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偕“国民政府”要员从四川成都机场乘飞机逃往台湾，到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允许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时止，海峡两岸在长达38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中。其间，虽也曾有过高层间多次的秘密接触，但最为轰动一时的要算是1975年3月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时，有10人申请去台湾而被拒绝接收的事件了。
最后特赦战犯前的海峡两岸态势
1949年底，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除海南岛、西藏和台湾之外的大陆境内的全部中国领土。1950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这是中共首次公开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朝鲜战争停战后，国际形势与海峡两岸形势趋于缓和，中共适时地调整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还说，“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中共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已从“武力解放台湾”正式转为“和平解放台湾”，但始终没有放弃以战争方式解决的承诺。
此后不久，蒋介石先后派出若干人员前来大陆刺探高级情报，摸中共对台政策的底牌。1957年春，居住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以到北京探亲为由进行“实地考察”。当时，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针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活动，中共果断实行了“联蒋抵美”政策。早在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当局加紧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依然顽固地坚持“反攻大陆”的方针，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出动军队，不断对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1954年9月3日，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岛实施炮击。在连连炮轰中，美国逼蒋撤出金、马各岛，以造成“划峡而治”的局面。对此，蒋介石既拒绝撤离金、马，更拒绝将台湾由国际“托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对老蒋的决策甚为赏识。
为了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1955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曾请在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中都有私谊的章士钊先生给蒋介石写信，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
同年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周总理也多次请与台湾高层有私谊的一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给岛内写信、传话。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批获特赦的11名战犯时，还曾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7月，章士钊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的信息，临行前，周恩来说可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1962年，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老蒋等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
1960年5月，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时，中共请人捎话，表示支持蒋介石。周恩来还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归纳了4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生前曾希望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绝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台湾报纸刊载的陈诚遗嘱，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可见中共中央对台秘密接触工作已初见成效。
1966年后，因“文革”而中断了台海两岸国共两党高层的秘密接触。但自1955年8月开始的中国和美国间大使级的秘密会谈，断断续续地谈到1970年，历时15年，共谈了136次，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同年9月29日，中日建交。
中共决定特赦全部前国民党战犯
1971年5月，周恩来总理收到了公安部送来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战犯死亡人数日趋增多的报告。19日，周总理在给公安部两位副部长的批示中写道:
李震、于桑同志: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久不治者每年增长。六六年十人，六七年五人，六八年八人，六九年九人，七O年十人，七一年两个月死三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有重病十三名并无急救治疗办法，对其他一百三十名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深挖“活材料”，一句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得好。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释放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
周恩来
1971年5月19日
“文革”期间，周总理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亲笔写下如此长的批示，可见战犯问题在他心目中的分量。5月31日至6月6日，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召集了辽宁、山东、陕西、北京4个战犯管理单位的负责人，以及有教育战犯任务的河北、山西、广东、四川等11省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因“文革”干扰而停滞了5年的教育改造战犯工作，重新启动起来；同时，处理和特赦战犯的工作也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4年11月13日，周恩来在公安部《情况反映》增刊第55期《当前在押战犯思想动态》一文旁批示:
请国锋同志(注:时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告公安部，将全部未赦战犯列一表来，注明被捕年月、职务、籍贯、年龄、判刑时间(注:1956年初，中央决定集中公安部统一管理之前，在各地司法部门收押判刑之时)、政治表现、身体情况，以便在四届人大会后特赦，主席已在去年指示过此事。
