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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瑞两国已有数百年的交往历史，翻译作为两国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一直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与使命。无论是从事汉译瑞工作的瑞典汉学家，还是从事瑞译汉工作的中国学者，他们都为两国的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时至今日，两国翻译工作的发展却都陷入了瓶颈。文章介绍了中国和瑞典两国文学互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剖析了目前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相信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倡导，中瑞两国可以建立更多的文化交流平台，为两国的翻译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开创新的未来。
[关键词]文学翻译；汉译瑞；瑞译汉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5-0170-03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举国欢庆的同时，很多人也将注意力投向了文学翻译这一领域。一时间“中国文学作品如何走出国门？”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事实上，中国文学走入瑞典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而在另一方面，国人了解瑞典文学仍然处在起始阶段，这个“诺贝尔故乡”仍然显得十分神秘。
一、 汉译瑞的历史与发展
17世纪，一股强劲的“中国风”席卷整个欧洲。瑞典虽然没有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直接派遣传教士或商船与中国往来，但一直对中国充满向往。1654年，一位名叫尼尔斯·马森·席欧平的瑞典人跟随荷兰商船来到中国沿海地区，回国后他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一份旅行报告并发表，在当时的瑞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迈出了瑞典与中国交往的第一步。瑞典渴望了解中国，但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在瑞典接触到的各种中国文献多是拉丁语、法语甚至是德语的译著。直到两百多年后瑞典传教士爱立克·福克将《庄子》（1924）和《老子》（1927）翻译为瑞典语，从而开启了汉译瑞翻译史的第一幕。爱立克·福克曾于1887年至1920年间多次到中国传教，在此期间，他学习掌握了中文，并阅读了大量中国古籍，是一个中国通，也可以视为瑞典汉学家的前身。之后，由汉学家翻译中国文献成为汉译瑞发展的一个模式。
20世纪初，瑞典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代表人物非高本汉莫属，高本汉一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和文史学研究，同时也翻译和注释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其中包括《诗经》、《书经》以及《道德经》等，但出于学术研究范围的考虑，高本汉将这些作品全部译成了英文，因而不能列为汉译瑞的范畴。
之后，马悦然承接了高本汉的衣钵。1965年，他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将越来越多的工作重点投入到中国文学的翻译之中，出现了汉译瑞翻译史的一个高峰期。马悦然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桃花源记》（1948），之后便一发不可收。在他的翻译作品中既包括《水浒传》和《西游记》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包括老舍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多部小说。另外，马悦然对诗歌尤为喜爱，不仅翻译过《毛泽东诗词》，还翻译过闻一多、郭沫若和艾青的诗歌。北岛和顾城的诗也曾经被马悦然翻译介绍到瑞典。马悦然同时也是瑞典文学院院士，他曾不遗余力地推选多位中国作家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文化走入瑞典，走向世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多弼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之后，比较关注中国思想理论的研究，文学翻译不再成为重点。现阶段活跃在文学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当属陈安娜。她曾师从马悦然，一直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翻译作品至今，几乎年年都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包括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陈安娜翻译的多部莫言作品在瑞典国内获得一致好评，因而也被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幕后功臣。最近，陈安娜女士将贾平凹的《高兴》译为瑞典语并出版，得到马悦然先生的高度肯定。
二、 瑞译汉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接触并翻译瑞典文献的时间相对较晚。1940年，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等三人合作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通过英文译为中文，这部书也成为最早被翻译为中文的瑞典著作。在此之后，高本汉的其他作品都被译成中文出版，但由于缺乏语言人才，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见到的几乎所有瑞典文献，特别是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设了瑞典语专业，培养了大批掌握瑞典语的人才，但真正从事翻译事业的人才并不多，其中，石琴娥和李之义是两位代表人物。
石琴娥女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北欧文学领域的专家，她翻译的作品涉及北欧多个语种，其中包括冰岛的《埃达》和《萨迦》，瑞典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以及丹麦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
李之义先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曾任人民画报社副主编，一直从事翻译事业，译著包括《瑞典文学史》、《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汉字王国》、《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散文全库》（北欧部分）、《外国民间故事精选》、 《林格伦全集》（14卷）以及《斯特林堡文集》（5卷）。值得一提的是，李之义先生因为其翻译的《斯特林堡文集》获得了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颁发的“北极星一级骑士勋章”“北极星勋章”是瑞典的最高荣誉勋章，旨在颁发给对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分不同等级，每年由国王亲自颁发。获奖人去世后，王室会收回勋章。，创造了瑞译汉翻译领域的一个高峰。
