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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人在华的报业活动诞生于上海，早期日本在沪报业活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早期日本在华的报业活动，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在整个日本在华报业活动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迄今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对于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日本在华或在华北、东北的报业活动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旨在简要梳理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分阶段梳理出从1882年伊始至1945年间整体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历史脉络，从而大致了解整个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演变趋势及深层次历史原因，及其历史延续性。
关键词：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4-0074-05
外人在华办报以英国人最为活跃，日本人次之，而日本人在华经营的中文报刊则是诸国人士之冠[1]。日本人在中国创办报刊，相较于欧美来说要晚近70年，并直至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才有大幅增长的趋势[2]。日本的近代化报刊不仅在国内崛起，并且开始积极进入邻国的活动，为其扩张政策作舆论准备，第一个出版基地就是上海[3]。早在1882年（光绪8年）7月，名为《上海商业杂报》的刊物已经创刊[4]。日本在华创办的第一份日文刊物《上海商业杂报》，以及1894年创办的第一份中文刊物《佛门日报》，创办地点均为上海。从第一份日本在中国创办的报刊《上海商业杂报》（1882年创刊），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逐步结束在全中国的办报活动，日本人总共在上海创办了报刊34种。可以说日本人在华的报业活动诞生于上海，早期日本在沪报业活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早期日本在华的报业活动，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在整个日本在华报业活动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然而，迄今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对于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日本在华或在华北、东北的报业活动上。不仅相关报刊原件亟待汇集与梳理，许多相关报刊的历史细節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包括演变阶段、体制机制、新闻特点、版面编辑、广告发行等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主旨在简要梳理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分阶段梳理出从1882年伊始至1945年间整体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历史脉络，从而大致了解整个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演变趋势及深层次历史原因，及其历史延续性。
一、近现代日本在沪办报情况一瞥
日本人在华的报业活动最早诞生于上海，最初只有日文报纸。由于在上海的日本侨民数量较大，构成了创办报刊的基本条件。当时日本在华侨民基本集中在了上海一地，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时，在沪日本侨民大约400-500人，至明治二十年代初（1887-1896年）则增至1000人左右，占了在华日侨总数的绝大部分比例[5]。
由于在沪的日本居留民和军人以及军属的中文认知能力普遍较低，为了满足他们获取日本方面新闻及消息的诉求，大大小小的日文报纸开始在上海创刊。 “上海事变”以后，以公共租界为中心的日本人集中居住区迅速膨胀。从1882年《上海商业杂报》创刊，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人共在上海创办了报刊34种（不完全统计），其中，日文报刊23种，中文报刊9种，中日文并载报刊1种，中、英、日文并载报刊1种。各报刊基本情况详见表1。
从表1中可以发现：
1、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前，在沪日本人在上海共创办报刊5种;
2、1895-1904年，甲午战争后至日俄战争爆发，在沪日本人在上海共创办报刊10种;
3、1905-1911年，日俄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爆发，在沪日本人在上海未创办新的报刊;
4、1912年（民国元年）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在沪日本人在上海共创办报刊14种;
5、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加强其侵华举动，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至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间，在沪日本人在上海共创办报刊5种。
1882年至1945年间，日本在上海所创办的34份刊物之中，由个人及民间组织创办的有22种，政府机关创办的5种，日本军部直接创办的2种，创办者不明的5种;民办办刊占比达64.7%，政府机关以及日本军部办刊占比仅为14.7%和5.9%。
其中，1937年以前，由政府机关创办的刊物中仅有满铁株式会社创办的《上海满铁调查资料》（1927年创办）、《满铁支那月志》（1929年创办），以及日本外务省、东方通信社、宗方小次郎联合创办的《东方通信》（1914年创办）3份刊物，严格意义上都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政府机关刊物（满铁实为企业性质，而《东方通信》则为政府机关与民间机构联合创办）。
真正意义上由日本政府机关独立在上海创办的报刊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创办的《调查班月报》（1939年创办）、《通讯》（1940年创办），以及由军部创办的《新申报》（1937年创办，1939年并入《大陆新报》）和《大陆新报》（1939年创办）。即，以1937年日本军部在上海创办的官方中文报《新申报》（1939年并入《大陆新报》）为分界线，日本政府机关在上海进入独立创办机关办刊的阶段。
从表2可以看出：
1、1912年-1931年（辛亥革命后至九一八事变前）间，在沪日本人在上海所办的报刊种类最多;
2、其次是，1895年-1904年（甲午战争后至日俄战争爆发）间;
3、1905年-1911年（日俄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爆发）间，并未创办任何新报刊。
由于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在东北势力范围的扩大，遂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东北办报高峰期，而报业活动已经初具规模的上海重视度则相对降低。随着辛亥革命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确立，日本再次加大了在上海的报业活动投入，从1912年民国元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在沪日本人在上海的报业活动进入高峰期。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强了在东三省的扩张和殖民地建设，大量日侨进驻东三省，日本在中国的中心也由上海逐渐向东三省转移，1932年以后日本在上海的报业活动相对进入稳定阶段。 二、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四个阶段
