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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4日，江西省贵溪市一辆载有15名幼儿园孩子的面包车侧翻坠入水塘，致11名儿童遇难，另有4名儿童受伤，目前已脱离危险。翌日贵溪市滨江镇政府与死者家属签订交通事故处理协议，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48万元。
11个花朵一样的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4岁，就这样随着面包车坠入冰冷的水塘。每每发生这样的悲剧，总是让人心情难以平复。很多人可能会想到2011年的甘肃庆阳校车事故，以及在那之后的一系列法规健全上的进步。如今一年多过去了，改变的似乎只是纸上的法律——校车还是面包车，刚拿到驾照的园长做司机……《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没能阻止校车事故发生，没能保护得了花朵般的孩子。
回忆2011年甘肃庆阳校车事故发生后，在温家宝总理的直接过问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校车安全问题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随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顺利获得通过，中国的校车安全正式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应该说，《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亮点颇多，对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全、校车乘车安全等每一个环节都有比较详细和可操作的规定。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有多少得到了真正落实呢？
这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曾有媒体报道，《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虽然已于2012年4月5日公布施行，但是各地尚未制定实施细则，许多小学和幼儿园购买的新校车很难上牌，遭遇“办不了牌照无法取得校车标牌”的尴尬。如今又一个学期即将过去，不知道多少地方出台了实施细则？《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真正从纸上走下来了吗，学生安全上下学的权益因此得到更有力保护了吗？
如果不是像甘肃庆阳那样出了举国关注的重大事故，许多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也不愿意“停购公车买校车”；如果说把面包车换成安全的校车仍旧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校车司机“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和“年龄在25周岁以上、不超过60周岁”的规定总可以执行吧？在江西贵溪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同时也是幼儿园园长的周春娥拿到驾照不足一年，为什么也可以驾驶校车在路况本就很差的农村土路上奔驰？
现场目击者的痛苦回忆
发生事故的幼儿园名叫春蕾幼儿园，位于贵溪市滨江镇金法村委会湖彭家小组，有4个教学班，126名学生。村民徐友珍说，这辆面包车一直都是由园长周春娥驾驶，每天上午9时和下午5时她都会定时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尽管车辆限定为7座，但为了节省成本，只能让十几个孩子挤一辆车。
村民徐友珍哽咽着告诉记者，原本隔壁村的四个孩子是不会摊上这起车祸的，提前上车只为能有个座。原本他们离学校是最近的，每天上学出发的时间可以稍晚一点，等校车接完其他两个村子的孩子回来之后，顺带搭上。可是每次校车都挤满了人，只能站在车门旁边。孩子家长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每天早早起床，赶在园长周春娥驾驶的校车出发之前先上车，这样就能够坐到座位。
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上午8时，这4名孩子像平日一样提前坐上了校车。当校车接完邻村其他上学的孩子返回学校途经石童家村小组时，不幸发生了。“流岭村的4名孩子因为坐在最里面，被后上车的孩子们挤着出不来。”参与现场救援的家长名叫童辉兵，“我看见车体就快要被水淹没了，立刻跳入水中，当时车身上沿离水面只有10厘米的距离了。其中有个女老师在把车里面的孩子往外托，我就拼命地捞。”就在面包车彻底沉下去前的2分钟里，童辉兵和附近的居民一共捞起了6人，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女儿童贝莹。“因为我女儿最后上车，才得以救上来，被挤在里面的孩子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经过附近村民的共同抢救，1名司机、1名女教师以及4名儿童幸免于难。
