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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球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在我国最晚于东汉末年已经出现。到了唐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这项运动出现了异常兴盛的景况。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唐代的马球活动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开展，尤其在场地设施的建设，竞赛交流的频繁，军队中的开展，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颇有成就。唐代的马球运动，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唐代 马球运动 起源 盛况
马球，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击鞠”、“击球（毬）”或“打球（毬）”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它不但在文治武功方面获得了辉煌成就，在体育领域也出现了一派喜人景象，马球运动在这一时期得以盛行流传。本文拟对这项运动的起源及其在唐代的盛况作简要论述。
一、马球的起源
最早称我国马球为“击鞠”的是三世纪时曹植所写的《名都篇》。其篇描写“京洛少年”打猎回来之后，“列坐长宴”，饮宴以后又去“连骑击鞠壤”，直到“白日西南弛”才停止。诗篇中还形容了连骑击鞠的技术，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近人唐豪先生认为：“曹植这首诗，就现存的文献来说，为我国创造马球以后的最早一个记载。”[1]
《名都篇》写作时间在曹丕代汉不久，可知，击鞠这项体育活动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唐代诗人蔡孚曾在《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琱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2]诗中提到的“德阳宫”是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宫殿。诗中描写的“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及“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的马球竞赛，都是参考当时尚未佚失的汉代旧籍的记载写成的。这些都可以证明，东汉时代确有马球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亦有马球活动，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曰：“立春之日……为施钩之戏……又为打球、秋千之戏。”由此可见，当时荆楚地区有依时令打球的风俗。
有一些学者认为，马球运动发源于波斯（今之伊朗），于唐代传入中国。有的认为马球在欧亚一些民族语言中，称为“波罗”，而“波罗”一词源于西藏，后为欧亚许多民族语言所借用，所以认为最早的马球大概发源于我国的西藏地区。[3]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波罗（polo）一词是从藏语的线球“波郎”（polon）演变而来的，在我国古代也被译为“颇罗”。《旧唐书》卷五，本纪第五中有记载：“庚午，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 此外，《新唐书》中也有类似记载[4]。这便很好地说明了后一种观点较前一种观点确有其科学性。但是，马球运动起源于何时何地，至今虽无定论，但是在我国，大约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了这项运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二、唐代马球运动的盛况
马球运动到了唐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出现了异常兴盛的景况。
唐代马球的球体，用质轻而坚韧的木材制成，中空，彩绘其面，球大若拳，鱼玄机《打球作》谓其“坚圆净滑”，故有“彩球”、“画球”、“七宝球”、“香球”和“珠球”等美名。球杖，木制，长数尺，杖头曲似初月。球门为一木板，板心挖一圆洞，后接以网盛球，立于球场。设一球门，或二球门。正式赛球穿特制打球衣。所骑之马尾打结，或剪尾，以防马尾相互缠绕。比赛中还有音乐助兴。
唐代马球活动的繁盛景况，可见于各史书、笔记、小说中有关“击球”、“打毬”、“击鞠”的记载。
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云：唐初，“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令亦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戒’。”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恩惠抚和为主的羁縻政策，故长安城中有西蕃打球者。“比令亦习”是对此戏的提倡，而“焚此球以自戒”是显示帝王的威严与地位，与令属下打球无妨。