综上所述，从办报数量上可以大致将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草创期——1894-190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至日俄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第一次进入春天;
第二阶段，低迷期——1905-1911年，日俄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爆发，日本在沪报业活动跌入谷底;
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草创期”和“低迷期”恰巧处于日本本土报刊“新闻消息本位回归”的阶段。此时，日本本土商业报刊已初步形成，已从“政党报刊”时期过渡至“商业报刊”时期，从“重社说”的时代已变化为“重报道”时代，新闻消息回归本位。
第三阶段，高潮期——1912-193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沪报业活动进入第二次春天，且较第一次更猛烈;
该时期日本本土商业报刊已完成“企业化”的最终确立，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前，此时的日本报界都享有较高的言论自由空间。报纸印刷技术、报道技术、照片、傳真以及广告业务都非常发达，可以说处于近代日本商业报刊 的“黄金十年”。
第四阶段：定型期——1932-1945年，满洲国成立后至日本战败，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稳定发展。
此时，日本军部已逐步掌权，日本国内法西斯化严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近代日本报刊开始逐步丧失言论自由，随着1937年日本新闻界进入临战体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近代日本报刊言论压制到达顶峰，至1942年日本新闻会的成立，近代日本报刊已彻底沦为国家言论机器。而处于“定型期”的在沪日本报刊则处于这样一个从“黄金十年”转入言论自由逐渐沦丧的一个时期。
其中，在定型期阶段的日本在沪报业活动，也以1937年日本军部在上海创办的官方中文报《新申报》（1939年并入《大陆新报》）为分界线，进入日本政府机关在上海独立创办机关办刊的阶段。
三、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各阶段间的历史勾连
通过上述四个阶段：草创期、低迷期、高潮期、定型期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阶段性活动特点与日本每一次向外扩张紧密相连，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等每一次重要扩张战争均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或开始。日本不同时期的对华国策尤其是宣传政策都可以通过不同阶段的在沪报业活动反映出来。
早在1882年（光绪8年）7月，名为《上海商业杂报》的日文刊物已在上海创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东亚近现代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第一次春天，创办了约10份不同种类的报刊。早在19世纪末，日本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然存在，并以报业活动这种隐形的形式在日本侨民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随着日本军部逐步掌权，日本国内法西斯化严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近代日本报刊开始逐步丧失言论自由，1937年日本新闻界进入临战体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近代日本报刊言论压制到达顶峰，至1942年日本新闻会的成立，近代日本报刊已彻底沦为国家言论机器。日本军部的接棒并非是对过往日本在沪报业活动趋势的根本性改变，而是加速了这种固有趋势的骤然演变。
1932-1945年，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定型期”的出现并非偶然，实际上是日本在沪报业活动中日本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一种内在延续，这种影响从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草创期伊始就存在其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在沪三大民办报刊《上海日报》、《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逐渐并入日本军部官方报《大陆新报》的演变过程，实际上也代表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的逐渐发展与膨胀。
四、结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军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特点别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不断对外进行军事扩张。伴随着军事扩张，日本与侵略对象之间的贸易、商业活动也逐渐增多，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日本侨民的移入。正是由于大规模日本侨民的存在，以及上海日侨社会的正式形成则构成了日本在沪大规模报业活动的缘由和基本条件。而对外扩张的本质则构成了日本在沪开展报业活动的内在动力和根本诉求。
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阶段性活动特点与日本每一次向外扩张紧密相连，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等每一次重要扩张战争均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或开始。日本不同时期的对华国策尤其是宣传政策都可以通过不同阶段的在沪报业活动反映出来。从办报数量上可以大致将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即草创期、低迷期、高潮期和定型期。
特别是在定型期阶段，日本国内法西斯化严重，日本军部已逐步掌权，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近代日本报刊开始逐步丧失言论自由，随着1937年日本新闻界进入临战体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近代日本报刊言论压制到达顶峰，至1942年日本新闻会的成立，近代日本报刊已彻底沦为国家言论机器。而处于“定型期”的在沪日本报刊则处于这样一个从“黄金十年”转入言论自由逐渐沦丧的一个时期。日本军部的接棒并非是对过往日本在沪报业活动趋势的根本性改变，而是加速了这种固有趋势的骤然演变。
参考文献：
[1]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M].长沙：岳麓书社，2012：1.
[2]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M].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民国71年）：211.
[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17.
[4]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関係史——中国の日本人経営紙（资料篇）[M].日本：研文出版社，1996：2.