事故发生后，死者卢雨的婶婶周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当日早上，当地气温零下1～2摄氏度，她在外面散步时听到吵闹声。
“当时水塘附近围了上百人”，周女士说，她看到很多村里人在水塘里捞东西，以为是谁家孩子掉下去了。但过了一会儿又捞出一个，又过了一会儿再捞出一个。水面上漂浮着孩子们的书包。当捞到第三个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对劲了，忙问周围人：“怎么那么多小孩子掉下去了啊？”周围人告诉她，幼儿园的面包车掉下去了。
周女士脑子一片空白，她的侄子也在车子上。周围不断有人在喊：“我儿子还没上来，我儿子还没上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打捞，消防公安开着车子也来了。“村里人一直捞了七八个，还是不见我家侄子。”周女士说，消防和公安来了后，开始把绳子绑在面包车上往岸边拉。
但快到岸边时，绳子突然断了，面包车随即又沉入水中。换了一根绳子，再往上拉，才最终拉上岸来。“拉上来车子里是空的，还是没有我家侄子。”这时候，消防队员开始抽水。两个多小时后，她的侄子找到了，最后一个。她说：“拉上来的时候，都冻硬了，脸都是青色的。”
当地村民童先生在得知自己的儿子遇难后，嘴里一直嘀咕着“一去就回不来了”。他儿子今年5岁，已在幼儿园上了两个学期。周女士还描述，事故车辆冲进的水塘，跟当地操场一样大。童先生说，“路边完全没有护栏”。
回忆起事发当日校车落水现场的一幕，45岁的张美英依旧忍不住流泪。她是第一个打电话报警的人，并亲眼目睹了面包车坠入水塘的全过程。
“当时我吓得腿发软，心里很着急。”张美英说，当时站在岸边的她恨不得自己会游泳，那样就可以跳进水塘去救自己的孙女。
童辉兵是唯一幸存的女孩童贝莹的父亲。据童回忆，“我当时赶到现场后，面包车还有一点没有沉下去，村子里的老人拖来一条小船，我划过去后，车里的老师把身边的童贝莹和童国微递了出来后，随后面包车就完全沉了下去。
一名遇难孩童的父亲童秋发告诉记者，“当我跳进水里救人时，车门里面反锁了打不开，玻璃怎么也敲不破。水又深又冰，当我爬上来时人都已经失去知觉了”。记者了解到，童秋发年仅3岁的儿子童宇翔是遇难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上的青壮年大部分在外打工，只剩一些老人和妇女。许多老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即使听到自己的孙子在叫喊着‘爷爷、奶奶……’，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等到后面赶到现场的青壮年村民下水救援”。
据交警部门现场勘测，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司机当时驾车速度较快，操作不当，为避开停放路旁的农用车而冲上沙堆，滑落水塘，发生事故。脱离生命危险的4名小孩目前仍在医院救治。
有钱赔偿家属，为何没钱买安全校车
悲剧发生后，当地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笔钱，给每个死亡儿童家庭赔偿48万元，“工作效率”不可谓不高。然而这种拿纳税人的钱保自己乌纱帽的做法，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若能把这些钱提前用于购置校车，在校车安全管理上投入更多精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大半年了，平日不能吸取之前校车事故的教训，等到出事了拿纳税人的钱来“灭火”，这样怎能令公众满意？校车安全管理需要坚持不懈地做好日常工作，孩子宝贵的生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拿钱来“摆平”的。
校车事故阴魂不散，一再轮回，一再刺痛人心。在校车事故发生前，当地对校车乃至学校的管理极为漠视，非法幼儿园、黑校车的猖獗与此紧密相关。事故发生后，经媒体报道成为舆论热点后，当地政府往往表现出甚为“重视”的一面，从上到下，批示的批示，救助的救助，处理的处理，做事效率之高前所未有。
事故发生没多久——恐怕还未超过24小时，当地镇政府就急匆匆地与死者家属签订协议，且一次性赔偿额度达48万元。这意味着，只要家属拿到这些钱，双方就算“两清”了。
跟此前的几起校车事故一样，赔偿都是四五十万元，无论是从处理效率还是赔偿额度，遇难学生家长大部分还能接受。问题是，倘若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个问题，一个7.5米长的大鼻子校车不过20多万元一辆，这些赔偿金若此前用来买校车，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倘若当地部门用处理校车事故的精力来管理幼儿园，不合格的幼儿园或许就不存在了……
