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的家乡，那是个大大有名的地方。奇峰挺拔，绿水萦回，“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城在景中，景在城里，是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游客曾经感慨：“宁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而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桂林人，却远远离开了那洞天福地，跑到异邦来了。
　　自古背井离乡之后，容易思念。乡愁总是如影随形，如悬在头顶的一枚湿漉漉的月亮。既然想家，就常回去看看呗，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而已，并非遥不可及。奈何身在人地两疏的江湖，求生存之后还得谋发展，有千般万般的不得已。一颗归心夜夜暗随流水到天涯，归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可期。湿漉漉的月亮长年累月高悬于那一条似乎无比强韧的子午线上，逐渐化作一团灰色的积雨云，不能轻易碰触，否则转眼间大雨倾盆。
　　1994年5月底，我当时的犹太裔老板汉肯老太太命我到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出差。到了那里办完公事，东道主问要不要去“迪士尼王国”的某个主题公园，或者“环球大影城”？我说都不要，我要去“锦绣中华”。
　　这个与深圳的“锦绣中华”同名同类型的微型雕塑主题公园，是中国旅游产业“走出去”的首次尝试，当时刚建成开放不到半年。庞大的园区占地达四百六十多亩，从“布达拉宫”走向“石林”，一路经过“故宫”“颐和园”“长城”“南京中山陵”“曲阜孔庙”……移步换景，拟古场面齐全完备。我指指点点，向同来的美国同事卖弄中国历史、典故、传说，手舞足蹈，心情好得满天满地都是阳光。
　　然后到一个小剧场中观看中国山水风光的实景宣传短片。灯光渐暗，音乐响起，眼前的大屏幕上首先出现的豁然是“烟雨漓江”，紧跟着“象山水月”。万笏千笋水中铺啊，丛丛凤尾竹掩映下，我如此熟悉的每一点色彩与线条，挽成了满满一张弓，将归心一箭射出去，正中我心中那一团郁积已久的乡愁积雨云——我瞬间泪流满面。
　　再也没有耐性瞻前顾后了，我返回公司后立刻向老板请假。汉肯老太太同意我回国探亲，顺便参加第77届春季“广交会”。1995年4月，我从纽约经香港抵达广州。还未等到春交会完全收档，我就登上了飞往桂林的班机。
　　当熟悉的喀斯特地貌真切地进入视线，机舱里响起一首我过去从未听过的流行歌：“漓江的水呀常在我心里流，去那美丽的地方是我一生的祈望。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歌词令我这个地道的桂林人莞尔，直白轻快的节奏也正切合我此时的步调。
　　一、春风不改旧时波
　　老桂林机场并不大，推着行李车出来，迎面是我家十几口人的接机队伍。上了我哥从单位借来的车，我顺手系上安全带。他见状从眼角斜斜地蔑视我：“猫冬瓜！这么怕死！出去没学到好的！”
　　久违了的神色语气，桂林话的腔调，让我的笑声，从胸腔往外肆无忌惮地爆发。
　　“有什么好笑？哈里哈气！”哥哥的白眼继续翻。他比我大五岁，是大姑母的儿子，以血缘论算我的表哥。我们从小一处长大，我小时候在外面被男同学欺负了，挺身而出为我撑腰的，是他;我某一年突然双目失明住进医院，医生说需要输血，第一个挽起袖子供血的，还是他。
　　“先带你克搞一碗米粉！”他说。从外地回来，一进城先吃碗米粉，所有桂林人都是這样的。可我有点儿犹豫：“姑妈他们在家等我们吃晚饭的吧……”
