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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研究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当中的大宰问题入手，着重对“分陕而治”施实的具体时间、界线地点、以及人物职官等几个方面作以再认识。我们认为，“分陕而治”应始于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当以郏山为界线，“陕”本是“郏”之误，“分陕而治”实际上是“分郏而治”，周公、召公分别是以大宰、大保的身份治理“东土”和“西土”，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并不能成立。另外，文中对《尚书·洛浩》篇“命公后”的解释，包括对西周金文《作册大方鼎》中的“皇天尹”之“尹”的解释等，都发前人所未发，值得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