这背后有太多的“或许”需要反思，有一点是肯定的，没钱买校车是个伪命题。如人大代表冯芳英所言，“校车的问题，不完全是财力投入的问题，而是责任心的问题，有没有对孩子生命的责任感，有没有尽到对教育投入的责任。”概而言之，这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责任的缺失是校车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几乎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逻辑”：校车事故发生后，媒体介入，发酵为公共事件，当地拿出能买几辆校车的钱“灭火”，迅速与遇难学生家属签订协议，息事宁人，以逃避舆论的指责与追责。此种逻辑揭示出，只有关系到官员的乌纱帽，他们才会认真重视。
不少地方宁愿事后用赔偿金来进行舆论公关，也不愿意事先将钱投入到管理中。这解释了缘何校车事故一再发生，血的教训一直没被汲取的原因。于是乎，形成了这样的奇特景象：办公楼华丽无比，领导用车颇为豪华，就是没钱、没心思用在教育上。
若要让有钱赔偿，没钱买校车的悲剧不再轮回，需要明确校车安全责任主体，将校车事故与官员的乌纱帼挂钩，对毫无责任感、生命感，只会赔偿了事的地方官员进行严厉的问责。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李泓冰教授曾说过：“一个社会的未来，必须由孩子的人生幸福来垫定，亏欠了孩子，就是亏欠民族的未来与国家的前途，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不负责任。”在校车安全上，官员们更该有责任意识。毕竟，懒政、不作为、空谈，将直接葬送孩子们的一切。
多少血的教训才能换来校车安全
悲剧无法假设，生命不可以从头再来。11个孩子，11个破碎的家庭。不敢想像孩子们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有过怎样的恐惧与挣扎，也难以承受那些失去孩子的为人父母者那绝望的眼神。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再一次发出这样的悲怆追问：校车悲剧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到底还需要多少血的教训，才能让一些人从麻木中醒来，让维护校车安全不再成为一句有口无心的“空谈”？
虽然，再多的诘问、反思与问责也无法挽回这些孩子的生命，但这不仅是向他们赎罪的一种方式，也是让“死亡校车”不再横行、让更多孩子得到安全庇护的惟一路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于2012年4月起施行，该条例规定，用于接送小学生、幼儿的专用校车不能满足需求的，在省级政府规定的过渡期限内，可以使用取得校车标牌的其他载客汽车。但是这个过渡期到底要多长，应该尽快予以明确。此外，尽管当地政府与死者家属迅速签订了交通事故协议，同意以现金形式一次性赔偿死亡赔偿金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48万元整，但这代替不了对相关责任人的严肃处理，处理也不能“抓小放大”，以小虾米充数来应付公众舆论。
尤其是，这起校车悲剧再一次给了我们一种泣血警示：在校车安全问题上来不得半点机会主义和形式主义。亏欠了孩子，就是亏欠民族的未来与国家的前途。如果人心还不曾坚硬，如果我们能拒绝遗忘，如果这11条生命还能像针锥一样扎痛监管者的神经，校车安全，就有望不再是一个让人感到无助、无力的词。
[相关链接]各国校车管理制度
美国：各级政府共同管理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教育法规定强制性的乘校车上学制度。美国的校车制度非常严格，包括校车的制造标准、驾驶人的筛选、交通优先规则等多个方面。美国运输部近年来颁布了36项用于校车的安全标准，包括校车车体结构、防倾覆保护、制动装置等。校车服务由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共同管理。联邦政府和各州为校车制定的法律法规，总共有500项之多。同时，各州每年都要开会，专门就校车问题进行讨论，每5年开一次全国性会议。
英国：成立校车委员会
英国政府于2009年颁布了《校车（安全）法》。内阁大臣指定5个人组成“校车委员会”，监控并上报该法案的执行效果，委员会定期向内阁大臣汇报，内容须包括当年与校车有关的交通事故数据、事故发生原因、受伤及遇难人数等。内阁大臣向委员会支付后者在履行职责时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及执行该法案产生的所有费用最终都由议会提供。
日本：地方教委管理监督
日本校车经营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由地方政府购买车辆作为专门的校车使用，并招聘校车司机；二是地方政府或学校与交通公司签订合同，将接送学生的任务委托给对方。不管哪一种经营模式。校车司机和受委托的交通公司都要接受地方教育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由于70%的孩子需要乘校车上学，而有的幼儿园只有一辆校车，因此只能打时间差——将校车分成三条路线，轮流接送。早到的孩子早上学，晚到则反之。这样也缓解了拥挤的交通，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