两位前辈的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而进入21世纪以后，市面上就鲜有从瑞典语直译为中文的文学作品了。直到2011年，左右情况才有所转变。2011年，瑞典作家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动了瑞典文学作品引入中国的一个小高潮，马悦然和李笠都曾将《特朗斯特罗姆诗集》译成中文。在其他文学作品方面，陈安娜的丈夫，作家陈迈平（笔名万之）也在这一时期将瑞典作家哈瑞·马丁松的科幻长诗《阿尼阿拉号》（1956）以及谢尔·埃斯普马克的七卷长篇小说《失忆》翻译为中文并出版。高校瑞典语专业教师也在此时翻译了大量瑞典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赵清翻译的《催眠师》（2009）、《骗局的辉煌落幕》（2011），徐昕翻译的《逃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2009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梦达翻译的《罗兹挽歌》（2009）。这些作品都是近年来在瑞典大受欢迎的畅销书，引入中国后也受到一定的关注，其中，《骗局的辉煌落幕》获得2014年鲁迅文学奖翻译类作品提名，《罗兹挽歌》被评为2010年影响中国的百部译著之一。 三、 瑞汉互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1.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语的工作主要依靠汉学家来完成。相较中国人的翻译作品，这些瑞典汉学家的译文更加流畅，更容易被本国读者接受。这也是所有中翻外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毕竟既精通中文又有一定文学造诣的瑞典汉学家只是少数，中国的文学作品从被瑞典汉学家们选中、阅读再到翻译、出版会经历极其漫长的过程。 马悦然曾说，最令他失望的一事便是沈从文先生错失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认真翻译过多部沈从文的作品，直至1988年瑞典文学院才有意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沈从文，但就在颁奖前几个月沈从文先生去世了，诺奖的传统是只颁给在世的作家，因而当年的获奖者只能另选他人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成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随着近年来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升温，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喜爱中国文化、精通中文的瑞典学者加入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队伍中来，这种状况有待改观。
2.在瑞典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方面，出版社具有绝对的权力。无论是作品的选择还是译者的待遇，完全由出版社单方面决定。现在的出版社多是在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近些年出版发行的瑞典译作，内容主要是儿童文学作品以及探险悬疑小说，时间多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而很多瑞典经典的文学著作却无人问津。另外，瑞译汉每千字六七十元的稿酬，让译者的境遇十分难堪，这也是我国有很多掌握瑞典语的人才，却没人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3.现在的翻译工作者有很多便利的条件与翻译辅助工具，但却缺乏前人治学严谨的精神。网络的盛行以及工具书的普及似乎使得翻译工作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出于各方面的原因，现如今的翻译工作更像是一种流水线上的生产作业。李之义先生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求学期间，对于斯特林堡整整研究了三年，为他之后翻译《斯德林堡文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石琴娥女士也是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潜心研究了多年北欧文学后，才开始动笔进行翻译创作。相较而言，现在的瑞典文学翻译总让人觉得缺了一种意境与底蕴。
4.高校作为培养翻译人才以及翻译创作的重地目前面临着各种问题。我国的瑞典语专业开设于20世纪60年代，虽然开设的时间早，但由于长期师资匮乏，到现在为止仍没有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化教学体系，教材、字典尚不完善，使得翻译课程很难深入进行。再加上非通用语种就业压力大，毕业后转行的学生在80%以上，其中不乏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人才的大量流失是摆在瑞典语翻译行业不争的事实。作为教师进行翻译创作不能够得到更多的肯定，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少则几个月，多则若干年，但翻译作品在高校职称评定中却一直不受重视。
四、 小结
翻译作为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媒介有着优良的传统。但目前无论是汉译瑞还是瑞译汉的工作都陷入了瓶颈。在汉译瑞方面，由于人才匮乏，现在中国大量优秀作家以及优秀的文学作品仍然不为人所知。在瑞译汉方面，有人干脆提出放弃，建议将瑞典文学作品的英文译本转译成中文，对此很多前辈与专家都十分反对，因为任何翻译都会或多或少折损原文的精髓，经过第三种语言的转译可能会对原文造成极大的破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好地带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时也启发“瑞典文化走进来”的一系列活动。两国的文化工作者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合作，从而建立更多的文化交流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掌握中文的瑞典人和掌握瑞典语的中国人投入到文学翻译工作中。如此一来，瑞典将不会仅有一个陈安娜，中国也会直接接触到更多更优秀的瑞典文学作品。
高校作为培养翻译人才、进行翻译创作的阵地，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回顾历史，往往是高校引领着不同时期的翻译潮流。作为我国高校瑞典语教员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完整而完善的教学体系，在翻译课程方面可以从低年级起就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翻译习惯，进入高年级后可借鉴通用语种的翻译课程，将翻译进行比较细致的分类，如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等，对于喜好文学及文学翻译的学生可以做单独的辅导，鼓励他们投身翻译创作。同时，教员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与能力，为进行翻译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社会应对翻译者有基本的尊重，提高译者各方面的待遇。
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瑞典都有着一批对文学和翻译有着饱满的热情与激情的年轻人，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参 考 文 献]
[1]张西平.西方汉学十六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2]http：//sv.wikipedia.org/wiki/.
