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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进程，然后分析这一类型产业集群以加工制造的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内在弊端，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处于“俘获者”地位、升级转型遭遇低端锁定、集群地域根植性较差等，最后结合全球价值链曲线的形状，提出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和策略，包括以制造和消费“两元”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向价值链左右两端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在集群内部延伸供应链、完善集群升级的政府支持体系等。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地区 全球价值链 外商投资 外资企业 产业集群 高附加值
中图分类号：F12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0)02－0001－05
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资驱动下企业在珠三角地区集聚境内外生产要素动态演化而成的。这一类型产业集群在促进广东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快专业化分工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仅以加工制造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长期被锁定于低端状态。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工资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逐步失去了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生存压力剧增。更令人担忧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集群内部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了困境，关停并转现象明显增加，一些外资企业陆续撤离珠三角，导致集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探讨这一类型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提升集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是推动珠三角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后劲的迫切要求。
一、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
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一般经历形成、发展、成熟和分化等动态演化阶段。在集群形成阶段，跨国资本在东道国资源、市场和政策等因素的诱导下进行初始投资，此时的产业集群初具雏形，外商采购的中间产品主要来自母国的配套企业，或是由跨国公司内部网络提供配套支持，本土企业参与外商主导的分工网络的程度较低。在集群发展阶段，随着东道国本土企业产业配套能力逐渐增强，外资企业开始改变竞争战略，将其业务重心转向国际营销网络上，保留核心制造环节，而把其他环节外包出去。在此背景下，本土企业通过承接加工制造环节的形式，逐步融入外资主导的集群分工网络。在集群成熟阶段，出于战略调整的考虑，外资企业开始加强与当地政府、研发机构、金融机构等之间的联系，使集群网络得以扩展，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配套企业和本土同类企业进入集群投资，推动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趋于成熟。在集群分化阶段，随着集群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变化，集群成长面临升级和衰退两个方向。如果集群产品结构和产业链成功转型升级，集群企业之间的协作网络将更为完善、合理；如果集群内部企业发生大规模迁移或倒闭，集群将失去活力，进而走向衰退。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大力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随着外资历经试探性进入、大规模进入和网络整合三个阶段，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逐渐由形成阶段走向发展和成熟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投资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由于当时中国内地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政策尚不明朗，境外资本在珠三角地区的投资带有试探性质，表现出数量不多、单个项目规模较小等特征。1979—1990年，珠三角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仅6.5亿美元。这一阶段，珠三角地区外资的来源地主要是港澳台地区，其中又以港资居多。这类外资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主要涉足纺织服装、塑胶制品、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产品零部件组装等工序，加工贸易的特征明显。此时，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进入了形成阶段，虽然初具企业集群态势，但本土企业参与集群网络的程度较低。
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广东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土地、税收、外汇、外贸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规模的外资进入珠三角地区。2000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103.9亿美元，分别占全省、全国利用外资金额的84.9％和25.5％，比1990年增长了6.1倍，年均增长率为21.7％。这一阶段，伴随着外资企业的规模化进入，本土企业开始承接外资企业的外包业务，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中心的产业布局，内外资企业的联系有所加强，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自此迈入了发展阶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球最大的电源供应器制造商——台湾台达电子于1992年进入东莞，带动了一些与该企业有上下游关系和业务关联的台商企业先后迁往东莞。同时，东莞当地企业开始为这些台商企业提供简单包装、产品组装等外延配套服务，从而在东莞石碣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雏形。
我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大陆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使得进入珠三角地区的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2007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超过150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169.2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62.9％。这一阶段，外资企业的集群，不但吸引了外资配套企业的跟进，而且促进了本地同类企业向集群集中，形成以外资企业为核心、境内外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垂直分工网络。以东莞电子产业集群为例，这一时期，以台达为核心的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规模逐渐扩大，除了吸引了光宝、微星、技嘉等台资企业进入以外，还带动欧美、日韩等地区的外资企业把母国的配套网络整体“复制”过来。同时，北大方正、华冠科技等国内知名电子信息企业也纷纷落户东莞，从而使东莞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计算机零部件基地和国际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与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进程相似，珠三角地区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在这一阶段也趋于成熟——在珠江东岸形成了以深圳、东莞、惠州和广州为主体的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而珠江西岸则形成了以佛山、中山、江门、珠海为主体的电器机械产业集群。截至2008年末，珠三角地区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共有18116家，当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170.9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61.3％。
