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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初至19世纪60年代既是日本幕府统治末期，也是日本报纸发展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日本报纸发展，同日本即将步入近现代发展的历程时所受到的影响是高度一致的——国内矛盾日渐升级、外国势力不断入侵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对封建经济逐步瓦解。日本近代报纸以“自上而下”的“逆发展”方式不断成长，并且同政治运动紧密相联。日荷两国的特殊外交关系对此后日本包括报纸在内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幕府末期；日本报纸；发展历程；发展特点；发展原因
报纸作为近现代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载体，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幕末时期的日本报纸发展亦是如此。作为变革时代的见证者与推动力，以及当时政治宣传最为有力的工具之一，日本幕末时期的报纸经过多年的发展，从由他国进献报纸到自主收集、翻译海外报纸，从翻译外文报纸到自主创办日文报纸，从过去的“消息报”逐渐转为带有政论观点的“政治报”。伴随着幕末时期的多次政治动荡，日本的报纸逐渐向近代报刊发展。
一、幕末时期日本报纸的发展历程
（一）“黑船事件”之前的日本报纸——《荷兰传闻书》（19世纪初至1854年）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班牙、葡萄牙等最早一批的欧洲商人与传教士，在“商教一体”政策的支持下，在整个亚洲地区进行大范围的商业贸易与宗教传播。虽然德川幕府在前期对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与传教士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但宗教及贸易活动却不断威胁德川幕府的统治以及整个日本地区的独立自主性，因此，德川幕府便断断续续地实行了近300年的“海禁”政策。荷兰作为当时同日本进行有限交流的少数西方国家，早期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主要是由在印尼的荷兰人传播至日本，被称为“兰学”。趁着“兰学”在日本的传播，《荷兰传闻书》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了日本，使得“幕府要员通过荷兰的《荷兰传闻书》了解海外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荷兰传闻书》在当时并未公开，只有幕府大臣才有资格阅读。“但是，（‘黑船事件’后）与各国签订条约的结果，《荷兰传闻书》也不得不公开化了。”[1]而幕末时期报纸的“公开化”，其实质是将报纸的阅读权限从幕府要员扩大至各藩的上层人物，并非现代意义上以大众为基础的全社会公开化，这是由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统治制度所决定的。
（二）幕府官版报纸的出现与消亡（1862年至1863年）
幕末时期官版报纸的出现和发展，同当时日本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蕃书调所”的成立有关。1854年，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同美国签订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而与此同时，《荷兰传闻书》的阅读权限也从幕府降到了地方“大名”一级。同年，荷兰政府决定直接向日本政府提供报纸，因此政府要员们也不再阅读《荷兰传闻书》。
此时，在日本国内，“开国论”与“攘夷论”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国内的舆论尚未完全统一。鉴于西方列强的外在压力，幕府不得不将“开国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宣传“开国论”，统一国内的舆论，幕府当中的开明人士也决定要将报纸公开化。安政三年（1856年），为了迎合“开国论”以及翻译西方著作的需求，德川幕府设立了“蕃书调所”①。“蕃书调所”成立后，将荷兰政府所提供的报纸进行翻译，以日文报纸供政府要员阅读。日本同西方五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后，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程度，“蕃书调所”也扩大了报纸翻译的来源，从过去单一翻译刻印荷兰的报纸扩大到“翻刻了欧美人在中国的香港、宁波、上海等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2]。当时主要发行的官版报纸有：《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官版海外新闻》《官版海外新闻别集》《官版中外新报》《官版香港新闻》《官版六合丛谈》《官版中外樵志》和《遐迩贯珍》。官报的出现，虽然在幕府的“开国政策”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化、宣传作用，但随着“攘夷论”逐渐在日本国内舆论中占据上风，官报最终不得不停刊。
（三）外文报纸的影响——手抄报与外国人经营的日文报纸的出现（1863年至1868年）
1.手抄报的出现——幕府了解海外情报的新手段
外文报纸的出现早于官版报纸。在《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发行的半年之前，约在1861年7月②，留日英国人汉萨德（A.W.Hansard）就已在日本长崎发行了《长崎航运及广告报》，并于同年11月移居横滨，创办了《日本先驱报》。这两张报紙的创刊及发行，开了外国人在日本本土发行外文报纸的先河。之后，十几种外文报纸陆续在幕末时期创刊发行。
