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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26日-7月21日，日内瓦万国宫，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举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备受瞩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重要国际会议。
1955年4月18日-24日，万隆独立大厦，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出席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揭开了亚非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时代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登上大国外交舞台伊始，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品格，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亮相
多边外交舞台
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也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亮相多边外交舞台。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
“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国际舆论纷纷聚焦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
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正如周恩来所言，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中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
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也因各方分歧停滞不前。当年5月，奠边府大捷;6月中旬，法国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根据新情况，周恩来积极斡旋。6月23日，他在瑞士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交谈，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突破点。7月初到7月中旬，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的休会时间，分赴广西柳州和莫斯科等地，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苏联领导人会谈。最终，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的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即“印度支那三国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适用同样原则时，要照顾到三国的特殊情况”，受到大多数与会国的赞扬。7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成为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现在世界上赞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周恩来如是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的序言部分明确写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出访印度和缅甸，在同两国签署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强调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同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迅即引起巨大的国际反响。世界著名外交学者罗纳德·基思认为，无论是在会议谈判之中，还是在谈判之外，中国一直努力将国家之间关系纳入“和平共处”的构想之中。
和西方大国接触取得实质性成果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还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孤立的状态。但是，在日内瓦这个多边外交大舞台上，西方大国不得不面对他们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的新中国。
对新中国而言，和西方大国进行面对面交流乃至交锋，也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中法两国总理的接触，对达成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起了决定性作用;中英在会议期间确定互设代办处，英国贸易代表团决定访华;美国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转达，要求同中国讨论有关遣返两国在对方的人员问题。
中國在斗争的同时，对美方举动作出积极回应。会议期间，双方代表团就两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触。会议结束后，两国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持续达10多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为日后的中美恢复邦交谈判埋下了伏笔。
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同法、英、美等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接触，实质上冲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打开了同西方国家扩大接触的局面，是重要的外交突破。
《华盛顿邮报》当时发表的社论认为，美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谈“具有头等重大意义”。
“求同存异”引导亚非合作行稳致远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中心的亚非大街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路边一座乳白色的三层建筑是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1955年在这里举行的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国家相关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
会议秘书长、印尼资深外交家鲁斯兰在《万隆脉络》一书中回忆，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一些国家明确反对中国参会。会议第二天，与会代表中突然出现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杂音。关键时刻，周恩来走上讲台：“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发言中，周恩来向各国代表阐述了中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说，“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周恩来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全程报道万隆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如是感慨。
据会议工作人员、苏加诺私人助理司徒眉生回忆，在会议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抓住机会与各国代表交流，参加各种会见，推动会议达成共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各方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达成的共识。公报中提出了载入史册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
如今，以29个与会国家和地区的文字刻写而成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在会议纪念博物馆展厅中高高悬挂。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尤素夫·瓦南迪认为，“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吸纳进‘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60多年过去，中国始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中国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五项原则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1955年4月18日-24日，万隆独立大厦，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出席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揭开了亚非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时代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登上大国外交舞台伊始，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品格，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亮相
多边外交舞台
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也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亮相多边外交舞台。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
“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国际舆论纷纷聚焦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
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正如周恩来所言，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中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
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也因各方分歧停滞不前。当年5月，奠边府大捷;6月中旬，法国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根据新情况，周恩来积极斡旋。6月23日，他在瑞士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交谈，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突破点。7月初到7月中旬，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的休会时间，分赴广西柳州和莫斯科等地，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苏联领导人会谈。最终，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的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即“印度支那三国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适用同样原则时，要照顾到三国的特殊情况”，受到大多数与会国的赞扬。7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成为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现在世界上赞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周恩来如是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的序言部分明确写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出访印度和缅甸，在同两国签署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强调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同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迅即引起巨大的国际反响。世界著名外交学者罗纳德·基思认为，无论是在会议谈判之中，还是在谈判之外，中国一直努力将国家之间关系纳入“和平共处”的构想之中。
和西方大国接触取得实质性成果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还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孤立的状态。但是，在日内瓦这个多边外交大舞台上，西方大国不得不面对他们在外交上还没有承认的新中国。
对新中国而言，和西方大国进行面对面交流乃至交锋，也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中法两国总理的接触，对达成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起了决定性作用;中英在会议期间确定互设代办处，英国贸易代表团决定访华;美国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转达，要求同中国讨论有关遣返两国在对方的人员问题。
中國在斗争的同时，对美方举动作出积极回应。会议期间，双方代表团就两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触。会议结束后，两国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持续达10多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为日后的中美恢复邦交谈判埋下了伏笔。
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同法、英、美等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接触，实质上冲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打开了同西方国家扩大接触的局面，是重要的外交突破。
《华盛顿邮报》当时发表的社论认为，美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谈“具有头等重大意义”。
“求同存异”引导亚非合作行稳致远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中心的亚非大街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路边一座乳白色的三层建筑是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1955年在这里举行的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国家相关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
会议秘书长、印尼资深外交家鲁斯兰在《万隆脉络》一书中回忆，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一些国家明确反对中国参会。会议第二天，与会代表中突然出现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杂音。关键时刻，周恩来走上讲台：“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发言中，周恩来向各国代表阐述了中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说，“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周恩来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全程报道万隆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如是感慨。
据会议工作人员、苏加诺私人助理司徒眉生回忆，在会议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抓住机会与各国代表交流，参加各种会见，推动会议达成共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各方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达成的共识。公报中提出了载入史册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
如今，以29个与会国家和地区的文字刻写而成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在会议纪念博物馆展厅中高高悬挂。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尤素夫·瓦南迪认为，“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吸纳进‘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60多年过去，中国始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中国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五项原则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