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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年之前，天津的社会教育事业进入兴盛时期。社会教育机构蔚然如林，“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的教育宗旨得以践行，教育成就蜚声华夏。由此引发了黄炎培先生的极大关注。于是有了他1914年秋对天津的考察，其见闻收录于《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百年之前的天津社会教育，至今对我们仍有许多启迪价值，后来人应当继承之，发扬之。
关键词：黄炎培；天津；社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11-0178-03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人（现上海市浦东区）。黄任老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尤其对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建树巨大，居功至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先驱。
从1903年他在家乡兴办川沙小学堂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炎培先生从事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华东、西南各地，那么，他同天津教育的渊源又从何谈起呢？
一
据相关史料记载，从1914年2月到1917年4月，先生怀着教育救国的心愿，就当时中国的教育问题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这次考察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阶段。在国内考查期间，他先是赴安徽、江西、浙江三省，旋即又赴山东、北京、天津三地。而此次北方三省市的考察，从时间上推算应当是始于1914年夏秋之交，历时36天。他抵达天津时当是金秋时节了。
黄炎培先生自订的国内考察目的有二：“其一，各地有志之士则为之绍介，俾互相结识，减其索居岭寂之悲，予以切磋相得之益；其二，各地教育上善良之方法则为之传播，俾彼此交换所长，而促其进步”（《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8年）。而对天津的考查则侧重于社会教育。
1914年10月，黄炎培先生甫抵天津，就去登门拜访天津著名学人和教育家严修（范孙）。有趣的是“比及其巷口，忽闻悠扬之琴声，群儿围绕，若观猴戏。薄视之，高墙下黑板一、教桌一、琴一、教师二人”；教师板书歌词，“按琴范唱，群儿从而和之，翕然成韵，初不授以谱调也”。举目望去，墙上高悬一匾额，“大书露天学校四字”。这次不期而遇，使先生对天津的社会教育有了切实的体验，并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日后，他又会见了时任天津露天学校主任的林墨青，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天津露天学校的情况。据他在《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一文中记述，天津露天学校的特点非常鲜明：（1）天津露天学校的发起人是严范孙，学校教员均由南开学校教员义务兼任；（2）露天学校“现有五所，别设女子露天学校二所”；（3）学校每周开设游戏课两天，唱歌课三天，体操课一天，其中兼授文、算两科，主要包括识字、写字、心算、珠算等，程度接近小学一年级水准；（4）教师在教授时采用板书，不用课本。学生习字，全用课余时间，是否交回亦无硬性要求；（5）前来就读者，不问姓名，来去自由，学生上课，家长可以在旁观听；（6）挑选成绩良好的儿童，送入贫民学校或半日学校继续就读。
事实上，当年的“露天学校”，仅是对其因陋就简的办学场地的一种形象性称谓，其实质，是面向寒门子弟的义学。因而深受下层城市贫民的热切欢迎，体现了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应有之义。同时，这也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文化普及和移风易俗的改良运动。这些，从黄炎培先生在文中所描述的“儿童百余人环立，年长者围之于外，有手提幼孩来者，皆肃然不哗”和“教师讲话亦不尽向儿童言，故旁听之家长，往往为点首焉”中可窥一斑（以上均见《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
黄炎培先生在《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中所描述的天津露天学校教育场景，其语言之生动，描摹之精细，即使天津本地的相关文献亦无出其右者，足见先生目光之锐利，思维之敏捷。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民众的深切关爱，对教育救国理想的执着追求，体现了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历史情怀和富民强国的历史担当。
二
露天学校实际上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分支。所谓社会教育，是指由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举办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补习教育、职业培训教育等教育类型的总称，是使所有社会成员保持与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教育形式。公益性是社会教育的突出特征。
上世纪初，天津是社会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热心兴办社会教育的代表人物有严修（范孙）、林兆翰（墨青）等教育家和社会贤达，其中最杰出的当属林墨青。
林墨青（1862～1933）名兆翰，以字行。他亲历了近代史上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庚子变乱”，深感欲救亡莫过于兴学。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始，林墨青主持或與他人合作兴办了20余所民立小学堂；16所官立小学堂；11所官立女子小学堂。所以天津有“学校林立”之说，此话一语双关：既是说天津官办、民办小学遍布全城，蔚然如林，又含有学校之多，林墨青有创立之功的意思。