失去了海外情报工具的幕府要员，并没有因官版报纸的停刊而坐以待毙，他们退而求其次，命令原属“蕃书调所”的学者组建“会泽社”，以非官方的形式翻译外国侨民所发行的报纸，以手抄方式发行供幕府要员阅读的手抄报。这一时期“会泽社”主要翻译发行的手抄报为《横滨新闻》《日本每日新闻报》《日本新闻》《日本特别新闻》《中外新闻纸》。这些手抄报发行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帮助幕府要员了解新近的海外情报，但是随着手抄报的发展，之后“愿意看的人也可以购阅”[3]。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购阅范围也仅仅限制在日本上层人士，平民尚无权利与能力购买阅读。
2.外国人经营的日文报纸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对日本报纸发展产生影响的，便是“领事裁判权”在日本相应开放港口的执行。依据这一特权，外文报纸在日本的发行较为顺利。这些外文报纸最初无外乎是以全体外国侨民为发行对象，由于不受幕府的制约，这些外文报纸也能够大胆地对幕府进行政治批判，不仅对幕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发行区域的那些最早修习西学的下级武士的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随着外文报纸影响力的增大，一些外国人也尝试在日本创办日文报纸，《海外新闻》《万国新闻纸》《伦敦新闻纸》以及《各国新闻纸》这四种报纸是这些报纸中较有影响力的。
从过去“蕃书调所”和“会泽社”的翻译人员参与外文报纸的翻译，到成为记者或报社经营人员进行新闻活动、参与报纸经营，在西方资本主义对日本封建制度的冲击和瓦解的这一大时代背景之下，日本近代的新闻业也在这股强大的时代变革潮流中逐渐孕育出萌芽，为此后日本新闻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幕末时期日本报纸的发展特点分析
（一）“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
同西方近代报刊“自下而上”的“自然”发展模式不同，日本近代报纸的发展可谓同之后的“明治维新”一般，以“自上而下”的“逆发展”方式不断成长。造成这种发展方式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有如下两点：
第一，幕末时期的日本尚未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模式依旧是以土地与农作物（尤其是稻米）为主要财富形式的封建经济制度。而近代报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其产生的自然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频繁的经济活动，这使得资产阶级对各地市场信息的迫切需求也在与日俱增。因此，为资产阶级提供必要的商业信息服务也就成为一件顺应发展且必须的举措。由于此时日本尚未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土壤，那么近代报纸这棵孕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壤中的小树苗，则不会在此“自下而上”地“自然”发展。
第二，幕府面对近代报纸所采取的积极态度。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对西方近代报纸采取被动消极态度所不同，幕府对报纸则采取了较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因此，《荷兰传闻书》成为幕府要员们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后，无论是“开国论”还是“攘夷论”在社会中成为主流并占据上风，幕府都从未停止过对近代报纸的渴求。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渴求报纸，是由于幕府时期日本政府同荷兰特殊的外交关系所致。虽然幕府一直在执行“锁国”与“海禁”的政策，但出人意料的是，荷兰并未受到日本“锁国”与“海禁”政策的过多影响，反而领先欧洲诸国，成为幕府时期日本政府长期唯一的来自欧洲地区的贸易伙伴。
经济活动的频繁，必然会带来更加深刻的交流。因此，在日荷兰商馆成为日本文化与欧洲文化交流之地。作为附属国，荷兰必然要定期觐见宗主国最高统治者。“参拜者居住在江户本石町的长崎屋，则成了日本兰学者们获取西方知识的唯一来源地。短短的两三周滞留时间里，这里成了展开科学探讨的中心。”[5]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统治阶级中出现了热衷于修习兰学的有识之士。无论是幕府还是各藩，这些有识之士通过荷兰商馆了解世界，这一思维惯性随着日荷两国的“偶然性”外交而不断发展与深化，“兰学为日本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培育了日本近代化的社会思想基础”[6]。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幕府从没有停止过对近代报纸的渴求。
（二）报纸发展同政治运动紧密相联
日本同荷兰的特殊外交关系，使得《荷兰传闻书》能够在幕府要员中广为传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国内矛盾陡然升级。在这一时期，“开国论”和“攘夷论”相继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舆论。伴随着“开国论”的提出，幕府首先将独占的海外情报分享出来，将之前的阅读权限由“幕府”降至“大名”一级。为了统一国内的政治舆论，幕府成立了“蕃书调所”，将外国的报纸翻译后以官版报纸的形式进行发行，以报纸为载体，进行“开国论”的政治宣传。