[责任编辑 张 峰]
[关键词]文学翻译；汉译瑞；瑞译汉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5-0170-03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举国欢庆的同时，很多人也将注意力投向了文学翻译这一领域。一时间“中国文学作品如何走出国门？”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事实上，中国文学走入瑞典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而在另一方面，国人了解瑞典文学仍然处在起始阶段，这个“诺贝尔故乡”仍然显得十分神秘。
一、 汉译瑞的历史与发展
17世纪，一股强劲的“中国风”席卷整个欧洲。瑞典虽然没有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直接派遣传教士或商船与中国往来，但一直对中国充满向往。1654年，一位名叫尼尔斯·马森·席欧平的瑞典人跟随荷兰商船来到中国沿海地区，回国后他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一份旅行报告并发表，在当时的瑞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迈出了瑞典与中国交往的第一步。瑞典渴望了解中国，但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在瑞典接触到的各种中国文献多是拉丁语、法语甚至是德语的译著。直到两百多年后瑞典传教士爱立克·福克将《庄子》（1924）和《老子》（1927）翻译为瑞典语，从而开启了汉译瑞翻译史的第一幕。爱立克·福克曾于1887年至1920年间多次到中国传教，在此期间，他学习掌握了中文，并阅读了大量中国古籍，是一个中国通，也可以视为瑞典汉学家的前身。之后，由汉学家翻译中国文献成为汉译瑞发展的一个模式。
20世纪初，瑞典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代表人物非高本汉莫属，高本汉一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和文史学研究，同时也翻译和注释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其中包括《诗经》、《书经》以及《道德经》等，但出于学术研究范围的考虑，高本汉将这些作品全部译成了英文，因而不能列为汉译瑞的范畴。
之后，马悦然承接了高本汉的衣钵。1965年，他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将越来越多的工作重点投入到中国文学的翻译之中，出现了汉译瑞翻译史的一个高峰期。马悦然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桃花源记》（1948），之后便一发不可收。在他的翻译作品中既包括《水浒传》和《西游记》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包括老舍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多部小说。另外，马悦然对诗歌尤为喜爱，不仅翻译过《毛泽东诗词》，还翻译过闻一多、郭沫若和艾青的诗歌。北岛和顾城的诗也曾经被马悦然翻译介绍到瑞典。马悦然同时也是瑞典文学院院士，他曾不遗余力地推选多位中国作家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文化走入瑞典，走向世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多弼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之后，比较关注中国思想理论的研究，文学翻译不再成为重点。现阶段活跃在文学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当属陈安娜。她曾师从马悦然，一直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翻译作品至今，几乎年年都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包括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陈安娜翻译的多部莫言作品在瑞典国内获得一致好评，因而也被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幕后功臣。最近，陈安娜女士将贾平凹的《高兴》译为瑞典语并出版，得到马悦然先生的高度肯定。
二、 瑞译汉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接触并翻译瑞典文献的时间相对较晚。1940年，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等三人合作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通过英文译为中文，这部书也成为最早被翻译为中文的瑞典著作。在此之后，高本汉的其他作品都被译成中文出版，但由于缺乏语言人才，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见到的几乎所有瑞典文献，特别是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设了瑞典语专业，培养了大批掌握瑞典语的人才，但真正从事翻译事业的人才并不多，其中，石琴娥和李之义是两位代表人物。
石琴娥女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北欧文学领域的专家，她翻译的作品涉及北欧多个语种，其中包括冰岛的《埃达》和《萨迦》，瑞典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以及丹麦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
李之义先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曾任人民画报社副主编，一直从事翻译事业，译著包括《瑞典文学史》、《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汉字王国》、《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散文全库》（北欧部分）、《外国民间故事精选》、 《林格伦全集》（14卷）以及《斯特林堡文集》（5卷）。值得一提的是，李之义先生因为其翻译的《斯特林堡文集》获得了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颁发的“北极星一级骑士勋章”“北极星勋章”是瑞典的最高荣誉勋章，旨在颁发给对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分不同等级，每年由国王亲自颁发。获奖人去世后，王室会收回勋章。，创造了瑞译汉翻译领域的一个高峰。