在兴办基础教育的实践中，林墨青深感如果民智不开、陋习不改，不仅教育事业难以为继，而且社会进步亦举步维艰。于是他提出了学校教育同社会教育必须双管齐下、兼筹并顾的主张，并且立即将其付诸于实践。在他的推动下，天津的社会教育开启了新篇章。
天津的社会教育发端于19世纪后期，到1900年进入鼎盛时期。黄炎培先生之所以莅津考察社会教育，是因为天津的社会教育已经在全国有了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天津的社会教育成就斐然，择要记述如下。
1906年，天津劝学所成立。林墨青出任总董。本着“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的宗旨，先后兴办了天齐庙（今东马路）、城隍庙（今西马路）、地藏庙（今河北区）、甘露寺（今北大关）四个宣讲所。宣讲所利用晚间开展活动，宣讲国内外时事，开展科普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对除旧布新、改良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劝学所还联络地方贤达，开设多所简易学堂、半日学堂、半夜学堂等，这也是推行社会教育的重要举措。这类学校吸收寒门子弟就读，免收学费，还发放课本书籍，虽不及全日制学堂正规，但对于下层市民子弟而言，无疑是绝大的福祉。 1912年，林墨青担任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总董，1915年，由他出任社长的《社会教育星期报》创刊（民间简称《星期报》）。《星期报》以社会大众为宣传对象，承担了针砭时弊、矫正风俗、匡扶正义、抨击邪恶、普及文化、倡导科学的社会责任，在社会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林墨青主持《星期报》18年，直到他辞世为止。该报虽几易其名，但“培养旧有道德，增进普通知识，筹划平民生计，矫正不良风俗”的办报宗旨始终如一。可以称得起是天津社会教育事业的又一件标志性事物。
文博事业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平台。有鉴于此，林墨青从1921年即着手筹建“广智馆”，经4年艰苦努力终告落成。广智馆实际是一座小型博物馆，长年陈列与工业、农业、手工业有关的图片、照片、实物和模型，供平民参观，对倡导实业、传布科技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在文化事业方面，由林墨青发起并主持的主要有：1918年成立的以“挽回一切社会之浮华”为主旨的“天津崇俭会”；1927年组建的“崇化学会”等。崇化学会是一个弘扬国学的学术组织和社会教育机构。林墨青不仅参与规划，而且亲自授课，这在当时的天津西方文化浸淫日甚的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
上述天津社会教育的成就，引发了黄炎培先生的关注。1914年的天津之行，不仅是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至今尚有启迪后人的深远价值。
三
如今，距黄炎培先生赴天津考查教育已经过去一百年了。百年之前，天津的一群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致力于推进社会教育，这些雪泥鸿爪，在天津乃至中国教育史上都嵌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么，前人的非凡功绩对我们有什么启迪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其一，平等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
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人类几千年以来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百年前的天津社会教育中即有了鲜明的体现。
所谓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即超越年龄、性别和经济地位的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当年的天津教育，除了前面提到的面向贫儿的露天学校之外，还有面向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学习的工人、市民的贫民学校和半日学校；面向女子就读的女学和女子学堂。上述学校的突出特征，都是面向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的贫苦百姓。
客观地讲，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之所以热心平民教育，或多或少地是出于对贫苦民众的同情甚至怜悯之心，还没有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接受教育是他们天经地义的权利这样的真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解放初期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到大力兴办工农补习学校，直至工人、农民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以及近些年的希望工程、贫困生救助工程，都体现了国家对劳动人民接受教育权利的高度关注。而这一切，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以变为现实。
其二，公益性是教育的本质特征。
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具有公益性的本质特征。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教”的解释是：“上所施下所效也”。就是说，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由施教和仿效构成的双边的社会活动，是一种非功利的，仅以传承人类文明为目标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行为。
百年前天津教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一批以平民教育为己任的开明人士，他们没有把知识当作一种商品去同别人交换；也没有把教育当作一种聚敛钱财的途径，而是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教育事业之中。其中，矢志不渝、始终不懈者有之，毁家兴学、痴心不改者有之。他们的高风亮节和崇高义举足以成为后世楷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救助部分民众而不可能惠及全体，许多胸怀“教育救国”壮志的人士，最后也无奈地承认：单靠教育是救不了国的。然而，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以举国之力兴办教育，才使中国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同时，教育的公益性也必然得以最大限度地彰显，并且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标志。
