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王国故事稠———尖扎钩沉

　　位于尖扎县国家大型水利工程李家峡水电站附近的坎布拉镇上下李家村及康杨镇若干村庄，是历史上明清两朝的三个百户屯田区。早就听说康杨镇城上村保存着一部何氏祖传家谱，只是久未谋面。今年仲夏时节，我专程赶往该村，参拜了那个向往已久的“故人”。因个人所好，我曾探究过几个家谱，对其闪现的历史价值有着格外的关注。因为家及家族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细胞，其中的结构、功能及传统、习俗等等，就如一个独立的社区和特殊的王国。有时候一个家族的命运和历史就是一个王国的命运和历史。因此家谱其实就是一种特别的脉络影像，那里珍藏着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根基，寄存着一个群体经历的岁月、生命和血脉流转的故事。故而，它会唤起我们的记忆神经、存在之感，使我们清晰地倾听到祖先的脚步声，看到一代一代生命的顺承和绵延。
　　天下之人皆有本源，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家谱果真是天覆地载、沧海桑田的历史见证。这里排列着一代代何氏先人的姓名、生卒、葬地、事迹、婚姻、播徙的历程以及祖辈艰苦创业、生产生活的概貌，甚至还涉及到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变迁，将现代的我们与昔日的先人和遥远的过去连接起来。
　　该家谱起始时间为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终止时间为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后又补记至今，共计10代，约230余年。谱中表明来此定居的一世公何朝凤祖籍地为陕西兰州府皋兰县东岗镇，因“在川陕军营出征有功，补授甘肃西宁属康家寨堡额外外委”之职。额外外委是清代官员九品十八级中最低级的武官职务，属于从九品，估计相当于现在的副连级。这个职务一般从有战功的普通士兵中拔擢而来。从这些情况分析我原先作出的康杨何家来自河州及与河州何氏有关系的判断是不准确的。河州（今临夏）何家众多，遍布各地，除临夏县外，东乡县的何阎家、永靖县的何家堡等均有大批何氏家族，尤其何铭———何晋一脉，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为河州名门望族。何铭———何晋一脉十四、五代，其族人深得元明清三朝信任，曾授予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吐蕃宣慰都元帅、河州卫指挥同知等职务统管河州土务，准予世袭；其后裔中产生不少安定地方、彪炳史册的显赫人物，直到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以后，改土归流，何家570余年的土司统治才告结束，其部族中的何氏流布甘肃各地（当时青海属甘肃管辖）。
　　城上村何氏家族祖籍地在兰州之前，来自何处，家谱中说“不明悉”，它与河州何家有无瓜葛也不清楚。虽然城上何家可能不属于名门望族，但在康家营无疑是头面人物，而且何殿元等何氏族人立谱时所请的谱序人员个个是当时青海一带的儒雅之士、精英分子，其中也不乏高级官吏。如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湟中郡士李保学在康家官舍作的序，同治甲子岁（公元1864年）湟中星海氏的序，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甘肃西宁镇标后营守备李生辰的序，以及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进士碾邑儒学唐桂年的序。这些序文有的属颜体，端正厚重，有的是欧体，工整清秀，有的则具魏碑法度，沉着豪放，不要说其缅怀先人、褒扬子孙的序文内容，光是这几篇质朴自然、刚健雄强的序文书法，也能看出谱序者的学识、资历……，尤其是西宁镇标后营守备李生辰，其职为正五品武官（守备，清绿营统兵官，秩正五品，次于都司，分领营兵，掌营务粮饷）。据资料，西宁镇标为驻军编制名。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西宁设镇，置总兵1员。总兵直接统辖的兵力称“标”，西宁镇标又设前、后、中、左、右5个营。而西宁镇标后营，为西宁镇总兵官直接统辖的标兵五营之一，驻西宁城垣。营首长初为游击（从三品），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改为都司（正四品）。中军为守备，有营千总（六品）两员，把总（七品）4员，原额兵800名，马六步四。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实力派人物能为一个低微官员修谱写序值得钦佩，而且文中盛赞何氏先辈的军功劳绩，褒扬同辈何氏的正直品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实为罕见。实际上这个家谱的序文的价值更甚于牒谱的传承记载。
　　告别家谱，我们来到城上村几处残留的城墙之下。“城上”这个村名所透露出来的城之信息，也只有这些黄土夯筑的残垣断壁了。城内昔日官府的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不见踪迹，满眼尽是高低错落的农家庄廓。唯一让人引起遐想的是几段高大的土墙和一座破旧的老庙———九天玄女庙以及庙里的两件文物和一棵古老的槐树，似乎向人们诉说着那些沧桑往事和变幻风云。
　　这座九天玄女（女娲）庙，修建于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毁于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929年至1932年）兵燹之灾。现有的3间殿堂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在原址上重建的，距今有80年的历史。而比这更老的是殿前的一棵槐树，系建庙初期栽种，距今有270余年的树龄。在民国时期兵祸乱世年间烧毁一半的这棵老槐，经过七八十年的自然疗伤，现已基本愈合，长势旺盛。经村民介绍，我还察看了庙里的两件东西，一件是放在供桌上的属于钟罄之类的生铁器物，刻有“大清道光贰拾九年”字样；一件是扔在殿堂西侧的镇石兼神位之类的祠堂用物，标有“大清咸丰八年”字样。这些算是城上村乃至康扬镇有价值的一些文化遗产和历史见证了。