近年来，受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国内外经贸、劳动、环境保护和资源价格等宏观政策陆续出台等因素的影响，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日益衰减。尤其是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珠三角许多企业被迫外迁或倒闭，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开始显现产业空洞化的特征，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二、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近年，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发展陷入困境，不仅是市场、政策等因素变动背景下企业经营 不景气的外在表现，而且是这一类型产业集群以外包加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内在弊端的集中反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生产制造的低端环节
目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呈现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结构”，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设计、品牌销售环节处于“哑铃”的两端，汲取了整个价值链中绝大部分的附加价值。由于没有核心技术，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实质上是缺乏技术和品牌支持的加工制造体系，集群内部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在“哑铃”结构的腰部或价值链的最低端，生产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缺乏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环节。以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虽然电脑组装元件95％以上实现了本土供应。然而，从产品构成看，集群企业主要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显示器、变压器、主板、连接线和电源等低端零部件，而技术、资金含量较高的精密及关键部件，如计算机中央处理器等，则主要依赖进口。据估计，珠三角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集群中，数控机床、大型成套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与美国、日本、德国的差距至少在15年以上。
(二)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处于“俘获者”地位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不仅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制度安排和利润分配，而且决定了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John Zysman等认为，领导厂商的母国治理结构、领导企业的结构和海外生产动机等因素是决定亚洲生产网络类型的关键要素。日本、韩国为了维护其母公司的技术，在海外投资形成的网络是垂直封闭式网络，不利于东道国的产业升级；以美国为代表的垂直开放式网络则愿意向东道国供应商提供较多的技术支持；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水平封闭式网络往往以种族、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为壁垒，阻碍网外企业的进入。在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绝大多数的境外资本来自港澳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极少向集群提供技术支持。由于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集群内部的本土企业竞相以代工或贴牌(OEM)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技术、低创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长期处于“俘获者”地位，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例如，珠三角代工生产的一种钟表综合成本为7元，出厂价为10元，但贴上某个国际著名品牌后，价格提升至100元。据此估算，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利润在整个价值链中仅占3％左右。在微薄的利润空间下，集群企业极易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抗风险能力低。这种脆弱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迅速暴露出来。据统计，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关停搬迁的外资企业2900多家、外向型企业4900多家。
(三)升级转型遭遇低端锁定困境
“梯子理论”是近年来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和技术赶超所提出的一种技术保护和技术领先战略。其形象的喻义是，只要在处于技术水平梯子高处的发达国家能够敲断自己身下梯子的几段隔板，那么处于技术水平梯子低处的发展中国家将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在全球价值网络运行体系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资金等各种资源的整合，并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封锁行为，强化核心能力控制，将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本土企业锁定于低端状态。一方面，设置集群内部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障碍。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技术监控下，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低端创新，但在严重依赖境外技术和市场的条件下，高端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的攀升受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购买商的双重阻击，进而被限制于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另一方面，挤压集群内部企业的利润。发达国家的大购买商或跨国企业通过设计各种参数，如技术、质量、库存及价格等，控制珠三角地区以外包或代工者形式参与其价值链体系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和技术赶超、价值链攀升进程，从而导致集群内部本土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其利润受跨国公司的挤压越来越明显。