唐中宗时，“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5]。此后王公大臣打球之事屡见不鲜。唐玄宗李隆基爱好走马打球，《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曰：“唐玄宗好击球，内厩所饲者，竟犹未甚适。会与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即皇宫的马房里所饲养的马还不大合意，故寻“通于马经者”，以求良马。唐穆宗李恒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击鞠于右神策军”，长庆元年（821）二月“击鞠于麟德殿”[6]。长庆二年（822）十一月“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7]即因击鞠暴得疾，不见群臣三日。唐敬宗李湛颇爱击鞠，长庆四年（824）击鞠于中和殿、飞龙院和清思殿[8]，四月在清思殿击鞠时，有个染署工张韶结集染工百余人“匿兵车中若输材者”，进宫为变，结果失败了[9]。此事使敬宗吃惊不小。由于“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以毬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10]唐宣宗李忱“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置酒，作乐，击毬尽欢。”[11]《唐语林》卷七记载：“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两军老手，咸服其能。”唐僖宗李儇爱好踢足球、斗鸡，尤其擅长打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12]。唐昭宗李晔被朱全忠逼迫迁都洛阳时，六军都已逃散完了，只有“击毬供奉（宫里专任打球职务的人）、内园小儿共二百馀人，从上而东”[13]。当时宫中专门从事打马球的人员，除“击毬供奉”外，就是上面提到的“毬工”，这些人多选自神策军或里闾恶少年，是专陪皇帝打球的。昭宗被迫出都，尤以击球供奉相随，可见平日嗜好击球。 自朱温于天祐四年（907）篡唐，肇开五代十国纷争割据之局，虽各朝皇室之嗜好打球，不若李唐之甚，然其习为常事，固与李唐无殊。《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载：天复三年（903）冬十月“辛巳，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击球于左军，坠马而卒”。友伦为朱温从子，是朱梁帝室子弟，其先必喜习打球。又《新五代史》卷五《后唐庄宗本纪下》云：“（同光）三年（925）春正月庚子，如东京，毁即位坛为鞠场。二月己巳，聚鞠于新场。”至于诸国如南唐孟蜀等亦并喜打球，游乐无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球之戏由是传播甚广。
唐代马球在宫廷经久不衰，除帝王本身的嗜好外，与唐代帝王宠任宦官也有一定关系。宦官仇士良告老还乡之时，曾这样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14]是时诸宦官如仇士良所言，以球猎声色为蛊君心，敬宗善击球，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不离左右，结果“克明与佐明、定宽弑帝更衣室”[15]。其后，文宗、武宗、宣宗均喜打球，宦官仇士良等遂以“球猎声色蛊其心”。使其纵情享乐，沉湎于击球、狩猎之中。可见宦官专权是唐代马球在宫廷不衰的原因之一。
唐代宫城及禁苑里，多半筑有打球的场地。如长安宫城内的毬场亭、西苑的梨园、大明宫的东内苑、龙首池（池填为球场）、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以及飞龙院、雍和殿等。1956年，在西安唐大明宫出土的一个石碑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末月建”字样，表明831年在修建含光殿的同时还修建了球场。当时不仅把球场建筑纳入了宫廷的整个建设计划之中，而且球场的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唐代人杨巨源写的《观打毬有作》诗里有“新扫场如砥平“之句[16]。又阎宽的《温汤御毬赋》中说：“广场维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如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17]还有韩愈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说：“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18]可以想见，当时球场多是三面用矮墙围绕着，一面是殿、亭、楼、台之类，是供观赏之处。球场面积不仅广大，而且平坦光滑，如磨刀石、镜子或刀削一样。《资治通鉴》卷二百九记载唐中宗的“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毬场”。用油料来筑球场可以防雨防尘，使场地平滑如镜，这反映了当时球场建筑的讲究和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
除宫廷设有马球场外，贵族官员家中亦有自建的球场，如长宁公主与杨慎交宅在靖恭坊，其所自筑球场在坊西隙地[19]。唐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家在长安永崇坊，亦有自筑的球场[20]。此外，光福坊东南隅旧有的永寿公主庙景云年间被废后，“赐姜皎为鞠场”[21]。
当时打球在皇室及文武官员中形成一种风气。竞赛活动是很普遍的。《唐摭言》卷三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马球竞赛故事：乾符四年（877），各地到京都长安应考录取的进士们在月灯阁举行打球会，有几个左右神策军的军官要和他们比赛马球，其中有个新进士“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雷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僶俯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这说明当时的文人学士中平日也有练习打球技术者。1971年在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发现了一幅《马毬图》壁画，它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唐代马球竞技的激烈场面。[22]至于神策军内部的竞赛，那是非常频繁的。除此之外，还有与少数民族的马球竞赛活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中宗甚说，赐强明绢断百段。”[23]当时还有以打球进宫之事。《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记载：“（周宝）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镇使，以善击毬，俱补军将，……（周宝）官不进，自请以毬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以毬丧一目。”因其喜欢击球，故“镇海将张郁以击毬事宝”。可见善击球也成为入仕的一种手段。