　　据考证，康杨镇城上村遗址为康家新城所在地，系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杨应琚任西宁府佥事时所修。该城“周回一百二十丈，高二丈二尺，顶宽七尺，根宽一丈四尺；设南门一；翌年（公元1740年）竣工，設千总一员，马步兵60名”。此后为生产、生活及军事之需，“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经佥事杨应琚、知府申梦玺、康家千总柴玉隆、归德（即贵德）千总李滋宏议请，在康家新城北黄河渡口设官船一只，以济往来；“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归德（即贵德）所康、杨、李三屯寨民，自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来，共开垦水地8顷37亩”。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归德所增设义学六所，其中康家寨一所。至于当地人口发展状况，《贵德县志》（清代版本）载，“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东乡康杨李三屯百姓人丁一千二百九十六”。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甘肃西宁贵德厅地理调查表》中关于尖扎康杨李家户数、人口如下：

　　这是康家新城建立以来清代170余年间康杨李三屯寨的大略情况。实际上康家旧城早在明初就已建立。“城上村”（藏语称卡日托合，为当地所说加夏仓三寨子之一）因其建立在今康杨镇所在地的康家旧城（藏语称敦那城）上部而得名。康家旧城创建的具体年代未见详载，估计在1380年前后。考诸史籍，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在河州以西在今贵德至循化之间的黄河及其支流隆务河谷地带，正式形成10个屯田屯寨（史称河西十屯），这10个屯寨分别是贵德莫渠沟一带的王屯、周屯、刘屯（即今贵德县河西镇的上刘屯村、下刘屯村，常牧镇所在地周屯村，河东乡的王屯村），尖扎康杨等地区的康屯、杨屯、李屯，同仁保安等地区的吴屯、李屯、季屯、脱屯。大约在此时或稍前就建立了康屯堡（即康家旧城）为主的上下杨家、李家（当地藏语称牙卡日、玛卡日）等数座屯堡。有关文献还零零碎碎记载着康家新城建立前康家寨的一些情况。如“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原临洮总兵改驻西宁城，改称西宁镇总兵，康家寨设营驻兵，有步战兵40人、马战兵40人”；“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在康家寨汛设千总一员，带兵巡防，防区内有革初东塘、李家峡墩塘、洞口墩塘。”等等。
　　目前城上村，据该村支书何生连讲，有114户，何姓6户，传说祖上来自南京竹子巷（约珠矶、竹屐、猪市等谐音），其党家亲戚主要在平安柳湾上红庄，那儿有何家约100余户；贵德河西镇有几户，住在街道。康杨李三屯寨后裔现在的总体分布情形是：康家寨系统1000户，有城上村、崖湾村、巷道村、沙力木村、宗子拉村（后三村兼说土语康家话）5个村庄；杨家寨系统1000户，有上庄村、寺门村、东门村、河滩村、西么拉村、尕么唐村6个村庄；李家寨系统840户，有上李家村、下李家村两个村庄。关于这些人的来源，尤其该地何家等汉族的来源，大多建立在一个普遍流传的老说法———洪武年间由南京迁来（这个绝大多数青海汉族自以为是的观点），看来有些牵强附会。（实际上据我看相当一部分来自山陕或陕甘而非江淮）。但移居到此的时间约为明初的口碑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康杨李三地的名称始于明初是有确凿根据的。据《贵德县志稿》载，“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于河州拨民四十八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又于河州拨世袭百户王源、周鉴、刘庆三人，各携眷口赴贵德守御城池。又东乡康泰、杨鸾、李钊三屯（都是河州卫中左千户所的正式军屯）百姓，原系土（指土著、当地居民之意），整屯迁至贵德（此指今尖扎康家、杨家、李家等地）开垦屯田。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康杨李三屯编入民籍，收获麦豆，纳粮完草”。
　　尖扎康杨李等黄河沿岸一带，历史上就是众多民族和部族繁衍生息、迁徙、融合、发展的地方，也是中央政府派兵屯戍和开发农业的“耕战之地”，因而上千年来不断有屯垦、驻军和行政设置。但其年代久远，大都被历史的气温蒸发、风干或溶化、纳新，其少数留居于此的军民，也逐渐融入早先世居的民族之中，只是明清以后的居民才以本民族的身份存留下来（有些已发生重大嬗变，且越往后这种同化性嬗变越在加速度进行）。如据《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考证，早在南北朝时期北周政权曾在康杨簸箕湾一带设置达化郡府、隋唐时期的廓州、浇河郡、洮阳郡也曾先后经略此地，公元750—770年左右在康杨建立“黄川城”（又说在贵德），在马克唐设黄沙戍驻军。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卷》，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刘仲武知西宁州，曾在李家峡口一带造溪哥桥及两岸桥头堡，在溪哥城（今贵德河阴）设积石军，下置三堡，临松堡在今坎布拉境内。如今这些隋堡宋桥除了一些剥蚀的土墙、破碎的砖瓦之类，几乎荡然无存，就连100年前的二郎庙、关帝庙也已改宗，而供人们凭吊的主要是一些明清的土墙、民国的寺庙和那些“夹河列屯”者的“隐隐田亩”，以及散布其间的“漫道”“荒冢”。这也显示出明清两代屯垦戍边对这里的人口、文化及农业生产的深刻影响。我们知道元明两代掀起了我国历史上规模宏大、成效显著的移民屯田活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多有涉及。