　　“几年都等了，再等一下要什么紧！你先吃米粉，再回去吃饭！”哥哥不由分说，领着后面几辆车七弯八拐，最后停在一家他认为市内最好吃的米粉店门口。
　　只是一家小小的、普通的夫妻店。近黄昏时分没什么人，店里的卤汤味儿，墙角边上的酸豆角和油辣椒味儿，街上的汽车喇叭声、自行车铃铛声和人声，记忆里熟悉的声与色，暖融融包裹过来。我哥手里提着板砖大小的“大哥大”，站在小店厨房门边，盯着老板娘：“莫这门抠嘛，你那个锅烧啷子切得那么薄的！”小叔则在小小的店里转悠，用领导的口吻评点：“嗯嗯，还可以。地方是小了点，蛮干净！”大表妹陪我坐下，一边在我耳边低声嘀咕：“看嘛，那两个人就是夜屎！”
　　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得这样令人心安。我只是笑，嘴里塞满米粉也忍不住，一直要笑。
　　回到家，家在榕荫路上，古南门边的市政府宿舍，祖母跟着大姑姑和姑父住在这里。铁门拉开，大姑母看着我笑：“回来了！”姑父在她身边打量我，不动声色地下了权威判断：“嗯，看起来蛮好，没生病！”
　　祖母站在姑父姑母身后。满头雪白的头发依然梳成两条长长的辫子，拢起来整整齐齐盘在脑后，一如从前。只是她的背似乎佝偻得更厉害些，我在她面前益发显得高了，我一步跨上前去，喊了一声：“奶奶！”
　　“哦，”她稳稳地答应。再强烈的情绪都拘束在眼睛里，也一如从前。她那天穿一件对襟的衬衣，深灰色小碎花的厚柔姿面料，前面钉一排七八粒塑料纽扣。我的喉咙堵着，一时间有点儿愣怔，仓促地顾左右而言他：“奶奶干吗穿这种衣服？”
　　祖母知道我在说什么，淡淡微笑：“老了，自己做不了衣服了，现在外面的裁缝也不会做唐装。”从前，她总是一身深深浅浅的灰色蓝色唐装，一律棉布，右衽，手工盘扣，自己裁剪，自己缝纫。
　　“你晓得赶时髦，就不让你奶奶也赶一下时髦？”伶俐的小姑在我身后轻叱道。
　　可不是？我定了定神。小姑身上的洋装是日本冰花绸面料，衬着大垫肩;表嫂那件连衣裙加了小吊带，是韩国珠丽纹面料;妹妹们的健美裤、迷你裙配着松糕鞋、旅游鞋……在广州“春交会”的纺织品场馆里遭遇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切，转换成了眼前真切现实的各种时尚在民间，90年代真不愧是中国服装纺织业发展最迅猛的时代。
　　年幼的两个小妹妹腻歪歪靠过来，缓和了我喉头的哽咽。大姑母和姑丈摆上晚饭，一家人坐下来吃。祖母拿着碗筷的双手，每一个骨节都突出，看上去风湿性关节炎比过去更严重了。她问我：“在美国，平时吃饭怎么办？谁做啊？”
　　“我自己啊！刚开始炒青菜都不懂要先放油，还以为青菜自己会出油的！”我呵呵笑。“不过朋友里边有好几个很能干，他们教我呢！” 　　厨房里的事儿，我当年岂止一窍不通，简直连半窍也没通过。可一旦娘家婆家都倚靠不上了，必须自己学着做且必须坚持去做的，又岂止学做饭一件事而已？！我抬高了下巴，乘机卖弄：“现在一次做七八个人的饭都没问题！”
　　我接着绘声绘色，细说这些年自己如何到餐馆学端盘子，一只手举不起大托盘就用肩膀扛，听不懂鸡尾酒名就鹦鹉学舌;怎么去做清洁工，到如今清洗水晶吊灯、大理石地板、抽油烟机绝对是行家;后来又怎么遇见了汉肯老太太，跟她学做服装生意。
　　小叔在一旁听着，正眼也不看我，只对二叔说：“怕她出国几年会变？她能变到哪里去？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叽叽喳喳！”
　　呃——我才不想变，有什么理由要变呢？桌前灯下，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件都没变啊，让一切异乡流浪的惶恐焦虑，外面世界的纷扰纠葛，统统淡出画面。我放下碗筷，无比放松地伸个懒腰，到一半，突然接触到祖母的目光，硬生生收拾起剩下那一半，老老实实坐好。——连这一份久经她老人家训诫，时时刻刻必须端着“淑女”架子的下意识，也不由自主地回来了。
　　不管走了多久走得多远，不仅我自己不会变，记忆里的一切也不能变，都要好好地等在这儿，等着还原旧时那个无忧无虑的、青春的我。