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公安部送来的未赦323名战犯情况表上批示:“请公安部分类处理，进行准备，以便在人大会后送中央、主席审批。”公安部送来的处理方案，按立即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刑期未满者)、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等不同类别分别列出了名单。尽管周恩来看了名单一再指示，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但经各地管教单位和主管部门反复研究，还是有13人要继续关押改造，理由是“他们确无改恶从善表现”。
据罗青长同志回忆，中央决定最后一次特赦战犯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企图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周恩来不得不抱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其间，毛主席提到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特务。
罗老说:“总理从长沙回京后，12月28日（1974年）中午，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记得当时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战犯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十分清楚。后来，好不容易地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里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l名，这些战犯将全部释放。讨论研究这批战犯的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有好几个月。经与当时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报告《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据档案资料记载，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病重时批阅的那个在押战犯名单(表)是323名，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正式批示时，因在此期间又病故5人，因而实际人数成为318名。经核心小组慎重研究，又将其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落实政策。所以，经核心小组反复清查，最终列入仍在押战犯名单的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了正式批示。
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在听秘书读报告时说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谈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谈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公安部随即召开了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员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也被召来列席了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则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复杂的事情竟然变得如此简单。
会议期间，公安部对毛泽东在审议时提出的“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的问题，同抚顺战犯管理所来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后又指派专人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获的国民党战犯确实都已特赦安置完毕，现押的战犯多为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地被俘获者。在清查过程中，又发现在全国各地的劳改机关(监狱)还关押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人员，有的职务竟为将军级别。
据统计，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战犯之前，正式听候处理的在押国内战犯总数为856名。至1975年3月19日第7批全部战犯被特赦止，共特赦释放589名，刑满释放65名，另案处理释放10名，经审查按起义投诚对待、立即释放的25名，病亡167名。这些人员除病亡的外，都按党的政策作了妥善安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对已处理的前战犯（如沈醉等）经复查并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纠正，按起义政策对待。
中共批准了10名战犯申请去台湾的请求
中国政府7次特赦国内战争罪犯，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在1975年3月释放全部国内战犯，更引起了轰动。在这些战犯中，有10名前国民党军官提出了回台湾的申请，并得到批准。他们是:王秉铖，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警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杨南邮，原国民党一五O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张铁石，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O四师上校团长。
在这10名愿意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中，除蔡省三外，其余9人都有直系亲属在台湾。
据档案资料记载，早在1956年3月14日，兼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二届19次扩大会议上，建议中共中央并经采纳同意，已正式实行对在押的国内战犯一律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及“集中管理，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1974年12月末，在中央决定全部释放在押的国内战犯之前，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于1975年3月20日共同拟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向各地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即明确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在《意见》发布前的3月17日，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委会审议全部特赦在押战犯议案时，华国锋还代表国务院明确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由于考虑到海峡两岸多年的敌对和隔绝，担心此举会对台湾当局造成猜忌与冲击，遂经中央审慎研究，临时组成了一个“专责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有关10人回台事宜。专责小组由中央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组成，统战部牵头。小组负责人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工作人员有统战部的焦琦、刘小平，调查部的杨荫东、耿文卿，公安部的胡治安。在香港，同时也组成了专责小组，负责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李菊生及该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黄直接领导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总经理方远谋、副总经理黎汝湛，以及两名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去台来港人员的欢送等项接待工作。