当时朝廷以“移民天下，富国强兵”作为首要国策，尤以洪武永乐两朝为甚，延时长达50年之久，涉及812个姓氏，其中以山西移民最多。当时的山西地瘠民贫，人地矛盾突出，有600多万人口。因而朝廷力主向中原、江南、西部移民；中原大地、山东江南、云贵高原不仅有移民，3000里外的甘肃也有移民。朝廷颁诏5年内从山西移民300万，每年移民60万。当时规定凡迁移者给银20两、给地15亩，每人合粮100斤，免征赋税3年。而人口比较集中的洪洞县曾限令迁移者3日内按时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相传按当时风俗，乔居千里之外的人，都在大槐树下集中，以碎锅分片为证，作为日后团圆之物）。那首流传于世的歌谣就是那个时代的形象写照吧：“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子孙繁衍数不清……”“乡愁的歌呀，寻路的梦，片片落叶是史书……”
　　当时的人们重土难迁，不愿背井离乡，故而不时发生绳捆索绑、刀剑相逼的事件。“军爷给我解解手”，甘青等地的人们将去茅厕俗称“解手”的口语大概来源于此；很多地方修关帝庙、供关老爷的习惯，也可能与这些繁衍各地的山西人有关。我之所以插进这样一个片段，是因为我浏览过的若干青海人的家谱明明写着祖籍来自山西或者陕甘，有些细细追溯起来也不是一步到位，先是在秦州（天水）、河州（临夏）、兰州停留一段时间，甚至数代，然后才进入青海的，而家谱的主人们却异口同声地说是从南京来的。我想人们郑重其事的白字黑字总比那些人云亦云的飘渺传说要科学得多。尖扎城上村的何氏家谱与口耳传说就是这样。
　　在一篇篇家谱的万卷王国里、在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文字间，何氏家族、城上村及康杨李的先民们穿越岁月的洪流一浪一浪向我滚滚涌来，定神凝视间我体会到历代世家大族、文人雅士为何那样热衷于修续家谱，它既蕴含着尊祖敬宗、继志述事的情怀，也是处于垂范后世、庇荫子孙的期望啊！正如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在《霜冷长河》这部随笔里关于家谱的一段议论：“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代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在看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有鉴于此我想起有关康杨及尖扎的几位古今文人和他们的文章。一个是古人杨应琚。他在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两任西宁道的15年间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至五年，修建了对尖扎有重大影响的康家新城，不仅巩固了明初以来康杨李三屯四百余年的屯田成果，而且为清政府有效治理和开发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人不仅对康杨，对青海乃至西北地区有过历史性贡献。他在任甘肃西宁道期间，在丹噶尔城（今湟源）设县佐，将属临洮府的贵德所改隶西宁府，新设巴燕戎格（今化隆）抚番厅，大通卫署移驻白塔城，改变了西宁“一线东通，三面外暴”的孤悬形势。还自河拉库托（今湟源县哈城）至甘都堂（今化隆县甘都）修筑9座营堡，构成西宁南线军事屏障。后在陕甘总督任上，奏请设置大通县、循化厅、贵德县丞，确定了西宁地区行政设置的基本规模。在他的建议下，陕甘总督移居兰州，四川另设总督，新疆南北路各设官治理，河西走廊西端卫镇改为县，设安西府统辖，奠定了西北封疆官员的基本格局。同时他兴办教育，捐资建立贡院，创建书院、社学，提倡种树务农、设官开田。为巩固西北边疆，他筹划组织了新疆、肃州屯田，军屯、民屯、回屯、流屯同时实行，几年内垦荒兴田20萬亩。因经略新疆功绩，擢为甘肃、山东巡抚、河东河道、两广、闽浙总督，拜一品东阁大学士。史载杨公不仅廉洁守节，百事亲躬，兴利除弊，竭力尽责。而且学识并裕，文武兼资，博学多才，勤于著述。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修成48万字、40卷的《西宁府新志》。该志资料丰富，考证严谨，论续精详、文字古雅，是青海地方史料中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我国地方史志中的精品良作。另外两个人是当代人井石、王化平。作家井石（原名孙胜年）是长篇小说《麻尼台》《金梦劫》的作者，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他10年前写的名为《发现康杨》的纪实文章，饶有兴致地叙述了尖扎康杨一带的历史底蕴、文化遗存及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展望了康杨良好的发展前景。曾任黄南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的王化平在七八年前发表的《历史上青海沿黄地区的开发》等论文，以学者的视觉探讨了尖扎康杨等青海沿黄地区历史上的农业开发及其战略意义。其人率直刚毅，颇具才干，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在黄南充分施展才能，但他在申报成立热贡文化生态区这件大事中功不可没。 　　许多年过去了，有关尖扎的事情一一淡忘，而这几篇文章及几位文人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就如这部古旧的家谱，浮在眼前，挥之不去。这不就是文化的力量吗？

尖扎藏族部落与“尖扎嘛呢”

　　位于海东市化隆县昂思多乡的“尖扎嘛呢”，又称“尖扎嘛呢经堂”或“尖扎嘛呢康”，自古是黄河两岸尖扎藏族部落共同朝拜的宗教名胜。最早由“尖扎十二部落”共同供奉，后因黄河天险的阻隔和行政区划的影响，使两岸藏族的宗教活动和联系交流受到一定限制，但两岸群众的文化心理和宗教联系一直绵延至今。
　　一、历史上黄河两岸的尖扎藏族部落