其三，教化性是教育的基本功能。
毋庸置疑，一切教育都有教化功能。许慎对“育”的解释是：“养子使作善也”。这似乎是偏于讲家庭教育的，其实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善”，说到底是对某种言行或社会现象做出判断的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不同社会群体对“善”的评判或者说持有的价值观并不相同，因而就有了用什么标准去教化人的问题。
百年前的天津教育，是以“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为价值追求的。就其效果而言，不仅起到了普及文化、倡导科学的作用，而且产生了矫正不良风习，改善平民生计的功效。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这里讲的并不是旧时教育教化性的全部，甚至并非是其主流。客观、全面地评价旧时教育就会发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優则仕”等功利性价值观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的判断，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教育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教化功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因此，我们有条件也有理由比前人做得更好。世界上不存在非教化的“纯粹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理直气壮地把我们的后代教育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接班人。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教育的发展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充分汲取前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后来人的手中，一定会谱写出更加华丽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2]尚丁.黄炎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张大民.天津近代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4]陈振江.百年风云[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刘金錄（1946—），男，天津市人，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研究员，《天津社刊》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职业教育史和当代职业教育改革。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
关键词：黄炎培；天津；社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11-0178-03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人（现上海市浦东区）。黄任老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尤其对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建树巨大，居功至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先驱。
从1903年他在家乡兴办川沙小学堂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炎培先生从事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华东、西南各地，那么，他同天津教育的渊源又从何谈起呢？
一
据相关史料记载，从1914年2月到1917年4月，先生怀着教育救国的心愿，就当时中国的教育问题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这次考察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阶段。在国内考查期间，他先是赴安徽、江西、浙江三省，旋即又赴山东、北京、天津三地。而此次北方三省市的考察，从时间上推算应当是始于1914年夏秋之交，历时36天。他抵达天津时当是金秋时节了。
黄炎培先生自订的国内考察目的有二：“其一，各地有志之士则为之绍介，俾互相结识，减其索居岭寂之悲，予以切磋相得之益；其二，各地教育上善良之方法则为之传播，俾彼此交换所长，而促其进步”（《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8年）。而对天津的考查则侧重于社会教育。
1914年10月，黄炎培先生甫抵天津，就去登门拜访天津著名学人和教育家严修（范孙）。有趣的是“比及其巷口，忽闻悠扬之琴声，群儿围绕，若观猴戏。薄视之，高墙下黑板一、教桌一、琴一、教师二人”；教师板书歌词，“按琴范唱，群儿从而和之，翕然成韵，初不授以谱调也”。举目望去，墙上高悬一匾额，“大书露天学校四字”。这次不期而遇，使先生对天津的社会教育有了切实的体验，并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日后，他又会见了时任天津露天学校主任的林墨青，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天津露天学校的情况。据他在《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一文中记述，天津露天学校的特点非常鲜明：（1）天津露天学校的发起人是严范孙，学校教员均由南开学校教员义务兼任；（2）露天学校“现有五所，别设女子露天学校二所”；（3）学校每周开设游戏课两天，唱歌课三天，体操课一天，其中兼授文、算两科，主要包括识字、写字、心算、珠算等，程度接近小学一年级水准；（4）教师在教授时采用板书，不用课本。学生习字，全用课余时间，是否交回亦无硬性要求；（5）前来就读者，不问姓名，来去自由，学生上课，家长可以在旁观听；（6）挑选成绩良好的儿童，送入贫民学校或半日学校继续就读。
