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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访谈类节目是指以普通市民为主要访谈对象的谈话类节目，注重市民需求、关注市民题材、由市民主要述说。与以政治要人、商界精英、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和演艺明星等为主要访谈对象的谈话类节目不同，民生访谈类节目在嘉宾和话题的选择上。表现出对普通人甚至是底层百姓的强烈关注，叙事主體也由以节目主持人为主而转向以当事人嘉宾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媒体因过于依赖精英人物而有意无意间形成的对社会底层人群忽视的传媒歧视现象。
传媒歧视不容忽视
歧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不平等地看待”，“传媒歧视”是指传媒由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能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上的人群，忽略处于社会阶层低端和边缘位置上的弱势群体。表现在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和传播对象的定位方面，忽略了弱势群体的需求。大众传媒是反映社会事务的公共信息平台，应为社会大众共享，对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不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群体，也应予以足够的关注与反映。
伴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和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非常明显，表现在信息传播面上，由于传播权力结构、传播资源分配和接收者自身所具有的智能、教育、技术等方面的差异。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人群形成了三个阶层：一是强势集团，他们是信息传播活动中的支配者和控制者，是重要新闻来源的提供者，是拥有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管理者。如媒介管理者、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的发言人、各领域专业人士、商界名流等。他们或掌握着媒体传播资源，或是媒体主要的新闻来源和报道主体，可以使用媒体充分表达意见以实现话语权。二是中间阶层，他们是信息传播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和重要消费者。他们因为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较强而被广告商和媒体青睐，成为传媒的主要受众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媒体。他们主要由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体面、收人稳定的社会中间阶层构成。他们在被传统媒体作为报道对象关注的同时，主动发布信息的意识也逐渐增强，利用网络资源积极发表意见，享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三是弱势群体，信息传播活动的被动接受者和失语者。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俗称“小人物”、底层市民。如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城市贫民、收入甚微的农民工等。他们经济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既不是广告主和媒体的主要受众，也缺乏主动参与传播活动的能力，除了被动地接受新闻报道外，难以使用大众传播表达自己的意见，成为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失语者。这种使用信息传播资源的明显失衡导致了媒介歧视的产生。
1970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P·J·蒂奇诺提出的“知沟”理论对传媒歧视已有涉及。“知沟”也称信息沟，是说尽管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能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越有扩大的趋势。“知沟”理论对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和公众获取知识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揭示了信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认为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的日益扩大的差距会带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愈来愈大的分化，进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事实证明。“马太效应”已经在信息传播领域形成，即信息拥有量越少。媒介地位越低，表达机会就越少：而信息拥有量越多，媒介地位越高，表达机会也越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媒介地位同样低下，经受着经济上窘迫和精神上贫困的双重煎熬。
传媒歧视的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政治歧视、种族歧视、群体歧视等，其中对由于经济地位悬殊而形成的弱势群体的歧视最为明显。如果传播内容的选择和传播对象的定位过于集中在强势群体中间。相应就会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忽略和歧视。对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已经使传媒更愿意把广告主的目标消费者作为自己的受众，在议程设置和节目风格上以他们的需要和口味为取舍标准。另外，根据“显著性”这一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社会政要、明星、富豪等群体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所以难以引起大众关注的小人物很自然地被忽略和边缘化，他们很少有机会进入媒体话语体系的中心，难以成为叙述与被叙述的主体。当然，也不排除某一媒体在某一时期出于宣传需要对底层百姓的生活有所报道，但常常是官话、套话居多，使社会主流群体对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难以真正了解。