　　据史料记载，尖扎地区原为西羌驻牧地域；十六国时，吐谷浑入据；唐代尖扎地区大部分时间由吐蕃占领，尖扎藏族先民开始聚集。相传，吐蕃赤松德赞时期有一个叫噶叶西的官员统治十八察钦之一的尖扎藏族先民，其古代的领地为现在的尖扎县（藏语称“尖扎斯布达”，即黄河阴面尖扎之意）和现在化隆县的西部一带（藏语称“尖扎宁达”，即黄河阳面尖扎之意）。其子分领尖扎藏族各部，子之属民成为后来两岸尖扎各部落的雏形。
　　（一）“尖扎斯布达”（黄河阴面尖扎）的藏族部落
　　有关尖扎藏族部落的情况，汉文史书最早见于元末明初，时有占咂族或加咂族等，“为一大族，内分二十四族，有万户之称”（这个数字当包括两岸尖扎藏族）。明初加咂族系黄河以南“茶馬互市”二十一族之一的纳马族分，时属贵德所管辖，今尖扎地区有藏族：加咂族、火兰族、尕藏族、川藏族、儿尔加、乞加加、失加右、火尔藏族、吉咂族、尕加尔加、使哈族等（都藏、前藏、霍尔、尖扎、措加、贾加、多加、茨卡等称谓沿用至今）。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统计，河州必里卫藏族二十九族之一的“加咂族男妇五百余名口”。
　　有清一代，关于尖扎藏族部落共记载有8大族。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西宁办事大臣文孚统计贵德厅所管的今尖扎地区藏族有：坎布拉族，共二百零一户；思昂拉族，六十四户；多加族，二十三户；陆哇族，十五户；什加家族，七十户；灭陆族，十七户；国巴族，二十八户；赞咱塘族，二十户（这也许包括黄河北岸即阳面的尖扎藏族部落，因民间传说昔日尖扎有八大部落，其中四个部落在南岸、四个部落在北岸，大约说的是这个时期的分布情况）。
　　其中昂拉族是一个大族，在明代就有思囊拉族的称谓。明万历年间（公元1600年前后）思囊拉族有囊拉庄、别咱庄、洛果庄、必波车庄、波素庄、牙莫庄、阿弄勒等七庄。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记载，昂拉族下辖：杨弄、右弄、录弄、铁哇、合尔哇、东什、当水、石乃亥等八小族，这大概是解放前昂拉八庄的雏形。
　　至解放前后，今尖扎地区有昂拉、还莫卡、坎卜拉、多加、尕普后、德钦寺塔娃、直岗拉卡7个部落，共2770户，约13200余人（现约有34000人）。历史上这一地区，曾号称万户，传说有一个相当于昂索的世俗首领万户长，即夏藏万户（加让千户祖先），但只是民间口碑，未见史书记载。其统治区域未达尖扎全境，只在今加让以上部分。历史上该地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教首领，即“白佛爷”（察罕诺们汗），他的势力不仅覆盖现今尖扎一带，而且也覆盖黄河北岸（黄河阳面尖扎部落）现今化隆西部等地。
　　（二）“尖扎宁达”（黄河阳面尖扎）的藏族部落
　　关于黄河北岸即阳面的尖扎藏族，指今分布在化隆德恒隆、沙连堡、群科和昂思多等几个乡镇即昂思多沟以下、安答其哈村以上的沿黄地区的藏族部落。据有关史料，元朝把全国藏族地区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藏族地区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在甘肃河州），管辖青海一带的藏族事务。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2年），今化隆群科等地属宣慰使司贵德州管辖。可见这时候，在行政区划上两岸尖扎藏族同属贵德管辖。明朝时期，今化隆加合、巴燕、甘都以西属西宁卫管辖，内有29族占咂族，应当包括现今黄河南面原尖扎地区藏族部落，也说明这个时期两岸尖扎藏族同属一个行政区域，官方还未以河为界分治。清初仍沿明制，黄河北岸的尖扎藏族仍归西宁府西宁县管辖。
　　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经西宁道佥事杨应琚两次请求，划出碾伯南山后藏民12族及西宁南山后藏民16族，在今化隆巴燕镇设巴燕戎格抚番厅。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新设巴燕戎格抚番厅，治在东南一百八十里，东至杏儿沟碾伯县界一百三十里，西至郭密西宁县界二百六十里，南至黄河沿白什扎贵德所界六十里，北至克欠山顶碾伯县界五十里，西南至亦杂石黄河沿贵德所界二百二十里，西北至白思观牙壑西宁县界八十五里”。可见，从这时候起黄河两岸尖扎藏族部落已分属不同行政区域（黄河南岸的现今尖扎一带清代、民国时代一直由贵德方面管辖）。这时候，在黄河北岸即阳面生活的尖扎藏族部落约四五个，划在巴燕（化隆）境内16个藏族部落中的上10族之中，其情形是“囊思多族，在厅城东南一百六十里，相连多巴族，共二百四十三户；多巴族，在厅城东南一百六十里，相连舍仁布具族，共一百三十九户；舍仁布具族，在厅城东南一百八十里，相连安达池哈族，共一百三十四户；安达池哈族，在厅东南一百八十里，相连思那加族，共一十九户；思那加族，在厅东南二百二十里，相连喀咱工哇族，共一百三十六户；黑城子加贺尔庄族，在厅东南一百八十里，相连巴燕戎，共一百九十二户”。黄河阳面（北岸）的原属尖扎藏族部落，后来变化较大，有些已皈依伊斯兰教，多与汉回族杂居，主要分布在今化隆牙什尕、昂思多、群科、安达池哈、卡岗等措哇之中。解放初约有1000多户，6000余人（现估计有19000人）。历史上这一地区藏族部落中，传说曾产生过一个叫阿乙亥的世俗首领，一度曾统治化隆全境的藏族部落。其长子为化隆地区两个昂索（相当于万户）之一的阿加昂索，领有自旱地德恒隆起亥昂、加藏村起至水地安达池哈所属各村，此大概是尖扎民间所说的安达其哈昂索（其后裔为历代舍仁百户）。但他的势力仅限于被称为尖扎宁达的黄河北岸有关部落，从未伸至黄河南岸的现今尖扎一带。 　　（三）两岸藏族的部落渊源与宗教关系
　　由于人口迁徒流动、古今地名的嬗变等原因，黄河两岸原尖扎藏族部落的居住境域及人口状况变化巨大，有些部落已迁徙他乡，有些名称已无法确认。但究其渊源有三点是肯定的。首先历史上的羌、鲜卑、吐蕃逐渐融合，至清代逐步发展形成了近代民族藏族，这个大范围史学界是公认的。其次，唐蕃时期，吐蕃派往安多一带的部分军士后裔，是形成今尖扎、化隆两地藏族的主要成分（据考证，尖扎地区的藏族先民，大多系吐蕃戍边将士的后裔；藏族学者才旦夏茸在《丹斗寺志》《喇钦贡巴饶赛传》等文章中也说：化隆地区的藏族源于吐蕃将领的后裔）。再次，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黄河两岸原属尖扎藏族的部落大都来源于今尖扎县尖扎滩地区。《尖扎嘛呢经堂志》云，“当地（大概指昂思多等地）称作“尖扎十二部落”的藏族，来自今尖扎县尖扎滩牧区”。因此两岸从部落渊源上来说属同宗同脉。