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烤鸭店为王秉铖等一行10人饯行。为了打消获释人员的思想顾虑，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场的所有申请去台人员，因受到政府的各项厚遇，又听到童小鹏如此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
4月13日，王秉铖等10人启程离京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乔连新、彭友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庞镜塘、黄维、文强等均到机场送行。当送行人员与之紧紧握手、依依惜别时，杜聿明、黄维等人还一再嘱托去台人员给在台的旧部、故友问好。
登机之前，蔡省三还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
童小鹏肯定地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4月14日上午，王秉铖等10人由广州乘91次特快到达深圳。在这里，每人领到路费港币2000元、新制服装一套，往返通行证一张。通行证有效期半年，半年后随时都可申请办理入境签证手续。陪同人员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焦琦一再重申:各位先生到达香港后，已委托由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负责安排日常起居，但办理回台湾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也请各位自定。
中午12时30分，在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情陪伴及中旅社香港分社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王秉铖等一行10人来到通向香港的门户——罗湖桥。下午1时25分，他们在罗湖桥畔依依道别，去台人员眼含泪花，不停地回头招手，连连喊道:“谢谢！谢谢。”
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后，大群记者把去台人员团团围住。在他们乘上从罗湖开往九龙的列车后，记者们又将车厢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一路上，记者们不停地进行采访，相机“咔嚓”之声不绝于耳。据香港报纸报道，当日前来罗湖跟随采访的香港的中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通讯社派出的新闻记者超过l00名。翌日，全香港中英文报及其他媒体无不以大篇幅报道有关新闻，部分报纸还发表社论等。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就此评述说:“这可能是预兆对台湾作一个新的姿态。”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则指出：“中国表示愿为凡是希望去台湾的人提供路费，是这一举动中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事。”
台湾当局拒绝10人去台，张铁石自缢身亡
但是，台湾岛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特赦战犯及允许前“国军”军官申请去台之举缄口无言，甚至刊载此类新闻的港澳等地的报纸运抵台湾之后，一律予以查禁，后来迫于形势，也仅有简短报道。据港澳地区报纸披露，台湾舆论界之所以先对特赦战犯消息避而不登，随后虽有简略报道但并不刊登获释人员名单，是有其难言苦衷的。因台湾当局一直把有些在押战犯当作“烈士”，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内，如已“慷慨就义”的周养浩等人。在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3月20日，台北的《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共释放所谓“战犯”的动机和阴谋》的社论，特赦战犯“除了试图摇惑我们心防之外，至少还有三重动机:第一，对内佯示‘宽大’……；第二，对外伪装‘安定’；第三，说得远一点是为将来可能对台湾进行武装冒险时，布下一段伏笔”。
蒋介石去世后，其子蒋经国刚接管政权，便面临着中共释放国民党战犯，并有10人要求去台的棘手难题。一方面，王秉铖等10人都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特赦，要求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绝接受。而且，国际上也没有对对方宽大释放的人员，自己一方拒绝接受的先例，如果执意拒绝，恐难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许这10人进入台湾岛内，又势必会引发各界民众的轰动，进而戳穿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谣言与神话，冲击和动摇岛内的“民心”和“军心”，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要陷入极大的被动。
此时，台湾当局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台湾的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长”张群等人在内，极力主张应立即接受这10人赴台，以消除台湾当局已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但岛内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军警特部门的首脑，则坚决反对让这10人进入岛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致溃散，军队的士气也能得以维持。在激烈的分歧与争吵中，蒋经国一时难于作出决断。于是，先由“中央社”社长曾恩波出面，于4月初发表谈话称:“中华民国政府”欢迎该批前国民党军官及党政官员重投“祖国”怀抱。
4月18日，继任“总统”严家淦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声称:“政府欢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人员进来。”严家淦还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任何向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求援的人。”4月22日，台北消息改称:“台北政府……将采取坚定立场。除非该10名中共释俘在香港发表其反共态度，同时自动向自由中国救济总会申请，否则国府没有让步余地。”当10名获释人士在香港拒绝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并严词拒绝“发表反共声明”之后，香港《明报》6月6日却又发表专访称：