[5]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M].长沙：岳麓书社，2012：18.转引自山本文雄.明治時代の中国における邦人経営紙.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年？东洋史论丛，第378页。
关键词：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4-0074-05
外人在华办报以英国人最为活跃，日本人次之，而日本人在华经营的中文报刊则是诸国人士之冠[1]。日本人在中国创办报刊，相较于欧美来说要晚近70年，并直至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才有大幅增长的趋势[2]。日本的近代化报刊不仅在国内崛起，并且开始积极进入邻国的活动，为其扩张政策作舆论准备，第一个出版基地就是上海[3]。早在1882年（光绪8年）7月，名为《上海商业杂报》的刊物已经创刊[4]。日本在华创办的第一份日文刊物《上海商业杂报》，以及1894年创办的第一份中文刊物《佛门日报》，创办地点均为上海。从第一份日本在中国创办的报刊《上海商业杂报》（1882年创刊），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逐步结束在全中国的办报活动，日本人总共在上海创办了报刊34种。可以说日本人在华的报业活动诞生于上海，早期日本在沪报业活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早期日本在华的报业活动，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在整个日本在华报业活动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然而，迄今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对于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日本在华或在华北、东北的报业活动上。不仅相关报刊原件亟待汇集与梳理，许多相关报刊的历史细節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包括演变阶段、体制机制、新闻特点、版面编辑、广告发行等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主旨在简要梳理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分阶段梳理出从1882年伊始至1945年间整体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历史脉络，从而大致了解整个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演变趋势及深层次历史原因，及其历史延续性。
一、近现代日本在沪办报情况一瞥
日本人在华的报业活动最早诞生于上海，最初只有日文报纸。由于在上海的日本侨民数量较大，构成了创办报刊的基本条件。当时日本在华侨民基本集中在了上海一地，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在上海设立总领事馆时，在沪日本侨民大约400-500人，至明治二十年代初（1887-1896年）则增至1000人左右，占了在华日侨总数的绝大部分比例[5]。
由于在沪的日本居留民和军人以及军属的中文认知能力普遍较低，为了满足他们获取日本方面新闻及消息的诉求，大大小小的日文报纸开始在上海创刊。 “上海事变”以后，以公共租界为中心的日本人集中居住区迅速膨胀。从1882年《上海商业杂报》创刊，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人共在上海创办了报刊34种（不完全统计），其中，日文报刊23种，中文报刊9种，中日文并载报刊1种，中、英、日文并载报刊1种。各报刊基本情况详见表1。
从表1中可以发现：
1、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前，在沪日本人在上海共创办报刊5种;
2、1895-1904年，甲午战争后至日俄战争爆发，在沪日本人在上海共创办报刊10种;
3、1905-1911年，日俄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爆发，在沪日本人在上海未创办新的报刊;
4、1912年（民国元年）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在沪日本人在上海共创办报刊14种;
5、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加强其侵华举动，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至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间，在沪日本人在上海共创办报刊5种。
1882年至1945年间，日本在上海所创办的34份刊物之中，由个人及民间组织创办的有22种，政府机关创办的5种，日本军部直接创办的2种，创办者不明的5种;民办办刊占比达64.7%，政府机关以及日本军部办刊占比仅为14.7%和5.9%。
其中，1937年以前，由政府机关创办的刊物中仅有满铁株式会社创办的《上海满铁调查资料》（1927年创办）、《满铁支那月志》（1929年创办），以及日本外务省、东方通信社、宗方小次郎联合创办的《东方通信》（1914年创办）3份刊物，严格意义上都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政府机关刊物（满铁实为企业性质，而《东方通信》则为政府机关与民间机构联合创办）。
真正意义上由日本政府机关独立在上海创办的报刊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创办的《调查班月报》（1939年创办）、《通讯》（1940年创办），以及由军部创办的《新申报》（1937年创办，1939年并入《大陆新报》）和《大陆新报》（1939年创办）。即，以1937年日本军部在上海创办的官方中文报《新申报》（1939年并入《大陆新报》）为分界线，日本政府机关在上海进入独立创办机关办刊的阶段。
从表2可以看出：
1、1912年-1931年（辛亥革命后至九一八事变前）间，在沪日本人在上海所办的报刊种类最多;
2、其次是，1895年-1904年（甲午战争后至日俄战争爆发）间;
3、1905年-1911年（日俄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爆发）间，并未创办任何新报刊。
由于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在东北势力范围的扩大，遂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东北办报高峰期，而报业活动已经初具规模的上海重视度则相对降低。随着辛亥革命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确立，日本再次加大了在上海的报业活动投入，从1912年民国元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在沪日本人在上海的报业活动进入高峰期。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强了在东三省的扩张和殖民地建设，大量日侨进驻东三省，日本在中国的中心也由上海逐渐向东三省转移，1932年以后日本在上海的报业活动相对进入稳定阶段。 二、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四个阶段
综上所述，从办报数量上可以大致将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草创期——1894-190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至日俄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第一次进入春天;
