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可能这是王安石和张居正们真正的悲哀吧。
　　现在人说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却说他是一只獾。
　　宋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快要出生的时候，有一只獾跑到产房，结果却再没出来。”蔡京之子蔡绦说，他曾从父亲那里听说，王安石的野獾真身曾被一位叫李士宁的“异人”识破过。站在今人的角度，这些自然是笑谈。不过，却反映了时人“不是笑谈”的心理。
　　明人袁在《枫窗小牍》中说：王安石变法不久，有人在大相国寺墙壁发现了一首诗“终岁荒芜湖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拓条。阿侬去家京洛遥，警心寇盗来攻剽。”开始，人们以为这首诗是丈夫外出，老婆在家感怀而作，直到苏东坡的出现。苏说，这是一首含诗：首一句，终岁，即十二月，为“青”字。荒芜即田上长草，为“苗”字。湖浦焦，为去水，为“法”字。三字合拢则为“青苗法”；第二句，贫女戴笠即“安”，落拓条即“石”，合二为一则为“安石”；第三句，阿侬为吴方言，意为“吾”在此通“误”，京洛是国都于是借指为“国”，二者合则为“误国”；第四句，“寇盗”皆民之贼也，换种说法即“贼民”，四句合起来正好是九个字“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但就是这个群众眼里“误国贼民”的王安石交出的却是一份不错的经济答卷。
　　立国日起，赵宋王朝的财政就不给力。到仁宗时，朝廷每年亏空已达300万贯。几年后的英宗治平年间这一数字陡升至1570万贯。以至于1067年英宗病逝时，朝廷甚至拿不出足够的钱为他办一场像样的丧事。王安石上台后，这一情况彻底扭转。哲宗初年，担任户部尚书的李常一次向诸人透露皇上的家底“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
　　即便如此，王安石依旧不受待见，到处都是嘲笑和讥讽的人。这样的情况不独宋代有，历代都有。
　　今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日益客观，当年明月更是说其为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之一。但跟王安石一样，之前的很多年，张居正几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词。明人沈德符在书中把他比作霍光、宇文。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他动用非常手段，大肆改革，使王朝出现了中兴的迹象。仅从经济上说，万历五年帝国中央银库太仓库收银436万两，兵部管理的太仆寺（总后勤部）当年的岁入银两也超过400万两，京师仓库所存粮食足够6年消费。而在之前很多年，明王朝几乎没有储备，各地常因为军饷发不到位引起军队哗变、巡抚被杀等恶性事件。数年之后，明王朝打赢了宁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战。你我都知道，打仗拼得是兵强马壮，拼得是谁比谁更能烧钱。
　　按说，这样一个人，不说居功至伟，起码生前死后都应风風光光。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身前的风光，张居正享受到了，身后的风光却迟迟没有来。
　　1582年，张居正死后半年，这位昔日的股肱之臣遭到清算。万历皇帝的上谕中，其罪状有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两年之后，他在江陵的老家被籍没。抄家的结果查出黄金2400两、白银17700两，这个数字远低于时人的估计，与严嵩相比，更是九牛一毛，于是严刑拷打之下，其子张敬修供称，尚有白银三十万两寄存别处。负责追赃的官员很满意，但供述当晚，张敬修自缢身亡。
　　为什么会这样？恐怕还得从孔夫子的《论语》说起。书中，老先生无论好坏，对人的评价只有两极———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和小人更多的是道德层面，而非事功层面的判断，所以历来的读书人爱谈气节，而耻于言利。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孟子的回答很忽悠，大王何必谈好处，有仁义就啥都有了。
　　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下，王朝需要的是司马光之样的人。所以与张居正同一时代，后来博得大名的海瑞在评价他时，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可能这就是王安石和张居正们真正的悲哀吧。
　　选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