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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中国人的裤腰肥了多少吗？
保罗·弗伦奇在《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中，引用了一组中国服装业提供的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 5厘米，现在已接近76. 2厘米”。也就是说，25年间，中国男性的腰围，膨胀了15%以上，同比涨幅最高的，是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40岁至50岁的男性人群。
与腰围相比，看上去好接受一点的数据是中国女性的胸围变化。现在，中国城市女性的C、D、E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不断增加，客户群包括了20岁以下的女性。同时，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女性平均胸围已达到83. 53厘米，比1992年增加了1厘米。这也表明中国女性正在变胖。
“先胖”人群
毕业一年后的同学聚会总是令人期待，除了一身行头和一张名片的改变，“你胖了”或是同学们之间第一句寒暄，这并不奇怪。刘斌（化名）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北京一家国企工作。从那年的夏天到春节，他已经胖了十斤。
刘斌只是一部分正在快速“先胖”起来的人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在拥有13. 7亿人口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从2002年的25%上升到2010年的38. 5%，其中城市居民占多数。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50%至57%的人口会超重。
按照中国成人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2010年，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30. 6%，肥胖率12. 0%。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得到的数据。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足以令世界注目的话，不得不说，中国人的腰围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还快。
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得到的数据中，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差别均不大；城市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于农村；18～59岁劳动力人口超重率30. 3%，肥胖率11. 8%；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重率32. 3%，肥胖率12. 5%。城市中年女性的肥胖率最高，为17. 8%。
与2007年监测结果相比，2010年，18～69岁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有所上升。
“在我们的数据里可以发现，北方肥胖率高于南方；在城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中，城乡结合部的人变胖的速度最快，肥胖率也最高；男性肥胖率比女性略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处长施小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但是通过一把“尺子”- - -腰围的变化，致力于中国市场和行业数据研究的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保罗.弗伦奇和马修.格莱博却发现了一些有趣却不同的现象。
“肥胖尤其是中产阶层的问题，中产阶层人群正在日益发胖，他们最先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其饮食习惯改变得也最为彻底，而这正是中国肥胖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的著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中，如此写道。
早在2004年，北京专业体检中心对一年内来体检的84家单位的10399名公务员的健康状况进行汇总，体检中心公布的体检结果中，体重超标比例为40. 4%，男性超重率為58. 4%。
201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总共占到40%
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没有关于体重的统计数据。在1980年的中国街头，几乎看不到胖子，“将军肚”一度是称赞别人的褒义词。而比“将军肚”一词含义转变更快的，是中国肥胖问题的发展。
即便如此，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极端肥胖的案例。也就是说，看上去，眼下中国人的胖跟美国人的胖还无法较量。如果按照西方的肥胖标准，“那我们全国的肥胖率只有5. 1%。”施小明说。
“但是中国的超重和肥胖标准与国际标准并不一致，相同的BMI（体重指数，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水平时，黄种人体内的脂肪含量要比欧美人高，换句话说，即使看起来没那么胖，也很可能超标了。”施小明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拟定的世界标准是，BMI在18. 5～24. 9时属正常范围，大于25为超重，大于30为肥胖。而中国的肥胖和超重标准则是BMI在18. 5～23. 9时属于正常范围，大于24为超重，大于28为肥胖。“这样对比就可以看出，虽然中国肥胖率中BMI大于30的只有5. 1%，但是接近这个指标的BMI指数在28～30之间的已经有6. 9%的比率，这已经非常严重了。”
中国并不是对BMI指数控制最苛刻的地方。在新加坡，超重标准是BMI在23以上，肥胖标准是27. 5以上；日本制订的BMI指数的标准也比中国低，超重和肥胖指数分别在23和27。