随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幕府与各藩的矛盾日益激烈，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开国论”，也不得不在日趋强烈的“攘夷论”的政治舆论与政治运动面前沉寂下去。各藩虽名为力行“攘夷论”、为其摇旗助威，实则是以此为突破口，欲推翻幕府统治，实现“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此时，日本出现了两大政治阵营——佐幕派和尊王派。在随后的倒幕运动中，除了历史上著名的鸟羽、伏见之战外，两大政治阵营对舆论高地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在这一时期，各派涌现出众多报纸，佐幕派发行的有《中外新闻》《日日新闻》等；尊王派发行的报纸有《太政官日志》《各国新闻纸》《内外新闻》《都鄙新闻》。
三、幕末时期日本报纸发展的现实动因分析
（一）日荷两国特殊的外交关系
第一，从两国关系的渊源上来看，三浦按针曾说服德川家康同意对荷进行经济往来，开启了两国的贸易通商大门。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航海长的英国人威廉·亚当姆斯，由于海上遇险，其船队被迫驶往日本进行避难。机缘巧合之下，威廉·亚当姆斯被德川家康任命为自己的通商顾问并授予封地，改名为三浦按针。此后，在其斡旋下，德川家康同意与荷兰进行通商，开展经济贸易合作，成功开启了日荷两国近300年的通商贸易大门，为日后日荷两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第二，荷兰对日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与外交手段。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维护在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势力，荷蘭对亚洲地区不同国家采取了灵活多变的贸易政策与外交手段。荷兰在制定对日贸易政策时，有意将对宗教随商业活动进行传播这一传统彻底摒弃，以此来博得日本的好感。此外，荷兰还以附属国身份向日本称臣，以外交上的臣服换取在日的经济特权，更加巩固了荷兰同日本的外交关系。这为荷兰获得在日本的经济特权奠定了基础。
荷兰灵活的对日外交政策，使得其在日本的经济活动以绝对优势领先于西欧诸国，并为欧洲了解日本提供了最具优势的第一手材料。同样，由于日本同荷兰的这种“专一”的对外关系，荷兰也就成为日本了解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作为具有近代报纸性质的《荷兰传闻书》，也是随着日荷外交的这股东风，吹进了封建时代的日本，为日本此后了解和接受作为新兴事物的报纸奠定了基础。
（二）“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与日本部分主权的丧失
自“黑船事件”始，幕府时期的日本主权不断受到西方势力的挑战和侵蚀。1854年，日本同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1858年，江户幕府先后同美国、荷兰、俄国、英国以及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除此之外，“领事裁判权”的确立，造成日本部分主权的丧失。在“领事裁判权”的影响下，幕府日本无权对外国人在日本领土内的一切行为进行管辖与法律制裁。同样，对于外国人此时在日本创办发行报纸，幕府亦无权管辖。这也就是为什么留日英国人汉萨德能够在日本发行官报之前就在长崎发行《长崎航运及广告报》的原因。正是在这一不平等特权的庇护下，外文报纸以及由外国人创办的日本报纸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在日本顺利成长。主权在开放港口的丧失，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报纸在日本的生根发芽。由于保守与专制的封建幕府无权对这一在开放港口发展的新兴事物予以任何制裁，这为报纸在日本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日本幕末时期报纸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在这一时期中，日荷两国的特殊外交关系对后来日本包括报纸在内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虽没有涉及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但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下，日本对新兴事物采取了同清末中国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日本明治维新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将日本塑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注 释：
①后改为“洋书调所”，是进行西学教育、翻译西方著作、检查进口书籍的机构，也称为“开成所”。
②《长崎航运及广告报》的创刊日期，是根据山本文雄的《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中“在《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创刊半年之前，《长崎航运及广告报》就出版了”所推断而来的。
参考文献：
[1]山本文雄，山田实，时野谷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1—5.
