这是成绩，否则有了成绩也好像是不可靠的。这种“家长意识”渗透到我们家庭，在许多平凡、朴实，没有任何社会职务和权力的父母的灵魂中也盘踞着的，在相当广阔的层面上构成我们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
我也没想到，就在大人们谁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埋伏着孩子们多么曲折的渴望。这“聊天”，并非他们喜爱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压力下的曲折寻求。
这种寻求，与其说是寻求倾诉对象，莫如说更内在的是寻找自己……我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我怎么是这样呢?
男孩女孩发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加五彩缤纷千奇百幻的时期，是最有条件全面发展的“天生时机”。他们渴望多方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渴望从每个毛孔里都满溢出来……但是，一种疲于奔命而视野窄小的学习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时唱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唱起来仍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一代孩子唱这歌，虽然也感到挺美，但没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强烈的感受。这一代孩子，不少人对流行歌曲中那些表达孤独、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产生共鸣，以至那些流行歌星发行光碟签名销售时，都市里会突然冒出成千上万狂热的中学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预先到现场维持秩序。
许多家长也不理解，说报刊也说过，有的歌星连简谱都不识，甚至“五音不全”，装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声音嘶哑，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却火极了，成为许多中学生甚至女大学生狂热的崇拜对象，这是咋回事呢?我想，负载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心里积压着说不出的苦闷的学生们，需要那样嘶哑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声来释放他们心底的痛苦，这大约是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还会有大批中学生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宾馆外，齐声高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在家长看来，这是令人欲哭无泪的。在女儿看来，说爱，这是很神圣的。许多父母感到不认识自己的孩子。
5.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同老师们交谈，我得知，许多孩子在上初一时都有过对父母直接或曲折地反映自己心灵困惑的经历，但许多父母除了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加强教导”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一句话就把孩子堵回去。
中考的压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学习成绩令家长的忧虑加深。父母发现孩子自己也缺乏信心，而且不能专心，这时才猛然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谈谈，但所谈仍是“学习、学习”……此时，往往是父母一开口就被孩子堵回来。孩子不愿谈了。一天，有位母亲来找张郁茜老师。她说：“我现在跟孩子说什么都没用。都初三了，他从来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谈，可他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就说‘去去去’。”“你的孩子，以前也没有跟你说过他以后想干什么吗?”张郁茜请她回忆。
她想了想，说：“我问过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想踢足球，我对他说，踢什么球，还是好好读书吧，考高中。”“还说过什么吗?”“后来，他又说想当警察。”“你怎么说?”“我问他，你想当交警还是想当刑警，交警站在马路上吸汽车尾气，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坏蛋，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学习吧，上高中，考大学。”
这位母亲还说，我正经跟他谈，可他就是不正经跟你谈，一会儿踢球，一会儿当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
张老师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在考虑了，他由于对自己将来考大学缺乏信心，所以在考虑上体校、上职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孩子自己把上高中的路放弃了，家长又把他上职业学校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无路，这并非一个家长遇到的问题。
在父母看来，上高中、考大学是光明大道，孩子不考虑上大学就是不考虑前途。父母退而对孩子说，你先考上高中，先读，将来考不上大学再想办法。
可孩子觉得，考不上，我还学它干什么，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孩子想的是：上了职校可以早点毕业，早点找事做，也好早点报答父母。
可父母觉得我们没想要你报答，我们这样苦口婆心为你着想，说什么你都不听，这是自甘堕落。
许多父母因此觉得孩子上进心不强是压力还不够，应该再加压。多数孩子觉得不好直接顶撞父母，最好的防御方法就是不回答，懒得说，“免得在你这里受刺激。”可父母觉得就是要刺激刺激他，把刺激当鞭策。
也有的家长把孩子带到一些很豪华的场所去，希望这样的场所能让孩子感到，如果你不好好学习，没有本事，将来在社会上的生活处境就会是很差的。
有位女生在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写道：“我爸爸很有钱，他多次带我去一些高消费的场所，而且说，‘孩子，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知道你现在是多幸福的吗?’可是我不想要这些，我就想让我爸下了班回家，同我一起吃饭，听我说话。”
是的，就这句“听我说话”……张郁茜说，孩子的要求并不高，就希望你听她说说话。许多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孤独的、苦闷的。
“这时，听她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说，“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听到了过去岁月中“我要读书”的呐喊。我们坐在新中国的课堂里，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的感到阳光灿烂，感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曾以为我们这一代会大笑着跑过我们的青春”，但后来经历“文革”，经历“插队”，我们走过了许多泥泞。
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家长，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学者们会说，知识是铺垫你通往未来的一条大道。可相当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试题严严密密地砌垒起来的“知识”正成为阻挡他们前程的恐怖的高墙。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看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困境。今天，哪个孩子不考虑前途呢?社会正变得五彩缤纷，电视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妩媚……这个世界是我的吗?社会已经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刺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期，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还不断给他压力，不断刺激他，一些孩子就崩溃了。
京源学校组织过这样的班会，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题目：“将来怎样做父母?”
同学们看了，起初一惊，然后是笑。然后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发言。
女生会毫不羞涩地说，我要结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开阔眼界。”“我要经常和他聊天。”“我不会老是命令他这不许干，那不许干。”“我不会老是说他，你这干不好，那干不好。”
还有女生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养小动物，我会天天好好地照顾它们，让它们快乐!”
“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当律师、医生什么的，我想卖花。”这个想法透露出的是学习太累，将来就卖花吧，那也许不要多少学问。
张郁茜告诉我，总的来说，同学们说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让孩子好好学习。”
6.谁帮助了我的孩子
您还记得我的孩子吗，那一年他中考面临着考不上高中的危机，我鼓励他向“名落孙山”那个孙山看齐，争取考上全北京市中考上线那最后一名。结果如何?
那时我没招了，说：“儿子，你不能再跟着老师复习了。”他说：“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吗?”我说：“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师都要面对全班学生，摊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时间?你想老师给你补课，但你将有不少时间在等待中耽误掉。”
“你是说请家教?”“不。请家教，老师还需要一个熟悉你的时间，而且你还有不少时间将耽误在去家教老师那里复习的路上。现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复习。否则你没时间了。”
孩子感到困惑，说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我拿出一张纸、一枝笔，在纸上先画了一株树干，我说，你先从一本课本的目录复习起，一门课就好比这一棵树，目录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树的一棵分枝。每一章里还有小节，这些小节就是分枝上更细一些的分枝，树叶都长在这些细枝上。每一棵树，树叶是最多的，要记住这么多树叶太难了，你复习时把这些树叶先统统丢掉，不去管它。这起码就把难度卸载了一半。
儿子说，树叶是知识点，都不要吗?我说，你说对了，树叶是知识点，如果你先去管这些树叶，你就会用去大部分时间还未必管住多少。别忘了，树叶是最多的，但出现在考卷上的比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树干和树枝搞清楚，就是说先抓重头的。树干就是这门课，你不必记，但你要把哪根树枝长在树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与树干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树枝长在哪根粗树枝上搞清楚。如此把这门课的所有细枝都长在哪些粗枝上，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我相信你把一门课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头，抓住了主要的东西。我相信你绝不会一点树叶都没印象，你平时头脑里已经记住的其实都是那些知识点，只是这些知识点在你头脑里是零散的树叶。你如果把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树叶就在这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长在那树枝上了。知道哪些知识点长在哪个枝头，知识就活了，丢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强调：别忘了，我们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我坚信你只要把树干和分枝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识点在树枝上活了，就这样去考，达到孙山肯定没问题。这样去学，你的难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
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去进攻那些树叶，把你印象不深的树叶弄明白它们长在哪些枝头，能捡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时搞定那些树叶，要比你硬记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强，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说，这样一个过程，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哪个老师能这样帮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听懂了?