根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书中的数据，1982年中国的超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约7%，而当时美国的情况是成年肥胖人口百分比已经达到26%。
10年以后，1992年的一份调查说明15%的中国人口体重超重，大约3000万人口属于临床意义上的肥胖。
4年以后，1996年调查时，中国的超重人口比重已经迅速增加到23%。
201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总共已经达到40%了。
管不住的嘴和迈不开的腿
胖，只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管不住的嘴和迈不开的腿。
刘斌自从参加工作后，午饭几乎都在食堂解决。“国企的食堂，价格实惠，可以选择的食物又多，味道也还不错。我的同事，有的不仅午饭在食堂吃，晚上也带些饭菜回家，图方便。”
食堂的特点之一，就是油、酱油、盐、糖都会严重过量。一方面是为了口感，荤腥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味蕾上的刺激。而另一方面，油、盐也可以延长食物的保鲜时间。 “我没觉得自己在食堂吃很多，但是却慢慢发福。确实感觉食堂的饭菜都太过油腻，口味也比较重。” 刘斌说。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还在家里开火做饭。做饭这项生活必需技能正在从“手艺”变为“艺术”。
大型家居用品超市宜家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广州和天津等城市开设了分店。宜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大量购买厨房用品并不感兴趣，在其委托ISOPUBliC调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调研发现，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领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饭。
放多少油盐、吃多少卡路里等营养标准，不由自主地被拿捏在食堂、饭店的厨师手里，后者关注的是能不能吃饱，能不能吃好，至于健康不健康未必会被放在第一位对待。
忙碌的生活甚至会挤压吃饭的时间。午饭简简单单吃几口便又回去工作，已经成为工作族的常态。2013年1月，大众点评网发布的《2012上海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显示，24小时便利店的代表之一- - -“全家便利店”在上海人气最高购物场所TOP10中排名第6。在工作日，白领为节约时间在便利店购买商品，甚至解决三餐，正渐渐成为常态。
另一个方面，中国的饭局还有更多联络感情的因素。刘斌说，“到了年末，尤其是春节前夕，应酬铺天盖地。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个协会、各个公司都需要靠‘撮一顿’来建立关系，维系关系，发展关系。”
大众点评网《2012上海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显示，2012年大众点评网在上海的团购销售总券数近1400万份，比2011年同期增长156%。而在美食类团购中，火锅、面包甜点、西餐等类别的团购券最热卖。
饕餮盛宴变成家常便饭的时候，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已经超标了。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运动量不仅没能上升，却还在下降。“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静坐的时代。根据我们的统计，2007年中国人平均每天坐3. 8个小时，而到了2010年就上升到4. 8个小时了。这说明我们的休闲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电脑、手机上。”施小明说。
同样以刘斌为例，他早上8点半上班，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几乎都是坐着，没有其他的运动。“我过去就很喜欢打篮球。高中、大学的时候天天打，但工作后只能周末和朋友相约去打球了。希望到了春天夏天，我经常出来打球，体重能慢慢恢复。”
一家减肥训练营的北京主管葛国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客户每年都有40%到50%的上升，由于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减重百分比也在逐年上升。“虽然来这里减肥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但都是有空闲的人，家庭妇女、退休老人居多，年轻白领没那么多时间。”
胖城市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正在给肥胖提供最有支撑力的生活方式。
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久坐的时间更长、更多依赖汽车交通，也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更多的美食。
姚清（化名）在上海一家外企从事翻译工作，算是典型的白领。她面临的减肥困境是走几步就能在街上随意买到的甜食。
“我从小就爱吃肯德基，尤其喜欢吃甜食。经济独立后，就会更加放纵一些。”姚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隨意走在上海的一条街道，就可以看到各类咖啡屋、蛋糕房、奶茶店，比如随处可见的星巴克、COASTA、Christine、85度C、Breadtalk、可可、贝尔多爸爸、满记甜品。而像罗森、全家、7- 11这样的24小时便利店更是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只要人们想买甜食，几步路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北京也许是中国最胖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卫生局在200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市约有60%的成年人体重超重。“现在北京的肥胖率大概有20%了。”施小明说。
这与饮食结构有关。北方城市居民的膳食中，大米的摄入量越来越少，而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越来越多，而且北方人更爱“喝一杯”。
