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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发布2011年各区县主要统计数据，其中在人均年薪一项，北京市区县的数据显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当数拥有金融街的西城区，人均年薪达到109753元。一点也不意外。类似西城区“人均年薪超10万”等数据，又紧紧跟随着一片“拖后腿”、“被平均”的哀叹。
统计数据之所以不得不背上一个不好的名声，其原因不仅在于统计部门总是一意孤行，企图以此来证明某种发展或富裕的幻觉，并乐此不疲。还在于从根本而言，它是对被平均数据所遮蔽的收人差距现实的漠视，以及对平均数据所产生社会情绪的漠然。如果说，“平均数”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概念，已不只是因为它可能给决策带来的误导，也因为它一再地对社会心态产生刺激与挑衅。
“平均数”之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弥散？我们看到的，每一次的“平均”数据都带来一次羞辱与伤害。而那些总是“拖后腿”的群体，在日渐的面容模糊之中，日益被所谓的主流社会所疏离或者被抛弃，从而滋生进一步的心理失衡。由此产生的是，社会共识的破裂，社会价值观的分崩离析。如果说中国社会阶层存在某种断裂的趋势，那么，历年统计数据亦可谓有润物细无声之功。
怎样的统计方法是科学的，如何让统计数据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这是统计部门要思考的问题。但一个面容模糊的巨大社会群体，总不可能一直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你终得正视他们。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8.21
乡土中国和城市化矛盾吗？
梁鸿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中国乡村的博弈，早巳高下立现。在这个历史临界点，我们在为城市化鼓与呼的同时，可能也需要更多地关注正在消失的乡村。乡村，毕竟曾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样态和生态模型，如果有一天连它都随着历史的飓风消失无踪，那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很多根基的东西也将无从找寻。
我们的思维方向是否可以做一个调整：不要只想着以城市化模式改造农村，让农民成为城市人，也要考虑为什么农民不能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为什么农民一定要进城，为什么乡村要成为城市劣质的赝品和复制品？如果我们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完全可以分流城市的一部分压力。
很多人都有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你要说城市化太快不好，他就跳出来反驳：难道你不想让农民富裕吗？似乎农村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中国未来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模式。未来中国在追求城市普及化的同时，也应该回溯自然、统筹乡村，走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重视乡土中国，不只是基于它在现代化夹缝中所面临的发展纠结，更是思考我们的传统、文明方式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关涉着我们的民族情感密码、道德模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在普遍的单一化的发展模式里，如何逆流存在，保持自身特色，这就是“乡土中国”这四个字所包含的重大命题。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3.30
官员“晒收入”，期待监督问责制度跟进
覃匡龙
官员网上“晒收入”，不能简单地一“晒”了之，还需要监督与问责的制度跟进。
一是要细化公开内容。官员财产公开，公开什么很重要。目前有干部的做法是把干部住房、收入、配偶及子女上学从业等情况公布于网上，比起过去简单公开个人的住房及收入有了很大进步。但考虑到我国公务员群体的收入结构状况，还应细化财产公开类别，防止出现申报盲区，只有把官员的所有收入涵盖其中，财产公开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
二是要强化有效监督。相对于公开收入，更难的是如何监督。没有严密和可操作的监督机制，官员收入公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要强化纪检监察等机关的监督职责，加强对公开材料的审核把关；要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媒体的作用，畅通监督渠道，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同时积极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大对虚假申报的揭露力度，真正让官员财产置于阳光之下。
三是要落实官员问责。我们注意到，很多地方官员申报都是“自己填个表然后上交，没有审核没有公布”，一些地方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后波澜不惊，大多是“零投诉”“零举报”，这既反映出财产申报在许多官员心目中就是“走过场”“摆样子”，也反映出一些群众对于公开制度的不信任、不关心。要打破这种局面，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强问责，完善惩戒措施，切实提高官员申报的造假成本，让“隐瞒或偷工减料的申报”真正付出代价。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真正把官员财产曝晒在阳光下，并配以有效的监督问责，我们还担心这样的反腐被说成“作秀”吗？
摘自《检察日报》2012.8.29
中医要有文化自信
王君平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医在海外长期受到主流医学的排斥，再加上舆论对中医持有成见，中医在澳大利亚获得法律认可与保护，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对于中医，西方人有偏见是正常的。让人不解的是，国内总有人对中医持否定态度。否定或者反对中医的人，其实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总是认为外国的月亮圆，中医肯定不如西医。
对中医的不自信，与我们落后挨打的近代史有关。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部分知识界精英没有了自信，无形中将中医文化边缘化了。正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说：“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很容易加进许多非理智的情感因素，不是‘东倒：便是‘西歪’，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总体而言，这一百多年的中医衰败历史，让人们对中医文化产生了“不科学”的偏见，甚至误解。
对中医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自信，而不是等待西方的认可。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需要破除文化自卑。如果中医工作者都不相信中医，遇到疾病不敢用中药，或是治病毫无主见，用药毫无依据，那么还有谁相信中医。中医还有什么希望？