（编辑/范朝文）
11个花朵一样的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4岁，就这样随着面包车坠入冰冷的水塘。每每发生这样的悲剧，总是让人心情难以平复。很多人可能会想到2011年的甘肃庆阳校车事故，以及在那之后的一系列法规健全上的进步。如今一年多过去了，改变的似乎只是纸上的法律——校车还是面包车，刚拿到驾照的园长做司机……《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没能阻止校车事故发生，没能保护得了花朵般的孩子。
回忆2011年甘肃庆阳校车事故发生后，在温家宝总理的直接过问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校车安全问题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随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顺利获得通过，中国的校车安全正式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应该说，《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亮点颇多，对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全、校车乘车安全等每一个环节都有比较详细和可操作的规定。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有多少得到了真正落实呢？
这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曾有媒体报道，《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虽然已于2012年4月5日公布施行，但是各地尚未制定实施细则，许多小学和幼儿园购买的新校车很难上牌，遭遇“办不了牌照无法取得校车标牌”的尴尬。如今又一个学期即将过去，不知道多少地方出台了实施细则？《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真正从纸上走下来了吗，学生安全上下学的权益因此得到更有力保护了吗？
如果不是像甘肃庆阳那样出了举国关注的重大事故，许多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也不愿意“停购公车买校车”；如果说把面包车换成安全的校车仍旧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校车司机“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和“年龄在25周岁以上、不超过60周岁”的规定总可以执行吧？在江西贵溪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同时也是幼儿园园长的周春娥拿到驾照不足一年，为什么也可以驾驶校车在路况本就很差的农村土路上奔驰？
现场目击者的痛苦回忆
发生事故的幼儿园名叫春蕾幼儿园，位于贵溪市滨江镇金法村委会湖彭家小组，有4个教学班，126名学生。村民徐友珍说，这辆面包车一直都是由园长周春娥驾驶，每天上午9时和下午5时她都会定时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尽管车辆限定为7座，但为了节省成本，只能让十几个孩子挤一辆车。
村民徐友珍哽咽着告诉记者，原本隔壁村的四个孩子是不会摊上这起车祸的，提前上车只为能有个座。原本他们离学校是最近的，每天上学出发的时间可以稍晚一点，等校车接完其他两个村子的孩子回来之后，顺带搭上。可是每次校车都挤满了人，只能站在车门旁边。孩子家长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每天早早起床，赶在园长周春娥驾驶的校车出发之前先上车，这样就能够坐到座位。
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上午8时，这4名孩子像平日一样提前坐上了校车。当校车接完邻村其他上学的孩子返回学校途经石童家村小组时，不幸发生了。“流岭村的4名孩子因为坐在最里面，被后上车的孩子们挤着出不来。”参与现场救援的家长名叫童辉兵，“我看见车体就快要被水淹没了，立刻跳入水中，当时车身上沿离水面只有10厘米的距离了。其中有个女老师在把车里面的孩子往外托，我就拼命地捞。”就在面包车彻底沉下去前的2分钟里，童辉兵和附近的居民一共捞起了6人，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女儿童贝莹。“因为我女儿最后上车，才得以救上来，被挤在里面的孩子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经过附近村民的共同抢救，1名司机、1名女教师以及4名儿童幸免于难。
事故发生后，死者卢雨的婶婶周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当日早上，当地气温零下1～2摄氏度，她在外面散步时听到吵闹声。
