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最热心去的地方就是电影院，还有那个该死的录像厅。
　　已经快高二了，我们依旧沉溺其中。虽然学校的大门紧锁着，但门房里住着的是一个两眼昏花的老头，他经常把信都分错了，就更不容易在夜色浓黑的晚上看到我们。常常是等他听到铁门咣当的响声后，我们早已翻门出了校外。这样的门，对于我们形同虚设，同样形同虚设的，还有那个老头。
　　那会儿学校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盘散沙。轻易见不着的班主任，即便是无意中踱进教室，也不闻不问。最可宝贵的一次，他问起我们的下落，邻桌的同学随便搪塞了几句，他就走了。就这样我们逍遥度过了一年的时光，看了当时最有影响的《芙蓉镇》、《红高粱》等几部影片，然后就是无数连名字都不容易记起的录像了。
　　虽然成绩还未至于一塌糊涂，但我们对前途基本上是渺茫的。学校每年只能考上三十多人，而这样的大运，又多数被那些复习了无数年的“老补”们撞上，看到他们范进中举般的笑颜时，心里就更空空的没底，不知道自己要复习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去。
　　正当我们几乎不可阻止地要堕落下去的时候，学校的领导层有了一个变化。教我们历史的孙老师突然间平步青云，当上了学校的教导主任。这在当时死水一般的校园中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人们纷纷猜测着他的后台，说的最玄乎的是说他的一个亲戚在中央。我们以为这是学校的事，与我们没有关系，谁也没放在心里。谁知道他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我们头上。
　　以前，早晨起床或下午上课的时候，我们想不去就完全可以不去，基本上没人去管。那一天，午休的铃声刚过，平地一声惊雷，后边几排寝室上空突然间回荡起孙老师喊人们起床的声音，那种铿锵让我们想起了他在课上讲法国大革命，让我们这些腐朽没落的家伙不寒而栗。我们几个不愿去上课，就想对付他的办法。80年代的县城中学寝室还是大通铺，一个屋子睡二三十号学生。李二平是个鬼头，他往铺板下看了一眼，说咱们就藏在这里头吧，保证他逮不着。结果大家就听了他的，藏进去后，还把搬开的箱子柜子原封不动的摆放好，一丝不苟的程度就像地道战中搬开锅下到地洞一样。孙老师在我们寝室转了一圈，接着脚步声便远了。李二平首先按捺不住自己，嘻嘻地笑起来，我们跟着一起高兴。哪料到孙老师藏在门后，进来后厉声问：谁在下边藏着！
　　以后的日子，孙老师大白天拿着只手电筒，在各宿舍晃来晃去，谁还能藏得住？大家似乎也听怕了他的声音，一听到他的叫嚷，就风声鹤唳。我们班黄忠易学孙老师的声音学的最像，有一次午休还没有结束，他就模仿着喊了一嗓子，吓的同学们胡乱地披上衣服，趿拉着鞋子就往教室跑。
　　最可怕的是，平时形同虚设的大门开始变得难以逾越。孙老师有事没事的就在门房里坐着，好像他又在那间窄憋的门房里支了一张床，我们有苦难言。有一次，我们和李二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去，然后往电影院的方向狂奔。结果我们完全低估了孙老师，他竟然骑着自行车追我们，还没到电影院，就被赶上了。我们个个觳觫得像落汤的小鸡，孙老师把自行车一横，脸色黑沉沉的，不说什么。我们便灰头土脸地往回走。
　　有一次趁孙老师没在门房，我们跑了出去。兴高采烈地看完了一场久违的电影后，我们往学校走。走到校门口的时候，李二平给我们打了个手势，我们便敛声屏息地等在边上，他蹑手蹑脚地过去，试探着晃动了一下大门，听得门房里“噌”地一声，窜出个人影来，一声最熟悉不过的声音后，我们撒腿就往街上跑。
　　李二平领着我们在夜色阑珊的县城大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大街上空荡荡的，除了偶尔几个夜班的工人，整座城像死了的一般。路灯全灭的时候，我们转的有些累了，李二平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这回，李二平又试探了一下，见里边没有动静，他说，没事了，老孙一定睡实了。我们就开始跳大门，刚刚跳过去，暗地里突然站起个人影来，说：你们几个过来一下。
　　又是孙老师。
　　孙老师幽灵一般的身影，常常匪夷所思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横亘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难以为所欲为。李二平感伤地说，什么也别想了，学吧。话语之中透着无奈，还有无法言传的苍凉。晚自习的时候，我们逐渐能够坐下来了，旁骛的心也因为绝望而沉寂了下来。
　　总之，我们与孙老师的周旋以失败而告终了，虽然当时还有些愤愤不平，但若干年之后，我发现这场失败来的是多么及时，让我在几近堕落的边缘踅身返了回来，并且在书籍中寻找到了生活的光芒。后来，我虽然仅考上了一所普通的高校，但在那个考大学还算艰难的年代，也弥足珍贵。现在回忆起来，每一个午后孙老师铿锵的嗓门，都在内心回荡成一种关爱的声音，甚至当时最为切齿痛恨的，他拿着手电筒伏下身子在床铺下找我们的姿态，现在也变得遥远而亲切了起来。尤其是他那一夜的蹲守，让我们彻底地死了看电影看录像的心，并让我们的人生道路从此走上了正轨。