唐代除帝王及文武官员外，还有一些富豪子弟喜欢这种活动。唐人李廓所作的《长安少年行》这首诗里描写了当时有些青少年爱好打球、打猎和其他娱乐活动，其中“长拢出猎马，数换打毬衣”[24]之句，正是他们从事马球活动的写照。唐杜光庭《录异记》云：“苏校书者，好酒，唱望江南，善制毬杖。外混于众，内潜修真。每有所阙，即以毬杖干于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苏校书每有所缺，即以毬杖干于人济所缺，可见唐时击球人之多。唐、五代时，不仅男子打马球，而且有女子打马球的记载。只是由于马身高大、速度快、性子烈，不甚适宜女子使用，故唐代妇女有时也以驴代马击球，称为“驴鞠”。《新唐书》卷一三三《郭知运传》：“（英乂）又教女伎乘驴击毬，钿鞍宝勒及它服用，日无虑数万费，以资倡乐。”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中有“小毬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毬”和“自教宫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25]的描绘。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唐镜“妇女打球图”，上刻有四个妇女骑马打球的形象。[26]1975年在江苏邗江又出土一面击毬图铜镜，主要纹饰是四个英武的女子在驱马击球，图中共二球，每两个人争逐一球，图案造型和文饰与故宫藏品基本相同[27]。这些都为研究唐代妇女打马球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我国古代的马球运动，除为少数统治阶级的娱乐服务外，主要是军队的体育活动。因为马球活动既可以增强骑兵的体质，又可以加强作战的技能。弓箭是古代骑兵的重要武器，所以打球和射猎这两种运动也是分不开的。古书上常常把“毬”、“猎”或“弧矢”、“击鞠”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说明会射箭打猎的人多半也是会打马球的人。唐玄宗、唐宣宗就是这类典型的人物。唐初，突厥、吐谷浑等常来侵扰唐朝。唐太宗懂得要和这些游牧部族作战，必须有强大的骑兵，因此他非常重视养马。《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这些马绝大多数供骑兵之用。唐太宗所进行的战争，除对高丽外，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认识到打马球对训练骑兵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命令他的军队和皇族皇亲等学会打马球。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六年（747）还诏定马球运动为军事训练项目。唐阎宽的《温汤御毬赋》中记载了此事，其文曰：“天宝六载，……皇帝思温汤而顺动，幸会昌之离宫。越三日下明诏，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28] 当时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统率军队，闲暇时就练习骑马打球，徐州刺史张建封就是其中一个。他的部下韩愈曾多次劝他不要从事这项活动，认为打球有害无益，他说：“凡五脏之系络甚微，坐立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29]张建封对韩愈的奉劝并不以为然，依然热衷于击球，还写了一首《酬韩校书愈打毬歌》，热情赞扬了击球的积极作用。其歌曰：“仆本修文持笔者，今来帅领红旌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军中技痒骁智材，竞驰逸俊随我来……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雄光。”[30]
唐代打马球的技艺也是很高超的，反映了这一时期马球运动的发展水平。例如唐人沈佺期所作的《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诗里的“俯身迎未落，迴辔逐傍流”[31]，就是说，能弯下身子去迎击空中还未落下的球，或是忽然勒转马头去追逐两旁地面上滚着的球。唐人阎宽所作的《温汤御毬赋》里：“有骋趫材，专工接来。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倒回。”意思是说，有的人专会很快奔驰迎接来球，球还未落地就被击起，忽然间从空中被击回去。张建封的《酬韩校书愈打毬歌》里：“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这是说，弯下身子去，有时用球棍朝上迎击空中飞来的球，有时又要从两侧去击球，这比古人左右开弓射箭的技术还难。又唐人韩愈所作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说：“球惊杖奋合且离，红氂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这是说，比赛中，人们纷纷挥杖击球，杖与球且离且合，有的侧身转臂靠拢马腹，一下子把球击跑了。《唐语林》卷七记载：“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两军老手，咸服其能。”上述描写可能有夸张之处，然从中亦可看出当时马球技艺水平是相当高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唐代马球活动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开展，尤其在场地设施的建设，竞赛交流的频繁，军队中的开展，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颇有成就。