(四)集群地域根植性较差
产业集群的根植性是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指集群的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当地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文化土壤之中。美国的硅谷、日本东京大田湾以及台湾新竹科技园等产业集群，具有深厚的制度、文化和历史底蕴，形成了独有的价值观、创新氛围、隐含经验类知识等其他地区集群难以模仿的要素。与之相比，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在制度安排、社会历史文化、价值观念、隐含经验类知识、关系网络等区域特定要素方面存在明显缺失，地域根植性较差。具体表现在：第一，集群缺乏历史文化根基，是大量外资企业为追求低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迁移至珠三角逐步形成的，属于“嵌入型”集群，具有明显的“飞地”特征。由于缺乏区域特定要素，产业集群失去了根植当地的环境。第二，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关联度较低。大部分在珠三角生产经营的外资企业将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以及接受订单、产品研发以及销售活动集中在境外，技术创新和改造仅与境外的母公司发生纵向联系，很少与当地同行发生横向联系。第三，当地风险投资机构、技术创新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发展缓慢，进一步弱化了外资企业与当地的联系。由于缺乏根植性，集群内部外资企业空间流动性强。当珠三角原本具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后，外资企业必然会将生产环节迁移至土地、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区，从而导致集群走向衰落。
(五)集群内部分工水平不高
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往往都是封闭的生产系统，具有显著的“资本、技术、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特征，无法形成相互依存的分工协作体系，普遍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在无序的低价竞争压力下，加之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大量集群企业只能相互模仿进行生产，导致模仿生产的、质量较差的产品和优质产品同时进入市场。在厂商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出现次品驱逐正品的“柠檬市场”现象，使集群陷入“低价竞争——无力创新——相互模仿——价竞争”的恶性循环。这种格局使得集群内部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最终将导致整个集群的衰退甚至消亡。
三、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发展对策
(一)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集群升级是集群能力和自主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从而实现提高整体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的目标；其本质是通过创新获取更多附加值，通过创新提升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1999年，Gereffi等提出，产业集群升级过程可能从最低端的委托组装开始，不断向委托加工、自主设计与加工、全球运筹和自主品牌 生产等层级持续迈进，逐步实现由全球价值链底层向高端的跨越。以此为基础，Kaplinsky和Morris于2000年进一步指出了产业集群升级的四个路径，即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其中，工艺流程升级主要通过提高内部效率实现，产品升级是指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功能升级是从制造加工向研发或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跨越，链条升级是指从某一行业转换到另一个附加值更高的行业。基于这一理论，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升级，一方面要推动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在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同时，加快构建企业之间的合作网络，发挥集群网络的作用，促进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将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某个或某些“战略性环节”，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移动，迈入新的相关产业价值链，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二)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策略分析
根据全球价值链曲线，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应以内部技术和服务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为路径，从以下方面着手，加快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步伐。
第一，开拓国内市场，由加工制造“一元切入”转变为制造和消费“两元切入”全球价值链。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消费模式的创新，我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消费市场之一，这为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向高端迈进提供了广阔的内生空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其长期发展战略上不仅把我国作为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市场，还把我国当作消费市场，同时进行采购和销售。为此，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本土企业要尽快转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推动加工制造出口依赖向国际和国内市场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实现“两头在外”向“一头在外”转变。与此同时，要把握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机遇，积极培育贴近本土的设计研发能力和营销渠道，进而从高端切入全球价值链。
第二，持续推进集群企业技术创新升级，实现由加工制造环节向关键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等价值链左边高附加值环节移动。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持久的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障碍是受制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而被锁定于产业链低端，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为此，要加快集群内部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由生产制造为主转向制造与研发并重，发展产业链条中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实现从“珠三角制造”转变为“珠三角创造”。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强产业集群行业技术创新平台和共性关键技术平台建设，提高技术信息和专业知识的应用和扩散能力，为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提供有力支持；二是加强集群内部创新组织网络建设，强化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以及政府等组织对技术创新的协作关系，形成协同效应和推进合力；三是加强外部创新支撑网络建设，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培养人才、建立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共同申报各类科技攻关计划、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