民生新闻的出现和繁荣让媒体将镜头对准普通市民的生活，让他们有机会发出一点声音，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自主、充分表达意见的平台，仍然是在媒体的叙述框架中充当配角。是民生访谈类节目，让市民包括生活窘迫不堪的底层市民也有机会走进电视，直接面向受众自主诉说自己生活中的困惑矛盾和酸甜苦辣。
民生访谈节目对传媒歧视的消减
节目的内容定位：让底层市民的生活得到真实细致的反映。民生访谈类节目与一般的电视访谈节目不同的是，它以普通市民甚至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为主要访谈对象，请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困扰疑惑。民生访谈类节目中的访谈对象多为普通市民，其中不乏社会底层百姓、弱势群体。底层市民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都相对弱势的群体。传统的意识形态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遇到纠纷时习惯于用道德的眼光评断是非。以情感伦理规范行为，所以他们不去法院而选择了能“主持公道”的媒体。以南京电视台《有请当事人》节目的访谈嘉宾为例，经常走进节目的有生活坎坷、遭遇困扰的无助者，有遇到家庭矛盾和纠纷需要理论一番的市民，有居住在城市边缘、生活拮据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有失去父爱、母爱的孤苦患病女童，也有遇到意外灾祸的独居老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网惑，感到无助，需要找人诉说、评理、指点迷津，于是找到了方方老师(《有请当事人》的主持人)。民生访谈类节目给了普通市民展示个人生活原生态的空间，透过当事人桩桩件件或尴尬或困惑或不幸的故事，受众用心灵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什么是窘迫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条件下造就的粗糙的情感。民生访谈类节且是在反映市井百态，这是一种真正贴近生活的原生态的呈现和反映，没有标语口号式的语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琐事。而透视其中所窥到的又是生活的至理。
节目的话语方式：让当事人成为叙述故事的主体。民生访谈类节目与常见的民生新闻节目也有区别。民生新闻节目虽然将报道主体对准市民，也努力以市民视角切入对新闻现象进行叙述与分析，但叙事主体仍是由专业的传媒人士充当。由于媒体从业者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与底层市民有较大不同。容易产生与底层市民的“疏离感”。即便通过主观努 力与经验积累，追求与市民生活表层的“零距离”接触也许可以做到，但要真正做到与市民心灵深层的“零距离”沟通仍然勉为其难。
民生访谈类节目不仅将报道主体更强地聚焦在市民的私人生活上，更重要的是让当事人自己做敘事主体。不再是主持人(或编导)按照自己对事物的理解以及自己的思维习惯代替或主导访谈对象叙事，而是让访谈对象前所未有地以自己的声音和叙事方式说话，访谈对象成为自己故事的叙事主体。他们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生活中的难题和困惑。讲述为此产生的苦恼和煎熬，虽琐碎，但却浸透着生活的质感，多方位传递着普通或底层百姓的生活信息，折射着他们内心的价值观念。无论其个性品质是宽厚善良还是愚笨自私，在这里都能实现与受众零距离的交流与感受。由此智慧者反思人性，愚钝者也能从中得到些许经验教训，实现该类节目特有的传播价值。
节目的传播效果：加大了弱势群体的话语力度。在民生访谈类节目中，虽然访谈对象的身份平凡甚至社会地位低微，但他们的话语方式却使许多普通人感到亲切。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他们的语言比较朴素、直白，思想也显得简单肤浅甚至片面狭隘，但这种没有经过记者雕饰的原生态、个性化的表述，是对普通市民真实生活图景最自然鲜活的呈现。同时，把叙说故事的话语权交给当事人自己。也真正表现了对当事人的关注与尊重。
在以往一些关于民生话题的节目中，受众也能体会到媒体对社会底层百姓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很多时候或夹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或表现出某些方面的误读，如上文所说，这是由于媒体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文化水平都明显高于底层百姓而形成的难以避免的现象。让底层市民做自己故事的主体叙述者，民生访谈节目真正使电视成为展现普通人喜怒哀乐与平凡人生的窗口，来自民间小人物的直接述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话语权的转移，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说出了自己想说和要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媒体依赖精英阶层而在有意无意中形成的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忽略甚至歧视。
民生访谈类节目中存在的问题——隐私的过度暴露
隐私暴露给当事人带来情感上的二次伤害。民生访谈类节目最为显著的是个人隐私的过度暴露，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对当事人情感的再次伤害。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必须先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来龙去脉就难免牵扯出一些个人隐私，这是一个矛盾。在节目现场陈述和争辩的时候，当事人往往会情绪失控，为了维护自己，相互之间互揭隐私。甚至把自己生活中的私密细节和痛苦经历也和盘托出，表现出令电视观众都颇感诧异的“坦率”。但这种过激情绪下的“言说”和“告白”，往往会使自己和对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某栏目曾对一闹矛盾的夫妻进行访谈。其间夫妻多年来的生活琐事和私密细节不断被翻出“晾晒”，曾有的一些猜忌也被毫无顾忌地拿出来说事，给对方不留一点情面，其结果只能是夫妻关系更加恶劣，甚至恩断义绝。