总之，唐代马球运动的繁荣，是其特定的社会氛围造成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风气开放，为马球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代的马球运动，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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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代 马球运动 起源 盛况
马球，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击鞠”、“击球（毬）”或“打球（毬）”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它不但在文治武功方面获得了辉煌成就，在体育领域也出现了一派喜人景象，马球运动在这一时期得以盛行流传。本文拟对这项运动的起源及其在唐代的盛况作简要论述。
一、马球的起源
最早称我国马球为“击鞠”的是三世纪时曹植所写的《名都篇》。其篇描写“京洛少年”打猎回来之后，“列坐长宴”，饮宴以后又去“连骑击鞠壤”，直到“白日西南弛”才停止。诗篇中还形容了连骑击鞠的技术，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近人唐豪先生认为：“曹植这首诗，就现存的文献来说，为我国创造马球以后的最早一个记载。”[1]
《名都篇》写作时间在曹丕代汉不久，可知，击鞠这项体育活动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唐代诗人蔡孚曾在《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琱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2]诗中提到的“德阳宫”是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宫殿。诗中描写的“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及“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的马球竞赛，都是参考当时尚未佚失的汉代旧籍的记载写成的。这些都可以证明，东汉时代确有马球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亦有马球活动，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曰：“立春之日……为施钩之戏……又为打球、秋千之戏。”由此可见，当时荆楚地区有依时令打球的风俗。
有一些学者认为，马球运动发源于波斯（今之伊朗），于唐代传入中国。有的认为马球在欧亚一些民族语言中，称为“波罗”，而“波罗”一词源于西藏，后为欧亚许多民族语言所借用，所以认为最早的马球大概发源于我国的西藏地区。[3]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波罗（polo）一词是从藏语的线球“波郎”（polon）演变而来的，在我国古代也被译为“颇罗”。《旧唐书》卷五，本纪第五中有记载：“庚午，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 此外，《新唐书》中也有类似记载[4]。这便很好地说明了后一种观点较前一种观点确有其科学性。但是，马球运动起源于何时何地，至今虽无定论，但是在我国，大约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了这项运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二、唐代马球运动的盛况
马球运动到了唐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出现了异常兴盛的景况。
唐代马球的球体，用质轻而坚韧的木材制成，中空，彩绘其面，球大若拳，鱼玄机《打球作》谓其“坚圆净滑”，故有“彩球”、“画球”、“七宝球”、“香球”和“珠球”等美名。球杖，木制，长数尺，杖头曲似初月。球门为一木板，板心挖一圆洞，后接以网盛球，立于球场。设一球门，或二球门。正式赛球穿特制打球衣。所骑之马尾打结，或剪尾，以防马尾相互缠绕。比赛中还有音乐助兴。
唐代马球活动的繁盛景况，可见于各史书、笔记、小说中有关“击球”、“打毬”、“击鞠”的记载。
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云：唐初，“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令亦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戒’。”唐太宗对少数民族采取恩惠抚和为主的羁縻政策，故长安城中有西蕃打球者。“比令亦习”是对此戏的提倡，而“焚此球以自戒”是显示帝王的威严与地位，与令属下打球无妨。
唐中宗时，“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5]。此后王公大臣打球之事屡见不鲜。唐玄宗李隆基爱好走马打球，《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曰：“唐玄宗好击球，内厩所饲者，竟犹未甚适。会与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即皇宫的马房里所饲养的马还不大合意，故寻“通于马经者”，以求良马。唐穆宗李恒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击鞠于右神策军”，长庆元年（821）二月“击鞠于麟德殿”[6]。长庆二年（822）十一月“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7]即因击鞠暴得疾，不见群臣三日。唐敬宗李湛颇爱击鞠，长庆四年（824）击鞠于中和殿、飞龙院和清思殿[8]，四月在清思殿击鞠时，有个染署工张韶结集染工百余人“匿兵车中若输材者”，进宫为变，结果失败了[9]。此事使敬宗吃惊不小。