儿子的眼睛很亮，他说：“爸，我听懂了。”
我的孩子其实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开始闭门复习，一门课接一门课地“吃”。我和他妈妈看到了孩子非常的用功。
最后，儿子取得了比模拟考成绩跃升76分的中考成绩，远超“孙山”，创造了该校历年考生中考成绩比模拟考试成绩提升幅度最大的纪录。这个纪录对那些拔尖的学生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的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用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
如今对照学校正在普遍开展的“探究性学习”，我想，孩子那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行的拼搏，实际上正是一次“探究性学习”，是通过探究每一门课的来龙去脉，在复习中有效地把“书”读活了。那些课在他心中虽然还不能说达到“叶茂”的程度，但已经长成了一棵棵活生生的大树。是“探究性学习”以及相当程度的“自主方式”，帮助了我的孩子。
7.我们头上有“三座大山”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对我说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家庭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我问哪一座压力最大?他们异口同声：家长!
压力最大之时，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且产生厌学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学，怎么行，于是训斥、挖苦，以种种办法继续加压。有的说：“我看你没戏了，将来就当个民工算了。”有的家长说得很难听。一个学生告诉我：“我父母说我，你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看家，还能杀了吃，你既不能杀了吃，又不能看家……”
我问学生：“你们有恨父母的吗?”他们同声答道：“没有。”
“为什么?”“快中考了，我妈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妈就一样一样地给我报，让我挑。我听烦了，说一声好吧。我妈就上街去买，如果当天在街上买不到，第二天准会出现在饭桌上。”
“每天早晨，我妈连牙膏都给我挤好了，洗脸水也不让我倒……我想我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人这样照顾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说这话的是位女孩，她说着说着，就哭出来了。
“我爱打篮球，曾经说过，我梦想有一双最好的耐克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爸我妈都下岗了。可是前两天，我爸把一双800多块钱的耐克鞋放到我床上，对我说，儿子，这一段你也打不了篮球了，你就穿着它上学吧!而我爸，每天穿一双破解放鞋去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呀!
我再次想起了张逸民院长说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超常付出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张院长随即一口气说出三个依然：学生的负担依然很重，厌学情绪依然很大，自信心和能力依然很差。为什么?
“因为学生学了太多不必要那样学的东西。”
这个声音已经从很多地方冒出来了。可是谁能阻止，谁能改变?老师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到中考结束那一天，你来看吧，学生们考完最后一科，教室里立刻就沸腾了。”
“欢呼?庆祝终于考完了?”我问。“不。学生们撕书、撕笔记本、撕平常让他们做的卷子，撕了还用脚踩，用脚在地上拧，或者撕成碎片，抛在空中，看着纸屑满教室纷飞，大家呐喊、欢呼……”
“这是真的?”“真的。”“普遍吗?”“不是每个学校都有。但有不少学校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个捡破烂的候在考场外，他们知道这一天会有很多破书废纸拣，学校也不会拦阻他们，那些教室是他们收拾干净的。”
老师们还告诉我：“这一天，没有老师会去批评学生。”“有的同学边撕边哭。有的老师看到这场面心里受不了，跑到办公室里掉眼泪。”
“初三，就这样结束了。”“许多父母并不知道，这一代孩子是这样告别初三。”“他们说：痛恨初三!”
●相关思索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
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青年的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我国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人们也普遍认同中考、高考在当今还是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认识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大部分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突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体育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万种知识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位“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校，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从人本上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面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孩子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直到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
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你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应该赏识自己的孩子，赏识不是一般地对孩子的鼓励或赞扬，赏识是要真正认识到自己孩子的才能和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赞扬，由此支持孩子按他所喜爱所擅长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父母的愿望去发展。不论孩子眼下处于什么状态，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第三章孩子在琢磨
对那些“坏孩子”，老师和家长常常头疼就头疼在他们不服管。当他们发生变化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进步主要不是靠外部规范而得，是内部释放出求知的热情、琢磨的能量和探究的潜质。问题是，怎么才能开启学生的琢磨呢?
1．接触王能智
我开始接触王能智。
现在我可以说，他是我国在青少年中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先行者。在今天，“探究性学习”一词正被越来越多的师生重视，我们也不妨以“探究性学习”的方式去了解王能智。那就让我们先忘掉他是个特级教师，把他还原为一个学生，考察这个学生的成长对今天这个王能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王能智生于1942年12月2日。他有个近乎传奇的家世。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姓王从他的爷爷开始，爷爷后来去了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家庭背景对王能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王能智不喜欢历史，喜欢自然。爱大自然，最终使他选择了学地理，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毕业后，被分到了郊区密云县焦家坞中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好校长。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乡村中学的校长对他的影响会有多么久远。
“起初，我对校长印象不好，觉得他太严厉。”
王能智回顾说，那时北京市里的学校都不上历史、地理课了，但焦家坞中学的校长要求我们上。可是没教材，怎么上呀?用“文革”前的老教材上吗?不行，那些教材都被“打倒”了。
“你自己编吧!”校长说。
“我编?”王能智觉得校长在开玩笑。
“你就编个密云县地理。”
“密云县地理?”王能智仍然觉得校长在幽默。
“对呀，编个密云县地理，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没人能批判你。你编，我给你印，用钢板刻出来印。”
校长是认真的。校长叫王树方。
在校长的指导下，王能智果然自己动手编地理教材，除了收入一般的地理常识，还需要去跑密云县的山川河流，田野与森林，28岁的乡村教师生活突然充满了山花麦穗的气息、水库的倒影、牛羊的叫声……
王校长果然亲自用钢板刻，校长是个书法家．钢板字也好极了，然后用油印机印。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王能智30年前编的第一本“校本教材”。其宝贵之处在于：这是把区域经济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正是今日教育变革所需要推行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1975年，王校长要调走了。王能智突然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损失。他永远忘不了校长临走前夕与他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喜欢说怀才不遇，但又不肯下切实的功夫。”校长说。
王能智抬眼看校长，感到这话很有分量，但没吱声。
“你现在境遇不好。”校长是指他有皇族血统，以及爷爷在台湾等历史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你面前，你有什么本事来回答这个机会?”