台湾“救总”理事长谷正纲，最近致函“救总”办事处（注：在香港九龙），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处理战俘入台方案的要点，并不要求战俘公开发表《反共宣言》……“谷正纲函件”仅要战俘补呈《申述信》作为入境申请表格的附件。该信包括三项内容:l、说明入台动机；2、表明入台是无条件的(不提任何条件)；3、入台后愿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违法律，愿接受法律制裁。此间“救总”负责人谢伯昌，曾电召战俘前往办事处，将“谷正纲函件”给他们看，有九名战俘看完函件，觉得没有什么为难，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绝呈交。谷正纲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十个常委之一，系国民党决策机关的权要，但他主持的“救总”，只是民间团体，没有党政机关的权力。10战俘入境手续的文件传送，虽由“救总”办理，奉命负责审核者，却是“总统府”的“国家安全局”。
但是，台北“救总”却又出尔反尔，于6月17日在国民党机关《香港时报》登出启事:“查本会谷正纲理事长从未对港九救济机构有过上述函件，所载全非事实。”
香港《明报》则披露：
“权威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说，上月他赴台参加已故蒋介石总统的丧礼时，蒋经国先生曾亲口对他说:国府对十名战俘申请赴台所采取的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蒋经国对这八个字并无进一步的解释。权威人士个人认为台北显然并不欢迎他们前往，决定用‘拖’字诀来应付问题，拖得一时算一时，和中共实行比斗‘忍耐力’，直至一方忍无可忍，自动召回十名战俘为止。”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当10名申请去台人员抵港之初，蒋经国先让谷正纲、谢伯昌等在前台敷衍，接着，又让国民党“大陆工会”、“海外工作会”、“情报局”等机构的特工人员与“反特专家”组成“特别小组”进驻香港，连同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成员，对大陆展开所谓“反击行动”:一方面全力组织反共舆论，诬蔑中共释放l0人去台，为的是向岛内“渗透”及施展“统战阴谋”；另一方面，又多方私下接触申请去台的10人，让他们离开中旅社安排的帝国酒店和兰宫酒店，“摆脱中共控制”，进行离间分化，终于将张铁石诱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徐亨开设的富都酒店。而后，张铁石的路费全被骗走，其在台湾的家属因受特务之恐吓也不敢为张担保，致使张铁石完全绝望，自缢身亡。
6月4日午间，香港“丽的电视”突然爆出一则重大新闻:
“现时滞留本港等候前往台湾的前国民党战俘之一张铁石，今日1时被人发现在他的酒店(注:指富都酒店)房间内留下一张字条，表示对前往台湾会晤家人的机会感到绝望。张铁石现年65岁，曾任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死后遗下妻子和三名子女，他们现时仍然居住台湾。”
张铁石自缢身亡的噩耗传出后，所有获释申请回台人员无不震惊与悲愤至极，纷纷发表谈话或声明，一致谴责台湾当局绝情寡义。港澳地区的新闻舆论更是一面倒地痛斥台湾当局拒绝接收10人回台的丧失人伦之策，甚至海外的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纽约《华侨时报》6月18日刊载了题为《蒋帮采取特务手段逼死张铁石消息传到华埠》、《侨界人士指责台湾当局手段狠毒》的报道，用了4个小标题介绍事件发生之经过:（1）不打自招，贼喊捉贼（注:指台湾当局诬蔑张为中共所害）；(2)蒋特诱骗张上当入黑店；(3)弄巧成拙，众叛亲离；（4）亲蒋帮报章表怨怼。其中称:“向来为蒋帮说话的几家本地华文报纸，这次也不得不抨击蒋帮处理获释人员及张铁石之死的手法。某报社社论中说张铁石不是死于战场和监狱内，而是因为希望与在台家人团聚而丧命，可谓惨绝人寰。”
中旅社香港分社在出面接待10人经港赴台过程中，始终按照中央的有关指示给予充分关怀和照顾，但不干预他们任何人的自由活动，这种既关怀又宽松的接待方式，不仅使回台人员满意，又争取了各方舆论，还广泛地赢得了人心。相反，台湾国民党当局由于绝情寡义，在国际舆论上陷入了空前的被动和孤立。
被拒去台人员的归宿
为了更加妥善地处理好获释人员的回台事宜，在张铁石被逼自杀后的第三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专案小组汇报情况，对其余9人今后的去向进行了研究与安排。决定: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态处理9个人的去向。由于已经确悉国民党当局不让10人回台的决策已定，留港的9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回内地的，欢迎，回来后由内地安排工作；愿意赴外国的，继续给予协助，帮助旅费；愿意留在香港的，国家长期照顾他们的生活。最后，张铁石的遗体由他的儿子自台来港处理，火化后把骨灰带回台湾。
被拒的9人中，赵一雪自香港返回大陆后在上海安家落户，因其妻子、子女均在上海，即被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同他一起自香港返回内地的张海商和杨南邮，因他们在湖北和四川有亲人，于是根据本人意愿，被分别安排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协委员。其余6人的归宿为：陈士章于1975年7月4日由女婿接往美国，住印第安纳州女儿家中，他的夫人及儿子仍住台湾。7月14日，段克文经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离港去了美国纽约。段在美国无亲人，靠给一家亲台湾的中文报纸编写《战犯自述》糊口谋生，其间曾秘密去了一趟台湾，1991年客死美国。王秉铖因有儿子、女儿和侄女在美国，于1975年9月26日离港赴美，居住在女儿家中。1979年，正在台湾任“国大代表”的王秉铖的夫人李志衡，赴美国与其团聚了两个多月后又返回台湾。后经其夫人多方周旋，终使王秉铖由美国转道秘密去了台湾，但不得长期居留。周养浩则在1975年11月12日乘飞机到了美国，住在一个女儿家中。周在美国有三子二女，其妻因思念丈夫，不久在台湾病故。
最后，在香港只留下了王云沛和蔡省三。住在兰宫酒店的王云沛，为急于去台湾，离店另租房屋居住。他的夫人为了同其会面，急急与儿子由台湾移居美国，王则在香港向美国领事馆申请去美国会亲，竟然不予核准。1978年5月，王云沛的夫人张佩霞由美国来到香港同其团聚了一段时间。1979年10月8日，王云沛先生因病故去，骨灰由其在家乡的长子王敏惠专程自内地来港领回，葬于浙江省相庐县原籍。至此，滞留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他决定一面以写作为生，一面主动从事海峡两岸的沟通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初，蔡省三曾多次赴台湾参观访友。
尽管当年申请去台的10个人都各自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周折，而且又都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们的行动本身已对台湾当局造成了巨大冲击，台湾民众要求海峡两岸直接“三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87年10月14日，执政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台湾居民可以赴大陆探亲的方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可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
在台湾当局宣布台胞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发表谈话，欢迎台湾当局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保证来去自由。同年11月以后，海峡两岸同胞近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1992年以后，海峡两岸人员往来人数每年都要超过百万人次的规模。可见，自1975年4月起发生的那次震惊中外的“10人回台”事件，仍不失为冲破坚冰、开创台海两岸直接公开交往的先声。