　　在宗教信仰习惯和寺院领属关系上，虽然由于交通、境域等客观因素，历史上黄河南岸现尖扎地区的佛教寺院多系德钦寺属寺，而黄河北岸现属化隆地区的佛教寺院多系夏琼寺属寺，但黄河北岸的宗教活动仍受到南岸的强烈辐射和影响，其间可能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和寺院势力的消长，一度有所减弱，但自清雍正年间（公元1725年）划旗定界后，德钦寺拉茂三世活佛夏茸尕布受封为“察汗诺们汗”一等台吉大喇嘛，成为贵南、同德西部、贵德南部、尖扎、泽库、化隆西部以及海晏地区的政教双重统治者时，两地在行政管理上又趋紧密，德钦寺在宗教上的领属关系显著强化，黄河北岸的宗教活动几乎和南岸的藏族部落一样受到德钦寺的统领和夏茸尕布活佛的主导，這也是“尖扎嘛呢”由两地共同供奉，以往“尖扎嘛呢”法会，今尖扎县群众倾力参与的重要原由。
　　二、“尖扎嘛呢”是两岸尖扎藏族一致供奉的胜地
　　位于化隆县西北部昂思多乡政府所在地的“尖扎嘛呢”，又称“尖扎嘛呢经堂”是黄河两岸原属尖扎藏族部落的两地藏族共同供奉的著名宗教胜地。它始建于1377年，由宗喀巴大师和启蒙老师曲结顿珠仁钦以及嘛呢班智达活佛共同创建，至今有580年的历史。因寺内装有高僧用过的圣物及借水力推转的大经筒而驰名三大藏区。据《尖扎嘛呢经堂志》记述，“尖扎嘛呢”是由源自今尖扎县尖扎滩牧区的原“尖扎十二部落”（藏语称“索慢江喜日措哇居尼”）共同支持，以夏琼寺的创建者曲结顿珠仁钦向彼等赠赐的他使用过的一个镶银嘛呢轮为装藏圣物，在今尖扎嘛呢康上部制成一个大型嘛呢转轮，以水为动力推转，称作“尖扎嘛呢曲科钦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公元1876———1933）时期，由夏琼寺德央活佛和当地部落头人罗桑主持，搬迁“尖扎嘛呢曲科钦莫”到现址，建成一座经堂，分上下两层共7间。1958年经堂及嘛呢转轮均被拆除，1980年重新开放。开放后修复经堂一排5间，为汉式阁楼式建筑。第一间供有天祝县信徒所立嘛呢转轮；第二间塑有释迦牟尼、宗喀巴和九世班禅药泥像；第三间为经堂中心，供有当地十二族群众以顿珠仁钦的嘛呢转轮为装藏物所立的大型嘛呢转轮；第四间塑有“师君三尊”的静命堪布、莲花生大师和法王赤松德赞的药泥像；第五间供有该寺益西所立的嘛呢转轮。经堂内数支嘛呢转轮，皆从殿后引水入殿，以水力带转皮带使嘛呢日夜不停。此水经殿堂流出，朝拜者以为圣水，皆汲取饮用，或洗头面，相传可以明目，有益健康。
　　历史悠久的“尖扎嘛呢经堂”原来每年举行两次“嘛呢会”，一次在农历五月初四至十一日，一次在农历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后来只在农历五月（五月初五至初十）举行法会一次。“尖扎嘛呢会”是黄河两岸尖扎藏族的一个大型传统庙会，它由最初纪念宗喀巴大师的诵经法会演变而来。昔日，在历时五天的法会活动中，尖扎、化隆、同仁、循化、贵德、乐都、湟中等县的各族群众，特别是藏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尖扎嘛呢”附近的化隆昂思多河滩，朝拜佛像，转嘛呢经筒，参加以此形成的商贸集会和民歌比赛。尤其是现今尖扎一带的藏族将此视为自己神圣的民族传统节日，争先恐后涌跃前往，许多民歌手也一亮歌喉，以获得“尖扎嘛呢会的勒哇（歌手）”的赞誉为荣。活动期间商家云集、歌手荟萃，十分热闹，故而，改革开放以来，尖扎嘛呢会，往往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群众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当初它的发起者、组织者乃至参与者无疑是原尖扎藏族部落。
　　“尖扎嘛呢经堂”与附近被统称为“索慢江喜山区三寺”的尕吾寺、德加寺、知隆寺联系密切，嘛呢会期间，四寺僧众齐集“经堂”，诵经祈祷，同举法事。究其来历，此三寺也是与“尖扎嘛呢”所在部落昂思多措哇关系很近的原“尖扎十二部落”寺庙。其尕吾寺位于化隆县昂思多乡正南4公里的尕吾村，夏琼寺东傍；德加寺位于今化隆县德加乡“尖扎沟脑”的德加村北；知隆寺，藏语称“尖扎知隆具喜吉祥法洲”，寺主即创建者系尖扎堪布的历代转世，称作“尖扎佛”或“尖扎夏茸”，其二世名阿旺克珠嘉措，清时受封为“堪布呼图克图”，在原“尖扎十二部落”中有较大影响。
　　综上可见，“尖扎嘛呢”是原“尖扎十二部落”的固有圣地，“尖扎嘛呢会”是两岸尖扎藏族的传统盛会。

历史上的德钦寺与古雷（鲁）寺

　　在尖扎县，当地藏族民间有“先有古雷（鲁）寺，后有德钦寺”的说法，历史上德钦寺与古雷寺关系十分密切，不仅法脉同源，而且相生共荣，堪称藏传佛教寺庙团结和睦的典范，究其二寺关系，可用一句话简略概括：古雷寺既是德钦寺的母寺，也是德钦寺的属寺。
　　一、古雷寺是德钦寺的母寺，二者的创建背景总有蒙古首领的影子
　　古雷寺藏语称“玛古雷南杰林”，意为“黄河之滨的古雷尊胜洲”，位于尖扎县城5公里处的马克堂镇解放村。传说古雷寺最初为蒙古包寺院。关于古雷寺正式创建年代，史书记载不一。第一世夏日仓噶丹嘉措于1652年写成的《教派史》中记载，古雷寺由拉茂·罗哲嘉措始建于藏历火狗年，即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第悉桑杰嘉措的《黄琉璃》则云由罗哲嘉措建于藏历土虎年，即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噶丹嘉措曾是二世拉茂的老师，他的驻锡地与古雷寺很近，且他的撰书年代与创建古雷寺的年代也很近，故世人多尊从前说。说到古雷寺的创建我们必然要请出一位历史人物，即古雷寺的创建者———二世拉茂·罗哲嘉措。拉茂·罗哲嘉措（公元1610———1659年），即第一世拉茂活佛措尼嘉措的转世，为土默特蒙古首领火洛赤之子，由四世班禅认定，曾求学于四世班禅和隆务寺的曲哇活佛、第一世夏日仓等。早年常住阿哇寺（即阿嘎尔绛曲林寺）或洛多杰扎寺。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他在僧人丹麻曲结鄂色扎廿的协助下，创建了坐南朝北、背山面河（黄河）的古雷寺，并委托鄂色扎西为首任堪布，聚集僧众300余人。该寺在历史上和蒙古部落首领关系密切。