校长说得语重心长。今天王能智61岁了，他说我依然能看见王校长当年说这话的情景。
那天，王能智帮助校长整理行装。校长知道王能智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校长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
“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
这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2.初试探究性学习1982年
1981年，39岁的王能智从密云调到石景山古城中学教地理。突破性的创造出现在他40岁这年，即1982年。这年秋，王能智开始在初一进行他的教学“尝试”。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不讲黄土高原有什么，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自己编地理课本。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这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一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越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见的效果出现了。
3.激动人心的课堂景象
经过积极的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像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组的某位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牧业，不种粮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
“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300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吗，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其他农业区的商品粮经济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举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内心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不是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像力，以超出老师想像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
这初次的尝试，也给王能智以教育，他得到了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教师，不是自己能教得多少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部琢磨出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王能智给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要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前苏联，现在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怎么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位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去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位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我们不同意。”有个组的男同学站起来说。
“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旺盛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地下水搞灌溉农业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
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几年后白耀仍说：“真正研究性的课，我见过就是王能智的学生讲新疆。”
4.父亲的孔雀石
就在王能智开展创新教学的同时，在他把许多时间给了班上许多孩子的同时，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自己的家中还有多少艰难事。
王能智的女儿毛毛，一出生就发现血小板低，从此开始年复一年的看病、吃药。1981年王能智从乡下调回来，这年女儿5岁。从此他对毛毛有着如父如母的加倍关爱。父爱对女儿疾病的治疗，在心理上也是不能缺少的。
由于经常要去看病，误课，毛毛的成绩在班上总是中游，甚至中下游水平。妻子谢莉英说：“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及格就行了，别对她要求太高。”
王能智说：“你怎么把分数看得那么重要呢，是要让孩子心理健全，有信心，就总会学到东西在社会上就会有生活能力。”
王能智并不对孩子的课本知识有更多的要求，他开始给孩子画画。画了一辆自行车：“毛毛，爸爸将来骑自行车上班。”毛毛说：“将来我也要骑自行车。”王能智画的都是写意画，用线条表达出来，很美，也很容易模仿。毛毛就按父亲画的学着画，很快就产生了兴趣，画得不错。王能智一再表扬她，这使得毛毛很有成就感。
王能智又画了一辆小汽车：“毛毛，将来国家富强了，毛毛长大了，就坐小汽车去上班。”
毛毛认真地模仿着画，就在那一笔一画之间，毛毛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还有了期望国家富强的意识，某种自己也要好强的意念也在心中悄悄地发芽。
毛毛上一年级下学期那年春天，王能智带学生远行到山东兖州煤矿、泰山去作野外考察，谢莉英在他临行前特意交给他10元钱，对他说：“你带的钱买什么我不管，这10元钱你要给毛毛买点什么回来，哪怕买几个糖豆豆也行，别回来一进门，孩子喊你爸，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给孩子。”
谢莉英如此交代，是因为王能智此前出远门买回来的总是书呀杂志什么的，就是没有给孩子的礼物，所以这回特意交代：“这钱，专款专用，你记住了?”王能智说：“记住了。”
数日后王能智回来了，那是个星期日，一进门就高兴地喊：“毛毛，我回来了。”谢莉英心想这回准有东西带给孩子了，没想到他背的、提的全是矿物标本。
“又忘了?”她生气了。
王能智记起来了，马上把那些石头搬出来放到桌上，对孩子说：“毛毛，你快来看，这是爸爸给你带的孔雀石，这是云母片、石英……”毛毛抚摩着那些石头，很有兴趣地看。
王能智去了厨房洗脸。谢莉英想着王能智出门前，女儿还在他包里塞了几颗蒜，说，爸爸，你出门多吃蒜就不会拉肚子，不会感冒，而且你吃蒜就想起我来了。毛毛从小被感冒害苦了，总关心着爸爸别感冒。可是这王能智怎么就想不起给女儿买点什么呢!谢莉英忽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把王能智带回的那些石头全扔进包里，提出门，像倒垃圾那样全部倒进了楼层的垃圾通道。
女儿“哇”地一声哭了。王能智奔出屋：“怎么啦，怎么啦?”“妈妈把孔雀石全扔了!”王能智这才注意到桌上的石头标本全不见了。“你干嘛这样?”他问气鼓鼓的妻子。
“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
“孩子不挺高兴的吗?”王能智说着赶紧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去了。他把他的宝贝石头从臭烘烘的垃圾里一一扒拉出来，女儿也下楼来了，拿来了一个空包。
王能智让女儿：“毛毛，你站远点，这儿臭。”
他把石头一一捡进包里，拿去洗。第二天就把石头背去学校，精心地装进自制的标本盒里，陈列在地理教研室。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毛毛背着书包突然出现在爸爸的办公室，传达室的大爷领着她来的。“你怎么来了?”“我放学了。”
毛毛在古城第二小学上学，离古城中学有一站地。现在她站在爸爸的办公室里说：“爸，我想看孔雀石。”
王能智没想到孩子还关心着那些石头，就带她去看。毛毛就在那玻璃柜前看得非常认真，“爸，你给我讲讲这些石头呀!”王能智很高兴，孩子的兴趣显然已远远地超越糖果。
5.石景山顶的古井
再说王能智的班上，地理教学的进展令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一学期的课，半学期就学完了。王老师发动大家去找来前届学生的课本，提前学。从前，谁经历过这样的事呢?去借书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同学们心中美滋滋地涌动着一种东西叫自豪。
下学期的课本也很快学完了，还学什么?
王能智发现：探讨性学习必然导致学生的目光和兴趣会越出书本。于是引入校外实践活动。
比如提出一个问题，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
王能智说：“我看是个孤丘。”
李丽是位女孩，叫起来道：“不对吧!”
可是，究竟是，还是不是?李丽与4位同学决心去测量石景山的高度，因为只要能测出它的绝对高度大于500米，在地貌学上就不能把石景山判为丘陵。
这一代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被功课捆在教室里，现在上地理课不必死抱课本，可以按自己的选题到野外去透透气，他们的身心都像小鸟那样飞翔起来。
但是，初一学生知识有限，站在石景山下，要测量它的高度，石景山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从哪儿下手?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学会了用经纬仪测出石景山超过了500米，他们就飞跑回来了。
“王老师，您错了，石景山是山，不是丘!”
王能智笑了，自己错了没关系，学生们对了，你看他们多快乐!