事实上，当年的“露天学校”，仅是对其因陋就简的办学场地的一种形象性称谓，其实质，是面向寒门子弟的义学。因而深受下层城市贫民的热切欢迎，体现了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应有之义。同时，这也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文化普及和移风易俗的改良运动。这些，从黄炎培先生在文中所描述的“儿童百余人环立，年长者围之于外，有手提幼孩来者，皆肃然不哗”和“教师讲话亦不尽向儿童言，故旁听之家长，往往为点首焉”中可窥一斑（以上均见《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
黄炎培先生在《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中所描述的天津露天学校教育场景，其语言之生动，描摹之精细，即使天津本地的相关文献亦无出其右者，足见先生目光之锐利，思维之敏捷。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民众的深切关爱，对教育救国理想的执着追求，体现了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历史情怀和富民强国的历史担当。
二
露天学校实际上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分支。所谓社会教育，是指由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举办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补习教育、职业培训教育等教育类型的总称，是使所有社会成员保持与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教育形式。公益性是社会教育的突出特征。
上世纪初，天津是社会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热心兴办社会教育的代表人物有严修（范孙）、林兆翰（墨青）等教育家和社会贤达，其中最杰出的当属林墨青。
林墨青（1862～1933）名兆翰，以字行。他亲历了近代史上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庚子变乱”，深感欲救亡莫过于兴学。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始，林墨青主持或與他人合作兴办了20余所民立小学堂；16所官立小学堂；11所官立女子小学堂。所以天津有“学校林立”之说，此话一语双关：既是说天津官办、民办小学遍布全城，蔚然如林，又含有学校之多，林墨青有创立之功的意思。
在兴办基础教育的实践中，林墨青深感如果民智不开、陋习不改，不仅教育事业难以为继，而且社会进步亦举步维艰。于是他提出了学校教育同社会教育必须双管齐下、兼筹并顾的主张，并且立即将其付诸于实践。在他的推动下，天津的社会教育开启了新篇章。
天津的社会教育发端于19世纪后期，到1900年进入鼎盛时期。黄炎培先生之所以莅津考察社会教育，是因为天津的社会教育已经在全国有了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天津的社会教育成就斐然，择要记述如下。
1906年，天津劝学所成立。林墨青出任总董。本着“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的宗旨，先后兴办了天齐庙（今东马路）、城隍庙（今西马路）、地藏庙（今河北区）、甘露寺（今北大关）四个宣讲所。宣讲所利用晚间开展活动，宣讲国内外时事，开展科普教育，传播文化知识，对除旧布新、改良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劝学所还联络地方贤达，开设多所简易学堂、半日学堂、半夜学堂等，这也是推行社会教育的重要举措。这类学校吸收寒门子弟就读，免收学费，还发放课本书籍，虽不及全日制学堂正规，但对于下层市民子弟而言，无疑是绝大的福祉。 1912年，林墨青担任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总董，1915年，由他出任社长的《社会教育星期报》创刊（民间简称《星期报》）。《星期报》以社会大众为宣传对象，承担了针砭时弊、矫正风俗、匡扶正义、抨击邪恶、普及文化、倡导科学的社会责任，在社会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林墨青主持《星期报》18年，直到他辞世为止。该报虽几易其名，但“培养旧有道德，增进普通知识，筹划平民生计，矫正不良风俗”的办报宗旨始终如一。可以称得起是天津社会教育事业的又一件标志性事物。
文博事业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平台。有鉴于此，林墨青从1921年即着手筹建“广智馆”，经4年艰苦努力终告落成。广智馆实际是一座小型博物馆，长年陈列与工业、农业、手工业有关的图片、照片、实物和模型，供平民参观，对倡导实业、传布科技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在文化事业方面，由林墨青发起并主持的主要有：1918年成立的以“挽回一切社会之浮华”为主旨的“天津崇俭会”；1927年组建的“崇化学会”等。崇化学会是一个弘扬国学的学术组织和社会教育机构。林墨青不仅参与规划，而且亲自授课，这在当时的天津西方文化浸淫日甚的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
上述天津社会教育的成就，引发了黄炎培先生的关注。1914年的天津之行，不仅是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至今尚有启迪后人的深远价值。
三
如今，距黄炎培先生赴天津考查教育已经过去一百年了。百年之前，天津的一群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致力于推进社会教育，这些雪泥鸿爪，在天津乃至中国教育史上都嵌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么，前人的非凡功绩对我们有什么启迪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其一，平等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
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是人类几千年以来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百年前的天津社会教育中即有了鲜明的体现。