　　众人陆续散去，哥哥走过来居高临下，说：“你跟我走！你今夜必须去姨妈家住！不然不合规矩。”
　　“哦，”我有点儿懵懂地点头。意识到如今我哥已从小叔手中分权，开始管事儿了。他口中的“姨妈”，是我的婆母。我娘家和婆家是世交，婆母比母亲年纪大很多，我和同辈的兄弟姐妹们从会说话起，就称呼她“姨妈”。
　　我哥用他自己那辆大红色“三菱”摩托车，载着我往婆母家去，路上，他又问：“你到现在还一直叫人家‘姨妈’？”
　　“是啊，”我回答。“反正都习惯了，他们也不在意。”
　　“那是老人家脾气好，不和你计较！”他教训我，每个句子都很短，掷地有声。“结婚都这么多年，是大人了，还不懂事！嗯，就今天晚上，改了口吧！”
　　到了婆母家楼下，见家里的灯还亮着，他们果然在等我。门开处，我酝酿充分地迎面叫道：“爸，妈，我回来了！”我小姑子在二位老人身后，抢先拊掌大笑：“哎哟喂，改口了啊！”公公婆婆听得这一声，也如同中了大奖，哈哈大笑。果然，我哥总是对的。
　　次日，我一觉睡到中午，洗漱完毕，婆母和小姑子下班回来了。我夹在她们中间坐着，小姑子指着茶几上用纱网罩着的一碗米粉，斜我一眼：“懒鬼！害我一大早起来去给你买早点呢，浪费！”
　　“哦，现在吃，不浪费！”我也饿了，便端起碗来。谁知才吃了两筷子，突然一阵恶心，冲进厨房止不住地干呕。灶台边张罗午饭的公公见了，直摇头：“就是累着了！来来，先喝口水！”小姑子跟进来打量我半晌，叫道：“不对吧，妈！我姐再累也不会吃一口米粉就这样的！她不会是怀孕了吧？！”
　　这一声喊可不得了，到那一刻为止，我成为她嫂子已五年有余了。身为内科主治大夫的婆母随即反应过来，大喜过望：“哎呀呀！真是啊！去检查去检查，下午就去！”
　　下午，婆母从化验室拿回妊娠检测阳性的结果，正好我小舅舅的车到楼下，外公外婆让他接我来了。我外婆家离叠彩山并不远，公共汽车两站路而已。只是大人们过来接我，习惯了，我也被接习惯了。
　　清风路的外婆家门口，多了一个葡萄架，满架绿叶重重叠叠。小舅顺手掀开架下那个水泥池子的大原木盖子：“看！泥鳅！外公给你留着的。”外婆听见我的声音，手里拿着锅铲从厨房迎出来：“接回来了？”
　　“接回来了！”小舅舅等不及地大声宣布，“不止她一个人，是两个人了啊！”
　　一句话如同一勺子冷水下了热油锅，满满一屋子十几口人，这可就炸开了。二姨小姨和诸位舅母不用说了，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老外公都从椅子上“忽”地站了起来。我这个人是稀罕的，我的肚子如今更加稀罕，这顿晚饭变成众人一边听我东扯西拉讲“美国故事”，一边不断嘱咐：“吃！再多吃一点！现在一人吃两人补！”
　　夜里，跟我外婆睡，和以前一样。等我躺下了好久，外婆才收拾完上床，也像以前一样。见我还是习惯半趴着睡，外婆拍拍我的背：“不能趴着了，压着肚子里的小娃娃呢！”我转过来，半蜷在她怀里。外婆轻轻拍着我的后背，感慨：“自己还是个小娃娃，眼看要当妈妈了！你外婆就要当太婆婆了……”
　　蚊香的味道从帐子外面飘进来，远处三声两声田野里的蛙鸣，衬托着我外婆带着浓重全州方言的口音。从前，外婆给我讲《西游记》，讲《聊斋》和《三国演义》，现在改成了讲这几年间，家里的各人如何如何。
　　暗夜里熟悉的静谧、安稳和温暖，让我的意识迅速模糊。这样的夜里，连梦都不需要有，因为梦境也不可能更好了。
　　我祖母家、外祖母家都三代同堂，我腹中的这个胎儿，是两家即将到来的第一个第四代。接下来的日子，所有话题都围绕着这个婴儿：孕期要注意什么，临产如何处理，坐月子要怎么办，孩子将来如何教养，如何必须学会讲中文……两个星期之后，当家里为我准备的各种补品和婴儿衣物用品塞满行李箱，我又要走了。
　　那天一大早，暴雨倾盆，给我送行的人比接我的人还要多，因为父母和弟弟也早从南宁回来会合了。过了海关，我回头向他们招手。父亲沉默地在最前面，红着眼圈站得笔直。他的目光，以及他身前身后的所有目光交织成一股无形而柔韌的绳索，缠绕我的脚步。我和他们之间，其实距离只有十几步远，可中间隔着的，是一道海关。
