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商海香港，金大侠能打出一片文化绿洲，用武侠小说为行头演绎中华文明的精彩，又以一篇篇犀利政论洞察世情、指点江山，靠的不仅是书生意气，更是处世精明、人情练达，以及先人一步的眼光。
　　金庸曾说，“要打出变化多端的掌法，心中必有坚持。”在《书剑恩仇录》中，他描述过“天下第一高手”袁士霄的“百花错拳”：左手查拳，右手绵掌，收回时是太极拳，攻出去是八卦掌。这套拳的精髓在于每一步都要走在对方前面，出人意料。
　　商海波谲云诡，不用奇难得先机。然而金庸的商人外表下又藏著文人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这是他坚守的地方，由此铸造成独特的“查式商道”。他办《明报》而成就媒体帝国，又数十年以《明报》所得供养“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明报月刊》（以下简称《明月》）。用《明月》总编辑潘耀明的话说：“集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在这个商品味道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27年前，潘耀明从金庸手中接下《明月》，当时的一幕如今仍历历在目。他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时回忆道：“我很感动，因为那张聘书是他亲手写的。”聘书载明，潘耀明除出任总编辑，还兼任总经理，这是和前几任总编辑不同的。金庸是将探索文化与经营并重的理想托付于他。

创《明报》，领得市场先机

　　商道，以识时机为第一。这方面，金庸早慧。
　　1939年，15岁的金庸还在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初中部读书。他看到同学们为难题所困，就与伙伴四处搜集考题，编制索引，分析解答，编成《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这本“宝典”出版后，从浙江一路热销江西、福建、安徽，学生们复习效率大大提高，金庸也赚到了足够日后考大学的费用。
　　办《明报》，金庸同样识时机。《明报》是1959年金庸与沈宝新共同创办的。当时的香港是一个小市民社会，同时大批内地文人因时局变化而南下香港，靠办报谋生。港岛迎合市民趣味的小报林立，竞争激烈。《明报》创办之初，也是这样一份市民趣味的小报，每份为一张大纸，定价一毫港币（约合0.08元人民币），发行量惨淡，日销售量仅在1万份上下。但金庸以连载武侠小说为自己争取到市场份额。对港英时代的香港小市民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拓展了他们的想象空间，侠客们行走江南与中原的故事满足了市民的好奇心，也增加了对中原文化的了解。而对南下的移民而言，这些小说更满足了他们“北望神州”的渴望。因此，连载小说极大地带动了报纸销量，仅《神雕侠侣》便让金庸的报纸多卖了6000份。
　　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大时代，内地和香港的政局都发生很多变化。《明报》抓住这一时机，报道敏感新闻事件，刊发立场鲜明的时评，迅速从小报“升格”为符合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趣味的大报，更培养出一批香港报界大佬和知名作家。在副刊上，金庸除了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还力邀以“三苏”为笔名、撰写怪论杂文的高雄等多位作家加盟。1963年，《明报》摆脱财务上的窘境，逐渐建起自己的机房、排字房、版房，平均日销售量能达到5万余份。后来，《明报》版图逐渐扩大，衍生出包括《明月》在内的6家子报刊，形成一个庞大的媒体集团。
　　潘耀明说，那时候“金庸既要写社论，又要写小说，还要管理整个《明报》王国”。到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全力写政论，《明报》彻底成为一张“高级报纸”。这从报纸订阅方面的一个动作也可以看出。当时，报社开始争取航空公司的订阅。那时能坐飞机的多为高层次人群，《明报》能在飞机上被乘客阅读，既提升报纸本身的形象，也为报社争取到潜在的广告客户。
　　谈及广告，与任何以媒体为毕生事业的人一样，金庸也曾面临着内容和经营的难题。毕竟，广告刊登得多了，其他内容变少，读者就会不满;而广告太少，公司的盈利又会大打折扣。潘耀明告诉记者，金庸经营报社的一大理念就是“有容乃大”，既接收广告，也平衡采编和经营部门之间的博弈。
　　在“大家长”金庸的带领下，《明报》于1991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市值达8亿元港币，利润接近1亿港币。上市后的《明报》辉煌无比，如同一匹骏马奔至资本世界的巅峰。