第二阶段，低迷期——1905-1911年，日俄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爆发，日本在沪报业活动跌入谷底;
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草创期”和“低迷期”恰巧处于日本本土报刊“新闻消息本位回归”的阶段。此时，日本本土商业报刊已初步形成，已从“政党报刊”时期过渡至“商业报刊”时期，从“重社说”的时代已变化为“重报道”时代，新闻消息回归本位。
第三阶段，高潮期——1912-193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沪报业活动进入第二次春天，且较第一次更猛烈;
该时期日本本土商业报刊已完成“企业化”的最终确立，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前，此时的日本报界都享有较高的言论自由空间。报纸印刷技术、报道技术、照片、傳真以及广告业务都非常发达，可以说处于近代日本商业报刊 的“黄金十年”。
第四阶段：定型期——1932-1945年，满洲国成立后至日本战败，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稳定发展。
此时，日本军部已逐步掌权，日本国内法西斯化严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近代日本报刊开始逐步丧失言论自由，随着1937年日本新闻界进入临战体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近代日本报刊言论压制到达顶峰，至1942年日本新闻会的成立，近代日本报刊已彻底沦为国家言论机器。而处于“定型期”的在沪日本报刊则处于这样一个从“黄金十年”转入言论自由逐渐沦丧的一个时期。
其中，在定型期阶段的日本在沪报业活动，也以1937年日本军部在上海创办的官方中文报《新申报》（1939年并入《大陆新报》）为分界线，进入日本政府机关在上海独立创办机关办刊的阶段。
三、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各阶段间的历史勾连
通过上述四个阶段：草创期、低迷期、高潮期、定型期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阶段性活动特点与日本每一次向外扩张紧密相连，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等每一次重要扩张战争均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或开始。日本不同时期的对华国策尤其是宣传政策都可以通过不同阶段的在沪报业活动反映出来。
早在1882年（光绪8年）7月，名为《上海商业杂报》的日文刊物已在上海创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东亚近现代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第一次春天，创办了约10份不同种类的报刊。早在19世纪末，日本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然存在，并以报业活动这种隐形的形式在日本侨民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随着日本军部逐步掌权，日本国内法西斯化严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近代日本报刊开始逐步丧失言论自由，1937年日本新闻界进入临战体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近代日本报刊言论压制到达顶峰，至1942年日本新闻会的成立，近代日本报刊已彻底沦为国家言论机器。日本军部的接棒并非是对过往日本在沪报业活动趋势的根本性改变，而是加速了这种固有趋势的骤然演变。
1932-1945年，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定型期”的出现并非偶然，实际上是日本在沪报业活动中日本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一种内在延续，这种影响从日本在沪报业活动的草创期伊始就存在其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在沪三大民办报刊《上海日报》、《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逐渐并入日本军部官方报《大陆新报》的演变过程，实际上也代表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的逐渐发展与膨胀。
四、结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军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特点别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不断对外进行军事扩张。伴随着军事扩张，日本与侵略对象之间的贸易、商业活动也逐渐增多，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日本侨民的移入。正是由于大规模日本侨民的存在，以及上海日侨社会的正式形成则构成了日本在沪大规模报业活动的缘由和基本条件。而对外扩张的本质则构成了日本在沪开展报业活动的内在动力和根本诉求。
近现代日本在沪报业活动阶段性活动特点与日本每一次向外扩张紧密相连，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等每一次重要扩张战争均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或开始。日本不同时期的对华国策尤其是宣传政策都可以通过不同阶段的在沪报业活动反映出来。从办报数量上可以大致将日本在沪报业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即草创期、低迷期、高潮期和定型期。
特别是在定型期阶段，日本国内法西斯化严重，日本军部已逐步掌权，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近代日本报刊开始逐步丧失言论自由，随着1937年日本新闻界进入临战体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近代日本报刊言论压制到达顶峰，至1942年日本新闻会的成立，近代日本报刊已彻底沦为国家言论机器。而处于“定型期”的在沪日本报刊则处于这样一个从“黄金十年”转入言论自由逐渐沦丧的一个时期。日本军部的接棒并非是对过往日本在沪报业活动趋势的根本性改变，而是加速了这种固有趋势的骤然演变。
参考文献：
[1]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M].长沙：岳麓书社，2012：1.
[2]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M].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民国71年）：211.
[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17.
[4]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関係史——中国の日本人経営紙（资料篇）[M].日本：研文出版社，1996：2.
[5]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M].长沙：岳麓书社，2012：18.转引自山本文雄.明治時代の中国における邦人経営紙.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年？东洋史论丛，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