　　咫尺成天涯。如果说最初去国之时，还有对新生活的好奇和向往垫着底，那么此刻这一重衬底早已被消磨殆尽，只剩下赤裸裸的骨肉分离之痛。我顾不得他们曾经多么苦口婆心地教养我要时刻自制，就那样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放声痛哭。
　　哥哥猛然瞪圆了眼睛，命令我：“进去吧！不要误了飞机！有空再回来！”
　　我咬紧牙关转过身往里走，告诉自己不能再回头。泪眼模糊间，根本没发现航空公司的人在发放雨衣，直愣愣走入暴雨之中，浑身透湿地上了飞机。 　　二、离多益重骨肉情
　　1995年的圣诞夜，如无数个平常日子一样，先行抵达子午线那一端的东方。桂林城中最早的外资企业，“万雅珠宝有限公司”正在做“尾牙”，全体员工大聚餐。我小姑姑坐在她的同事们当中，吃着一道接一道上桌的大菜，谈笑间突然心一紧，叹气：“只怕我们家江岚这时候在美国受罪呢……”
　　此时，子午线这一端是凌晨，我的确正挣扎在临产的剧痛里，几近昏迷。九个小时以后产下雪儿，比预产期提前了整整一周。
　　小姑得到我顺产的消息，心里提着的一口气松下来，紧接着摆开布料、花边、剪刀、尺子，开始做衣服。她那一双当年打扮了我的巧手，现在要张罗着打扮那个大洋彼岸的小小婴儿了。
　　一个接一个装满衣物的纸箱，经海运抵达我们的小小蜗居。上世纪90年代的留学生们，能收到国内寄来整箱整箱衣物是很稀罕的。我家里的经济条件远算不得很富裕，只是家里人似乎总觉得我一直漂泊在路上，一直不安定，所以他们总是竭力试图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穷家富路”啊，那是中国人沿袭了几千年的惯性思维。
　　等我辞掉进出口公司的工作，再考入理海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雪儿已满十八个月了。我每天一大早开车把她送到托儿所，然后自己到学校死磕一整天功课，黄昏时分再开车去接上她，回家做饭。这样折腾了大半年，我到底没撑住，被家庭医生发现心率严重失常。医生当即就不许我再开车回家了，一面打电话到市警察局，请警察去帮我照看幼儿，一面把我直接送进了医院。
　　国内的家人聞讯后自然焦急万分。婆母因我公公也卧病在床，分身乏术，我父母到广州申请探亲签证被拒，如此一来，将雪儿送回国，成了解决我们困境的唯一办法。身边打算回国的朋友们同意帮我们把雪儿带回去，于是，1998年8月底，两岁半的雪儿跟着三位叔叔阿姨，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首都机场的接机大厅里，先期抵达的我父亲、两个姑姑和二堂妹拿着雪儿的照片和预备哄她开心的小零食小礼物，心里都很忐忑：机场人那么多，一时认不出来，走散了怎么办？即便认了出来，雪儿不愿意跟他们这几个陌生人走又该怎么办？那孩子又听不懂中文，怎么哄得过来？……
　　当朋友们推着雪儿出来，二堂妹眼尖，先看到了：“是不是那孩子？看着有点儿像照片……”
　　我小姑也迟疑，又不敢耽搁，试探着叫了一声：“小雪？是小雪吗？”
　　雪儿听见了。她猛然从小推车里站起，自己颠着一双小短腿直冲小姑跑过去。
　　这一幕，让父亲他们此前所有的忐忑烟消云散，也让他们十分惊愕。尤其是后来发现经过美国幼儿园严格训练的雪儿，轻易都不肯“和陌生人说话”，更加想不通，问她：“你又不认识小姑奶奶，怎么就敢跟她走，一下子不要叔叔阿姨了？”
　　雪儿利落地回答：“小姑奶奶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所谓血浓于水，不是一个抽象的，仅供唱高调或煽情使用的词汇，那是一个事实，一个简单而强韧的事实。任何时空的距离都阻隔不了亲情的绵延，不仅年年岁岁无穷尽，还要世世代代不断绝。
　　没有了幼儿的羁绊，我一边治病一边念书，1999年底拿到学位，雪儿也差不多该回美国上学了，我于是第二次飞回桂林探亲。