学生们还带回来一个问题：“我们爬到了山顶，发现山顶有一口井，用50米的皮尺缒着石块去量，到不了底。从岩层看，那是岩石构成的山，在岩石上凿那么深的井，怎么凿，谁凿的?”这是一个挺大的谜。王能智跟学生去看了，果然有一口深井。“哎，快来看，这儿有建筑的遗迹!”有同学叫起来。
“再找，看还有什么。”
又在杂树丛中找到几块残破的碑石，拼对起来……应该拍照下来!可是没有照相机。
“我回去拿!”一个男孩自告奋勇。！”拼对起来
“别。”李丽说，“再来，天就黑了，下次吧！”学生们自己有主见，王能智很高兴。
等不到下一节地理课，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就去把碑石的照片拍回来了。拿到文物部门去请教，被鉴定为这碑和井都是明代的，山顶曾经有个寺庙，井是和尚打的。文史资料也说，石景山早先叫“石经山”。那“经”是指佛经。
“可是，那井到底有多深?”这个谜仍然紧紧地抓住他们。有什么办法测量吗?王能智说，可以测算。怎么测?用物体的自由落体回声原理去测算。这是啥时候的课呀?高一的《物理》。那我们怎么会呢?向物理老师请教呀!我们能行吗?试试?
他们学会了，测出井深是146米。他们惊讶不已，至今也不明白，那些明代的和尚是怎么凿出这口井的。
这件事情还可以引起以下思索，在卷子上解答本年级的数学、物理问题，为什么还常常出错，用高年级的物理知识去解决一个“深不见底”的井深问题，何以还不是那么难呢?你是否发现，在卷子上，其实有出题的老师故意设下的陷阱，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会考虑走那些弯路，而会考虑用怎样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
他们写了一篇《石景山上的古井》，报纸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这一组男女同学像中国女排运动员那样把手叠在一起说：“太幸福了!”
6.不管多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去证明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这只是一个小组的活动。一天，有个男孩说：“王老师，我一人一个组行吗？”
男孩叫郑保国，功课不好，好打架，人称“个子大，拳头硬”。王能智明白了，其他同学不大乐意与他组合。“好吧。你打算选什么题目?”“我就画对面街道的平面图。”
朝他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将要拆迁的街道，歪七斜八，王能智想，你怎么这么不会选地方呢，如此没有规则的建筑是最难画的。
“你打算画多大面积?”“我把那一片都画出来。”“好吧，比例尺、方位、美观，我都不要求。你只要把轮廓勾画出来，就是满分。”王能智说我当时并不是降低要求，要画出那一片非常复杂的建筑的平面图，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很难。
郑保国果真画出来了，一米见方。当然不能用“精确”去评价，但一眼看去，像那么回事，也比较美观，大大超出王能智预料。他看到有一个院落没有画出门的方位，就指出：“你这里漏画了个门。”
“王老师，那就是没有门的。”
“你画的这张图很不错，怎么都该得满分，我不会说了不算数，但你这里漏了一笔，别不承认。”
“王老师，那就是没有门的。真的，我带你去看！”郑保国再次说。
王能智跟在学生后面去了现场。到那里，他自己困惑了，他看到这个院落四面都有墙，可就是没有门，那这院落盖起来是干什么的呢?
“你怎么进去的?”王能智问，因为他看到学生在图上还画出院落里面有树。
“我爬进去的。”郑保国说着蹲下来，“王老师，您踩在我背上，爬上去看看。”
“别，那里有一棵树。”王能智走几步，攀着一棵树爬上去了，看到果然是个死院，院子里有破砖头和树。
风徐徐吹来，师生二人站在墙头上，王能智问：“你那图怎么画的?”郑保国说：“草图我就是骑在墙上画的。在那边的一道墙上，我爬了一百多米。”
站在那高高的破墙上，望着这一片将要拆迁的荒凉零乱景象，王能智心里非常感动，他知道郑保国成绩不好，在班上受歧视，自己作为老师是有责任的。可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会不惜代价如此投入!我不仅要给他满分，还要在班上充分赞扬他。
那以后，郑保国在其他科也大有进步。王能智再一次体会到，学生非常需要有成功的体验，谁有了它，自信心就在那里萌发。不久，北京市电教馆来拍这个班的电教片，班主任说，无论如何也要让郑保国在电视上说几句话。
这个电教片曾经发行到北京市的许多学校，还交流到外省市。在片子里，郑保国就举着那张图说：“我的图画得不美观也不大方，我对我们班的贡献也不大，就用这张图表达心意吧!”
王能智在心中深深铭刻下：“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7．妈妈，你知道吗
再说王能智与女儿毛毛。不管工作多么忙，家务活多多，王能智一直坚持不断地给女儿画画，画了厚厚的一大本，毛毛也画了厚厚一大本。一天谢莉英买回一条鱼，对王能智说：“做了吧，给毛毛改善伙食。”
王能智没有就做，他把鱼放到盆里，对女儿说：“来，你把它画下来。”
这是毛毛上二年级那年画出来了，王能智非常高兴画，画得多好呀!”毛毛就趴那儿认真地画，“你会写生了，这是写生画，画得多好啊！”
他把女儿画的鱼贴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快乐地欣赏着说：“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毛毛的画画能力进步到一个新阶段。”什么是进步，什么叫能力，这些意识，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毛毛头脑里有感觉的东西。
毛毛的考卷上总有不少被打叉的地方，成绩不好，这可能使孩子的自信心受损……许多父母见孩子的成绩不好，就连很简单的事也不让孩子做了，觉得那样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时间……王能智明知孩子课本上有不少知识要补，却不急于给她补，反而找一些课外的事给她做，比如画画……父亲这么做，其实是在不断地为她创造能出成绩的机会，并不断赞扬她，以维护她的信心。某种情形，就像王能智在与学校的应试教育争夺孩子。
争夺的结果，王能智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没有在课本知识方面给孩子加压，孩子的成绩却上来了。
有一千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任何成长中的孩子，最大的损失并不是考试丢分，而是自信心丢失。毛毛的成绩，因瞧病缺课，在看起来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开始从中下游进步到中游，而且有一种综合能力在增长。
她的兴趣从那些石头标本延伸到产生那些标本的地方，王能智不可能带女儿去泰山，就带她去香山、去八大处、去紫竹院，也带她去看故宫、颐和园……女儿非常喜欢跟爸爸去走，爸爸能跟她说好多好多不仅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她妈也不知道的事。
她一旦发现有些事她知道了，妈妈却不知道，她就非常得意，更不用说那是她的同学所不知道的。
“妈妈，你知道吗?”她开始常常以这样得意的语气问妈妈。这种自信心的获得是多么的确切和快乐。
父亲的语言总是非常简洁，她不管听什么都不会不得要领。她知道了，说话不要说废话，做作业答题不要啰啰唆唆些没用的东西。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了许多地方，感到父亲非常可靠。
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阔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
也许身体的康复也非常需要自信心的支持，她的身体在逐渐康复。
就在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把药停了。“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
“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掉了下来。
就在那一年，毛毛的成绩也名列前茅，她是初一年级的三好生，还当上了班长。
女儿想，爸爸一定会说，这标志着女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8.一个又一个问题
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一个疑问一直萦绕着他：涉足了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
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考完。他权衡“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
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比较班”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
这印证了：学生们要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越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本《地理》是小儿科。”
但是还有问题。
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地理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
还有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
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
●相关思索
人是靠不知引导着去求知的
谁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成长中的生命，只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捍卫他对不知的好奇心，他就会主动去求知。
黄土高原怎样改造?南北疆的地理分界线怎么分?石景山是山还是丘?石景山顶的古井有多深?这些问题提出来时，不但学生不知，王能智也给不出准确答案。就这样，学生与老师，不知对不知，却把地理课海阔天空地学得如此生动，靠什么呢?就靠那“不知”引导。
不要怕孩子不知。如果用大量的知识题堵死了学生对“不知”的兴趣，就没有心灵的飞翔，没有思想的灵动，没有智慧，没有创造了。
苏格拉底说“我只知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说得多潇洒。他真的一无所知吗?他表达的是，他只对自己不知的感兴趣。人其实是靠“不知”引导着去认识世界和从事创造的。永远保持着对不知的好奇心，人生就会蓬勃地去探究，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还会惊见渺小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池塘，而是海洋。这样的生命可能无法限量，可以走很远，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走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
第四章 北京的探索
1.“能力”的阳光会照耀到一切学科
下雪了，天空洁白而明亮。这天，王能智早早起来。北京地理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将汇聚石景山，北京市地理教育学会本年度的年会将于这天在石景山召开。这一届的年会就是以王能智教改实验为主题的年会。
这是1985年底。这年适逢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王能智的教改实验可谓得“天时”。
“有一个现象，当时大家都很感兴趣。”
“什么现象?”我问。
“你看，家长们曾经担心王能智这么教下去会影响学生数学、物理等科的成绩，才要求他别那么使劲教。其实他没那么使劲，他教得很轻松，学生也学得很轻松，成绩却噌噌噌地上来了。”说这话的是刘国庆。今天他是石景山教育工委书记，当年他是石景山苹果园中学的地理教师。同为地理教师，刘国庆是最早向王能智请教的老师之一。
“还有一个现象，”刘国庆说，“王能智只是地理教师，不是班主任，但每个班主任都喜欢与他合作。”
“为什么?”