由于“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以毬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10]唐宣宗李忱“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置酒，作乐，击毬尽欢。”[11]《唐语林》卷七记载：“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两军老手，咸服其能。”唐僖宗李儇爱好踢足球、斗鸡，尤其擅长打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12]。唐昭宗李晔被朱全忠逼迫迁都洛阳时，六军都已逃散完了，只有“击毬供奉（宫里专任打球职务的人）、内园小儿共二百馀人，从上而东”[13]。当时宫中专门从事打马球的人员，除“击毬供奉”外，就是上面提到的“毬工”，这些人多选自神策军或里闾恶少年，是专陪皇帝打球的。昭宗被迫出都，尤以击球供奉相随，可见平日嗜好击球。 自朱温于天祐四年（907）篡唐，肇开五代十国纷争割据之局，虽各朝皇室之嗜好打球，不若李唐之甚，然其习为常事，固与李唐无殊。《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载：天复三年（903）冬十月“辛巳，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击球于左军，坠马而卒”。友伦为朱温从子，是朱梁帝室子弟，其先必喜习打球。又《新五代史》卷五《后唐庄宗本纪下》云：“（同光）三年（925）春正月庚子，如东京，毁即位坛为鞠场。二月己巳，聚鞠于新场。”至于诸国如南唐孟蜀等亦并喜打球，游乐无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球之戏由是传播甚广。
唐代马球在宫廷经久不衰，除帝王本身的嗜好外，与唐代帝王宠任宦官也有一定关系。宦官仇士良告老还乡之时，曾这样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14]是时诸宦官如仇士良所言，以球猎声色为蛊君心，敬宗善击球，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不离左右，结果“克明与佐明、定宽弑帝更衣室”[15]。其后，文宗、武宗、宣宗均喜打球，宦官仇士良等遂以“球猎声色蛊其心”。使其纵情享乐，沉湎于击球、狩猎之中。可见宦官专权是唐代马球在宫廷不衰的原因之一。
唐代宫城及禁苑里，多半筑有打球的场地。如长安宫城内的毬场亭、西苑的梨园、大明宫的东内苑、龙首池（池填为球场）、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以及飞龙院、雍和殿等。1956年，在西安唐大明宫出土的一个石碑上刻有“含光殿及毬场”，“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末月建”字样，表明831年在修建含光殿的同时还修建了球场。当时不仅把球场建筑纳入了宫廷的整个建设计划之中，而且球场的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唐代人杨巨源写的《观打毬有作》诗里有“新扫场如砥平“之句[16]。又阎宽的《温汤御毬赋》中说：“广场维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如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17]还有韩愈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说：“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18]可以想见，当时球场多是三面用矮墙围绕着，一面是殿、亭、楼、台之类，是供观赏之处。球场面积不仅广大，而且平坦光滑，如磨刀石、镜子或刀削一样。《资治通鉴》卷二百九记载唐中宗的“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毬场”。用油料来筑球场可以防雨防尘，使场地平滑如镜，这反映了当时球场建筑的讲究和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
除宫廷设有马球场外，贵族官员家中亦有自建的球场，如长宁公主与杨慎交宅在靖恭坊，其所自筑球场在坊西隙地[19]。唐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家在长安永崇坊，亦有自筑的球场[20]。此外，光福坊东南隅旧有的永寿公主庙景云年间被废后，“赐姜皎为鞠场”[21]。
当时打球在皇室及文武官员中形成一种风气。竞赛活动是很普遍的。《唐摭言》卷三记载了这样一段有趣的马球竞赛故事：乾符四年（877），各地到京都长安应考录取的进士们在月灯阁举行打球会，有几个左右神策军的军官要和他们比赛马球，其中有个新进士“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雷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僶俯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这说明当时的文人学士中平日也有练习打球技术者。1971年在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发现了一幅《马毬图》壁画，它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唐代马球竞技的激烈场面。[22]至于神策军内部的竞赛，那是非常频繁的。除此之外，还有与少数民族的马球竞赛活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中宗甚说，赐强明绢断百段。”[23]当时还有以打球进宫之事。《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记载：“（周宝）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镇使，以善击毬，俱补军将，……（周宝）官不进，自请以毬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以毬丧一目。”因其喜欢击球，故“镇海将张郁以击毬事宝”。可见善击球也成为入仕的一种手段。