[2]山本文雄，山田实，时野谷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2.
[3]山本文雄，山田实，时野谷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5.
[4]诺曼.日本维新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
[5]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75.
[6]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75.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赵 亮
【关键词】幕府末期；日本报纸；发展历程；发展特点；发展原因
报纸作为近现代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载体，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幕末时期的日本报纸发展亦是如此。作为变革时代的见证者与推动力，以及当时政治宣传最为有力的工具之一，日本幕末时期的报纸经过多年的发展，从由他国进献报纸到自主收集、翻译海外报纸，从翻译外文报纸到自主创办日文报纸，从过去的“消息报”逐渐转为带有政论观点的“政治报”。伴随着幕末时期的多次政治动荡，日本的报纸逐渐向近代报刊发展。
一、幕末时期日本报纸的发展历程
（一）“黑船事件”之前的日本报纸——《荷兰传闻书》（19世纪初至1854年）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班牙、葡萄牙等最早一批的欧洲商人与传教士，在“商教一体”政策的支持下，在整个亚洲地区进行大范围的商业贸易与宗教传播。虽然德川幕府在前期对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与传教士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但宗教及贸易活动却不断威胁德川幕府的统治以及整个日本地区的独立自主性，因此，德川幕府便断断续续地实行了近300年的“海禁”政策。荷兰作为当时同日本进行有限交流的少数西方国家，早期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主要是由在印尼的荷兰人传播至日本，被称为“兰学”。趁着“兰学”在日本的传播，《荷兰传闻书》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了日本，使得“幕府要员通过荷兰的《荷兰传闻书》了解海外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荷兰传闻书》在当时并未公开，只有幕府大臣才有资格阅读。“但是，（‘黑船事件’后）与各国签订条约的结果，《荷兰传闻书》也不得不公开化了。”[1]而幕末时期报纸的“公开化”，其实质是将报纸的阅读权限从幕府要员扩大至各藩的上层人物，并非现代意义上以大众为基础的全社会公开化，这是由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统治制度所决定的。
（二）幕府官版报纸的出现与消亡（1862年至1863年）
幕末时期官版报纸的出现和发展，同当时日本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蕃书调所”的成立有关。1854年，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同美国签订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而与此同时，《荷兰传闻书》的阅读权限也从幕府降到了地方“大名”一级。同年，荷兰政府决定直接向日本政府提供报纸，因此政府要员们也不再阅读《荷兰传闻书》。
此时，在日本国内，“开国论”与“攘夷论”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国内的舆论尚未完全统一。鉴于西方列强的外在压力，幕府不得不将“开国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宣传“开国论”，统一国内的舆论，幕府当中的开明人士也决定要将报纸公开化。安政三年（1856年），为了迎合“开国论”以及翻译西方著作的需求，德川幕府设立了“蕃书调所”①。“蕃书调所”成立后，将荷兰政府所提供的报纸进行翻译，以日文报纸供政府要员阅读。日本同西方五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后，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程度，“蕃书调所”也扩大了报纸翻译的来源，从过去单一翻译刻印荷兰的报纸扩大到“翻刻了欧美人在中国的香港、宁波、上海等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2]。当时主要发行的官版报纸有：《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官版海外新闻》《官版海外新闻别集》《官版中外新报》《官版香港新闻》《官版六合丛谈》《官版中外樵志》和《遐迩贯珍》。官报的出现，虽然在幕府的“开国政策”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化、宣传作用，但随着“攘夷论”逐渐在日本国内舆论中占据上风，官报最终不得不停刊。
（三）外文报纸的影响——手抄报与外国人经营的日文报纸的出现（1863年至1868年）
1.手抄报的出现——幕府了解海外情报的新手段
外文报纸的出现早于官版报纸。在《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发行的半年之前，约在1861年7月②，留日英国人汉萨德（A.W.Hansard）就已在日本长崎发行了《长崎航运及广告报》，并于同年11月移居横滨，创办了《日本先驱报》。这两张报紙的创刊及发行，开了外国人在日本本土发行外文报纸的先河。之后，十几种外文报纸陆续在幕末时期创刊发行。