根据某网站调查显示，在酒友数量上，全国各省市间差距比较大。最喜欢喝酒的省市前十位分别是：北京、山东、河北、辽宁、江苏、河南、山西、安徽、上海与天津。
与大量饮酒相伴的就是大量的饮食。刘斌说，为了不喝醉，应酬时他会有意识地多吃饭吃菜。敬酒时间很长，吃东西的时间也自然会拉长，食量也在无形中增加了。
“中国城市人口的肥胖率水平可能已经达到了20%，尤其是沿海地区从香港及附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到上海，再经北方内陆地区和北京，一直到中国东北地区，这一线的城市是中国的肥胖中心。”《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作者们认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人们变胖的速度最快。这和健康知识以及健康信息的多少是有关的。而这个地方的物质丰富的速度又是最快的。”施小明说。中国成年人口的超重率为30. 6%，其中城市超重率是33. 8%，农村是29. 1%。“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
医保背上沉重的包袱
当很多中国人还把肥胖看成一个“富贵病”时，事实却是：在肥胖问题上，低收入人群和发展中国家要比高收入人群和发达国家受到更多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慢性病发生，农村人口已经高于城市人口。”施小明说。
而肥胖则是引发慢性病的重要诱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发生，各个年龄阶段的超重、肥胖者的比例都高于同年龄阶段的体重正常的人。
肥胖已经成为与艾滋病、毒药麻痹和饮酒成瘾并列为世界四大医学社会问题，成为全球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险，全球每年至少有280万人死于超重或者是肥胖。
这些慢性病显然将成为未来消耗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资源的主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到2020年，心血管疾病（影响心脏和血管的疾病）将成为中国人死亡的主要病因，中国每年高血压患者的人数将增加300万。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与肥胖相关的医疗费用占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总额的比例为2%到6%。 而2012年6月，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曾表示，我国财政对慢性病防治的支持正在逐年加大，2012年拨付3. 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防治慢性病。
当中国有接近一半的成年人体重超重时，可以想象中国医保将背上沉重的包袱。
“虽然很难精确测算有关超重肥胖的实际医保开销，但可以确信的是，与超重肥胖有关的疾病大多是慢性的，而非急性病，这就意味着需要长期的治疗与恢复。尽管已经尽力控制药物价格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开销还是相当可观的。” 《富态：腰围改變中国》的作者之一马修·格莱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4个月，上海“瘦”了30吨
乐观的是，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变胖了。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听到“你又胖了”的时候，说明大家意识到肥胖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从中国出现首家商业俱乐部开始算起，中国健身产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时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的健身俱乐部已经发展到5000余家。而这些健身俱乐部并不包括减肥训练营。
政府对于肥胖问题的察觉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于肥胖的检测数据，可以追溯到1992年，而在2006年左右，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就开始关注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了。”施小明说。
然而健康管理人才积累缓慢。中国在2002年的时候仅有2000名有资质的营养师，而根据每300人拥有一位营养师的国际标准，中国至少需要400万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但到了2011年，中国的营养师人数依旧极其匮乏。只有47%的医院设置营养科，只有1772名医务人员从事营养工作，几乎没有一家饭店配有专职营养师。
正在尝试管理自己体重的人们，也未必采用了科学健康的方法。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3. 5%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拼瘦族”，34. 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尝试过节食、“催吐”、大量服用减肥药等极端减肥方式。
广州岭南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炯曾在一项在线调查中发现，正在减肥的人群中，体重正常或偏瘦者竟占约四成。
如何自我管理体重以及自身健康已经成为需要补上的一课。
城市虽为肥胖问题滋生了更多的不利因素，但也以最快的速度来关注着肥胖问题。2010年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放给市民一本《上海市民健康自我管理知识手册》和一把腰围尺，以促进上海市全民生活方式的健康转变。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于2012年9月开展“全城总动员，健康减重100吨”活动。参与活动的人群定位为15岁－65岁、体重指数（BMI）23的上海居民。
截至2013年1月15日，上海健康减重100吨活动共有42893名市民报名参加，其中符合活动要求的有36841名，参加第二次复称的有16962名。有12836名市民的体重有所减轻，共减重30520. 63公斤。短短4个月，上海这个城市“瘦”了30吨。
