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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暴发了,闻一多开始蓄胡须。他说:“赶不走日本人,我就不剃胡子,看它能够长多长!”
七年过去了,他的胸前黑须盈尺,但是日本人还是没有被赶走。有一天,闻一多居然见到了街头有饿死的国民党士兵,要知道,这是在大后方昆明啊。
闻一多先生不再潜心学问了,他拍案而起道:“这个国家,我们不能不管了!”
他出席各种进步会议,他在会上的发言犹如狮吼虎啸,不做任何的掩饰。他的发言,老实人听了连胆子都要被吓破,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黑暗,弄不好,脑袋就没了,但是闻一多先生不怕。他当着国民党军官邱清泉的面发问道:“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闹事,我倒以为闹闹无妨。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他在另一次大会上说:“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像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还没有死吗?”
聞一多不仅这样说,还跑到街上去,和青年学生一起游行。齐胸的长须飘荡,步履沉稳。
国民党非常讨厌他,给他起了个俄式外号叫“闻一多夫”,说他是领俄国人卢布的,还叫他“闻疯子”,闻一多的学校职务也被解除了。但是闻一多不怕,他已经看出国民党政府不会帮助这个国家了,就和它对着干,他在一次校友会上说:“前两天有一家报纸骂了蒋介石,他的党徒就不干了,说侮辱了什么。为什么蒋介石就不能骂,他为国家造了多少孽,坑害了多少人民?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蒋介石王八蛋!’”
和闻一多一样的还有李公朴,他也是铮铮铁骨,国民黨派特务暗杀了他。闻一多赶到医院去,李公朴已经死了。闻一多抚摸着他的遗体说:“你走吧,我一定跟你来,我决不躲避。”
鉴于国民党的蛮不讲理和特务的疯狂,很多人都劝他躲避一下,闻一多说:“李先生可以为民殉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这时不站出来,用什么来告慰死者?”
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布满了特务。闻一多上台骂道:“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争取民主和平要付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这就是闻一多先生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他已经决心赴死了。
在这之前,曾有一个女特务来到闻一多家中,带着一本《圣经》,她说:“闻先生,赶快忏悔吧,你名字里的多字,就是两个夕,你命在旦夕了,必须放弃你的行为和主张。”
闻一多说:“你的恐吓信可以留下,但你立刻滚出去。立刻就滚!”
就在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做完《最后一次讲演》的那天下午,他出席记者招待会回来,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先生和前去保护他的儿子一道,被一阵乱枪射杀。
那一年,闻一多48岁。
(选自《阅读与写作》)
七年过去了,他的胸前黑须盈尺,但是日本人还是没有被赶走。有一天,闻一多居然见到了街头有饿死的国民党士兵,要知道,这是在大后方昆明啊。
闻一多先生不再潜心学问了,他拍案而起道:“这个国家,我们不能不管了!”
他出席各种进步会议,他在会上的发言犹如狮吼虎啸,不做任何的掩饰。他的发言,老实人听了连胆子都要被吓破,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黑暗,弄不好,脑袋就没了,但是闻一多先生不怕。他当着国民党军官邱清泉的面发问道:“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闹事,我倒以为闹闹无妨。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他在另一次大会上说:“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像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还没有死吗?”
聞一多不仅这样说,还跑到街上去,和青年学生一起游行。齐胸的长须飘荡,步履沉稳。
国民党非常讨厌他,给他起了个俄式外号叫“闻一多夫”,说他是领俄国人卢布的,还叫他“闻疯子”,闻一多的学校职务也被解除了。但是闻一多不怕,他已经看出国民党政府不会帮助这个国家了,就和它对着干,他在一次校友会上说:“前两天有一家报纸骂了蒋介石,他的党徒就不干了,说侮辱了什么。为什么蒋介石就不能骂,他为国家造了多少孽,坑害了多少人民?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蒋介石王八蛋!’”
和闻一多一样的还有李公朴,他也是铮铮铁骨,国民黨派特务暗杀了他。闻一多赶到医院去,李公朴已经死了。闻一多抚摸着他的遗体说:“你走吧,我一定跟你来,我决不躲避。”
鉴于国民党的蛮不讲理和特务的疯狂,很多人都劝他躲避一下,闻一多说:“李先生可以为民殉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这时不站出来,用什么来告慰死者?”
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布满了特务。闻一多上台骂道:“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争取民主和平要付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这就是闻一多先生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他已经决心赴死了。
在这之前,曾有一个女特务来到闻一多家中,带着一本《圣经》,她说:“闻先生,赶快忏悔吧,你名字里的多字,就是两个夕,你命在旦夕了,必须放弃你的行为和主张。”
闻一多说:“你的恐吓信可以留下,但你立刻滚出去。立刻就滚!”
就在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做完《最后一次讲演》的那天下午,他出席记者招待会回来,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先生和前去保护他的儿子一道,被一阵乱枪射杀。
那一年,闻一多48岁。
(选自《阅读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