（责编 周边）
最后特赦战犯前的海峡两岸态势
1949年底，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除海南岛、西藏和台湾之外的大陆境内的全部中国领土。1950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这是中共首次公开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朝鲜战争停战后，国际形势与海峡两岸形势趋于缓和，中共适时地调整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还说，“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中共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已从“武力解放台湾”正式转为“和平解放台湾”，但始终没有放弃以战争方式解决的承诺。
此后不久，蒋介石先后派出若干人员前来大陆刺探高级情报，摸中共对台政策的底牌。1957年春，居住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以到北京探亲为由进行“实地考察”。当时，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针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活动，中共果断实行了“联蒋抵美”政策。早在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当局加紧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依然顽固地坚持“反攻大陆”的方针，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出动军队，不断对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1954年9月3日，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岛实施炮击。在连连炮轰中，美国逼蒋撤出金、马各岛，以造成“划峡而治”的局面。对此，蒋介石既拒绝撤离金、马，更拒绝将台湾由国际“托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对老蒋的决策甚为赏识。
为了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1955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曾请在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中都有私谊的章士钊先生给蒋介石写信，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
同年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周总理也多次请与台湾高层有私谊的一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给岛内写信、传话。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批获特赦的11名战犯时，还曾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7月，章士钊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的信息，临行前，周恩来说可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1962年，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老蒋等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
1960年5月，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时，中共请人捎话，表示支持蒋介石。周恩来还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归纳了4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生前曾希望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绝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台湾报纸刊载的陈诚遗嘱，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可见中共中央对台秘密接触工作已初见成效。
1966年后，因“文革”而中断了台海两岸国共两党高层的秘密接触。但自1955年8月开始的中国和美国间大使级的秘密会谈，断断续续地谈到1970年，历时15年，共谈了136次，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同年9月29日，中日建交。
中共决定特赦全部前国民党战犯
1971年5月，周恩来总理收到了公安部送来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战犯死亡人数日趋增多的报告。19日，周总理在给公安部两位副部长的批示中写道:
李震、于桑同志: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久不治者每年增长。六六年十人，六七年五人，六八年八人，六九年九人，七O年十人，七一年两个月死三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有重病十三名并无急救治疗办法，对其他一百三十名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深挖“活材料”，一句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得好。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释放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
周恩来
1971年5月19日
“文革”期间，周总理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亲笔写下如此长的批示，可见战犯问题在他心目中的分量。5月31日至6月6日，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召集了辽宁、山东、陕西、北京4个战犯管理单位的负责人，以及有教育战犯任务的河北、山西、广东、四川等11省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因“文革”干扰而停滞了5年的教育改造战犯工作，重新启动起来；同时，处理和特赦战犯的工作也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4年11月13日，周恩来在公安部《情况反映》增刊第55期《当前在押战犯思想动态》一文旁批示:
请国锋同志(注:时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告公安部，将全部未赦战犯列一表来，注明被捕年月、职务、籍贯、年龄、判刑时间(注:1956年初，中央决定集中公安部统一管理之前，在各地司法部门收押判刑之时)、政治表现、身体情况，以便在四届人大会后特赦，主席已在去年指示过此事。
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公安部送来的未赦323名战犯情况表上批示:“请公安部分类处理，进行准备，以便在人大会后送中央、主席审批。”公安部送来的处理方案，按立即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刑期未满者)、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等不同类别分别列出了名单。尽管周恩来看了名单一再指示，这次特赦要尽可能放宽，但经各地管教单位和主管部门反复研究，还是有13人要继续关押改造，理由是“他们确无改恶从善表现”。