民生访谈类节目定位民间。所选话题来自百姓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访谈对象大多是城市中的弱势人群，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在现代媒介中的自我保护意识，对放弃自己隐私可能产生的后果(如失去宁静生活、周围人对其评价的改变)没有充分估计，在特殊情境、特殊情绪下暴露了不宜在大庭广众下暴露的东西，有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新的伤害。因此，栏目组编导应该就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事先提醒当事人，主持人在现场也应该本着保护当事人权益的目的对话题进行引导和巧妙把控。这样，才不至于使“关怀”蜕变为居高临下的“嘲弄”，才能使民生访谈节目得到更好的长远发展。
当事人消极甚至错误的价值观带来负面影响。民生访谈类节目给了普通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一个话语平台，但出现在节目中的访谈对象并不完美。他们有价值观念的偏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合情不合理或合情不合法，在处理问题时也有方式方法的不得体，有人显得自私、固执，有人显得愚笨、狭隘。平时人们对一些难以摆上桌面的理由可能不会直白言说，但在节目现场双方据理力争时就会摆出来强词夺理，再加上家务事本身的琐碎和错综复杂，极易给受众造成“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知难而退心理，不愿对一些现象和问题深思。这就要求节目组对当事人讲述的事件或问题进行忠实记录、深入调查、理性分析，要求主持人有较好的现场把控能力，对当事人进行善意的批评和指正。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和出路，引导相同处境的人们反观自己的行为，使节目给更多受众以“镜鉴”作用。对于其中显示出的错误观念倾向，主持人也应予以正确引导和适度评价，以免误导其他受众。现代社会大家的法制观念普遍加强，当遇到大的分歧时，也可以在节目中请专家律师出面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给当事人和受众都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
大众传媒在传受双方的关系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决定着哪些人可以通过媒体这个平台表达自己，哪些人是没有机会的。各种各样的理由使传媒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给了社会的精英阶层，忽略了底层百姓的声音表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还好，民生访谈类节目的出现和力量渐显，客观上消减了传媒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使“大众”传播还能具有些许和谐的“大众”色彩。
传媒歧视不容忽视
歧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不平等地看待”，“传媒歧视”是指传媒由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能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上的人群，忽略处于社会阶层低端和边缘位置上的弱势群体。表现在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和传播对象的定位方面，忽略了弱势群体的需求。大众传媒是反映社会事务的公共信息平台，应为社会大众共享，对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不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群体，也应予以足够的关注与反映。
伴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和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非常明显，表现在信息传播面上，由于传播权力结构、传播资源分配和接收者自身所具有的智能、教育、技术等方面的差异。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人群形成了三个阶层：一是强势集团，他们是信息传播活动中的支配者和控制者，是重要新闻来源的提供者，是拥有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管理者。如媒介管理者、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的发言人、各领域专业人士、商界名流等。他们或掌握着媒体传播资源，或是媒体主要的新闻来源和报道主体，可以使用媒体充分表达意见以实现话语权。二是中间阶层，他们是信息传播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和重要消费者。他们因为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较强而被广告商和媒体青睐，成为传媒的主要受众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媒体。他们主要由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体面、收人稳定的社会中间阶层构成。他们在被传统媒体作为报道对象关注的同时，主动发布信息的意识也逐渐增强，利用网络资源积极发表意见，享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三是弱势群体，信息传播活动的被动接受者和失语者。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俗称“小人物”、底层市民。如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城市贫民、收入甚微的农民工等。他们经济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既不是广告主和媒体的主要受众，也缺乏主动参与传播活动的能力，除了被动地接受新闻报道外，难以使用大众传播表达自己的意见，成为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失语者。这种使用信息传播资源的明显失衡导致了媒介歧视的产生。