　　雪儿在国内这一年半，不折不扣地掉进了蜜缸里。家里上上下下三四十口人，都任她予取予求。仅是为她缝制新衣一项，我那两个姑姑剪裁、缝纫、编织的手就没停过。这一番景象，倒也在我意料之中。连我自己一回到家，也变成和雪儿一样懵懂幼稚，只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里还有立场去管她是不是被宠溺过度？姑且让这孩子在她的蜜缸里再陶醉几天，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尧山脚下，靖江王陵对面的褂子山坟地，小舅和小叔、姑妈陪着我去扫墓。
　　江家人原本是闽西的客家子弟。我祖父青年时代到广西谋职、成婚，生下了父亲他们兄妹数人。因战乱纷起无法返回闽西，一家人便在桂林落下了脚，新中国成立后，又把我曾祖母从福建老家接来赡养。小时候，我跟着长辈来祭拜的是我曾祖母，到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曾祖母的坟冢边安息了祖父;如今，从这块墓地往山腰上去，又多了我老外公的墓碑。
　　我出生之时，早已背着“右派”包袱的父亲远在偏僻的山区劳动改造。一年多以后，母亲也被下放，将刚满周岁的我留在了桂林城里，由祖父母教养。
　　那时祖父母的家在叠彩山下，一栋陈旧的小木楼上。一家子七八口人，只得一间堂屋和一间房，堂屋里摆着吃饭用的桌椅，狭小的房间内，除了横竖摆放的几张床、一个小樟木柜子和一张书桌，几乎没有别的像样家具了。
　　早先，我祖父还要去“板车社”上班维持家计。每天拉整整一木板车的货物，弓着腰，低着头，一步一步，沿中山路从城北到城南，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中山北路和叠彩路的交口，在这一路的正中间，是祖父歇脚的地方。小姑姑每天定时去给他送午饭，我跟着去过一次。见祖父接过饭盒，蹲在马路牙子上吃，想必也是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尽管我只见过那一次。
　　雨天，祖父得穿蓑衣，戴上斗笠去拉车。他教我念：“青箬笠将风里戴，短蓑衣向雨中披，斜风细雨不须归”，或者，“蓑衣旧去烟披重，箬笠新来雨打香”……让我后来的每一个阴雨天都不见萎靡颓丧，只有诗情盎然。然而下雨天绝对不能算“好天”啊，尤其是对拉板车而言。某个雨天，下班回来的祖父摔得满身是伤，叔叔姑姑们从此再也不让他去拉车了。
　　于是平日里，我和祖父相处的时间多了起来。我祖父酷爱书法，写得一手浑厚饱满的行草。他每天在旧报纸上练字，却不知为何从未要求我跟着练，只教我磨墨，一边背他写出来的那些诗词句。有时他坐在书桌前写信，写给散落在福建老家、东南亚和台湾的亲人，一边告诉我，那信封上的一个个名字，和我都是什么关系。他说，接到来信都要及时回复，凡事有交代，才是讲信用、靠得住的人。
　　到星期天，外公来接我回外婆家。我心里其实总希望外公派小姨来，因为二姨比较唠叨，小舅脾气太臭，只有小姨敢带着我到处去玩儿。可外公经常自己来，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和祖父聊很久，坐半天也不动身。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猫在一旁百无聊赖，只觉得心里对外婆家后面那一片广阔田野的惦记，唰唰唰地都长成了荒草。 　　要等到我已年过不惑，陆续在海外见到了当年给祖父写信的那些人，我才知道祖父的整个青壮年时代都在柳州税务局为官，算来和做了一辈子会计师的外公算是同行，难怪他们一碰头就聊个没完。也要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家庭成分并无阴影的外公外婆，当年会同意我父母的婚事。