“因为王能智担任地理课的那个班，学生好管了，学生其他科的成绩也上来了。”
那时王能智也感到惊奇，也在接受实践对他的教育，那是一个他与学生同经历、共学习的季节。看到学生的变化，他相信那是他们内在的变化，那不是考分的灿烂，而是学生获得了探究的兴趣、成功的体验，这体验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新的学习方法……笑容出现了，阳光出现了，这阳光会照耀到一切学科。
现在他比实验之初更有信心。中学4个学期的《地理》课，3个学期全上完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地理课还干什么呢?他把最后一个学期的地理课时间全部给了数、理、化等其他学科。其他学科得到这时间，学生的成绩进一步得到提升。地理当时是高考必考科目之一，如果能从地理科拿到高分就能提升高考总分。石景山教育系统开始推广王能智经验，王能智逐渐成为不少地理老师的老师。“争取在地理拿到高分”也成为同学们的“高考策略”，这效果在1987年出现了。
1987年石景山夺得了北京全市高考地理冠军，此后到1993年地理不介入高考为止，石景山地理科获得了高考6年“六连冠”。石景山高考由此上了一个台阶。
李丽的母亲是当初曾担心孩子太感兴趣地理会影响考大学的家长之一，多年后她又在路上告诉王能智：“我女儿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
另一位家长多年后路遇王能智也告诉他：“我的女儿考上了科技大学，现在去美国读博士了。”
更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发现自己与社会接轨的能力优于许多同学。他们许多人至今与王老师保持着联系，深深感谢他们初中时代的地理老师。
2.一个变教师为导师的时代
今天回望王能智的教改实验，虽然那“六连冠”仍在闪烁光芒，但我们的目光已不能停留在能考出高分。
奇迹似乎就起步于王能智给学生的那个探究性问题，给出那个问题犹如给出一把钥匙，用那钥匙去开门你能得到许许多多。一个真正的问题比一千个答案都重要。
瞧，面对一个探究性问题，知识不够，你可以去问家长、问社会……有的学生的邻居就是专家，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请教专家。这样一来，能使学生获得知识的就不只是王能智一个老师。
这就是个重要变化——家庭、邻居、专家、公众，以及报刊、图书馆、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都可以是教育者。如果王能智照本宣科，就只是讲授课本里那些知识，且是多年前写进课本的知识。现在王能智给出一个题目，40多个学生撒出去，带回课堂来的有40多位学生访问了更多人士得到的百十种知识亮点。这就是很多人的智慧在课堂里交流激荡，学生是在这样的海洋里学习成长。
教学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在这里，不再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因为老师说的与专家说的可能有很大分歧，专家说的与网上最新出现的也可能有很大不同。谁是正确的呢?
学生完全可能发现：老师、专家、父母或其他人士说的都有对也有误。那么，谁的见解更接近正确，接近可行?“我”从一个总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变成了主动对各种现象各种见解进行辨析、判断的主体，然后决定取舍或动手改造。
什么叫解放学生?王能智说：“就是要让学生把手放开，把脑放开。”
话很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里的“把脑放开”不是说要动脑筋，而是说要让学生自主地思考。
所谓“你要有主见”，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训练。学生本人价值体系的建构，是教育应该去完成的最为了不起的建设。这是在建设一个最终能融入社会，对社会有用，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有独立人格的人。
王能智探索的究竟是一条什么路?
“就是设一个‘圈套’，让学生去钻。”王能智戏说。
“但这不是把他套住了，而是一个游戏似的快乐的活动，讲得文一点，就是通过设置一个探讨问题的情境，让学生主动去进入。”王能智又说。
但设置这个情境却不简单，这是“以导学为中心”的课内外综合教学之路。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导”，而不是“教”。不仅“探究”出场，“综合”也已经出场，课内外综合，以及对老师、专家、课本、网络等多渠道的知识进行综合的方法已被大量使用。
3.谁打开了这扇门
1993年王能智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年地理不介入高考，地理的被重视程度随之降低，虽然他在地理教学上已经很有名气，但这些经验只适用于地理吗?这些经验会是“昙花一现”吗?王能智还往哪儿走?
1994年应校长张逸民的请求王能智调到教师进修学校开始专职培训教师，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他52岁。
“张逸民是个真懂教育的人，你知道他曾经怎么评价现在的教育吗?”王能智这样对我说。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没有。学生学到了多少有用的东西吗?很可怜。学生的人格得到尊重了吗?严重不够。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了吗?恐怕是得到压制吧!我们还在认认真真地压制他们。所以现在的教育仍然需要进行大改革。”
怎么改呢?