1970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P·J·蒂奇诺提出的“知沟”理论对传媒歧视已有涉及。“知沟”也称信息沟，是说尽管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能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越有扩大的趋势。“知沟”理论对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和公众获取知识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揭示了信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认为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的日益扩大的差距会带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愈来愈大的分化，进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事实证明。“马太效应”已经在信息传播领域形成，即信息拥有量越少。媒介地位越低，表达机会就越少：而信息拥有量越多，媒介地位越高，表达机会也越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媒介地位同样低下，经受着经济上窘迫和精神上贫困的双重煎熬。
传媒歧视的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政治歧视、种族歧视、群体歧视等，其中对由于经济地位悬殊而形成的弱势群体的歧视最为明显。如果传播内容的选择和传播对象的定位过于集中在强势群体中间。相应就会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忽略和歧视。对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已经使传媒更愿意把广告主的目标消费者作为自己的受众，在议程设置和节目风格上以他们的需要和口味为取舍标准。另外，根据“显著性”这一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社会政要、明星、富豪等群体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所以难以引起大众关注的小人物很自然地被忽略和边缘化，他们很少有机会进入媒体话语体系的中心，难以成为叙述与被叙述的主体。当然，也不排除某一媒体在某一时期出于宣传需要对底层百姓的生活有所报道，但常常是官话、套话居多，使社会主流群体对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难以真正了解。
民生新闻的出现和繁荣让媒体将镜头对准普通市民的生活，让他们有机会发出一点声音，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自主、充分表达意见的平台，仍然是在媒体的叙述框架中充当配角。是民生访谈类节目，让市民包括生活窘迫不堪的底层市民也有机会走进电视，直接面向受众自主诉说自己生活中的困惑矛盾和酸甜苦辣。
民生访谈节目对传媒歧视的消减
节目的内容定位：让底层市民的生活得到真实细致的反映。民生访谈类节目与一般的电视访谈节目不同的是，它以普通市民甚至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为主要访谈对象，请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困扰疑惑。民生访谈类节目中的访谈对象多为普通市民，其中不乏社会底层百姓、弱势群体。底层市民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都相对弱势的群体。传统的意识形态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遇到纠纷时习惯于用道德的眼光评断是非。以情感伦理规范行为，所以他们不去法院而选择了能“主持公道”的媒体。以南京电视台《有请当事人》节目的访谈嘉宾为例，经常走进节目的有生活坎坷、遭遇困扰的无助者，有遇到家庭矛盾和纠纷需要理论一番的市民，有居住在城市边缘、生活拮据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有失去父爱、母爱的孤苦患病女童，也有遇到意外灾祸的独居老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网惑，感到无助，需要找人诉说、评理、指点迷津，于是找到了方方老师(《有请当事人》的主持人)。民生访谈类节目给了普通市民展示个人生活原生态的空间，透过当事人桩桩件件或尴尬或困惑或不幸的故事，受众用心灵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什么是窘迫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条件下造就的粗糙的情感。民生访谈类节且是在反映市井百态，这是一种真正贴近生活的原生态的呈现和反映，没有标语口号式的语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琐事。而透视其中所窥到的又是生活的至理。
节目的话语方式：让当事人成为叙述故事的主体。民生访谈类节目与常见的民生新闻节目也有区别。民生新闻节目虽然将报道主体对准市民，也努力以市民视角切入对新闻现象进行叙述与分析，但叙事主体仍是由专业的传媒人士充当。由于媒体从业者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与底层市民有较大不同。容易产生与底层市民的“疏离感”。即便通过主观努 力与经验积累，追求与市民生活表层的“零距离”接触也许可以做到，但要真正做到与市民心灵深层的“零距离”沟通仍然勉为其难。