据罗青长同志回忆，中央决定最后一次特赦战犯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75年1月13日至1月17日，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企图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周恩来不得不抱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其间，毛主席提到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特务。
罗老说:“总理从长沙回京后，12月28日（1974年）中午，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记得当时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战犯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十分清楚。后来，好不容易地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里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l名，这些战犯将全部释放。讨论研究这批战犯的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有好几个月。经与当时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报告《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据档案资料记载，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病重时批阅的那个在押战犯名单(表)是323名，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正式批示时，因在此期间又病故5人，因而实际人数成为318名。经核心小组慎重研究，又将其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落实政策。所以，经核心小组反复清查，最终列入仍在押战犯名单的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了正式批示。
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在听秘书读报告时说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谈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谈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公安部随即召开了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员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也被召来列席了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则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复杂的事情竟然变得如此简单。
会议期间，公安部对毛泽东在审议时提出的“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的问题，同抚顺战犯管理所来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后又指派专人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获的国民党战犯确实都已特赦安置完毕，现押的战犯多为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地被俘获者。在清查过程中，又发现在全国各地的劳改机关(监狱)还关押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人员，有的职务竟为将军级别。
据统计，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战犯之前，正式听候处理的在押国内战犯总数为856名。至1975年3月19日第7批全部战犯被特赦止，共特赦释放589名，刑满释放65名，另案处理释放10名，经审查按起义投诚对待、立即释放的25名，病亡167名。这些人员除病亡的外，都按党的政策作了妥善安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对已处理的前战犯（如沈醉等）经复查并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纠正，按起义政策对待。
中共批准了10名战犯申请去台湾的请求
中国政府7次特赦国内战争罪犯，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在1975年3月释放全部国内战犯，更引起了轰动。在这些战犯中，有10名前国民党军官提出了回台湾的申请，并得到批准。他们是:王秉铖，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警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杨南邮，原国民党一五O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张铁石，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O四师上校团长。
在这10名愿意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中，除蔡省三外，其余9人都有直系亲属在台湾。
据档案资料记载，早在1956年3月14日，兼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二届19次扩大会议上，建议中共中央并经采纳同意，已正式实行对在押的国内战犯一律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及“集中管理，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1974年12月末，在中央决定全部释放在押的国内战犯之前，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于1975年3月20日共同拟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向各地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即明确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在《意见》发布前的3月17日，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委会审议全部特赦在押战犯议案时，华国锋还代表国务院明确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由于考虑到海峡两岸多年的敌对和隔绝，担心此举会对台湾当局造成猜忌与冲击，遂经中央审慎研究，临时组成了一个“专责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有关10人回台事宜。专责小组由中央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组成，统战部牵头。小组负责人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工作人员有统战部的焦琦、刘小平，调查部的杨荫东、耿文卿，公安部的胡治安。在香港，同时也组成了专责小组，负责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李菊生及该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黄直接领导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总经理方远谋、副总经理黎汝湛，以及两名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去台来港人员的欢送等项接待工作。