“可以看出来，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需要长时间培养和积累的，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给大家带个头。”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忠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保罗·弗伦奇在《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中，引用了一组中国服装业提供的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 5厘米，现在已接近76. 2厘米”。也就是说，25年间，中国男性的腰围，膨胀了15%以上，同比涨幅最高的，是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40岁至50岁的男性人群。
与腰围相比，看上去好接受一点的数据是中国女性的胸围变化。现在，中国城市女性的C、D、E罩杯的文胸销售量不断增加，客户群包括了20岁以下的女性。同时，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女性平均胸围已达到83. 53厘米，比1992年增加了1厘米。这也表明中国女性正在变胖。
“先胖”人群
毕业一年后的同学聚会总是令人期待，除了一身行头和一张名片的改变，“你胖了”或是同学们之间第一句寒暄，这并不奇怪。刘斌（化名）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北京一家国企工作。从那年的夏天到春节，他已经胖了十斤。
刘斌只是一部分正在快速“先胖”起来的人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在拥有13. 7亿人口的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从2002年的25%上升到2010年的38. 5%，其中城市居民占多数。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50%至57%的人口会超重。
按照中国成人超重与肥胖判定标准，2010年，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30. 6%，肥胖率12. 0%。这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得到的数据。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足以令世界注目的话，不得不说，中国人的腰围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还快。
2010年全国疾病监测地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得到的数据中，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差别均不大；城市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于农村；18～59岁劳动力人口超重率30. 3%，肥胖率11. 8%；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重率32. 3%，肥胖率12. 5%。城市中年女性的肥胖率最高，为17. 8%。
与2007年监测结果相比，2010年，18～69岁居民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有所上升。
“在我们的数据里可以发现，北方肥胖率高于南方；在城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中，城乡结合部的人变胖的速度最快，肥胖率也最高；男性肥胖率比女性略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处长施小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但是通过一把“尺子”- - -腰围的变化，致力于中国市场和行业数据研究的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保罗.弗伦奇和马修.格莱博却发现了一些有趣却不同的现象。
“肥胖尤其是中产阶层的问题，中产阶层人群正在日益发胖，他们最先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其饮食习惯改变得也最为彻底，而这正是中国肥胖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的著作《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中，如此写道。
早在2004年，北京专业体检中心对一年内来体检的84家单位的10399名公务员的健康状况进行汇总，体检中心公布的体检结果中，体重超标比例为40. 4%，男性超重率為58. 4%。
201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总共占到40%
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没有关于体重的统计数据。在1980年的中国街头，几乎看不到胖子，“将军肚”一度是称赞别人的褒义词。而比“将军肚”一词含义转变更快的，是中国肥胖问题的发展。
即便如此，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极端肥胖的案例。也就是说，看上去，眼下中国人的胖跟美国人的胖还无法较量。如果按照西方的肥胖标准，“那我们全国的肥胖率只有5. 1%。”施小明说。
“但是中国的超重和肥胖标准与国际标准并不一致，相同的BMI（体重指数，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水平时，黄种人体内的脂肪含量要比欧美人高，换句话说，即使看起来没那么胖，也很可能超标了。”施小明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拟定的世界标准是，BMI在18. 5～24. 9时属正常范围，大于25为超重，大于30为肥胖。而中国的肥胖和超重标准则是BMI在18. 5～23. 9时属于正常范围，大于24为超重，大于28为肥胖。“这样对比就可以看出，虽然中国肥胖率中BMI大于30的只有5. 1%，但是接近这个指标的BMI指数在28～30之间的已经有6. 9%的比率，这已经非常严重了。”
中国并不是对BMI指数控制最苛刻的地方。在新加坡，超重标准是BMI在23以上，肥胖标准是27. 5以上；日本制订的BMI指数的标准也比中国低，超重和肥胖指数分别在23和27。