1993年浙江全省已率先挺进综合课程改革，全部课本都变了。王能智是赞同浙江综合课改的。北京的课本还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能不能变?课本是死的，人是活的。张逸民格外看重的就是王能智拿着老课本教出了新课程、新方法。不唯书，不照抄照搬，王能智算是够典型的了。张逸民决定举办“青年地理教师培训班”，支持王能智在培训教师中进行探索。
这一时期，王能智对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教育理论进行再思考。比如大家都认同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五个：一是职业理想，二是教学理念，三是人格魅力，四是专业知识，五是教育能力。王能智也认同这五大要素，但他只取后两点为切入口，不拿前三点去要求教师。我问为什么?他说，没用。我问怎么没用?他说，前三点是他自己内部是否有，别人无法从外面教给他，要他自己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我问，教学理念也无法从外面教吗?他说，如果别人教我，我也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去判断，然后决定弃取。如果觉得你说的没用，他听都不会听。
我说，你是不是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对，他的理念守在大脑里，挡住你的理念，你的理念灌输也常常是无效的。他说，是的。所以我选择后两点为切入口，即专业水平和教育能力，这是每天围绕他的两个东西，是他关心的需要的东西。
如何把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传递给老师们呢?
王能智觉得人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共有知识，二是个人知识。共有的知识是可以编码的东西，教材上的知识多是共有的知识，可传递、可复制、可迁移。个人的知识是自己实际经验的积累，是个性的，见仁见智的。个人的经验自己心领神会，但不容易迁移，需要转化为抽象的理论，才会产生良好的迁移效果。
他将自己的教学经验逐步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以实现向青年教师的传递。比如针对老师如何辅导学生，他将“学习”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针对知识的接受学习。二是针对技能的体验学习。三是针对实践的探究学习。
现行的教学只是把第一层的学习当成一切的学习，这就严重不够。即使第一层的学习，是让学生记住那些知识，还是通过什么方法去占有这些知识，且是大大地多于课本的知识?为此他提出“新常规课”的概念，要求务必首先做到：让学生在常规教学里就有探讨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以往的“常规课”要求学生必须熟记的那些基本知识也不要死记硬背。
怎么实现呢?通过引进课题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所谓“让课题活动有教学依托，让教学向课外实践拓展”，这话听起来枯燥，但学生们是可以唱着歌向那些未知的秘密出发的，到时候那些基本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你所需要的，会缠住你，让你印象深刻，想忘记也不大容易。
如此，王能智说的“三个层面”的学习，就不是先完成第一层面的学知识，再进入第二层，然后第三层，而是要在全部教学中同时包含有三个层面的学习。
这里的关键点是：如今大家(包括家长)都认为只有基础知识积累到一定的时候才有探究能力，王能智认为不是这样，而是探究能力的获得已经蕴藏在基础知识获得的过程中。
这么一来，老师们可能觉得更摸不着头脑，但王能智强调，你只要抓住一个核心，那就是“探究”。为了让老师们对“探究”有深刻印象，他说：“探究是什么?探究就是研究的刀尖。”
为了让老师们明白“探究”的好处，他又将探究性学习称为“试误性学习”。这里有什么奥妙?妙就妙在错误是人人都会犯的，正确只能通过尝试和体验错误才能达到，这是探究性学习的特征。妙就妙在出错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出错谁不会呢?而明白了错误也是不可缺少的财富，就可以打破“探究”的神秘感。王能智为此画出一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首先设置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有此假设，才有去探究的“目标”，有目标才有探究行为。在从问题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不论走到“正”还是走到“负”，那曲线都提示学生的思维在积极探索。
在这里，你不必为学生的错误大喊大叫了，你懂得激励在哪里。在这里，激励并不是抓住学生的某个小优点去表扬他，而是面对他的错误也可以为之鼓掌，可以喜悦地告诉他：“快了，你就快成功了!”这多么奇妙。我在这幅“探究性学习示意图”中久久流连……通过体验错误达到正确，没体验过错误，你不可能获得成功，像这样经历学习和体验学习的过程，与其说是科学的，莫如说是哲学的。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信仰，是智慧之学。
知道了错与对，犹如夜与昼，都是不可缺少的，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面对学生的错误，也改变了面容。我想他们体会到慈祥了。慈祥不是别的，慈祥就是面对错误表现出宽容，这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智慧。
我相信，经过探究性学习培育的这一代学生长大，会比父辈、祖辈都更科学地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会更有能力来对待人间的正确和错误。他们还会轻松而潇洒地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错误生出来的儿子，错误其实是真理他爹，我们怎么能不善待错误!
于是师从王能智的老师们说：“虽然要学、要改的东西很多，但王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探究性学习’。握住这个抓手，就打开了这扇门。”
打开这扇门后，天地有多大?
探究性学习是通过设置一个问题、一种情境的方式去进入……设置也是假设，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学习问题，是重要的学习能力的训练；通过假设性思考去解决实际问题，则是日后走向社会极其重要的能力。
4.谁抽走了这个阶梯
以上是抽象了的思维。如果觉得缺少感性认识可以具体看一看他的学生。
朱海燕来了，她是王能智的弟子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玩了4年。”她这样描述自己。
她说毕业后分到古城中学教地理，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当老师。我总觉得教书匠翻来覆去地说，像录音机似的，有啥意思?那时北京市号召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学校组织了“拜师会”，王能智老师正是教地理的，大家都让我拜王能智为师，仪式就是要签字。我当时想，嘿，还搞“拜师会”……签字就签字，这有什么呀!没想到他真抓你。
比如我讲“中国的山脉”，精心准备好教案后去说给王老师听，心想看看王老师能说什么，没想到我开口刚说到“白雪皑皑”，王老师就喝停，我愣住。“把‘白雪皑皑’去掉!”“为什么?”“没必要。”王老师回答。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讲山脉，为了追求教学语言的完美，在用词上精挑细选，我选择“白雪皑皑”这个词就因为它既描绘出山的秀丽，又体现了山的高峻和挺拔，多恰当的用词呀!这么优美而又贴切的词，上哪儿找去!
海燕说，后来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我逐渐理解了老先生当初的用意。讲解是教师的基本功，首先要锤炼教学语言，不能摆花架子。虽然“白雪皑皑”一词的使用确实是优美的，用之是好而不是不好，但王老师当初是在刻意训练我的白描能力。
“你能意会吗?”海燕问我。
我说我听懂了。我的老师文怀沙先生也对我说过，不论绘画艺术发展到多么绚丽，木刻是宗师；不论影视艺术发展到多么有规模，话剧是宗师。我理解这是说，如果你去掉色彩，单用线条就能塑造出艺术；如果你没有其他手段，仅在话剧舞台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就能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这里就有过硬的基本功了。
海燕点头说，你是懂了，但是我很长时间没懂。她说只要我知道什么，我都会倒给学生。她以她自己参加过高考的经验进行备课，她想，可以用我一人的时间来为学生节省时间，办法就是自己加班加点把习题尤其是重点题、难题，做得非常简洁、概括，简直就是走出了一条通往答案的最短的道路。如此去给学生讲解，让学生掌握，也就是学生通往成功的最短道路。那些深夜，从京郊门头沟吹来的西北风在她的窗外呼啸，她甚至想，自己当年参加高考若有人这么为她节省时间，那多好呀!