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只有坚持“传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让更多人体会到中医的真实疗效，才能获得公众对中医的信任。如果没有文化自信，中医很难真正走向世界。
摘自《人民日报》2012.8.23
统计数据之所以不得不背上一个不好的名声，其原因不仅在于统计部门总是一意孤行，企图以此来证明某种发展或富裕的幻觉，并乐此不疲。还在于从根本而言，它是对被平均数据所遮蔽的收人差距现实的漠视，以及对平均数据所产生社会情绪的漠然。如果说，“平均数”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概念，已不只是因为它可能给决策带来的误导，也因为它一再地对社会心态产生刺激与挑衅。
“平均数”之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弥散？我们看到的，每一次的“平均”数据都带来一次羞辱与伤害。而那些总是“拖后腿”的群体，在日渐的面容模糊之中，日益被所谓的主流社会所疏离或者被抛弃，从而滋生进一步的心理失衡。由此产生的是，社会共识的破裂，社会价值观的分崩离析。如果说中国社会阶层存在某种断裂的趋势，那么，历年统计数据亦可谓有润物细无声之功。
怎样的统计方法是科学的，如何让统计数据更真实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这是统计部门要思考的问题。但一个面容模糊的巨大社会群体，总不可能一直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你终得正视他们。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8.21
乡土中国和城市化矛盾吗？
梁鸿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中国乡村的博弈，早巳高下立现。在这个历史临界点，我们在为城市化鼓与呼的同时，可能也需要更多地关注正在消失的乡村。乡村，毕竟曾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样态和生态模型，如果有一天连它都随着历史的飓风消失无踪，那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很多根基的东西也将无从找寻。
我们的思维方向是否可以做一个调整：不要只想着以城市化模式改造农村，让农民成为城市人，也要考虑为什么农民不能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为什么农民一定要进城，为什么乡村要成为城市劣质的赝品和复制品？如果我们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完全可以分流城市的一部分压力。
很多人都有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你要说城市化太快不好，他就跳出来反驳：难道你不想让农民富裕吗？似乎农村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中国未来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模式。未来中国在追求城市普及化的同时，也应该回溯自然、统筹乡村，走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重视乡土中国，不只是基于它在现代化夹缝中所面临的发展纠结，更是思考我们的传统、文明方式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道路的问题，也关涉着我们的民族情感密码、道德模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在普遍的单一化的发展模式里，如何逆流存在，保持自身特色，这就是“乡土中国”这四个字所包含的重大命题。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3.30
官员“晒收入”，期待监督问责制度跟进
覃匡龙
官员网上“晒收入”，不能简单地一“晒”了之，还需要监督与问责的制度跟进。
一是要细化公开内容。官员财产公开，公开什么很重要。目前有干部的做法是把干部住房、收入、配偶及子女上学从业等情况公布于网上，比起过去简单公开个人的住房及收入有了很大进步。但考虑到我国公务员群体的收入结构状况，还应细化财产公开类别，防止出现申报盲区，只有把官员的所有收入涵盖其中，财产公开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
二是要强化有效监督。相对于公开收入，更难的是如何监督。没有严密和可操作的监督机制，官员收入公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要强化纪检监察等机关的监督职责，加强对公开材料的审核把关；要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媒体的作用，畅通监督渠道，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同时积极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大对虚假申报的揭露力度，真正让官员财产置于阳光之下。
三是要落实官员问责。我们注意到，很多地方官员申报都是“自己填个表然后上交，没有审核没有公布”，一些地方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后波澜不惊，大多是“零投诉”“零举报”，这既反映出财产申报在许多官员心目中就是“走过场”“摆样子”，也反映出一些群众对于公开制度的不信任、不关心。要打破这种局面，就需要有关部门加强问责，完善惩戒措施，切实提高官员申报的造假成本，让“隐瞒或偷工减料的申报”真正付出代价。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真正把官员财产曝晒在阳光下，并配以有效的监督问责，我们还担心这样的反腐被说成“作秀”吗？
摘自《检察日报》2012.8.29
中医要有文化自信
王君平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医在海外长期受到主流医学的排斥，再加上舆论对中医持有成见，中医在澳大利亚获得法律认可与保护，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对于中医，西方人有偏见是正常的。让人不解的是，国内总有人对中医持否定态度。否定或者反对中医的人，其实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总是认为外国的月亮圆，中医肯定不如西医。
对中医的不自信，与我们落后挨打的近代史有关。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部分知识界精英没有了自信，无形中将中医文化边缘化了。正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说：“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很容易加进许多非理智的情感因素，不是‘东倒：便是‘西歪’，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总体而言，这一百多年的中医衰败历史，让人们对中医文化产生了“不科学”的偏见，甚至误解。
对中医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自信，而不是等待西方的认可。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需要破除文化自卑。如果中医工作者都不相信中医，遇到疾病不敢用中药，或是治病毫无主见，用药毫无依据，那么还有谁相信中医。中医还有什么希望？
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只有坚持“传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让更多人体会到中医的真实疗效，才能获得公众对中医的信任。如果没有文化自信，中医很难真正走向世界。
摘自《人民日报》201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