第三，推动本土企业加快服务创新，实现由中间制造环节向市场营销、品牌设计等价值链右边高附加值环节移动。一方面，要尽快塑造自主有实力的区域品牌。珠三角区域品牌的缺失，导致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停留在OEM贴牌加工的低附加值水平，这成为制约集群升级转型的重要瓶颈。为此，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应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在家电制造、电子零配件制造等领域着力培养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自主品牌，通过企业集群与区域品牌的融合，实现集群技术路线和营销渠道的整合，突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珠三角产业集群的低端锁定和利润压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相关的科研开发业、教育培训业、流通业、运营和增值服务业，提供产品设计、物流、品牌营销、产品咨询、软件升级等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实现加工制造型经济向加工制造效率型经济与运营优化管理型经济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从而向全球价值链右端攀升。
第四，培育集群核心企业，增强上下游企业关联协作，在集群内部延伸供应链。集群内的网络结构是由节点间按照内部的运作机制和逻辑形成的，集群网络创新动力的形成以及升级需要在其内部构建一些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子”网络(例如集群式供应链)，优化集群内的产业组织结构，为集群的制造升级、技术和服务创新提供一个优化的平台。因此，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要积极培育本土龙头企业，发挥其核心带动作用，在集群内建立长期的合作与分包联系，增强上下游企业关联协作，加快产业集群内部供应链的建设，形成产业结构合理、产品供应链完善、零部件体系配套、产业聚集优化的空间集群。此外，要发挥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商会等组织的引导作用，增强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融合，促进区域特定要素的生成，营造使外资企业扎根当地的区域创新环境，增强集群的地域根植性。
第五，完善产业集群升级的政府支持体系，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根据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经济特征和不同产业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转型的战略规划；二是促进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由单一为镇、区服务的模式发展成为区域性和行业性的信息中心、贸易中心、研发中心、检测中心和标准服务中心，搭建产业集群升级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培养和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在产业集群区域开展职业培训，同时加强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等组织的联系，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四是为集群内部本土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信息支持，设立本土企业集群升级专项资金，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加快本土企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五是制定贷款贴息政策，引导政策性担保机构介入，拓宽融资渠道，缓解集群内部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地区 全球价值链 外商投资 外资企业 产业集群 高附加值
中图分类号：F12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0)02－0001－05
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资驱动下企业在珠三角地区集聚境内外生产要素动态演化而成的。这一类型产业集群在促进广东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快专业化分工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仅以加工制造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长期被锁定于低端状态。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工资及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逐步失去了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生存压力剧增。更令人担忧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集群内部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了困境，关停并转现象明显增加，一些外资企业陆续撤离珠三角，导致集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探讨这一类型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提升集群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是推动珠三角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后劲的迫切要求。
一、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
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一般经历形成、发展、成熟和分化等动态演化阶段。在集群形成阶段，跨国资本在东道国资源、市场和政策等因素的诱导下进行初始投资，此时的产业集群初具雏形，外商采购的中间产品主要来自母国的配套企业，或是由跨国公司内部网络提供配套支持，本土企业参与外商主导的分工网络的程度较低。在集群发展阶段，随着东道国本土企业产业配套能力逐渐增强，外资企业开始改变竞争战略，将其业务重心转向国际营销网络上，保留核心制造环节，而把其他环节外包出去。在此背景下，本土企业通过承接加工制造环节的形式，逐步融入外资主导的集群分工网络。在集群成熟阶段，出于战略调整的考虑，外资企业开始加强与当地政府、研发机构、金融机构等之间的联系，使集群网络得以扩展，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配套企业和本土同类企业进入集群投资，推动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趋于成熟。在集群分化阶段，随着集群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变化，集群成长面临升级和衰退两个方向。如果集群产品结构和产业链成功转型升级，集群企业之间的协作网络将更为完善、合理；如果集群内部企业发生大规模迁移或倒闭，集群将失去活力，进而走向衰退。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充分利用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大力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随着外资历经试探性进入、大规模进入和网络整合三个阶段，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逐渐由形成阶段走向发展和成熟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投资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由于当时中国内地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政策尚不明朗，境外资本在珠三角地区的投资带有试探性质，表现出数量不多、单个项目规模较小等特征。1979—1990年，珠三角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仅6.5亿美元。这一阶段，珠三角地区外资的来源地主要是港澳台地区，其中又以港资居多。这类外资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主要涉足纺织服装、塑胶制品、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产品零部件组装等工序，加工贸易的特征明显。此时，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进入了形成阶段，虽然初具企业集群态势，但本土企业参与集群网络的程度较低。