唐代除帝王及文武官员外，还有一些富豪子弟喜欢这种活动。唐人李廓所作的《长安少年行》这首诗里描写了当时有些青少年爱好打球、打猎和其他娱乐活动，其中“长拢出猎马，数换打毬衣”[24]之句，正是他们从事马球活动的写照。唐杜光庭《录异记》云：“苏校书者，好酒，唱望江南，善制毬杖。外混于众，内潜修真。每有所阙，即以毬杖干于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苏校书每有所缺，即以毬杖干于人济所缺，可见唐时击球人之多。唐、五代时，不仅男子打马球，而且有女子打马球的记载。只是由于马身高大、速度快、性子烈，不甚适宜女子使用，故唐代妇女有时也以驴代马击球，称为“驴鞠”。《新唐书》卷一三三《郭知运传》：“（英乂）又教女伎乘驴击毬，钿鞍宝勒及它服用，日无虑数万费，以资倡乐。”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中有“小毬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毬”和“自教宫娥学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25]的描绘。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唐镜“妇女打球图”，上刻有四个妇女骑马打球的形象。[26]1975年在江苏邗江又出土一面击毬图铜镜，主要纹饰是四个英武的女子在驱马击球，图中共二球，每两个人争逐一球，图案造型和文饰与故宫藏品基本相同[27]。这些都为研究唐代妇女打马球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我国古代的马球运动，除为少数统治阶级的娱乐服务外，主要是军队的体育活动。因为马球活动既可以增强骑兵的体质，又可以加强作战的技能。弓箭是古代骑兵的重要武器，所以打球和射猎这两种运动也是分不开的。古书上常常把“毬”、“猎”或“弧矢”、“击鞠”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说明会射箭打猎的人多半也是会打马球的人。唐玄宗、唐宣宗就是这类典型的人物。唐初，突厥、吐谷浑等常来侵扰唐朝。唐太宗懂得要和这些游牧部族作战，必须有强大的骑兵，因此他非常重视养马。《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这些马绝大多数供骑兵之用。唐太宗所进行的战争，除对高丽外，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认识到打马球对训练骑兵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命令他的军队和皇族皇亲等学会打马球。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六年（747）还诏定马球运动为军事训练项目。唐阎宽的《温汤御毬赋》中记载了此事，其文曰：“天宝六载，……皇帝思温汤而顺动，幸会昌之离宫。越三日下明诏，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28] 当时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统率军队，闲暇时就练习骑马打球，徐州刺史张建封就是其中一个。他的部下韩愈曾多次劝他不要从事这项活动，认为打球有害无益，他说：“凡五脏之系络甚微，坐立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29]张建封对韩愈的奉劝并不以为然，依然热衷于击球，还写了一首《酬韩校书愈打毬歌》，热情赞扬了击球的积极作用。其歌曰：“仆本修文持笔者，今来帅领红旌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军中技痒骁智材，竞驰逸俊随我来……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雄光。”[30]
唐代打马球的技艺也是很高超的，反映了这一时期马球运动的发展水平。例如唐人沈佺期所作的《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诗里的“俯身迎未落，迴辔逐傍流”[31]，就是说，能弯下身子去迎击空中还未落下的球，或是忽然勒转马头去追逐两旁地面上滚着的球。唐人阎宽所作的《温汤御毬赋》里：“有骋趫材，专工接来。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倒回。”意思是说，有的人专会很快奔驰迎接来球，球还未落地就被击起，忽然间从空中被击回去。张建封的《酬韩校书愈打毬歌》里：“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这是说，弯下身子去，有时用球棍朝上迎击空中飞来的球，有时又要从两侧去击球，这比古人左右开弓射箭的技术还难。又唐人韩愈所作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说：“球惊杖奋合且离，红氂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这是说，比赛中，人们纷纷挥杖击球，杖与球且离且合，有的侧身转臂靠拢马腹，一下子把球击跑了。《唐语林》卷七记载：“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两军老手，咸服其能。”上述描写可能有夸张之处，然从中亦可看出当时马球技艺水平是相当高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唐代马球活动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开展，尤其在场地设施的建设，竞赛交流的频繁，军队中的开展，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颇有成就。
总之，唐代马球运动的繁荣，是其特定的社会氛围造成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风气开放，为马球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代的马球运动，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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