她就这样踌躇满志地去给学生讲解，她觉得只要这样，我牵着你，你跟着我走，你就应该会了。“我真的觉得我讲得很精辟、很精彩，我都被自己陶醉了。”
为了巩固，她择日发下卷子测验。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没懂。怎么回事?她沉住了气，好吧，再仔仔细细地讲一课。她觉得自己讲得够清晰了，这回该懂了。发下卷子再考，还那样。“气死了!”海燕说。
她说不仅生气，而且伤心，感到自己白付出了。
她说她体会到了，学生要是不用功，不好好学，老师用功有什么用?后来王能智老师告诉我，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就在我的努力上。
“你以为可以节省学生摸索的时间，其实这摸索是不可取代的。”王能智说。
她说：“真是奇怪，我知道不能给学生答案，我并不是给学生答案，我给学生一个清晰的过程，一条捷径，为什么不行呢?”
“可是，你给了学生一条最短的路线。”
“这有什么不好吗?”
“那是直线。”
“直线不是捷径吗?”
“任何正确的答案或者方式，都是通过曲折探索才得到的。探索的过程是一条曲线。你想想，你也是通过曲曲折折才找到一条最短的路线，对吗?”
“是的。”
“但现在你不想让学生曲折，你省略了曲折，就好比抽走了学生通往目标的阶梯。你自己曾经攀着它爬上去了，你上去了，就抽走了阶梯，学生就上不去了。你仔细体会体会?”
那些夜晚，朱海燕体会到了灵魂出窍，体会到了当教师可不是录音机啊，看到了一个教育的汪洋大海……她觉得王能智不是老教师，更像新教师，相比之下自己22岁倒像是老了。她感受到一种青春在重新把她召唤。
她凝望着王老师给她画出的那条探究的曲线，明白了学习的过程其实天生就是通过“正误正误”才在大脑里生长出果实。你不让他体验错误，其实他得不到正确。
她看到自己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教育就曾说过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现在她觉得有一个比喻更能形象地描绘自己的滑稽，比如说，你是给他酒，还是让他自己去酿?
不应该是酿好了然后告诉他这是好酒。他喝不下去你就灌他，使劲地灌，那他非醉不可。会醉得一塌糊涂。会醉死了。
想到这儿，她自己就笑了……笑得很开心。
她还想到，关于错误，那不是尽量避免犯错误的问题，也不是错误不可避免，而是错误不可缺乏。你没有体验错误，就只能得到错误。
从前她也曾经为自己该怎样讲课发愁，现在她觉得不必为此发愁了，而是要学会让学生讲。不是一般地说要给学生留有空间，而是要去开发学生的空间，让学生在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空间里成长。
现在她能注意到有的学生不愿说，怕出错、怕暴露、怕被笑……要鼓励学生不怕出错，要笑容满面地像对待正确一样对待他们的出错，这真是个陶冶性情的事情啊!
要特别留意让那些很少说的学生说，他不说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从前她不知道学生在哪里，自己就滔滔不绝地说，现在她能警惕到，所谓“跟不上”，关键是第一个台阶没上来，他就跟不上。跟不上他就不跟了，就放弃了，就在等待下课。你得让他说，才能把他带上第一个台阶，才能继续往上带。
……
所有这些都是基本功。
20世纪90年代北京在教育改革中极为关心的话题是：培养一个优秀青年教师要多少年?这个话题有过影响广泛的讨论，这话题其实是基于师资资源已不能满足当今需要才提出来的。“师资资源”的概念并不是说首都北京缺教师，而是面对着事实上存在的教育难题，时代需要新型教师。
5.打破学科壁垒
继续讲一个发生在2000年的故事。曹彦彦这年29岁，升任京源学校副校长，仍承担地理课教学。这年一开学，王能智同她设计了一个课题《今年春游去哪里》，希望吸收数学、语文、外语、历史、生物、计算机、政治，包括地理，共8个科的老师参加，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初中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
各学科的老师对王能智都挺尊重，但觉得这地理课把腿伸到野外尚可理解，为什么还把腿伸到这么多学科里来呢?讨论进去，老师们也各有说法。比如，数学老师说，对旅游点做客流量趋势分析，需要用到“数学建模”，但初一刚学代数，高中的学生都不见得能运用数学建模。语文老师说，要说服大家为什么去某地春游最好，这需要“议论文”的本领，但初一上的是记叙文，初三才上议论文，现在怎么讲议论文呢?……由于老师们都跟曹彦彦关系不错，于是说，我们可以配合你，但这毕竟是你地理课的事，要让我们当做我的事来做是不现实的。总之愿意“友情接受”，不愿有多大的投入。
“第一次开完这个会的那个黄昏，老师们都走了，我和王老师坐在黑暗中。能说老师们固守在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上吗?他们说教学要循序渐进，难道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王老师说，先干起来吧，把题目告诉学生。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曹彦彦这样回顾。
于是告诉学生，自由组合小组提出方案，最后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入选。学生们听明白后立刻兴奋起来。
王力小组7个同学选择了沿着北京城中轴线考察的旅游方案，这条线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承载着北京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各大建筑，他们去论证皇帝没有用标语说皇权至高无上，但用建筑体现了皇权至上。在这些建筑中凝聚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和建筑知识?他们知识不够，就去请教历史老师、政治老师。要用数学方法分析故宫的客流量趋势，不会，就去请教数学老师。他们还在电脑上做出网状的图来表达线路选择的优势，试图用定量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起初，这也不会，就去请教计算机老师。
“老师，求求您，教我们吧!”