民生访谈类节目不仅将报道主体更强地聚焦在市民的私人生活上，更重要的是让当事人自己做敘事主体。不再是主持人(或编导)按照自己对事物的理解以及自己的思维习惯代替或主导访谈对象叙事，而是让访谈对象前所未有地以自己的声音和叙事方式说话，访谈对象成为自己故事的叙事主体。他们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生活中的难题和困惑。讲述为此产生的苦恼和煎熬，虽琐碎，但却浸透着生活的质感，多方位传递着普通或底层百姓的生活信息，折射着他们内心的价值观念。无论其个性品质是宽厚善良还是愚笨自私，在这里都能实现与受众零距离的交流与感受。由此智慧者反思人性，愚钝者也能从中得到些许经验教训，实现该类节目特有的传播价值。
节目的传播效果：加大了弱势群体的话语力度。在民生访谈类节目中，虽然访谈对象的身份平凡甚至社会地位低微，但他们的话语方式却使许多普通人感到亲切。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他们的语言比较朴素、直白，思想也显得简单肤浅甚至片面狭隘，但这种没有经过记者雕饰的原生态、个性化的表述，是对普通市民真实生活图景最自然鲜活的呈现。同时，把叙说故事的话语权交给当事人自己。也真正表现了对当事人的关注与尊重。
在以往一些关于民生话题的节目中，受众也能体会到媒体对社会底层百姓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很多时候或夹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或表现出某些方面的误读，如上文所说，这是由于媒体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文化水平都明显高于底层百姓而形成的难以避免的现象。让底层市民做自己故事的主体叙述者，民生访谈节目真正使电视成为展现普通人喜怒哀乐与平凡人生的窗口，来自民间小人物的直接述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话语权的转移，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说出了自己想说和要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媒体依赖精英阶层而在有意无意中形成的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忽略甚至歧视。
民生访谈类节目中存在的问题——隐私的过度暴露
隐私暴露给当事人带来情感上的二次伤害。民生访谈类节目最为显著的是个人隐私的过度暴露，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对当事人情感的再次伤害。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必须先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来龙去脉就难免牵扯出一些个人隐私，这是一个矛盾。在节目现场陈述和争辩的时候，当事人往往会情绪失控，为了维护自己，相互之间互揭隐私。甚至把自己生活中的私密细节和痛苦经历也和盘托出，表现出令电视观众都颇感诧异的“坦率”。但这种过激情绪下的“言说”和“告白”，往往会使自己和对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某栏目曾对一闹矛盾的夫妻进行访谈。其间夫妻多年来的生活琐事和私密细节不断被翻出“晾晒”，曾有的一些猜忌也被毫无顾忌地拿出来说事，给对方不留一点情面，其结果只能是夫妻关系更加恶劣，甚至恩断义绝。
民生访谈类节目定位民间。所选话题来自百姓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访谈对象大多是城市中的弱势人群，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在现代媒介中的自我保护意识，对放弃自己隐私可能产生的后果(如失去宁静生活、周围人对其评价的改变)没有充分估计，在特殊情境、特殊情绪下暴露了不宜在大庭广众下暴露的东西，有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新的伤害。因此，栏目组编导应该就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事先提醒当事人，主持人在现场也应该本着保护当事人权益的目的对话题进行引导和巧妙把控。这样，才不至于使“关怀”蜕变为居高临下的“嘲弄”，才能使民生访谈节目得到更好的长远发展。
当事人消极甚至错误的价值观带来负面影响。民生访谈类节目给了普通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一个话语平台，但出现在节目中的访谈对象并不完美。他们有价值观念的偏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合情不合理或合情不合法，在处理问题时也有方式方法的不得体，有人显得自私、固执，有人显得愚笨、狭隘。平时人们对一些难以摆上桌面的理由可能不会直白言说，但在节目现场双方据理力争时就会摆出来强词夺理，再加上家务事本身的琐碎和错综复杂，极易给受众造成“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知难而退心理，不愿对一些现象和问题深思。这就要求节目组对当事人讲述的事件或问题进行忠实记录、深入调查、理性分析，要求主持人有较好的现场把控能力，对当事人进行善意的批评和指正。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和出路，引导相同处境的人们反观自己的行为，使节目给更多受众以“镜鉴”作用。对于其中显示出的错误观念倾向，主持人也应予以正确引导和适度评价，以免误导其他受众。现代社会大家的法制观念普遍加强，当遇到大的分歧时，也可以在节目中请专家律师出面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给当事人和受众都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
大众传媒在传受双方的关系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决定着哪些人可以通过媒体这个平台表达自己，哪些人是没有机会的。各种各样的理由使传媒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给了社会的精英阶层，忽略了底层百姓的声音表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还好，民生访谈类节目的出现和力量渐显，客观上消减了传媒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使“大众”传播还能具有些许和谐的“大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