　　外公和我，向来没太多话说。他一直很忙，即便退了休，还忙着被公司返聘、被会计学校返聘，不大在家的。我回到外婆家要么自己做功课，要么跟我外婆去菜地，浇水、施肥、采收，割草喂兔子。不過，只要我外婆一念叨说，我写作业肚子饿了吃酸萝卜，外公就会去买一大盒蛋卷，悄悄告诉我，藏在屋角那个大石灰缸的最底下;或者我外婆又念叨说，这个冬天太冷，我的棉袄不够厚，外公就托人去买来一件当时只供出口的羽绒衣;或者我外婆又说，我咳嗽一连几个月不见消停，外公就一定会交代，屋梁上鸽子窝里那两只小乳鸽，都炖了让我吃掉……诸如此类。
　　我长大的过程，除了三天两头生病，也不知闯过多少祸，绝不是天下乖孩子们之模范。可祖父和外公，对我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重话。他们对我唯一的要求，不外乎好好念书，将来要上大学。可我尚未高中毕业，癌症便带走了祖父;如今，我拿着一张硕士文凭回来，外公也见不到了。
　　顶着五月里正午的太阳，我跪在他们的墓碑前，良久。根本不觉得热，只觉得四野苍茫。小舅和小叔点燃了鞭炮，噼里啪啦地一片炸响，四野的苍茫益发辽远、空阔。匍匐在弥漫的硝烟里，我心里知道，他们在天尽头的高处俯视着我，依稀是当年对坐聊天的样子，淡定、稳重、慈和，重复着他们对我的教导：
　　“生活肯定不会尽如人意的，孩子，”他们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心静自然凉。”
　　三、天教得见桂林山
　　我们终于在新泽西州买了房子，异邦的生活开始安定下来。雪儿上小学，母亲先拿到签证过来探亲;然后我生下老二，换了工作，婆母也过来相聚……美国这头的小家里，琐事越来越多，漂泊的心情渐渐趋向安稳。
　　这些年的过程当中，中国以快速提升的综合实力，向世界重新定义着“中国”形象，方兴未艾的“汉语热”将我推进了美国大学的校园。从此，我不仅要在三尺讲台上解说汉语言文化、中国文学经典，更要领着学生们、同事们飞越太平洋，向他们实地展示华夏的山川秀色，解说中国的风土人情。
　　2005年5月，我和系主任马克到江浙一带拜访几所国内高校，联系合作事宜。公事完毕，我打算回家探亲，马克没有下一程的明确目标，我就建议他跟我走，反正他从未去过桂林。当瘦骨嶙峋的桂林山进入视线，这位两鬓斑白的意大利移民后裔冲口而出的只有三个音节：“Oh！ My God！ （上帝啊！）”
　　下了飞机，一脚踏进崭新的两江机场，我也有些惊讶，等车子进入市区，我的惊讶已无法用语言形容，只剩下和马克一样的那三个音节：“Oh！ My God！ ”
　　因为桂林变了。漓江、桃花江和榕湖、杉湖、桂湖、木龙湖，熟悉的名字连成一片不熟悉的环城水系。这座城市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欲言又止、素面朝天的小丫头，而蜕变成了一个璎珞矜严、温文娴雅的大家闺秀。
　　次日醒来，正好是雨天。沿街，沿桥，沿水，我陪着马克踏上青石板的小径，曲折迂回，去印证“雨桂林”甲天下的盛名。沿岸碧树浓荫，奇石堆叠，层次分明，每一处转弯都足以让马克叹为观止。我却时不时地怔忡，找不到熟悉的地标，辨不清方向，不知该往哪里去。问题在于我明明不是远客啊！置身于如此熟悉的山水中的这种如此鲜明的陌生感，让我的心，怅然失落。
　　入夜，我们乘上船，逡巡“两江四湖”的灯火，以及岸上水中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渔火乐坊。“这是宋代的桂林格局呢，”我向马克介绍。过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老人山、宝积山，我又告诉他，某处山坡上有大片箭竹林，我小时候，每年开春都和表妹去挖竹笋;某处有一眼温泉，四季不断流，曾经是严冬里父亲给我洗尿布的好地方;又某处，这时节肯定开满了指甲花，我后来到美国才知道印度人和印第安人都会用这种花来染指甲染头发;再某处，从小听大人们说有大群“水猴”，会把偷偷去戏水的孩子拉进江水深处，吓得我至今不敢学游泳……
