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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是一个易被忽视，但却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省际之间即边界地区形成了大范围的欠发达地区，既有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也有体制和行政区划方面的原因。培育或建立更多的区域中心城市，促进边缘地区的发展，以改变每省只有一个超大城市，缺少大中城市的现状，这是我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东部与中部 中心城市 省际边界地区 经济发展差距 经济一体化
省际边界地区指省级行政单位的相邻地区，位于我国最大的行政单位——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交界处，其经济发展研究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然而却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問题。省际边界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其地区较为偏远，往往处于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边缘，表现为发展边缘化，发展慢，实力弱。我国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基本为落后省份或地区以及发达省份或地区的毗邻地区，因此其经济发展问题应引起重视，如果差距过大，则会产生重大的负面效应，甚至危及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文章通过对省际边界地区在开发方面的研究，对于改变其落后状态，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其理论分析
1、自然地理因素
省际边界地区一般距省会和中心城市较远，大部分省际边界地区位置偏僻，远离经济中心。这种地理上的特点决定了边缘地区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力较弱，省际边界地区一般不可能成为中心城市的发展重点，这可以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核心——边缘”理论具体加以阐述。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各生产要素必然从外围区向中心区发生转移。现实世界的资源市场和环境，客观上存在着空间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某些地方的人口和资源利用其优先形成的空间集聚，构成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制高点或中心。随着集聚的累积性发展，这类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会比其外围地区强大而带有竞争优势。由于中心的存在，外围地区的集聚受到抑制，其发展相对滞后，而又不得不依赖于它的中心。中心之间的空间竞争又形成了外围腹地的空间划分，核心—外围空间结构由此形成。
在我国，该结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随距离递减的规律，即距离省会城市越远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第二，省际交界地区与各自中心区域相比，多数是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第三，除沿海地区之外，边缘地区也是城镇化水平最低和城市发展最缓慢的地区。
2、体制因素
边界地区往往为几个省级行政区所管辖，有的为两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有的为三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如闽浙赣边界地区等；还有的边界地区为四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如苏鲁豫皖边界地区等。郭荣兴的研究表明，多维边界地区的空间约束条件更加复杂，而且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更难实现空间优化组合。从省内来说，省际边界区都是每个省的边缘区，经济和政治体制造成的地区分割，阻断了相邻各地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系，人为地为边界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发展制造了许多障碍，从而使我国省级边界地区一直处于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边缘。由于边缘地区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受益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相对较少，在各行政区进行社会经济布局时也大都因边界地区位置偏僻而常常很少顾及，甚至某些边界地区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带”，其经济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省际边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的是一种“抽血”政策，大量低价的能源，包括煤、油、电、矿物材料、农副产品及初级加工品，根据行政指令从不发达的边界地区调往发达地区。这种极不合理的价值转移，是国家从边界地区“抽血”，向发达地区“输血”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要素在省内可以自由流动。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都聚集了巨大的势能，吸引全省的生产要素向中心聚集，使各个省会城市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省会城市主要由投资拉动获得快速发展，而在市场经济时期，省会城市则是由需求拉动发展。随着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农产品需求和配套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因此，在其扩大的同时，也将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这也就是辐射效应发挥的作用。由于辐射具有一定的半径，辐射效应会随着距离的扩大而逐步减弱。边界地区缺乏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其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难以根本改变，分工难以进一步深化，边界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贫困状态便难以根本转变。
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导致省际边界区经济的更加落后，人才的外流不仅使边界地区人才总量减少，而且人才群体质量也随之下降，最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交通因素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它把分布在各个点上的社会经济活动联结为一个空间整体，并维持和促进整个空间体系的正常运转。边界地区的交通布局由于受地域组织上的块块分割，自我封锁、自成体系，成为边界地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1）过境交通路线少。长期以来，边界地区一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经济社会活动基本局限于自身狭小地域空间，缺乏地域上的连续性。