根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书中的数据，1982年中国的超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约7%，而当时美国的情况是成年肥胖人口百分比已经达到26%。
10年以后，1992年的一份调查说明15%的中国人口体重超重，大约3000万人口属于临床意义上的肥胖。
4年以后，1996年调查时，中国的超重人口比重已经迅速增加到23%。
201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总共已经达到40%了。
管不住的嘴和迈不开的腿
胖，只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管不住的嘴和迈不开的腿。
刘斌自从参加工作后，午饭几乎都在食堂解决。“国企的食堂，价格实惠，可以选择的食物又多，味道也还不错。我的同事，有的不仅午饭在食堂吃，晚上也带些饭菜回家，图方便。”
食堂的特点之一，就是油、酱油、盐、糖都会严重过量。一方面是为了口感，荤腥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味蕾上的刺激。而另一方面，油、盐也可以延长食物的保鲜时间。 “我没觉得自己在食堂吃很多，但是却慢慢发福。确实感觉食堂的饭菜都太过油腻，口味也比较重。” 刘斌说。
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还在家里开火做饭。做饭这项生活必需技能正在从“手艺”变为“艺术”。
大型家居用品超市宜家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广州和天津等城市开设了分店。宜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大量购买厨房用品并不感兴趣，在其委托ISOPUBliC调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调研发现，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领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饭。
放多少油盐、吃多少卡路里等营养标准，不由自主地被拿捏在食堂、饭店的厨师手里，后者关注的是能不能吃饱，能不能吃好，至于健康不健康未必会被放在第一位对待。
忙碌的生活甚至会挤压吃饭的时间。午饭简简单单吃几口便又回去工作，已经成为工作族的常态。2013年1月，大众点评网发布的《2012上海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显示，24小时便利店的代表之一- - -“全家便利店”在上海人气最高购物场所TOP10中排名第6。在工作日，白领为节约时间在便利店购买商品，甚至解决三餐，正渐渐成为常态。
另一个方面，中国的饭局还有更多联络感情的因素。刘斌说，“到了年末，尤其是春节前夕，应酬铺天盖地。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个协会、各个公司都需要靠‘撮一顿’来建立关系，维系关系，发展关系。”
大众点评网《2012上海城市生活消费报告》显示，2012年大众点评网在上海的团购销售总券数近1400万份，比2011年同期增长156%。而在美食类团购中，火锅、面包甜点、西餐等类别的团购券最热卖。
饕餮盛宴变成家常便饭的时候，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已经超标了。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运动量不仅没能上升，却还在下降。“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静坐的时代。根据我们的统计，2007年中国人平均每天坐3. 8个小时，而到了2010年就上升到4. 8个小时了。这说明我们的休闲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电脑、手机上。”施小明说。
同样以刘斌为例，他早上8点半上班，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几乎都是坐着，没有其他的运动。“我过去就很喜欢打篮球。高中、大学的时候天天打，但工作后只能周末和朋友相约去打球了。希望到了春天夏天，我经常出来打球，体重能慢慢恢复。”
一家减肥训练营的北京主管葛国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客户每年都有40%到50%的上升，由于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减重百分比也在逐年上升。“虽然来这里减肥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但都是有空闲的人，家庭妇女、退休老人居多，年轻白领没那么多时间。”
胖城市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正在给肥胖提供最有支撑力的生活方式。
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久坐的时间更长、更多依赖汽车交通，也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更多的美食。
姚清（化名）在上海一家外企从事翻译工作，算是典型的白领。她面临的减肥困境是走几步就能在街上随意买到的甜食。
“我从小就爱吃肯德基，尤其喜欢吃甜食。经济独立后，就会更加放纵一些。”姚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隨意走在上海的一条街道，就可以看到各类咖啡屋、蛋糕房、奶茶店，比如随处可见的星巴克、COASTA、Christine、85度C、Breadtalk、可可、贝尔多爸爸、满记甜品。而像罗森、全家、7- 11这样的24小时便利店更是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只要人们想买甜食，几步路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北京也许是中国最胖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卫生局在200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市约有60%的成年人体重超重。“现在北京的肥胖率大概有20%了。”施小明说。
这与饮食结构有关。北方城市居民的膳食中，大米的摄入量越来越少，而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越来越多，而且北方人更爱“喝一杯”。