拉茂·罗哲嘉措因调解喀尔喀和厄鲁特蒙古部落之间的纠纷有功，而得到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实汗和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洪台吉的赏识，并奉其为上师，划今化隆县境内的角扎、格许等许多领地和属民归他管辖。1659年，拉茂·罗哲嘉措圆寂于古雷寺。 　　据史料记载，古雷寺原设有显宗学院和时轮学院，三世拉茂·阿旺罗桑丹贝坚赞（公元1660———1728年）建成德钦寺前，古雷寺是拉茂佛的主要驻锡地。1682年三世拉茂活佛建成德钦寺后，古雷寺的显宗学院遂迁入德钦寺。古雷寺系德钦寺的母寺，德钦寺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到古雷寺举行跳欠活动，两寺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约在古雷寺建立后的40年左右，创建了闻名遐尔的德欽寺。德钦寺的创建者是著名的三世拉茂活佛。三世拉茂·阿旺罗桑丹贝坚赞，出生于今尖扎马克堂。《安多政权教史》中有一段关于其传奇式身世的记载：当他投胎之后，不论尊卑贵贱，一到他家帐房里，就觉得森严畏怖，而且人们还看到雪一落在他家的帐房顶上，就立即消融的稀奇景象。当他降生之际，他母亲眼前显出了这样的幻想：一位自称班禅的喇嘛，将禅杖头对着她说：“你将此杖抓住”，就在说话的刹那间降生了他。他一出生就睁开了双眼，望着人们。后来他家请了一位会观相的汉人，给这位灵童观相。观相人留下神奇预言说：“这位童子若留在家中，将来要成为一位大官，若出家为僧，定会成为一位大活佛”。五世达赖喇嘛和拉茂垂仲认定他是上一世拉茂洛哲嘉措的转世灵童。他在丹喜仓尊者座前出家。
　　三世拉茂活佛曾学经于哲蚌寺郭莽扎仓，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从西藏返回后，以蒙古部落首领岱青昂索为施主，征收贵南茫拉川、沙沟及同德县境内巴曲河流域以东、化隆巴燕以西广大地区的僧税。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建成德钦寺，并从古雷寺迁来显宗学院。
　　这里提到的火落赤和岱青昂索均为当时称雄青海一带的蒙古首领。火落赤（诺颜）是明代青海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为达延汗之子阿尔苏博罗特之孙，长期驻牧于青海湖东，俺答汗（万户）统治青海蒙古的得力助手。俺答汗三次来青，扯力克和三娘子入青，达赖喇嘛进出青海，均由他主持。他曾先后两次担任入藏迎佛使者，参与俺答汗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会谈。俺答汗1578年东返内蒙，火落赤与俺答汗子丙兔共同统辖青海蒙古，成为当时青海蒙古最有权势的人。他在俺答汗走后十年，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从环湖地区渡河占据捏工川（今甘南北部、黄南一带），成为该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也是该地区新兴教团黄帽派的一大施主。而岱青昂索是河南蒙古一世亲王察汗丹津（自号岱青和硕齐），因他父亲博硕克图济农（又称济农王，系固始汗之孙）于1652年来到黄河南部地区时，将很早就驻牧于黄河两岸的土默达尔吾部遗民及土默特火落赤部、永邵卜的余众全部并入自己的部族中。岱青和硕齐察罕丹津于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承袭黄河南部蒙古之长，今甘南、阿坝大部，黄南全部及循化、贵南、兴海、同德等地的蒙藏部落均在其旗下。他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提高在蒙藏僧俗各界中的政治地位，巩固和发展与格鲁派互为依存的统治势力，不仅在辖区内创建了著名的拉卜楞寺，而且对其领地及附近的许多藏传佛教寺庙的兴建给予了大力支持，德钦寺也是其中之一。
　　二、古雷寺是德钦寺的属寺，二寺寺主均为著名的夏茸尕布活佛
　　德钦寺是尖扎地区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历史上德钦寺属寺众多，传有40多座，据不完全统计，现尚存31座属寺，即今尖扎县的古雷寺、俄让寺、结什当寺、阿哇寺、桑主寺、拉日寺、宗囊寺、昂拉赛康寺、洛多杰扎寺、噶卡寺、尕布寺；今贵南县境内的塔秀寺、托勒寺、查那寺；今贵德县境内的荣一寺，铁瓦寺、拉扎寺、加毛寺、尼尔寺、加卜查寺、周屯寺、贡赛寺、香毛切寺、卷木寺、却毛寺；今化隆县境内的格许寺和若索寺；今海晏县境内的白佛寺和麻皮寺，今湟源县境内的福海寺等。在这些众多的属寺中，古雷寺与德钦寺的关系最为特殊，它既是属寺，又是母寺，而且两寺寺主均为历辈夏茸尕布活佛，尤其是三世拉茂夏茸尕布活佛在两寺建立及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自他开始赢得了“夏茸尕布”传承封号，正式建立了“察罕诺门汗”政教制度，确立了拉茂活佛在尖扎等地的僧团领袖地位。建成德钦寺之后，他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去北京朝觐，由清朝颁发“察汗诺们汗”诏书，并封为扎萨克喇嘛。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七世达赖来塔尔寺驻锡，三世拉茂为达赖喇嘛的受戒堪布和主要经师之一。自此，他与七世达赖关系极为密切，七世达赖后来封他为“阿齐图诺们汗”。清雍正年间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设青海蒙古二十九旗，拉茂三世为察罕诺们汗旗一等台吉大喇嘛，成为今贵南、同德西部、贵德南部、尖扎、泽库、化隆西部以及海北海晏地区的政教双重统治者，一般称“察汗诺们汗”，汉译“白佛”，藏译为“夏茸尕布”。也就是从这一世夏茸尕布活佛起两寺的政教大事由历辈夏茸尕布活佛统领、总搅、主持，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解放初期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后原则上统属关系已经革除，但某些历史关系仍在延续。

泽库和日的石刻与藏戏艺术

　　泽库县西部的和日寺及和日村的石刻与藏戏艺术，独具特色，远近闻名，是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一、和日石刻