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烤鸭店为王秉铖等一行10人饯行。为了打消获释人员的思想顾虑，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场的所有申请去台人员，因受到政府的各项厚遇，又听到童小鹏如此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
4月13日，王秉铖等10人启程离京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乔连新、彭友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庞镜塘、黄维、文强等均到机场送行。当送行人员与之紧紧握手、依依惜别时，杜聿明、黄维等人还一再嘱托去台人员给在台的旧部、故友问好。
登机之前，蔡省三还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
童小鹏肯定地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4月14日上午，王秉铖等10人由广州乘91次特快到达深圳。在这里，每人领到路费港币2000元、新制服装一套，往返通行证一张。通行证有效期半年，半年后随时都可申请办理入境签证手续。陪同人员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焦琦一再重申:各位先生到达香港后，已委托由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负责安排日常起居，但办理回台湾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也请各位自定。
中午12时30分，在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情陪伴及中旅社香港分社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王秉铖等一行10人来到通向香港的门户——罗湖桥。下午1时25分，他们在罗湖桥畔依依道别，去台人员眼含泪花，不停地回头招手，连连喊道:“谢谢！谢谢。”
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后，大群记者把去台人员团团围住。在他们乘上从罗湖开往九龙的列车后，记者们又将车厢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一路上，记者们不停地进行采访，相机“咔嚓”之声不绝于耳。据香港报纸报道，当日前来罗湖跟随采访的香港的中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通讯社派出的新闻记者超过l00名。翌日，全香港中英文报及其他媒体无不以大篇幅报道有关新闻，部分报纸还发表社论等。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就此评述说:“这可能是预兆对台湾作一个新的姿态。”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则指出：“中国表示愿为凡是希望去台湾的人提供路费，是这一举动中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事。”
台湾当局拒绝10人去台，张铁石自缢身亡
但是，台湾岛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特赦战犯及允许前“国军”军官申请去台之举缄口无言，甚至刊载此类新闻的港澳等地的报纸运抵台湾之后，一律予以查禁，后来迫于形势，也仅有简短报道。据港澳地区报纸披露，台湾舆论界之所以先对特赦战犯消息避而不登，随后虽有简略报道但并不刊登获释人员名单，是有其难言苦衷的。因台湾当局一直把有些在押战犯当作“烈士”，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内，如已“慷慨就义”的周养浩等人。在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3月20日，台北的《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共释放所谓“战犯”的动机和阴谋》的社论，特赦战犯“除了试图摇惑我们心防之外，至少还有三重动机:第一，对内佯示‘宽大’……；第二，对外伪装‘安定’；第三，说得远一点是为将来可能对台湾进行武装冒险时，布下一段伏笔”。
蒋介石去世后，其子蒋经国刚接管政权，便面临着中共释放国民党战犯，并有10人要求去台的棘手难题。一方面，王秉铖等10人都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特赦，要求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绝接受。而且，国际上也没有对对方宽大释放的人员，自己一方拒绝接受的先例，如果执意拒绝，恐难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许这10人进入台湾岛内，又势必会引发各界民众的轰动，进而戳穿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谣言与神话，冲击和动摇岛内的“民心”和“军心”，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要陷入极大的被动。
此时，台湾当局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台湾的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长”张群等人在内，极力主张应立即接受这10人赴台，以消除台湾当局已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但岛内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军警特部门的首脑，则坚决反对让这10人进入岛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致溃散，军队的士气也能得以维持。在激烈的分歧与争吵中，蒋经国一时难于作出决断。于是，先由“中央社”社长曾恩波出面，于4月初发表谈话称:“中华民国政府”欢迎该批前国民党军官及党政官员重投“祖国”怀抱。
4月18日，继任“总统”严家淦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声称:“政府欢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人员进来。”严家淦还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任何向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求援的人。”4月22日，台北消息改称:“台北政府……将采取坚定立场。除非该10名中共释俘在香港发表其反共态度，同时自动向自由中国救济总会申请，否则国府没有让步余地。”当10名获释人士在香港拒绝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并严词拒绝“发表反共声明”之后，香港《明报》6月6日却又发表专访称：