根据某网站调查显示，在酒友数量上，全国各省市间差距比较大。最喜欢喝酒的省市前十位分别是：北京、山东、河北、辽宁、江苏、河南、山西、安徽、上海与天津。
与大量饮酒相伴的就是大量的饮食。刘斌说，为了不喝醉，应酬时他会有意识地多吃饭吃菜。敬酒时间很长，吃东西的时间也自然会拉长，食量也在无形中增加了。
“中国城市人口的肥胖率水平可能已经达到了20%，尤其是沿海地区从香港及附近的东部沿海地区到上海，再经北方内陆地区和北京，一直到中国东北地区，这一线的城市是中国的肥胖中心。”《富态：腰围改变中国》的作者们认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人们变胖的速度最快。这和健康知识以及健康信息的多少是有关的。而这个地方的物质丰富的速度又是最快的。”施小明说。中国成年人口的超重率为30. 6%，其中城市超重率是33. 8%，农村是29. 1%。“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
医保背上沉重的包袱
当很多中国人还把肥胖看成一个“富贵病”时，事实却是：在肥胖问题上，低收入人群和发展中国家要比高收入人群和发达国家受到更多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慢性病发生，农村人口已经高于城市人口。”施小明说。
而肥胖则是引发慢性病的重要诱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发生，各个年龄阶段的超重、肥胖者的比例都高于同年龄阶段的体重正常的人。
肥胖已经成为与艾滋病、毒药麻痹和饮酒成瘾并列为世界四大医学社会问题，成为全球引起死亡的第五大风险，全球每年至少有280万人死于超重或者是肥胖。
这些慢性病显然将成为未来消耗中国医疗卫生体系资源的主要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声称，到2020年，心血管疾病（影响心脏和血管的疾病）将成为中国人死亡的主要病因，中国每年高血压患者的人数将增加300万。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与肥胖相关的医疗费用占发达国家医疗费用总额的比例为2%到6%。 而2012年6月，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曾表示，我国财政对慢性病防治的支持正在逐年加大，2012年拨付3. 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防治慢性病。
当中国有接近一半的成年人体重超重时，可以想象中国医保将背上沉重的包袱。
“虽然很难精确测算有关超重肥胖的实际医保开销，但可以确信的是，与超重肥胖有关的疾病大多是慢性的，而非急性病，这就意味着需要长期的治疗与恢复。尽管已经尽力控制药物价格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开销还是相当可观的。” 《富态：腰围改變中国》的作者之一马修·格莱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4个月，上海“瘦”了30吨
乐观的是，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变胖了。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听到“你又胖了”的时候，说明大家意识到肥胖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从中国出现首家商业俱乐部开始算起，中国健身产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时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的健身俱乐部已经发展到5000余家。而这些健身俱乐部并不包括减肥训练营。
政府对于肥胖问题的察觉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于肥胖的检测数据，可以追溯到1992年，而在2006年左右，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就开始关注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了。”施小明说。
然而健康管理人才积累缓慢。中国在2002年的时候仅有2000名有资质的营养师，而根据每300人拥有一位营养师的国际标准，中国至少需要400万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但到了2011年，中国的营养师人数依旧极其匮乏。只有47%的医院设置营养科，只有1772名医务人员从事营养工作，几乎没有一家饭店配有专职营养师。
正在尝试管理自己体重的人们，也未必采用了科学健康的方法。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3. 5%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拼瘦族”，34. 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尝试过节食、“催吐”、大量服用减肥药等极端减肥方式。
广州岭南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炯曾在一项在线调查中发现，正在减肥的人群中，体重正常或偏瘦者竟占约四成。
如何自我管理体重以及自身健康已经成为需要补上的一课。
城市虽为肥胖问题滋生了更多的不利因素，但也以最快的速度来关注着肥胖问题。2010年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放给市民一本《上海市民健康自我管理知识手册》和一把腰围尺，以促进上海市全民生活方式的健康转变。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于2012年9月开展“全城总动员，健康减重100吨”活动。参与活动的人群定位为15岁－65岁、体重指数（BMI）23的上海居民。
截至2013年1月15日，上海健康减重100吨活动共有42893名市民报名参加，其中符合活动要求的有36841名，参加第二次复称的有16962名。有12836名市民的体重有所减轻，共减重30520. 63公斤。短短4个月，上海这个城市“瘦”了30吨。
“可以看出来，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需要长时间培养和积累的，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给大家带个头。”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忠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