所谓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即超越年龄、性别和经济地位的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当年的天津教育，除了前面提到的面向贫儿的露天学校之外，还有面向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学习的工人、市民的贫民学校和半日学校；面向女子就读的女学和女子学堂。上述学校的突出特征，都是面向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的贫苦百姓。
客观地讲，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之所以热心平民教育，或多或少地是出于对贫苦民众的同情甚至怜悯之心，还没有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接受教育是他们天经地义的权利这样的真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解放初期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到大力兴办工农补习学校，直至工人、农民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以及近些年的希望工程、贫困生救助工程，都体现了国家对劳动人民接受教育权利的高度关注。而这一切，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以变为现实。
其二，公益性是教育的本质特征。
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具有公益性的本质特征。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教”的解释是：“上所施下所效也”。就是说，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由施教和仿效构成的双边的社会活动，是一种非功利的，仅以传承人类文明为目标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行为。
百年前天津教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一批以平民教育为己任的开明人士，他们没有把知识当作一种商品去同别人交换；也没有把教育当作一种聚敛钱财的途径，而是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教育事业之中。其中，矢志不渝、始终不懈者有之，毁家兴学、痴心不改者有之。他们的高风亮节和崇高义举足以成为后世楷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救助部分民众而不可能惠及全体，许多胸怀“教育救国”壮志的人士，最后也无奈地承认：单靠教育是救不了国的。然而，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以举国之力兴办教育，才使中国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同时，教育的公益性也必然得以最大限度地彰显，并且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标志。
其三，教化性是教育的基本功能。
毋庸置疑，一切教育都有教化功能。许慎对“育”的解释是：“养子使作善也”。这似乎是偏于讲家庭教育的，其实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善”，说到底是对某种言行或社会现象做出判断的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不同社会群体对“善”的评判或者说持有的价值观并不相同，因而就有了用什么标准去教化人的问题。
百年前的天津教育，是以“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为价值追求的。就其效果而言，不仅起到了普及文化、倡导科学的作用，而且产生了矫正不良风习，改善平民生计的功效。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这里讲的并不是旧时教育教化性的全部，甚至并非是其主流。客观、全面地评价旧时教育就会发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優则仕”等功利性价值观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的判断，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教育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教化功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因此，我们有条件也有理由比前人做得更好。世界上不存在非教化的“纯粹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理直气壮地把我们的后代教育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接班人。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教育的发展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充分汲取前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在后来人的手中，一定会谱写出更加华丽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2]尚丁.黄炎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张大民.天津近代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4]陈振江.百年风云[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刘金錄（1946—），男，天津市人，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研究员，《天津社刊》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职业教育史和当代职业教育改革。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