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广东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土地、税收、外汇、外贸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规模的外资进入珠三角地区。2000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103.9亿美元，分别占全省、全国利用外资金额的84.9％和25.5％，比1990年增长了6.1倍，年均增长率为21.7％。这一阶段，伴随着外资企业的规模化进入，本土企业开始承接外资企业的外包业务，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中心的产业布局，内外资企业的联系有所加强，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自此迈入了发展阶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球最大的电源供应器制造商——台湾台达电子于1992年进入东莞，带动了一些与该企业有上下游关系和业务关联的台商企业先后迁往东莞。同时，东莞当地企业开始为这些台商企业提供简单包装、产品组装等外延配套服务，从而在东莞石碣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雏形。
我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大陆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使得进入珠三角地区的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2007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超过150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169.2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62.9％。这一阶段，外资企业的集群，不但吸引了外资配套企业的跟进，而且促进了本地同类企业向集群集中，形成以外资企业为核心、境内外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垂直分工网络。以东莞电子产业集群为例，这一时期，以台达为核心的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规模逐渐扩大，除了吸引了光宝、微星、技嘉等台资企业进入以外，还带动欧美、日韩等地区的外资企业把母国的配套网络整体“复制”过来。同时，北大方正、华冠科技等国内知名电子信息企业也纷纷落户东莞，从而使东莞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计算机零部件基地和国际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与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进程相似，珠三角地区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在这一阶段也趋于成熟——在珠江东岸形成了以深圳、东莞、惠州和广州为主体的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而珠江西岸则形成了以佛山、中山、江门、珠海为主体的电器机械产业集群。截至2008年末，珠三角地区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共有18116家，当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170.9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61.3％。
近年来，受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国内外经贸、劳动、环境保护和资源价格等宏观政策陆续出台等因素的影响，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日益衰减。尤其是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珠三角许多企业被迫外迁或倒闭，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开始显现产业空洞化的特征，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二、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近年，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发展陷入困境，不仅是市场、政策等因素变动背景下企业经营 不景气的外在表现，而且是这一类型产业集群以外包加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内在弊端的集中反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生产制造的低端环节
目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呈现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结构”，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设计、品牌销售环节处于“哑铃”的两端，汲取了整个价值链中绝大部分的附加价值。由于没有核心技术，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实质上是缺乏技术和品牌支持的加工制造体系，集群内部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在“哑铃”结构的腰部或价值链的最低端，生产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缺乏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环节。以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虽然电脑组装元件95％以上实现了本土供应。然而，从产品构成看，集群企业主要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显示器、变压器、主板、连接线和电源等低端零部件，而技术、资金含量较高的精密及关键部件，如计算机中央处理器等，则主要依赖进口。据估计，珠三角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集群中，数控机床、大型成套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与美国、日本、德国的差距至少在15年以上。