台湾“救总”理事长谷正纲，最近致函“救总”办事处（注：在香港九龙），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处理战俘入台方案的要点，并不要求战俘公开发表《反共宣言》……“谷正纲函件”仅要战俘补呈《申述信》作为入境申请表格的附件。该信包括三项内容:l、说明入台动机；2、表明入台是无条件的(不提任何条件)；3、入台后愿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违法律，愿接受法律制裁。此间“救总”负责人谢伯昌，曾电召战俘前往办事处，将“谷正纲函件”给他们看，有九名战俘看完函件，觉得没有什么为难，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绝呈交。谷正纲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十个常委之一，系国民党决策机关的权要，但他主持的“救总”，只是民间团体，没有党政机关的权力。10战俘入境手续的文件传送，虽由“救总”办理，奉命负责审核者，却是“总统府”的“国家安全局”。
但是，台北“救总”却又出尔反尔，于6月17日在国民党机关《香港时报》登出启事:“查本会谷正纲理事长从未对港九救济机构有过上述函件，所载全非事实。”
香港《明报》则披露：
“权威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说，上月他赴台参加已故蒋介石总统的丧礼时，蒋经国先生曾亲口对他说:国府对十名战俘申请赴台所采取的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蒋经国对这八个字并无进一步的解释。权威人士个人认为台北显然并不欢迎他们前往，决定用‘拖’字诀来应付问题，拖得一时算一时，和中共实行比斗‘忍耐力’，直至一方忍无可忍，自动召回十名战俘为止。”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当10名申请去台人员抵港之初，蒋经国先让谷正纲、谢伯昌等在前台敷衍，接着，又让国民党“大陆工会”、“海外工作会”、“情报局”等机构的特工人员与“反特专家”组成“特别小组”进驻香港，连同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成员，对大陆展开所谓“反击行动”:一方面全力组织反共舆论，诬蔑中共释放l0人去台，为的是向岛内“渗透”及施展“统战阴谋”；另一方面，又多方私下接触申请去台的10人，让他们离开中旅社安排的帝国酒店和兰宫酒店，“摆脱中共控制”，进行离间分化，终于将张铁石诱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徐亨开设的富都酒店。而后，张铁石的路费全被骗走，其在台湾的家属因受特务之恐吓也不敢为张担保，致使张铁石完全绝望，自缢身亡。
6月4日午间，香港“丽的电视”突然爆出一则重大新闻:
“现时滞留本港等候前往台湾的前国民党战俘之一张铁石，今日1时被人发现在他的酒店(注:指富都酒店)房间内留下一张字条，表示对前往台湾会晤家人的机会感到绝望。张铁石现年65岁，曾任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死后遗下妻子和三名子女，他们现时仍然居住台湾。”
张铁石自缢身亡的噩耗传出后，所有获释申请回台人员无不震惊与悲愤至极，纷纷发表谈话或声明，一致谴责台湾当局绝情寡义。港澳地区的新闻舆论更是一面倒地痛斥台湾当局拒绝接收10人回台的丧失人伦之策，甚至海外的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纽约《华侨时报》6月18日刊载了题为《蒋帮采取特务手段逼死张铁石消息传到华埠》、《侨界人士指责台湾当局手段狠毒》的报道，用了4个小标题介绍事件发生之经过:（1）不打自招，贼喊捉贼（注:指台湾当局诬蔑张为中共所害）；(2)蒋特诱骗张上当入黑店；(3)弄巧成拙，众叛亲离；（4）亲蒋帮报章表怨怼。其中称:“向来为蒋帮说话的几家本地华文报纸，这次也不得不抨击蒋帮处理获释人员及张铁石之死的手法。某报社社论中说张铁石不是死于战场和监狱内，而是因为希望与在台家人团聚而丧命，可谓惨绝人寰。”
中旅社香港分社在出面接待10人经港赴台过程中，始终按照中央的有关指示给予充分关怀和照顾，但不干预他们任何人的自由活动，这种既关怀又宽松的接待方式，不仅使回台人员满意，又争取了各方舆论，还广泛地赢得了人心。相反，台湾国民党当局由于绝情寡义，在国际舆论上陷入了空前的被动和孤立。
被拒去台人员的归宿
为了更加妥善地处理好获释人员的回台事宜，在张铁石被逼自杀后的第三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专案小组汇报情况，对其余9人今后的去向进行了研究与安排。决定: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态处理9个人的去向。由于已经确悉国民党当局不让10人回台的决策已定，留港的9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回内地的，欢迎，回来后由内地安排工作；愿意赴外国的，继续给予协助，帮助旅费；愿意留在香港的，国家长期照顾他们的生活。最后，张铁石的遗体由他的儿子自台来港处理，火化后把骨灰带回台湾。
被拒的9人中，赵一雪自香港返回大陆后在上海安家落户，因其妻子、子女均在上海，即被上海市委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同他一起自香港返回内地的张海商和杨南邮，因他们在湖北和四川有亲人，于是根据本人意愿，被分别安排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协委员。其余6人的归宿为：陈士章于1975年7月4日由女婿接往美国，住印第安纳州女儿家中，他的夫人及儿子仍住台湾。7月14日，段克文经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离港去了美国纽约。段在美国无亲人，靠给一家亲台湾的中文报纸编写《战犯自述》糊口谋生，其间曾秘密去了一趟台湾，1991年客死美国。王秉铖因有儿子、女儿和侄女在美国，于1975年9月26日离港赴美，居住在女儿家中。1979年，正在台湾任“国大代表”的王秉铖的夫人李志衡，赴美国与其团聚了两个多月后又返回台湾。后经其夫人多方周旋，终使王秉铖由美国转道秘密去了台湾，但不得长期居留。周养浩则在1975年11月12日乘飞机到了美国，住在一个女儿家中。周在美国有三子二女，其妻因思念丈夫，不久在台湾病故。
最后，在香港只留下了王云沛和蔡省三。住在兰宫酒店的王云沛，为急于去台湾，离店另租房屋居住。他的夫人为了同其会面，急急与儿子由台湾移居美国，王则在香港向美国领事馆申请去美国会亲，竟然不予核准。1978年5月，王云沛的夫人张佩霞由美国来到香港同其团聚了一段时间。1979年10月8日，王云沛先生因病故去，骨灰由其在家乡的长子王敏惠专程自内地来港领回，葬于浙江省相庐县原籍。至此，滞留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他决定一面以写作为生，一面主动从事海峡两岸的沟通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初，蔡省三曾多次赴台湾参观访友。
尽管当年申请去台的10个人都各自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周折，而且又都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们的行动本身已对台湾当局造成了巨大冲击，台湾民众要求海峡两岸直接“三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87年10月14日，执政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台湾居民可以赴大陆探亲的方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可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
在台湾当局宣布台胞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发表谈话，欢迎台湾当局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保证来去自由。同年11月以后，海峡两岸同胞近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1992年以后，海峡两岸人员往来人数每年都要超过百万人次的规模。可见，自1975年4月起发生的那次震惊中外的“10人回台”事件，仍不失为冲破坚冰、开创台海两岸直接公开交往的先声。
（责编 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