　　藏族石刻艺术是在历代民间艺匠的辛勤努力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将经书、经文、佛像等刻制在石片上的手工艺术，是石刻民间艺人创造的藏传佛教雕刻艺术中极为可贵的工艺。和日石刻是安多地区藏族石刻艺术的发源地，地处泽库西部的和日一带，那里有当今闻名遐迩的石刻遗产杰作———“和日石经墙”。之所以称为石经墙是该处艺人将100多年来，成年累月刻制的30000多块石经板，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一块块垒放在和日寺院背后的山梁上，使其渐渐成为一座宏伟的石经长城而得名。
　　和日石经墙是迄今发现的全国最大的石经墙，堪称“石书博物馆”，这些石书为研究我国藏族石刻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石书所刻主要内容为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当增经》《噶藏经》《普化经》的佛教名著经论，石刻佛像，并有大量反映文法、诗歌、艺术、天文、历算、医学、律法等方面的作品，据粗略估计，总字数约为两亿，用石料多达3千方，用工总计80万个。成为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雕刻工艺最精美的石刻文化精品，充分展示了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和藏族文化的无穷魅力，堪称华夏一奇，世界石书艺术之最。 　　石经墙中的每一块石经，字体工整、清秀大方，笔画流畅、苍劲有力。石刻图画及各种人物构图准确、比例适当，雕刻线条自然、精细美观。这些造像的内容，主要是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等，而这些石刻在造型艺术上具有鲜明的佛教特点：有的头上有光环或高内髻，有的手做施无畏印状等。人物神态各异，或站或坐，或动或静、或喜或怒，形态刻画恰到好处，技法简拙古朴，堪称石刻艺术之杰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藏族人民的聰明才智和艺人们的艺术才华，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还是重要的文物，现已列为青海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石经雕刻的具体年代和兴起时间，以前没有文字记载。据寺僧和当地牧民的世代传说，大体上开始于清嘉庆年间，完成于本世纪50年代初，前后历时100多年。大约在19世纪初期，和日寺迁到这里。第三世寺主德尔顿（伏藏师）久美桑俄合丹增为了弘扬佛法，决意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储蓄，为寺院凿刻三部永世长存的石经，即《普化经》《噶藏经》《当增经》。随后从数百里外的果洛草原请来了一位叫阿乃核多造的刻字高僧，并雇了数十名男女牧民和寺僧给阿乃核多造当学徒，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刻制。经过几十年的凿刻，终于将三部佛经刻成，功德圆满。这就是最初的石经。
　　阿乃核多造是一位雕刻技艺很高、兼通绘画的高僧，他不仅刻写了大量工整清秀的石经，还雕刻了许多佛像和佛塔，小的仅有一巴掌大，大的达一人多高。他的人物石刻既继承了藏传佛教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汉族石刻艺术的长处，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作品虽然经数年的风吹雨打，至今仍保持它朴实壮美的风姿。在十几年的刻经生涯中，他手把手地教出一大批徒弟，为后来进行大规模的凿经活动准备了大批技术人才。
　　一项巨大的工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三部石书刻成之日，德尔顿喇嘛早已年迈，所存资产也全部耗尽，再也无力进行下去了。他去世后，洛加仓活佛继承了前人未尽的的事业。
　　洛加仓自幼为僧，酷爱佛经，二十多岁就成为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宁玛派活佛。他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比牛毛还多，匪盗四起，瘟疫时有发生，草原牧民灾难深重，挣扎在死亡线上，无以为告。在那黑暗的岁月里，人们只有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神佛的恩赐上，认为广传佛经是祈求神佛降福禄、赐吉祥的唯一出路。洛加仓深知草原牧民的这种良好愿望。他认为，他的寺院和日寺也应有一部与世长存、千年不朽、万年不烂的佛经与草原牧民相依为命，才能使一方民众平安吉祥，草原畜群健壮兴旺。故而他请了和日西合有名的刻经工匠恰洛和瓦卜丹为刻经师，还雇了一大批牧民来刻经，前后历时达28年。到1951年才算大功告成。洛加仓是和日草原上很有名望的活佛，又是和日大头人的亲戚，经济也很富裕。他不仅耗尽了自己的家资，还去动员附近牧民和僧人，为刻石经奉献财物牲畜，没有钱的就出劳动力拉运石料。据估计，这次刻经耗资近百万大洋。
　　逐渐堆叠起来的这处大型石经不仅文字工整清秀，装帧也很别致。每函石经码得像一“本”长条藏文经书，使石经仍保持了纸质经书的式样和风格。每函之间用刻有书名和花纹的石板隔开，每本石书整齐美观；整个外壁全用绘有花边的木板做书箱，把石书严严实实地封闭在里面；每段有一个经堂，里面供一尊石刻佛像，使香客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释迦佛的尊容；有些刻像还涂了色彩，看上去全然是一幅彩画；顶部采用传统藏式建筑艺术，用石板做瓦，排水流畅。整个石经书籍式样独特，别具风格。
　　可惜，这处大型石经群在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有些拿去做了墙基石，有些做了铺路石，还有些作为礼品赠送给了亲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僧俗群众的努力下，和日石经群昔日的面貌逐步恢复。
