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我离家远行。
　　在我的行装中,有10袋特大号的牙膏、5公斤糖果和一大箱书。糖果后来在亚热带的草舍中迅速融化,引来大群的蚂蚁。我把糖果放进杯子,冲进开水,我知道这涉嫌杀生,可我的健康需要继续喝这糖水。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有大批城市青少年在多数不自愿又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以军事动员的方式被送到偏远的乡村。
　　对于这场运动,说痛苦、说悲壮、说忧伤、说升华的都有,没有定论。牵扯的人数过多,空间过于广阔,产生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是免不了的。
　　17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泪水。车轮转动时,他跟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的尽头。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最后挥了挥手。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逐渐变小。直到这时,我才流下泪来。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在我抬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空了。
　　火车上的4000公里穿过了8个省、市,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4天的火车之后又是4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到达目的地景洪时,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一直保持到天亮。
　　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砍树。把眼前一切看得到的树都砍倒。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星星,听着远处林子里凄凄的叫声,偷偷地掉过泪,梦中全是故人旧事。什么是思乡?思乡是件甜蜜的事。想想天还要亮,心就发慌。我学会了抽烟,能把烟蒂倒卷进嘴里,再把燃烧的烟丝吐到地上。我回家探亲,母亲抓住我的手就哭了。我再离开,朋友们把普希金的诗写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说玫瑰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放。”我收下,致谢,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
　　大概是1970年底,一位16岁的上海知青砍倒一棵大树,又被树压倒,树太大,倒下来的时候,天似乎缺了一块,就那么空着。枝叶把他盖住,找不到了。他被压在大树的附干下面,发现他全凭了他发自胸膛,猫一样的哮喘声。被砸碎的身体没有出血,蜡一样的洁白。他父亲来了,是一位上钢五厂的工人。来后要我们带他去出事地点看看。问我们:“我儿那刀呢?”老头找出刀,手有点哆嗦:“还砍树不砍?”又拿刀指向大伙:“你们可要小心点啊。”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哇哇哭了。这下我明白了什么叫劳动人民。
　　有许多次,我坐在林中砍倒的树身上,深深地吸一口烟。风从林子深处吹干了我头上的热汗。我和身边的一切没有区别,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友人,它很宽大,足以容纳许多生命。而山下不远的人间,真理、道德、秩序却像鱼刺一样苍白、贫瘠、抽象而悖理。在阳光和绿叶之间,我想起受难的父亲、病中的母亲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学和朋友,我的所爱和所恨,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不禁悲从中来。在自然接纳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心慢慢沉了下去,沉到它该在的地方。
　　在我能够用手中的刀砍倒一棵棵大树的时候,我肯定了自己。我不再恐惧。千百次运动后的手臂鼓胀起来,血液在脉管中畅快地奔流,一种不仅是物质的东西在我体内暗暗生长起来,渐渐有力量。我坦然起来,感到一阵轻松,人长大原来只需要一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