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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長河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做出的新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新发展也集中体现在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之中。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思想基础。
新的历史起点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起点和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飞跃。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中国的仁人志士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追求。但在此后1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久经磨难。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均未取得成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此为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而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他们认识到，必须通过革命扫清现代化道路上的旧制度障碍。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并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新境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主要沿袭了“苏联模式”。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历史环境的变迁，“苏联模式”的积极性发挥殆尽，最终演变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旧体制障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地在苏联东欧失守，是谓“苏东剧变”。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中断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新发展，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个事实向人们昭示，社会主义并非“苏联模式”一座“独木桥”，还有更加宽广的道路等待和需要共产党人去开拓。
新贡献。现代化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的眼里，任何偏离资本主义道路的做法都是“发展的缺点或错误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无疑对西方的价值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印度学者阿什瓦尼·塞斯曾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制度进行过比较研究，引用了这样几个说法：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其1953年的印度之行后说：“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8亿人口。长远地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在杜勒斯看来，印度是自由社会，中国则是警察国家，显然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表达则更为客观，用词更为准确。他在1954年也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们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半个世纪后，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中国的今昔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参见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58-259页。）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主张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但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新贡献。
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新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习近平要求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个论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起点新阶段，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并不矛盾。认识这一点，意在牢记历史经验，防止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思想情绪发生。
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依据。这个基本判断也为认识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视野。社会主义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实际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就是国情，它不仅包括人口、土地面积等自然状况，也包括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内涵在于，一是“社会主义”，即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要坚持而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二是“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还要经历一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国情依据。 问题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環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是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契机和动力。
战略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增强战略定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正如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的那样，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
新的责任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的责任担当。
树立“四个自信”。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思想前提和精神动力。“四个自信”不是自负，而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明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四个自信”的客观依据。
坚持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全党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也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获取了新的内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物质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推进理论创新的任务，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深化。因此，应深入考察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关系，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炼新的概念，探讨发展趋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全面准确地学习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刘海涛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执行院长、教授
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長河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做出的新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新发展也集中体现在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之中。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思想基础。
新的历史起点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起点和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飞跃。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中国的仁人志士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追求。但在此后1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久经磨难。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均未取得成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此为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而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他们认识到，必须通过革命扫清现代化道路上的旧制度障碍。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并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新境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主要沿袭了“苏联模式”。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历史环境的变迁，“苏联模式”的积极性发挥殆尽，最终演变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旧体制障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地在苏联东欧失守，是谓“苏东剧变”。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中断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新发展，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个事实向人们昭示，社会主义并非“苏联模式”一座“独木桥”，还有更加宽广的道路等待和需要共产党人去开拓。
新贡献。现代化起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的眼里，任何偏离资本主义道路的做法都是“发展的缺点或错误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无疑对西方的价值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印度学者阿什瓦尼·塞斯曾对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制度进行过比较研究，引用了这样几个说法：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其1953年的印度之行后说：“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8亿人口。长远地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在杜勒斯看来，印度是自由社会，中国则是警察国家，显然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表达则更为客观，用词更为准确。他在1954年也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们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半个世纪后，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中国的今昔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参见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58-259页。）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主张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但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新贡献。
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新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习近平要求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个论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起点新阶段，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并不矛盾。认识这一点，意在牢记历史经验，防止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思想情绪发生。
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依据。这个基本判断也为认识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视野。社会主义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实际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就是国情，它不仅包括人口、土地面积等自然状况，也包括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内涵在于，一是“社会主义”，即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要坚持而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二是“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还要经历一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国情依据。 问题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環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是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契机和动力。
战略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增强战略定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正如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的那样，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
新的责任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的责任担当。
树立“四个自信”。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思想前提和精神动力。“四个自信”不是自负，而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明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四个自信”的客观依据。
坚持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全党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也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获取了新的内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物质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推进理论创新的任务，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深化。因此，应深入考察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关系，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炼新的概念，探讨发展趋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全面准确地学习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刘海涛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