“当时水塘附近围了上百人”，周女士说，她看到很多村里人在水塘里捞东西，以为是谁家孩子掉下去了。但过了一会儿又捞出一个，又过了一会儿再捞出一个。水面上漂浮着孩子们的书包。当捞到第三个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对劲了，忙问周围人：“怎么那么多小孩子掉下去了啊？”周围人告诉她，幼儿园的面包车掉下去了。
周女士脑子一片空白，她的侄子也在车子上。周围不断有人在喊：“我儿子还没上来，我儿子还没上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打捞，消防公安开着车子也来了。“村里人一直捞了七八个，还是不见我家侄子。”周女士说，消防和公安来了后，开始把绳子绑在面包车上往岸边拉。
但快到岸边时，绳子突然断了，面包车随即又沉入水中。换了一根绳子，再往上拉，才最终拉上岸来。“拉上来车子里是空的，还是没有我家侄子。”这时候，消防队员开始抽水。两个多小时后，她的侄子找到了，最后一个。她说：“拉上来的时候，都冻硬了，脸都是青色的。”
当地村民童先生在得知自己的儿子遇难后，嘴里一直嘀咕着“一去就回不来了”。他儿子今年5岁，已在幼儿园上了两个学期。周女士还描述，事故车辆冲进的水塘，跟当地操场一样大。童先生说，“路边完全没有护栏”。
回忆起事发当日校车落水现场的一幕，45岁的张美英依旧忍不住流泪。她是第一个打电话报警的人，并亲眼目睹了面包车坠入水塘的全过程。
“当时我吓得腿发软，心里很着急。”张美英说，当时站在岸边的她恨不得自己会游泳，那样就可以跳进水塘去救自己的孙女。
童辉兵是唯一幸存的女孩童贝莹的父亲。据童回忆，“我当时赶到现场后，面包车还有一点没有沉下去，村子里的老人拖来一条小船，我划过去后，车里的老师把身边的童贝莹和童国微递了出来后，随后面包车就完全沉了下去。
一名遇难孩童的父亲童秋发告诉记者，“当我跳进水里救人时，车门里面反锁了打不开，玻璃怎么也敲不破。水又深又冰，当我爬上来时人都已经失去知觉了”。记者了解到，童秋发年仅3岁的儿子童宇翔是遇难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上的青壮年大部分在外打工，只剩一些老人和妇女。许多老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即使听到自己的孙子在叫喊着‘爷爷、奶奶……’，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等到后面赶到现场的青壮年村民下水救援”。
据交警部门现场勘测，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司机当时驾车速度较快，操作不当，为避开停放路旁的农用车而冲上沙堆，滑落水塘，发生事故。脱离生命危险的4名小孩目前仍在医院救治。
有钱赔偿家属，为何没钱买安全校车
悲剧发生后，当地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笔钱，给每个死亡儿童家庭赔偿48万元，“工作效率”不可谓不高。然而这种拿纳税人的钱保自己乌纱帽的做法，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若能把这些钱提前用于购置校车，在校车安全管理上投入更多精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大半年了，平日不能吸取之前校车事故的教训，等到出事了拿纳税人的钱来“灭火”，这样怎能令公众满意？校车安全管理需要坚持不懈地做好日常工作，孩子宝贵的生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拿钱来“摆平”的。
校车事故阴魂不散，一再轮回，一再刺痛人心。在校车事故发生前，当地对校车乃至学校的管理极为漠视，非法幼儿园、黑校车的猖獗与此紧密相关。事故发生后，经媒体报道成为舆论热点后，当地政府往往表现出甚为“重视”的一面，从上到下，批示的批示，救助的救助，处理的处理，做事效率之高前所未有。
事故发生没多久——恐怕还未超过24小时，当地镇政府就急匆匆地与死者家属签订协议，且一次性赔偿额度达48万元。这意味着，只要家属拿到这些钱，双方就算“两清”了。
跟此前的几起校车事故一样，赔偿都是四五十万元，无论是从处理效率还是赔偿额度，遇难学生家长大部分还能接受。问题是，倘若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个问题，一个7.5米长的大鼻子校车不过20多万元一辆，这些赔偿金若此前用来买校车，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倘若当地部门用处理校车事故的精力来管理幼儿园，不合格的幼儿园或许就不存在了……
这背后有太多的“或许”需要反思，有一点是肯定的，没钱买校车是个伪命题。如人大代表冯芳英所言，“校车的问题，不完全是财力投入的问题，而是责任心的问题，有没有对孩子生命的责任感，有没有尽到对教育投入的责任。”概而言之，这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责任的缺失是校车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几乎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逻辑”：校车事故发生后，媒体介入，发酵为公共事件，当地拿出能买几辆校车的钱“灭火”，迅速与遇难学生家属签订协议，息事宁人，以逃避舆论的指责与追责。此种逻辑揭示出，只有关系到官员的乌纱帽，他们才会认真重视。