（2）过境交通路线质量差，路面标准低。无论是国道还是省道，都由当地交通部门负责修筑。由于道路的外部性特点，边界地区的道路往往是两省共用，有时是一省用得多，一省用得少。
边界地区的交通不便，严重限制了边界地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边界地区经济信息的正常传递与反馈，影响了边界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有些地区，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甚至还靠肩挑背背的原始运输方式。路面质量差，严重限制了运输效率的提高，边界地区无法形成现代化区域分工协作的经济格局。
二、关于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理论创新
1、努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
一体化发展战略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指导全国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稳定发展。一体化要求区域之间加强横向和纵向的交流与联系，建立多种形式的一体化合作形式，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有效运行。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立起跨行政区划的有效的经济网络，实现区域发展要素在更大空间的流通、聚集、整合和增长，应该取消一切限制和壁垒，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力，保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自由贸易，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积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适应大规模生产发展的需要，广泛利用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2、加大财政投入，加强政府转移支付力度
合理的财政制度是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区际经济差距一时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转移支付安排，缩小区际发展差距。在中部政府财力不够强的情况下，省际边界区主要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帮助发展经济，或是直接投资一些重大工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在财政投入方面，尤其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如道路交通等。
3、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培育更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完善地区级城市的功能，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力，使他们的辐射半径同他们所辖区域相一致，最大限度地缩小边缘地区范围，消灭经济发展“死角”。中心城市在省际边界地区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中心城市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个省际边界地区的发展。
4、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转变政府职能
除了政府财政投入改善硬件以外，边界地区的各级政府应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如改革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使企业能在当地获得所需的熟练劳动力、专业技术人才及普通管理人员；禁止任何单位以任何名義向企业进行摊派，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建立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积极利用各种现代媒体扩大本地的影响，使东部企业获得更多的能反映本地优势的信息。
政府要采取的积极政策激发民间投资创业热情，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在吸引民间资本聚集的过程中，实现产业聚集。另外，民间投资企业要依托自然资源，吸引大企业大集团投资，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一是引导产业发展。政府要以“培育主体，营造载体，注入动力，将产业做大，企业做强、品牌打响”为中心，致力研究解决发展后劲和结构调整问题，引导实施制度、技术、管理、市场、组织和文化创新，扶持有条件的企业重组资产、上市融资，力促品牌经营与资本运营“比翼齐飞”。
二是创造产业环境。政府应高效配置资源，实施扶大扶强规模企业、品牌企业、骨干企业。
5、强弱资源及资金技术互补合作模式的推广
强弱联合，主要是以异质区域之间的垂直分工为基础的联合。由于异质区域之间各自的优势条件与限制因素明显不同，发展水平、主导产业类型和区域产业结构均有较大的差异。一般说来，经济上的互补性强，联合的愿望比较强烈，合作的范围广、程度深。强弱毗邻地区的合作更有其地缘优势，就地取材，就近联合，以减少运输成本和过多的中间交易成本。毗邻各方建立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分工，采取优势互补的自然、人力资源及资金技术的合作模式，共同促进毗邻地区的发展。
例如，皖东与江苏的毗邻地区具备强弱合作模式的基本条件和一般特征，该区的开发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打破行政界线壁垒，加强双方多重合作。南京作为该区最具实力的中心城市，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对于处在其辐射范围之内的安徽境内地区的中心带动作用不能充分发挥，限制了双方的正常发展，急需打破这种孤立局面，加强合作。
第二，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开展南京资金技术集约程度高的工业制成品与皖东资源性强的农副产品工业初级原料之间的纵向贸易，发挥皖东土地、人力资源及南京的资金技术优势，加快中心城市南京自身建设的同时，促进皖东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建设，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
第三，加强南京、马鞍山港口建设，发挥沿江优势，充分利用长江水运及津沪、皖赣铁路运输，加强对外联系，提高区域开放程度，促进区域开发。
【参考文献】
[1] 郭荣星：中国省级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海洋出版社，1993.
[2] 肖金成：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3）.
[3] 李俊杰：关于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作的思考[J].商业时代，2006（9）.