失去了海外情报工具的幕府要员，并没有因官版报纸的停刊而坐以待毙，他们退而求其次，命令原属“蕃书调所”的学者组建“会泽社”，以非官方的形式翻译外国侨民所发行的报纸，以手抄方式发行供幕府要员阅读的手抄报。这一时期“会泽社”主要翻译发行的手抄报为《横滨新闻》《日本每日新闻报》《日本新闻》《日本特别新闻》《中外新闻纸》。这些手抄报发行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帮助幕府要员了解新近的海外情报，但是随着手抄报的发展，之后“愿意看的人也可以购阅”[3]。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购阅范围也仅仅限制在日本上层人士，平民尚无权利与能力购买阅读。
2.外国人经营的日文报纸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对日本报纸发展产生影响的，便是“领事裁判权”在日本相应开放港口的执行。依据这一特权，外文报纸在日本的发行较为顺利。这些外文报纸最初无外乎是以全体外国侨民为发行对象，由于不受幕府的制约，这些外文报纸也能够大胆地对幕府进行政治批判，不仅对幕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发行区域的那些最早修习西学的下级武士的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随着外文报纸影响力的增大，一些外国人也尝试在日本创办日文报纸，《海外新闻》《万国新闻纸》《伦敦新闻纸》以及《各国新闻纸》这四种报纸是这些报纸中较有影响力的。
从过去“蕃书调所”和“会泽社”的翻译人员参与外文报纸的翻译，到成为记者或报社经营人员进行新闻活动、参与报纸经营，在西方资本主义对日本封建制度的冲击和瓦解的这一大时代背景之下，日本近代的新闻业也在这股强大的时代变革潮流中逐渐孕育出萌芽，为此后日本新闻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幕末时期日本报纸的发展特点分析
（一）“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
同西方近代报刊“自下而上”的“自然”发展模式不同，日本近代报纸的发展可谓同之后的“明治维新”一般，以“自上而下”的“逆发展”方式不断成长。造成这种发展方式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有如下两点：
第一，幕末时期的日本尚未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模式依旧是以土地与农作物（尤其是稻米）为主要财富形式的封建经济制度。而近代报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其产生的自然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频繁的经济活动，这使得资产阶级对各地市场信息的迫切需求也在与日俱增。因此，为资产阶级提供必要的商业信息服务也就成为一件顺应发展且必须的举措。由于此时日本尚未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土壤，那么近代报纸这棵孕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壤中的小树苗，则不会在此“自下而上”地“自然”发展。
第二，幕府面对近代报纸所采取的积极态度。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对西方近代报纸采取被动消极态度所不同，幕府对报纸则采取了较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因此，《荷兰传闻书》成为幕府要员们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后，无论是“开国论”还是“攘夷论”在社会中成为主流并占据上风，幕府都从未停止过对近代报纸的渴求。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渴求报纸，是由于幕府时期日本政府同荷兰特殊的外交关系所致。虽然幕府一直在执行“锁国”与“海禁”的政策，但出人意料的是，荷兰并未受到日本“锁国”与“海禁”政策的过多影响，反而领先欧洲诸国，成为幕府时期日本政府长期唯一的来自欧洲地区的贸易伙伴。
经济活动的频繁，必然会带来更加深刻的交流。因此，在日荷兰商馆成为日本文化与欧洲文化交流之地。作为附属国，荷兰必然要定期觐见宗主国最高统治者。“参拜者居住在江户本石町的长崎屋，则成了日本兰学者们获取西方知识的唯一来源地。短短的两三周滞留时间里，这里成了展开科学探讨的中心。”[5]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统治阶级中出现了热衷于修习兰学的有识之士。无论是幕府还是各藩，这些有识之士通过荷兰商馆了解世界，这一思维惯性随着日荷两国的“偶然性”外交而不断发展与深化，“兰学为日本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培育了日本近代化的社会思想基础”[6]。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幕府从没有停止过对近代报纸的渴求。
（二）报纸发展同政治运动紧密相联
日本同荷兰的特殊外交关系，使得《荷兰传闻书》能够在幕府要员中广为传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国内矛盾陡然升级。在这一时期，“开国论”和“攘夷论”相继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舆论。伴随着“开国论”的提出，幕府首先将独占的海外情报分享出来，将之前的阅读权限由“幕府”降至“大名”一级。为了统一国内的政治舆论，幕府成立了“蕃书调所”，将外国的报纸翻译后以官版报纸的形式进行发行，以报纸为载体，进行“开国论”的政治宣传。