　　是啊，有些东西非得经历了岁月，才能够完全懂得。尤其是自己的老师，当时多少可憎的事情最后会变得那么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全是因为爱的光辉，在时间的河流中淡淡地闪现了出来。那是一种清浅的粼光，越是经历了岁月，越是清晰和明朗，最后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堆积成阳光般的温暖，照耀我们一生。
　　
　　
　　我的语文老师
　　
　　大约上到高二的时候，学校分来了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其中有一个面皮特白净的男人，分配到了我们班。一上讲台，先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自己的名字，一转身说，大家好，以后由我教你们语文。然后，一鞠躬，就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
　　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一来他是大学生，身上笼着让人仰慕的光环；二来他并不用土话教我们，他说的是普通话，一开口，像打开了收音机似的，动听，而且富有磁性。
　　最让我们吃惊的是，据说，他是电影协会的一个什么会员，可以不要票，一亮证，就可以在县城电影院随便看任何一场电影。真叫人羡慕死！再后来，我们才知道，语文老师还是一个作家呢。听人说，他在写电影剧本，用过的稿纸摞起来，据说有好几尺高。还据说，他投出去的稿件，被一个拍电影的看上了，说是要拍成电影，外景地就选在我们县。我们盼啊盼，可惜，我们伸着脖子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也终究没见一个拍电影的人来。这件事，让我们怅惘了很久。
　　有一次，他把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叫了去。女生回来说，语文老师叫她去，是因为一件事而征询她的意见。我们问是什么事。女生得意地说，老师要写的一个剧本，其中有一个女主人公的名字，想用她的名字，问她是不是同意。我们问她，你同意了吗。这个女同学眉目中透射着难以掩饰的喜悦，说，我同意了，我说，老师，你就尽管用吧。
　　我们都有些瞧不起她。觉得这么大的一件事，她竟然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当然了，我们私底里，都希望她拒绝了，这样，天底下这么美好的事情，就不落到她头上了。说起来，那时的心理，也真够丑陋的。
　　我们语文老师最光彩照人的那一年，正好赶上全国热映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印象中，《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剃了个锃光瓦亮的光头，很惹眼。结果，第二天，我们语文老师就剃了一个光头，也一样的锃光瓦亮。你说，那么潇洒倜傥的一个男人，不知道突然发了哪门子神经。总之，剃了发的他，好像一只俊俏的公鸡被拔了毛，滑稽可笑。然而，他却不以为然，迈着方步，故意踱在学校的甬路上，引得别的班学生指指点点，一边指点，一边还发出阵阵不怀好意的怪笑。
　　大约有两个星期，我们都不愿看到老师的那颗光头。因为，那些天，别的班同学的嘲笑，都落到了我们的心上，仿佛我们也被拔了毛，尴尬而又难堪。我们多么希望老师的头发能快快地长起来啊，毕竟，老师那颗没有任何遮拦的头颅，峰峦如聚，太没有诗情画意了。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我们快要高考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个女的，说是语文老师的女友，死活闹着要老师调回去，究竟哪里是他们的“回去”呢，我们也不知道。有的同学说，那个女的长得并不好，凶神恶煞的。我们都有些惋惜，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语文老师，也不该有这样一个女友的。
　　结果，高考前的好长一段日子，我们都看不到语文老师的影子。我们只好在回忆中，一边想他，一边盼他，一边复习。
　　然而，他终究也没有回来，到底“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就这样，我们的语文老师消失了，消失在了尘世的哪一个角落呢，到现在，依然是个谜。
　　算起来，他现在大约应该快50岁的人了吧。他叫什么名字呢。天地良心，我竟生生地忘了。
　　是的，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编辑·俞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