[4] 刘玉亭、张结魁：省际毗邻地区开发模式探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11）.
【关键词】东部与中部 中心城市 省际边界地区 经济发展差距 经济一体化
省际边界地区指省级行政单位的相邻地区，位于我国最大的行政单位——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交界处，其经济发展研究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然而却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問题。省际边界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其地区较为偏远，往往处于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边缘，表现为发展边缘化，发展慢，实力弱。我国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基本为落后省份或地区以及发达省份或地区的毗邻地区，因此其经济发展问题应引起重视，如果差距过大，则会产生重大的负面效应，甚至危及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文章通过对省际边界地区在开发方面的研究，对于改变其落后状态，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其理论分析
1、自然地理因素
省际边界地区一般距省会和中心城市较远，大部分省际边界地区位置偏僻，远离经济中心。这种地理上的特点决定了边缘地区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力较弱，省际边界地区一般不可能成为中心城市的发展重点，这可以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核心——边缘”理论具体加以阐述。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各生产要素必然从外围区向中心区发生转移。现实世界的资源市场和环境，客观上存在着空间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某些地方的人口和资源利用其优先形成的空间集聚，构成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制高点或中心。随着集聚的累积性发展，这类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会比其外围地区强大而带有竞争优势。由于中心的存在，外围地区的集聚受到抑制，其发展相对滞后，而又不得不依赖于它的中心。中心之间的空间竞争又形成了外围腹地的空间划分，核心—外围空间结构由此形成。
在我国，该结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其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随距离递减的规律，即距离省会城市越远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第二，省际交界地区与各自中心区域相比，多数是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第三，除沿海地区之外，边缘地区也是城镇化水平最低和城市发展最缓慢的地区。
2、体制因素
边界地区往往为几个省级行政区所管辖，有的为两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有的为三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如闽浙赣边界地区等；还有的边界地区为四个独立行政区域分辖，如苏鲁豫皖边界地区等。郭荣兴的研究表明，多维边界地区的空间约束条件更加复杂，而且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更难实现空间优化组合。从省内来说，省际边界区都是每个省的边缘区，经济和政治体制造成的地区分割，阻断了相邻各地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系，人为地为边界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发展制造了许多障碍，从而使我国省级边界地区一直处于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边缘。由于边缘地区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受益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相对较少，在各行政区进行社会经济布局时也大都因边界地区位置偏僻而常常很少顾及，甚至某些边界地区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带”，其经济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省际边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的是一种“抽血”政策，大量低价的能源，包括煤、油、电、矿物材料、农副产品及初级加工品，根据行政指令从不发达的边界地区调往发达地区。这种极不合理的价值转移，是国家从边界地区“抽血”，向发达地区“输血”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要素在省内可以自由流动。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都聚集了巨大的势能，吸引全省的生产要素向中心聚集，使各个省会城市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省会城市主要由投资拉动获得快速发展，而在市场经济时期，省会城市则是由需求拉动发展。随着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企业数量的增加，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农产品需求和配套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因此，在其扩大的同时，也将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这也就是辐射效应发挥的作用。由于辐射具有一定的半径，辐射效应会随着距离的扩大而逐步减弱。边界地区缺乏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其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难以根本改变，分工难以进一步深化，边界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贫困状态便难以根本转变。
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导致省际边界区经济的更加落后，人才的外流不仅使边界地区人才总量减少，而且人才群体质量也随之下降，最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交通因素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它把分布在各个点上的社会经济活动联结为一个空间整体，并维持和促进整个空间体系的正常运转。边界地区的交通布局由于受地域组织上的块块分割，自我封锁、自成体系，成为边界地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1）过境交通路线少。长期以来，边界地区一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经济社会活动基本局限于自身狭小地域空间，缺乏地域上的连续性。