(二)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处于“俘获者”地位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不仅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制度安排和利润分配，而且决定了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John Zysman等认为，领导厂商的母国治理结构、领导企业的结构和海外生产动机等因素是决定亚洲生产网络类型的关键要素。日本、韩国为了维护其母公司的技术，在海外投资形成的网络是垂直封闭式网络，不利于东道国的产业升级；以美国为代表的垂直开放式网络则愿意向东道国供应商提供较多的技术支持；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水平封闭式网络往往以种族、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为壁垒，阻碍网外企业的进入。在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绝大多数的境外资本来自港澳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极少向集群提供技术支持。由于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集群内部的本土企业竞相以代工或贴牌(OEM)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技术、低创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与组装环节，长期处于“俘获者”地位，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例如，珠三角代工生产的一种钟表综合成本为7元，出厂价为10元，但贴上某个国际著名品牌后，价格提升至100元。据此估算，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利润在整个价值链中仅占3％左右。在微薄的利润空间下，集群企业极易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抗风险能力低。这种脆弱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迅速暴露出来。据统计，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关停搬迁的外资企业2900多家、外向型企业4900多家。
(三)升级转型遭遇低端锁定困境
“梯子理论”是近年来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和技术赶超所提出的一种技术保护和技术领先战略。其形象的喻义是，只要在处于技术水平梯子高处的发达国家能够敲断自己身下梯子的几段隔板，那么处于技术水平梯子低处的发展中国家将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在全球价值网络运行体系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资金等各种资源的整合，并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封锁行为，强化核心能力控制，将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本土企业锁定于低端状态。一方面，设置集群内部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障碍。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技术监控下，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低端创新，但在严重依赖境外技术和市场的条件下，高端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链的攀升受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购买商的双重阻击，进而被限制于低附加值、微利化的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另一方面，挤压集群内部企业的利润。发达国家的大购买商或跨国企业通过设计各种参数，如技术、质量、库存及价格等，控制珠三角地区以外包或代工者形式参与其价值链体系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和技术赶超、价值链攀升进程，从而导致集群内部本土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其利润受跨国公司的挤压越来越明显。
(四)集群地域根植性较差
产业集群的根植性是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指集群的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当地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文化土壤之中。美国的硅谷、日本东京大田湾以及台湾新竹科技园等产业集群，具有深厚的制度、文化和历史底蕴，形成了独有的价值观、创新氛围、隐含经验类知识等其他地区集群难以模仿的要素。与之相比，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在制度安排、社会历史文化、价值观念、隐含经验类知识、关系网络等区域特定要素方面存在明显缺失，地域根植性较差。具体表现在：第一，集群缺乏历史文化根基，是大量外资企业为追求低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迁移至珠三角逐步形成的，属于“嵌入型”集群，具有明显的“飞地”特征。由于缺乏区域特定要素，产业集群失去了根植当地的环境。第二，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关联度较低。大部分在珠三角生产经营的外资企业将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以及接受订单、产品研发以及销售活动集中在境外，技术创新和改造仅与境外的母公司发生纵向联系，很少与当地同行发生横向联系。第三，当地风险投资机构、技术创新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发展缓慢，进一步弱化了外资企业与当地的联系。由于缺乏根植性，集群内部外资企业空间流动性强。当珠三角原本具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后，外资企业必然会将生产环节迁移至土地、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区，从而导致集群走向衰落。
(五)集群内部分工水平不高
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往往都是封闭的生产系统，具有显著的“资本、技术、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特征，无法形成相互依存的分工协作体系，普遍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在无序的低价竞争压力下，加之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大量集群企业只能相互模仿进行生产，导致模仿生产的、质量较差的产品和优质产品同时进入市场。在厂商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出现次品驱逐正品的“柠檬市场”现象，使集群陷入“低价竞争——无力创新——相互模仿——价竞争”的恶性循环。这种格局使得集群内部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最终将导致整个集群的衰退甚至消亡。
三、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发展对策
(一)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集群升级是集群能力和自主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从而实现提高整体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的目标；其本质是通过创新获取更多附加值，通过创新提升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1999年，Gereffi等提出，产业集群升级过程可能从最低端的委托组装开始，不断向委托加工、自主设计与加工、全球运筹和自主品牌 生产等层级持续迈进，逐步实现由全球价值链底层向高端的跨越。以此为基础，Kaplinsky和Morris于2000年进一步指出了产业集群升级的四个路径，即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其中，工艺流程升级主要通过提高内部效率实现，产品升级是指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功能升级是从制造加工向研发或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跨越，链条升级是指从某一行业转换到另一个附加值更高的行业。基于这一理论，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升级，一方面要推动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在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同时，加快构建企业之间的合作网络，发挥集群网络的作用，促进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将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某个或某些“战略性环节”，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移动，迈入新的相关产业价值链，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二)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策略分析