两位前辈的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而进入21世纪以后，市面上就鲜有从瑞典语直译为中文的文学作品了。直到2011年，左右情况才有所转变。2011年，瑞典作家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带动了瑞典文学作品引入中国的一个小高潮，马悦然和李笠都曾将《特朗斯特罗姆诗集》译成中文。在其他文学作品方面，陈安娜的丈夫，作家陈迈平（笔名万之）也在这一时期将瑞典作家哈瑞·马丁松的科幻长诗《阿尼阿拉号》（1956）以及谢尔·埃斯普马克的七卷长篇小说《失忆》翻译为中文并出版。高校瑞典语专业教师也在此时翻译了大量瑞典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赵清翻译的《催眠师》（2009）、《骗局的辉煌落幕》（2011），徐昕翻译的《逃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2009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梦达翻译的《罗兹挽歌》（2009）。这些作品都是近年来在瑞典大受欢迎的畅销书，引入中国后也受到一定的关注，其中，《骗局的辉煌落幕》获得2014年鲁迅文学奖翻译类作品提名，《罗兹挽歌》被评为2010年影响中国的百部译著之一。 三、 瑞汉互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1.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语的工作主要依靠汉学家来完成。相较中国人的翻译作品，这些瑞典汉学家的译文更加流畅，更容易被本国读者接受。这也是所有中翻外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毕竟既精通中文又有一定文学造诣的瑞典汉学家只是少数，中国的文学作品从被瑞典汉学家们选中、阅读再到翻译、出版会经历极其漫长的过程。 马悦然曾说，最令他失望的一事便是沈从文先生错失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认真翻译过多部沈从文的作品，直至1988年瑞典文学院才有意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沈从文，但就在颁奖前几个月沈从文先生去世了，诺奖的传统是只颁给在世的作家，因而当年的获奖者只能另选他人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成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随着近年来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升温，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喜爱中国文化、精通中文的瑞典学者加入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队伍中来，这种状况有待改观。
2.在瑞典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方面，出版社具有绝对的权力。无论是作品的选择还是译者的待遇，完全由出版社单方面决定。现在的出版社多是在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近些年出版发行的瑞典译作，内容主要是儿童文学作品以及探险悬疑小说，时间多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而很多瑞典经典的文学著作却无人问津。另外，瑞译汉每千字六七十元的稿酬，让译者的境遇十分难堪，这也是我国有很多掌握瑞典语的人才，却没人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3.现在的翻译工作者有很多便利的条件与翻译辅助工具，但却缺乏前人治学严谨的精神。网络的盛行以及工具书的普及似乎使得翻译工作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出于各方面的原因，现如今的翻译工作更像是一种流水线上的生产作业。李之义先生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求学期间，对于斯特林堡整整研究了三年，为他之后翻译《斯德林堡文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石琴娥女士也是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潜心研究了多年北欧文学后，才开始动笔进行翻译创作。相较而言，现在的瑞典文学翻译总让人觉得缺了一种意境与底蕴。
4.高校作为培养翻译人才以及翻译创作的重地目前面临着各种问题。我国的瑞典语专业开设于20世纪60年代，虽然开设的时间早，但由于长期师资匮乏，到现在为止仍没有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化教学体系，教材、字典尚不完善，使得翻译课程很难深入进行。再加上非通用语种就业压力大，毕业后转行的学生在80%以上，其中不乏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人才的大量流失是摆在瑞典语翻译行业不争的事实。作为教师进行翻译创作不能够得到更多的肯定，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少则几个月，多则若干年，但翻译作品在高校职称评定中却一直不受重视。
四、 小结
翻译作为中瑞两国文化交流的媒介有着优良的传统。但目前无论是汉译瑞还是瑞译汉的工作都陷入了瓶颈。在汉译瑞方面，由于人才匮乏，现在中国大量优秀作家以及优秀的文学作品仍然不为人所知。在瑞译汉方面，有人干脆提出放弃，建议将瑞典文学作品的英文译本转译成中文，对此很多前辈与专家都十分反对，因为任何翻译都会或多或少折损原文的精髓，经过第三种语言的转译可能会对原文造成极大的破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好地带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时也启发“瑞典文化走进来”的一系列活动。两国的文化工作者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合作，从而建立更多的文化交流平台，让越来越多的掌握中文的瑞典人和掌握瑞典语的中国人投入到文学翻译工作中。如此一来，瑞典将不会仅有一个陈安娜，中国也会直接接触到更多更优秀的瑞典文学作品。
高校作为培养翻译人才、进行翻译创作的阵地，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回顾历史，往往是高校引领着不同时期的翻译潮流。作为我国高校瑞典语教员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完整而完善的教学体系，在翻译课程方面可以从低年级起就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翻译习惯，进入高年级后可借鉴通用语种的翻译课程，将翻译进行比较细致的分类，如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等，对于喜好文学及文学翻译的学生可以做单独的辅导，鼓励他们投身翻译创作。同时，教员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与能力，为进行翻译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社会应对翻译者有基本的尊重，提高译者各方面的待遇。
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瑞典都有着一批对文学和翻译有着饱满的热情与激情的年轻人，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参 考 文 献]
[1]张西平.西方汉学十六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2]http：//sv.wikipedia.org/wiki/.
[责任编辑 张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