　　1982年这处泽曲草原深处的石经墙被省考古队发现。1984年被列入青海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至2005年由前瑞士驻华大使舒爱文先生捐资维修复原。整理修缮后的石经墙整齐美观，由刻着经文、图案的石片垒砌而成，墙宽3米，高2.5米，长200米，石片达1500立方米，佛像、图案、风情、人物等石雕品达5000余尊。为防止石经墙损坏，墙体外又加砌了一道护墙。2009年以和日石经墙为依托的“泽库和日石刻艺术”被国家文化部正式批准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一代一代刻制石经，建造石经墙的过程中，和日石刻匠人们不仅雕刻了大量石经，而且创造了一门精致的石刻艺术———和日石刻。和日石刻从清代嘉庆年间算起，历经德尔顿洛加仓活佛以及许多石刻艺人的几代传承，日臻成熟，成为一种制作工艺复杂、工序较多，工艺美术技能精深、雕刻技法精湛的石刻艺术，并造就出石刻艺僧宫保才旦等鼎鼎大名的现代石刻大师。宫保才旦从14岁起就在和日寺从事石雕艺术，几十年来，他不知雕刻了多少石经和佛像，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石刻高手。他的作品笔划严谨、刀锋虬劲，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呈现出鲜明强烈的地方特色，洋溢着活泼灵动的艺术生命力。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亲自带徒传授石刻技艺，使石刻艺术得到传承发扬。近年来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传承民族石刻艺术，泽库县又设立和日石刻艺术有限公司等文化企业，组织年轻石刻艺人，继承古老的手工石刻技术，依照旅游者的意愿，按其所需承接各类石器的雕刻，尤其是他们生产的“和砚”，质地细腻，工艺精美，备受海内外旅游者的青睐。
　　二、和日藏戏
　　藏戏被称为藏文化的活化石，在青藏高原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其传承发展源远流长，独具地方特色，在整个藏区有深远的影响。黄南藏戏属安多“南木特”藏戏剧种，是安多语系藏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17世纪中期，系隆务寺、拉卜楞寺这两个安多有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接受西藏“阿姐拉姆”藏戏后逐渐演变并向黄南及其附近相关寺院、民间广泛传播而形成的一个独特流派。
　　经过200余年的发展，黄南藏戏由最初的僧侣编导，寺院演出、寺内诞生的上层贵族艺术，到上世纪50年代，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黄南藏戏突破封闭状态，逐步从宗教殿堂走向世俗民间，并随着开放搞活，各地群众业余藏戏团体的建立，使黄南藏戏在更广阔的空间兴盛起来，成为当地一项喜闻乐见的群众艺术。因其剧目丰富，流传广泛，2006年5月，黄南藏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黄南藏戏同其他流派藏戏剧种，共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属于黄南藏戏的泽库县和日地区的藏戏源于当地宁玛派寺院和日寺。和日寺，也称“切更寺”或“德敦寺”，藏语称“和日贡特却扎西林”（和日妙乘吉祥洲）。位于泽库县治西部73公里处的和日乡政府所在地南侧的智合加。该寺香火来源主要分布在今和日、宁秀等地的原和日四部落。昔日该寺僧人多达300余人，现有僧侣55人。
　　该寺藏戏解放前夕由拉卜楞寺僧指导传授。1949年，果洛州班玛县智钦寺多智活佛，在甘肃拉卜楞进修结束后，亲赴泽库县和日寺主持寺务，并邀请拉卜楞寺藏戏导演莫兰、彭措、加央尕当三人到和日寺传授指导藏戏。当时组建的和日寺藏戏团有演员30人，于每年春节正月初五演出，演出的藏戏剧目《松赞干布》最为出名。文革期间，藏戏停演，大部分服装、道具被毁。1979年以来和日寺恢复藏戏事业，定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演出，上演《松赞干布》《智美更登》等剧目。该寺建有演出戏台及服装、道具仓库，藏戏传承人主要为德敦、斗格两位活佛。演员中有僧人，也有当地群众。
　　和日村位于泽库县治西部70余公里的本波沟，属和日乡一行政村，有237户，877人。和日村的藏戲直接传承于和日寺。1958年宗教改革以来，和日村动员该村年轻人联合和日寺一些还俗僧人组成群众业余宣传工作队，用文艺演出的形式，向农牧区观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优秀民族文化，在黄南颇有名气。上世纪80年代在和日寺德尕尔活佛的倡导下，和日村挑选30多名僧俗演员，恢复演出传统藏戏《松赞干布》和《智美更登》。上世纪90年代该村藏戏演出活动停止，藏戏骨干大多加盟后来成立的泽库县文化馆格萨尔藏戏艺术团。
　　泽库县文化馆格萨尔艺术团，是在泽库县和日村村民完玛昂欠的带领下，于2003年3月成立的。开始有13名演员，都是完玛昂欠亲自传授的藏戏学生。建团之初演员们自筹资金购买服装，并到有关乡镇免费演出。2004年该团尝试创作小品和舞蹈作品，并到我省海北、四川阿坝等藏区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2005年，经泽库县人民政府批准，该团招收10名临时藏戏演员，纳为泽库县文化馆员工。2008年，演员人数增加至30人，剧团规模和演出阵容有了明显扩大，演艺业务日趋专业化。先后培养出公保南杰、扎西措等藏戏骨干。
　　该团2010年编创的藏戏剧目有《赛马称王》《赛浪之战》《松赞干布》；2011年编创的剧目有《鹿女》《米拉日巴》。2013年，该团在省藏剧团的大力支持下，开始排演传统藏戏《苏吉尼玛》。
　　2005年，该团在省畜牧厅举办的艺术培训班综合演出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赵顺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