随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幕府与各藩的矛盾日益激烈，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开国论”，也不得不在日趋强烈的“攘夷论”的政治舆论与政治运动面前沉寂下去。各藩虽名为力行“攘夷论”、为其摇旗助威，实则是以此为突破口，欲推翻幕府统治，实现“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此时，日本出现了两大政治阵营——佐幕派和尊王派。在随后的倒幕运动中，除了历史上著名的鸟羽、伏见之战外，两大政治阵营对舆论高地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在这一时期，各派涌现出众多报纸，佐幕派发行的有《中外新闻》《日日新闻》等；尊王派发行的报纸有《太政官日志》《各国新闻纸》《内外新闻》《都鄙新闻》。
三、幕末时期日本报纸发展的现实动因分析
（一）日荷两国特殊的外交关系
第一，从两国关系的渊源上来看，三浦按针曾说服德川家康同意对荷进行经济往来，开启了两国的贸易通商大门。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航海长的英国人威廉·亚当姆斯，由于海上遇险，其船队被迫驶往日本进行避难。机缘巧合之下，威廉·亚当姆斯被德川家康任命为自己的通商顾问并授予封地，改名为三浦按针。此后，在其斡旋下，德川家康同意与荷兰进行通商，开展经济贸易合作，成功开启了日荷两国近300年的通商贸易大门，为日后日荷两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第二，荷兰对日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与外交手段。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维护在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势力，荷蘭对亚洲地区不同国家采取了灵活多变的贸易政策与外交手段。荷兰在制定对日贸易政策时，有意将对宗教随商业活动进行传播这一传统彻底摒弃，以此来博得日本的好感。此外，荷兰还以附属国身份向日本称臣，以外交上的臣服换取在日的经济特权，更加巩固了荷兰同日本的外交关系。这为荷兰获得在日本的经济特权奠定了基础。
荷兰灵活的对日外交政策，使得其在日本的经济活动以绝对优势领先于西欧诸国，并为欧洲了解日本提供了最具优势的第一手材料。同样，由于日本同荷兰的这种“专一”的对外关系，荷兰也就成为日本了解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作为具有近代报纸性质的《荷兰传闻书》，也是随着日荷外交的这股东风，吹进了封建时代的日本，为日本此后了解和接受作为新兴事物的报纸奠定了基础。
（二）“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与日本部分主权的丧失
自“黑船事件”始，幕府时期的日本主权不断受到西方势力的挑战和侵蚀。1854年，日本同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1858年，江户幕府先后同美国、荷兰、俄国、英国以及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除此之外，“领事裁判权”的确立，造成日本部分主权的丧失。在“领事裁判权”的影响下，幕府日本无权对外国人在日本领土内的一切行为进行管辖与法律制裁。同样，对于外国人此时在日本创办发行报纸，幕府亦无权管辖。这也就是为什么留日英国人汉萨德能够在日本发行官报之前就在长崎发行《长崎航运及广告报》的原因。正是在这一不平等特权的庇护下，外文报纸以及由外国人创办的日本报纸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在日本顺利成长。主权在开放港口的丧失，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报纸在日本的生根发芽。由于保守与专制的封建幕府无权对这一在开放港口发展的新兴事物予以任何制裁，这为报纸在日本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日本幕末时期报纸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在这一时期中，日荷两国的特殊外交关系对后来日本包括报纸在内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虽没有涉及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但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下，日本对新兴事物采取了同清末中国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日本明治维新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将日本塑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注 释：
①后改为“洋书调所”，是进行西学教育、翻译西方著作、检查进口书籍的机构，也称为“开成所”。
②《长崎航运及广告报》的创刊日期，是根据山本文雄的《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中“在《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创刊半年之前，《长崎航运及广告报》就出版了”所推断而来的。
参考文献：
[1]山本文雄，山田实，时野谷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1—5.
[2]山本文雄，山田实，时野谷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2.
[3]山本文雄，山田实，时野谷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5.
[4]诺曼.日本维新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
[5]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75.
[6]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75.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