　　马克在船舷边转过身来，很认真、很郑重地对我说：“谢谢！”
　　“啊，不客气！”我血液里没有意大利人夸张奔放的情绪基因，不经意地挥挥手。“我是地主啊，应该的！”
　　“我不是客气，”他更加郑重地强调。“我是一个十五年前做过癌症手术的人。真没想到这一生还能见识到这么奇异的景色！桂林，真是上帝的杰作！”
　　“不，”我笑着摇头，更正他：“这座城市是上帝的馈赠，桂林人的杰作。”
　　不论我是否已准备好去接受、去适应，这座城市曾经停留在历史时空里的古老肌体，已经脱胎换骨，扑进了又一场盛世的繁华。
　　又一个白天，我们乘船顺江而下，往阳朔去。船上好多人，都一起簇拥在甲板上。冠岩、半边渡、凤尾竹、鸳鸯滩、九马画山……我给马克讲流传其间的故事，才指指点点地说完一串，他立刻转过身去和右前方的人叽里咕噜说一串，又回转身和右后方的人叽里咕噜说一串，然后才向我解释：太美了！你讲得太好了，我想让他们也知道！
　　原来他右前方的那一拨是意大利人，右后方的一拨是德国人。我和马克之间讲的是英文，他们都听不懂。精通十一国语言的马克，我的顶头上司，在给我当翻译介绍桂林！我大乐，说：“以后你每次‘回’中国，都得跟我一起回桂林！”
　　马克这一次到桂林，我们全家人就不用说了，老同学老朋友们也全都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大家轮流请吃饭自不待说，我那完全不懂英文的小叔唯恐招待不周，甚至每天早上默默地陪着他吃早餐。让他真正见识到了中国平民老百姓能有多么“热情好客”，也让他真正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他懂得了香蕉表皮上起的黑斑叫作“梅花点”，不是变质;“夫妻肺片”这道辣得要死的菜，和人体器官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自来水一定要烧开才能喝，“灵川狗肉火锅”里的圈养肉狗，和瘦肉型猪没有实质差别……到离开桂林时，这个高大壮硕、年过半百的大男人，竟然忍不住当众落下难舍的眼泪来。 　　此后，他到别的国家去，就是“去”而已，当目的地是中国，他用的动词就变成了“回”——“我要回中国！”他总是这样说。作为一个卓有建树的、西班牙语言文学研究专家，马克对自己的遣词造句有种超乎常人的敏感，从“去”到“回”的动词转换是感性的、不自觉的。他从此专注于早期西方旅华传教士研究，力求探寻、剖析欧美“中国偏见”形成的历史根源与时代局限性，是理性而有意识的;他开出“丝绸之路”这门通识课，向美国大学生们讲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杰出贡献，也是理性而有意识的。
　　到桂林之前，马克所经过看过的中国城镇已经用十方水土十方人，为他展现了一幅当代中国的“清明上河图”。图中每一个鲜活的细节，都足以令他驻足赞叹，令他沉醉，更令他为至今阴霾不散的、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误读曲解深感忧虑，进而深感羞愧。感性的复杂情绪点点滴滴沉淀，如白色的、颗粒细小的生石灰，在他心里渐渐堆积。而桂林用一瓢漓江水，恰恰浇上了这一堆生石灰，中华文化潜在的魅力随即爆发出非同寻常的热量，激荡着他的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推动他改弦易辙，去探究陌生的学术领域。尽管他已年近花甲，且稳稳坐在终身正教授职位上，客观上没有任何压力要求他必须这样去做。