根据全球价值链曲线，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应以内部技术和服务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为路径，从以下方面着手，加快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步伐。
第一，开拓国内市场，由加工制造“一元切入”转变为制造和消费“两元切入”全球价值链。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消费模式的创新，我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消费市场之一，这为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向高端迈进提供了广阔的内生空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其长期发展战略上不仅把我国作为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市场，还把我国当作消费市场，同时进行采购和销售。为此，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部本土企业要尽快转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推动加工制造出口依赖向国际和国内市场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实现“两头在外”向“一头在外”转变。与此同时，要把握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机遇，积极培育贴近本土的设计研发能力和营销渠道，进而从高端切入全球价值链。
第二，持续推进集群企业技术创新升级，实现由加工制造环节向关键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等价值链左边高附加值环节移动。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持久的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障碍是受制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而被锁定于产业链低端，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为此，要加快集群内部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由生产制造为主转向制造与研发并重，发展产业链条中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实现从“珠三角制造”转变为“珠三角创造”。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强产业集群行业技术创新平台和共性关键技术平台建设，提高技术信息和专业知识的应用和扩散能力，为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提供有力支持；二是加强集群内部创新组织网络建设，强化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以及政府等组织对技术创新的协作关系，形成协同效应和推进合力；三是加强外部创新支撑网络建设，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培养人才、建立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共同申报各类科技攻关计划、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
第三，推动本土企业加快服务创新，实现由中间制造环节向市场营销、品牌设计等价值链右边高附加值环节移动。一方面，要尽快塑造自主有实力的区域品牌。珠三角区域品牌的缺失，导致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停留在OEM贴牌加工的低附加值水平，这成为制约集群升级转型的重要瓶颈。为此，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应实施品牌带动战略，在家电制造、电子零配件制造等领域着力培养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自主品牌，通过企业集群与区域品牌的融合，实现集群技术路线和营销渠道的整合，突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珠三角产业集群的低端锁定和利润压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相关的科研开发业、教育培训业、流通业、运营和增值服务业，提供产品设计、物流、品牌营销、产品咨询、软件升级等生产性服务，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实现加工制造型经济向加工制造效率型经济与运营优化管理型经济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从而向全球价值链右端攀升。
第四，培育集群核心企业，增强上下游企业关联协作，在集群内部延伸供应链。集群内的网络结构是由节点间按照内部的运作机制和逻辑形成的，集群网络创新动力的形成以及升级需要在其内部构建一些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子”网络(例如集群式供应链)，优化集群内的产业组织结构，为集群的制造升级、技术和服务创新提供一个优化的平台。因此，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要积极培育本土龙头企业，发挥其核心带动作用，在集群内建立长期的合作与分包联系，增强上下游企业关联协作，加快产业集群内部供应链的建设，形成产业结构合理、产品供应链完善、零部件体系配套、产业聚集优化的空间集群。此外，要发挥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商会等组织的引导作用，增强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融合，促进区域特定要素的生成，营造使外资企业扎根当地的区域创新环境，增强集群的地域根植性。
第五，完善产业集群升级的政府支持体系，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根据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经济特征和不同产业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转型的战略规划；二是促进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由单一为镇、区服务的模式发展成为区域性和行业性的信息中心、贸易中心、研发中心、检测中心和标准服务中心，搭建产业集群升级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培养和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在产业集群区域开展职业培训，同时加强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等组织的联系，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四是为集群内部本土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信息支持，设立本土企业集群升级专项资金，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加快本土企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五是制定贷款贴息政策，引导政策性担保机构介入，拓宽融资渠道，缓解集群内部企业融资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