各科的老师都突然遭遇同学们空前的求学热情。老师们感动了，固有的心智模式开始动摇，被学生的热情溶化。奇景出现了，老师被学生发动起来。语文老师开始辅导学生说服别人的技巧，生物老师开始教给学生如何制作植物标本，有的同学则要求英语老师帮助他们增添英文解说，以增添吸引力……有些知识，有些方法，老师自己还未必懂，那就赶紧学，学了好教给学生。
所有的组都学会了在电脑上制作软件，公认这是将来发表方案时最基本的竞争平台，否则你就“免谈”。如此一来，计算机老师“会不会累死”?不会。王力小组学会在电脑上做图了，其他组的同学都去向他们学，大家就都会了。
孙宁霄问：“两人一组行吗?”老师说行吧。孙宁霄就与郭钟铃两人一组。他们选择去密云县看司马台长城，认为司马台长城是“奇、险、峻之最”，此去还包括考察密云水库，参观“京都第一瀑”，时间两天一夜。他们在软件里插入了动画，设计出几点从学校出发，电脑里就出现了小汽车，走到哪儿是第一站，标示出路途多长，需多少时间，几点几分到达……动画的引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
很快，别的组也学会了，大家都插入了动画。
一天，羡辛给软件加进了声音，大家又去向她学，都加进了声音。
大家都学会了合作，不仅是小组内部的合作。不只是8个学科的老师教学生，同学间有无穷的交叉联系，总在互相学习。“同学们并不像我们想像的会由于竞争的原因而保密，而是乐意告诉别人，同学也乐意向同学学。”
为这次春游，他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学到了过去几个学期都未必能学到的知识，比如学生再看手里那本计算机课本，说是“小儿科”了。
曹彦彦说：“我除了给他们一个题目，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钥匙，我办公室的电脑、电话，让他们随便用。二是不断告诉他们某个组的新创造，你就不用管了，他自己会去找那个同学学。整个过程中，老师只是组织者、促进者、帮助者。”
董琦提出了一个去延庆考察“天漠”的方案，她说那地方周围都是绿地，中间出现一块沙漠，那是从天上飞来的?她说我们想去探究那片“天漠”的成因，并把出游设计得充满神话般的迷离色彩。
全班51位同学分成7个小组，提出7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饱满地凝聚着同学们的心血，包括家长的智慧，每一个方案都很有吸引力，如何决断还真是个难题。
投票的时刻终于到来，教室静得就像考场，只有笔和纸接触的声音。揭晓，只有两个人的孙宁霄、郭钟铃组获胜。两位同学蹦起来，叫着，快乐得无法形容。
“接下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一张某个旅行社的名片。”曹彦彦说。此后，孙宁霄先从网上查出密云县所有宾馆、招待所和旅游景点，逐个打电话，了解设施条件和价钱……做完了这些，才使用老师交给他的那张名片，给旅行社打电话。后来旅行社的人告诉老师，你这个学生太厉害了，宾馆里要能洗澡，大巴上要有电视，该有的都有了，哪里哪里，什么价格，他比我们还清楚。我们拉你们这一回，几乎就没有钱赚。
出游之日到来了。过去，老师会担心学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不安全，会不会不守纪律。这次，到哪要注意什么安全，孙宁霄都嘱咐了。看上去，他好像比大人更怕出事。
“他非常珍惜这次大家投他的票。”曹彦彦评价孙宁霄时不知不觉地从说他是个男孩说到他的成人，“他那么负责，我敢说他将来成家后一定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就这一次经历，孩子们真的长大许多。今天他们已进入高中，仍久久挂念着还有6处没有去的路线。家长也说，孩子都说总有一天还要聚在一起，那6种方案都要去走一趟。到那时，我们也跟孩子一块去。
京源学校的老师们都被感动了，在汇报会上，许多老师都没想到自己会为一次春游活动流下眼泪，他们要求学生们把7个春游方案软件都放到校园网上去。学生们放上去了。老师们相继把这些方案拷贝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去品味。“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现在想想王能智这句话，多么有力。
静心一想，这次春游活动便是一种“大综合”课，在“游玩”中综合了8个学科的知识，并进行综合运用。在这个过程中，主持课程的曹彦彦老师并不是在“教”，而是在“导”。教给学生知识的也远不只曹彦彦一人，而是8个科的老师，还有家长和旅行社、宾馆的人员。
6.一个其他学科的实例
进入21世纪，石景山区委、区政府专项拨款近百万元，由王能智领衔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区各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研习班，这是个融合了13个学科的教师培训组织。
京源学校的历史教师安丽萍是学员之一她珍藏着一本连环画笔记。我问缘由，她说是一个学生画的。
学生叫季鹏。安丽萍说他上课爱说话，爱画小人，就是不爱记笔记。以往老师碰到学生不好好听课，画小人，通常是把学生画的东西没收了。安丽萍琢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天，她发现季鹏又在课堂上画小人，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记笔记?”
“我都记住了。”
“哎，你画得不错。要不，你就用画来记笔记，行不？”
季鹏果然用画图代替笔记。
安丽萍说，我看了眼睛一亮。虽然画得比较粗糙，但构思不错，很有趣，形式在班上独一无二。我赞扬了他，同时对他说：就是文字表述太少，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是在图上有所提示，没学过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多少年后，你自己再拿起来一看，这就是历史。
“那天他特别虚心，特别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那以后，他坚持了下来，越画越好。”安丽萍说。
又一天，安丽萍对季鹏说：“就用你画的笔记，一页一页给同学们讲讲，怎么样?”
季鹏同意了。安丽萍说，我至今记得那天他讲的情景，班上特别静，大家都听得非常专注。我一边听，一边想，当他构思这些图时并不是机械地抄我的板书，而是把那些历史事件在他心中反复酝酿，变成了“酒”，是知识内化了之后才能产生这些图。所以他讲得都很到位，也很简洁。他这么一页一页地讲下来，等于带着全班同学复习了一遍，同学们一看一听都记住了。
“我喜欢。我记得特别牢。”同学说。
安丽萍说，这是学生对我的教育，孩子自身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无穷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不得了。
又一天，在另一个班，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你看鲁茜不听课，在画小人呢!”我一看，我都讲到后面了，他还在画前面。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画补充得更完整一些，把情节连续起来，但现在你先收一收，课后再干。”
后来，我索性问大家，班上有没有人喜欢画画的，请举手。一看，举手的有五六个，有男孩有女孩。我说，你们喜欢，可以用画画代替记笔记。不久把笔记收上来一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五个同学画同一内容五种样子，绝不雷同。我真是眼界大开，从这里一再看到孩子的思维特别敏捷，如何让学生自己动起来，真是太重要了。
这些孩子学习都非常好，初中读完相继考到市重点高中去了。毕业前，安丽萍对季鹏说：“把你的笔记本留一本给老师作个纪念好吗?”季鹏就把他受到鼓励的那“第一本”送给了老师。
“这是我们京源学校第一本连环画笔记，我会向下一届、再下一届的同学展示。你是开先河的!”
“安老师，谢谢你!”
“我谢谢你!”
历史老师安丽萍的例子，只是其中之一。在王能智主持的这个班，13个科的老师都相继把探索性教学方式运用到生物、数学、化学、物理、英语等各科的教学中去。由于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学生即使去对付中考，成绩也不错。
以京源学校为例，曹彦彦这样说，我们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早先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我们把通知书分类，考上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学生顶多一半对一半，短短几年间，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在办公桌上那一摞，不断长高。现在上市重点、区重点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是“高楼”，上一般高中的通知书变成了“平房”。
当然，像现在这样把学生分成“重点”和“一般”的方式，恐怕是不科学的。对任何家长和孩子来说，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教育需要在今后的变革中继续寻找到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方式。王能智以及安丽萍等教师们的探索性实践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新世纪的教育，即使在中小学领域，一个教师的时代也正在成为历史；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呼唤导师的时代，正在诞生。
●相关思索
探究是人生的高品质
无论怎么说，“探究”是太重要了，需立题再说。
东西方几千年来的教育，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都是“我教，你学”的教授法，教育的主体是教师。“灌输式”是这种“教授法”的必然表现。要改变“灌输式”就要改变“教授法”。当把主要的学习方式确定为“探究”，教育的主体就变了，探究性学习以学生为主体。这就是一个跨越五千年的重大转变。如果中华民族能在21世纪初年将整个民族的教育引向“探究”，那就是了不得的事，就是“教育革命”。
(摘自《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