　　如果我们都相信，只要多一點跨文化的包容和理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和谐更美好;如果我们都明白，只有情节生动，场景真实的故事才能吸引观众，那么，当金发碧眼的马克们都主动站出来，大声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承继了龙的血脉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躲在幕后缄默？！或许，我们达不到宏大的叙事高度，但细说当代中国人的具体日常生活，主动展现自己家乡的“小型地域”社会风貌，并不难做到。
　　随着中美之间教育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直飞航线逐年增加，我开始固定在寒、暑两个假期都回国讲学。讲中国古典文学对英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讲美国教育的理念和真实现状，每次至少在国内停留一个多月。频繁的东来西往，终于将乡愁的积雨云团驱散，子午线还原为一条计算时差的、单纯的假想线，迅速失去了强调太平洋两端空间距离的功能。
　　2014年，我和同专业的美国教授们一起到桂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后陪他们畅游漓江;2015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回桂林，让她们好好“复习”了一下桂林话;2016年夏天，我带领不同专业也不同校的美国教授们回国参加学术交流，经上海、杭州、广州、南宁到桂林，停留了近一周，这一行人当中也包括马克;2017年，我随广西籍的海外文友们一起到桂林交流文事;2018年，我又带领非广西籍的海外文友回来采风……
　　山水风光，诚然是桂林千百年来的城市名片，而由这一派山水串联起来的城中历史文化的散珠碎玉，尤其令人流连忘返。穿过东西巷，登上逍遥楼，遍游靖江王府;再逛临桂新区，访永福寿城，踏进龙胜梯田间的瑶寨……“桂林”的区域概念比过去大得多了，有很多地方连我都从未去过，有很多事情我过去也没听说过。破立并举的新桂林、大桂林，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典型范例，让我的同事、文友、孩子、学生一次又一次惊艳。
　　继马克之后，漓江水和“生石灰”的化学反应不断在身边出现：耿小龙放弃了国际贸易专业，攻读世界史中国方向，本科毕业后曾经到重庆一边教英文一边进修中国史，如今供职于美国某驻外领馆;肖诺的毕业论文刚刚确定了“媒体的‘中国’话语方式与‘中国形象’民意调查”;白艾立考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着手西班牙移民文学和华人移民文学的比较研究……他们都是我的学生，都没有华裔血统，他们的中文名字是我取的。
　　通信如此发达，交通如此便利，区区一个太平洋算什么呢，不过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而已，一到寒、暑假期就回来了。当“家乡”的概念延伸为“故国”，子午线就化成了一道东西文化交流的鹊桥。我也慢慢学会了不再与光阴讨价还价，不再沉溺于人事变迁带来的惆怅。把消失的小木楼留给童年的岁月吧，家里各人如今的新居毕竟比当年的风雨飘摇宽敞得多，也稳当得多;后辈娃娃们的欢声笑语响起来了，新一轮的三代同堂依然是我习惯了的，绵密的温暖、绵密的爱并没有消减。
　　桂林，终于用一种欣欣向荣、昂扬的态度，稳住了我因长年累月缺席而患得患失的脆弱。碧波洗出万云鬟的山水，缠绕残阳紫翠间的风物人情，是我生命里原初的基因，如刘三姐在山歌里唱的：“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不论我走了多远，走了多久，都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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