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很严峻，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比如人工智能、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一套政策和措施。
　　我开出的“处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应该如何制订正确的政策，比如正确的监管政策、投资政策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等。
　　我强调的监管政策一方面针对环境问题，因为市场自己不会保护环境，我们需要法律法规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的监管政策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市场天生就不是竞争性的，公司非常喜欢垄断，因为这样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必须对垄断的力量进行限制，这也是美国过去107年的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需要监管的还包括对市场力量的“美化”，因其经常会走向对政治力量的“美化”。游戏规则的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你在读经济学课本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比如公司治理规则，CEO的权力如何规定、决策如何作出、员工是否真的在公司决策过程中拥有发言权等；又比如破产后谁会得到补偿等。法律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不仅决定经济体的效率，而且决定社会分配的公平性。
　　“处方”的第二部分，是如何能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过上真正富裕的生活。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一直在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效果非常显著，但仍然任重道远。在美国，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在50年前就已经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但是现在意识到这种基本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对很多公民来说已经越来越遙远。例如，住房、子女教育、退休金和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对大多数人来说，本就不应该是不合理的期望，然而现在却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美国是比较富裕的，但很多公民依然十分贫穷，而很多比美国贫穷的社会都已经能够为他们的人民提供这些保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给出了不同的建议，比如可以让私有市场来提供医疗保险，同时政府也提供医疗保险，这样就增加了竞争。如果市场能提供更好的选择，那很好；如果市场不能，人民也可以有其他选择。在抵押贷款和退休基金方面都可以这样做。我希望能拓展更多的工具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再比如，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之后，很多政府承诺要给每个能工作并愿意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工作。美国当时也通过了《完全就业法案》，但从1948年以来，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兑现自己的诺言，很多能工作也想工作的人得不到工作。对此，我给政府的建议是，如果通过其他工具比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市场仍然不能提供就业机会，政府就应该为兑现就业承诺而出手。
　　我们要始终记得多让市场去发挥作用，以市场为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有局限性。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时，政府就有义务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