（2）过境交通路线质量差，路面标准低。无论是国道还是省道，都由当地交通部门负责修筑。由于道路的外部性特点，边界地区的道路往往是两省共用，有时是一省用得多，一省用得少。
边界地区的交通不便，严重限制了边界地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边界地区经济信息的正常传递与反馈，影响了边界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有些地区，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甚至还靠肩挑背背的原始运输方式。路面质量差，严重限制了运输效率的提高，边界地区无法形成现代化区域分工协作的经济格局。
二、关于东部与中部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理论创新
1、努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
一体化发展战略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指导全国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稳定发展。一体化要求区域之间加强横向和纵向的交流与联系，建立多种形式的一体化合作形式，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有效运行。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建立起跨行政区划的有效的经济网络，实现区域发展要素在更大空间的流通、聚集、整合和增长，应该取消一切限制和壁垒，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力，保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自由贸易，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积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适应大规模生产发展的需要，广泛利用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2、加大财政投入，加强政府转移支付力度
合理的财政制度是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区际经济差距一时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转移支付安排，缩小区际发展差距。在中部政府财力不够强的情况下，省际边界区主要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帮助发展经济，或是直接投资一些重大工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在财政投入方面，尤其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如道路交通等。
3、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培育更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完善地区级城市的功能，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力，使他们的辐射半径同他们所辖区域相一致，最大限度地缩小边缘地区范围，消灭经济发展“死角”。中心城市在省际边界地区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中心城市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个省际边界地区的发展。
4、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转变政府职能
除了政府财政投入改善硬件以外，边界地区的各级政府应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如改革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使企业能在当地获得所需的熟练劳动力、专业技术人才及普通管理人员；禁止任何单位以任何名義向企业进行摊派，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建立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积极利用各种现代媒体扩大本地的影响，使东部企业获得更多的能反映本地优势的信息。
政府要采取的积极政策激发民间投资创业热情，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在吸引民间资本聚集的过程中，实现产业聚集。另外，民间投资企业要依托自然资源，吸引大企业大集团投资，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一是引导产业发展。政府要以“培育主体，营造载体，注入动力，将产业做大，企业做强、品牌打响”为中心，致力研究解决发展后劲和结构调整问题，引导实施制度、技术、管理、市场、组织和文化创新，扶持有条件的企业重组资产、上市融资，力促品牌经营与资本运营“比翼齐飞”。
二是创造产业环境。政府应高效配置资源，实施扶大扶强规模企业、品牌企业、骨干企业。
5、强弱资源及资金技术互补合作模式的推广
强弱联合，主要是以异质区域之间的垂直分工为基础的联合。由于异质区域之间各自的优势条件与限制因素明显不同，发展水平、主导产业类型和区域产业结构均有较大的差异。一般说来，经济上的互补性强，联合的愿望比较强烈，合作的范围广、程度深。强弱毗邻地区的合作更有其地缘优势，就地取材，就近联合，以减少运输成本和过多的中间交易成本。毗邻各方建立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分工，采取优势互补的自然、人力资源及资金技术的合作模式，共同促进毗邻地区的发展。
例如，皖东与江苏的毗邻地区具备强弱合作模式的基本条件和一般特征，该区的开发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打破行政界线壁垒，加强双方多重合作。南京作为该区最具实力的中心城市，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对于处在其辐射范围之内的安徽境内地区的中心带动作用不能充分发挥，限制了双方的正常发展，急需打破这种孤立局面，加强合作。
第二，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开展南京资金技术集约程度高的工业制成品与皖东资源性强的农副产品工业初级原料之间的纵向贸易，发挥皖东土地、人力资源及南京的资金技术优势，加快中心城市南京自身建设的同时，促进皖东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建设，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
第三，加强南京、马鞍山港口建设，发挥沿江优势，充分利用长江水运及津沪、皖赣铁路运输，加强对外联系，提高区域开放程度，促进区域开发。
【参考文献】
[1] 郭荣星：中国省级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海洋出版社，1993.
[2] 肖金成：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3）.
[3] 李俊杰：关于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作的思考[J].商业时代，2006（9）.
[4] 刘玉亭、张结魁：省际毗邻地区开发模式探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