不少地方宁愿事后用赔偿金来进行舆论公关，也不愿意事先将钱投入到管理中。这解释了缘何校车事故一再发生，血的教训一直没被汲取的原因。于是乎，形成了这样的奇特景象：办公楼华丽无比，领导用车颇为豪华，就是没钱、没心思用在教育上。
若要让有钱赔偿，没钱买校车的悲剧不再轮回，需要明确校车安全责任主体，将校车事故与官员的乌纱帼挂钩，对毫无责任感、生命感，只会赔偿了事的地方官员进行严厉的问责。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李泓冰教授曾说过：“一个社会的未来，必须由孩子的人生幸福来垫定，亏欠了孩子，就是亏欠民族的未来与国家的前途，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不负责任。”在校车安全上，官员们更该有责任意识。毕竟，懒政、不作为、空谈，将直接葬送孩子们的一切。
多少血的教训才能换来校车安全
悲剧无法假设，生命不可以从头再来。11个孩子，11个破碎的家庭。不敢想像孩子们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有过怎样的恐惧与挣扎，也难以承受那些失去孩子的为人父母者那绝望的眼神。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再一次发出这样的悲怆追问：校车悲剧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到底还需要多少血的教训，才能让一些人从麻木中醒来，让维护校车安全不再成为一句有口无心的“空谈”？
虽然，再多的诘问、反思与问责也无法挽回这些孩子的生命，但这不仅是向他们赎罪的一种方式，也是让“死亡校车”不再横行、让更多孩子得到安全庇护的惟一路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于2012年4月起施行，该条例规定，用于接送小学生、幼儿的专用校车不能满足需求的，在省级政府规定的过渡期限内，可以使用取得校车标牌的其他载客汽车。但是这个过渡期到底要多长，应该尽快予以明确。此外，尽管当地政府与死者家属迅速签订了交通事故协议，同意以现金形式一次性赔偿死亡赔偿金等一切费用共计人民币48万元整，但这代替不了对相关责任人的严肃处理，处理也不能“抓小放大”，以小虾米充数来应付公众舆论。
尤其是，这起校车悲剧再一次给了我们一种泣血警示：在校车安全问题上来不得半点机会主义和形式主义。亏欠了孩子，就是亏欠民族的未来与国家的前途。如果人心还不曾坚硬，如果我们能拒绝遗忘，如果这11条生命还能像针锥一样扎痛监管者的神经，校车安全，就有望不再是一个让人感到无助、无力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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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级政府共同管理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教育法规定强制性的乘校车上学制度。美国的校车制度非常严格，包括校车的制造标准、驾驶人的筛选、交通优先规则等多个方面。美国运输部近年来颁布了36项用于校车的安全标准，包括校车车体结构、防倾覆保护、制动装置等。校车服务由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共同管理。联邦政府和各州为校车制定的法律法规，总共有500项之多。同时，各州每年都要开会，专门就校车问题进行讨论，每5年开一次全国性会议。
英国：成立校车委员会
英国政府于2009年颁布了《校车（安全）法》。内阁大臣指定5个人组成“校车委员会”，监控并上报该法案的执行效果，委员会定期向内阁大臣汇报，内容须包括当年与校车有关的交通事故数据、事故发生原因、受伤及遇难人数等。内阁大臣向委员会支付后者在履行职责时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及执行该法案产生的所有费用最终都由议会提供。
日本：地方教委管理监督
日本校车经营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由地方政府购买车辆作为专门的校车使用，并招聘校车司机；二是地方政府或学校与交通公司签订合同，将接送学生的任务委托给对方。不管哪一种经营模式。校车司机和受委托的交通公司都要接受地方教育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由于70%的孩子需要乘校车上学，而有的幼儿园只有一辆校车，因此只能打时间差——将校车分成三条路线，轮流接送。早到的孩子早上学，晚到则反之。这样也缓解了拥挤的交通，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
（编辑/范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