办《明月》，穿起“名牌西装”

　　《明报》上市后，金庸做出了一个震惊业界的决定：退出《明报》集团。潘耀明说，金庸有四个梦想：少年时努力学习，青年时有事业基础，找到理想接班人，到处游学。当时《明报》成就已经达到巅峰，金庸该去完成他的第四个梦想了，这才触发他转手《明报》。
　　为《明月》挑选接班人时，金庸看中了当时正在香港三联书店担任董事会董事和副总编的潘耀明。“当时金庸先生希望能在文化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这句话如今看来平常，但对任何一个经历过近代香港媒体商业化浪潮的人而言，是千斤重。
　　到《明月》的第一天，潘耀明问金庸，“当年为什么要创立《明月》？”金庸答，“我要给《明报》集团穿一身名牌西装！”《明报》虽挣钱，但紧跟的是市场，小说、随笔等作品也只能在副刊刊登。金庸决定创立《明月》，做一本“全无广告，只凭借文人学术地位论高下”的高端文化杂志，推广华文文化，将《明报》的整体格调和形象继续拉高。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办《明月》似乎是蚀本生意，放弃广告更让报界惊诧。《明月》初创时几度入不敷出，全靠《明报》支撑。潘耀明说，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了解“无形资产有时比有形资产价值更高”，亏本的《明月》能支撑起《明报》集团的魂。《明月》坚持以写作者水平为唯一刊发标准，稿费只有千字100元港币。但凭借在华文世界的品牌形象，各界名流提起《明月》无不心生艳羡，有的宁愿不要稿费也要一登“明月”。《明报》集团上市后，股价从原来的1毛钱疯涨到2.9元。“这其中的2.8元钱就是文化带来的”，潘耀明回忆这段历史时，转述了金庸当年的名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报界竞争日益激烈，佳作难得。此时的金庸，再次做出了领先一步的调整，让作者分享《明报》品牌价值带来的红利。《明报》上市后，金庸和潘耀明商定，“有选择性地妥协”，让《明月》接投广告，为作者涨稿费。低稿费的传统被打破了，稿费涨至千字300元港币，作者写稿的积极性高涨。
　　《明月》多年坚持高格调带来的无形资产，也在市场高位兑现。那时，高贵的《明月》让广告商趋之若鹜，《明月》挑选广告也坚持“宁缺毋滥”，确保品质上乘。由于兼顾内容和盈利，市场口碑极佳，《明月》的收益一度占据整个集团总盈利的20%。用作家聂华苓评价《明月》的话说：“明月如鱼得水。”

争版税，成就“武侠之王”

　　金庸是一代文人富豪，他的作品被出版为各种版本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开发成游戏。保守估计，仅游戏版权费便超过1亿元人民币，而金庸所著15部武侠小说在国内发行超过1亿册。据不完全统计，根据金庸小说拍摄的电影、电视剧已超过100部。
　　然而，小说出版和作品改编容易进入灰色地带。金庸作品刚进入内地市场时盗版猖獗。潘耀明回忆，当时金庸让他调查作品出版情况，结果发现虽然作品在内地极为流行，却只收到300万元人民币版税。而同一年，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版税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此后，金庸对版税问题十分重视。
　　最轰动的一次“打假”要数2016年的“江南案”。当时，金庸起诉网络小说家江南侵权，后者在小说《此间的少年》中借用了大量金庸原著角色。两年后，金庸胜诉，获赔188万元人民币。那时的中国出版界，借用经典原著角色进行二次创作（即“同人小说”）的作品越来越多，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版权的思考。
　　因为金庸对保护版权的认真，侵权盗版之风有所遏制。从2010年开始，金庸凭版税多次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2015年，他以85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再次进入榜单，位居第十七位。作家榜创始人吴怀尧告诉记者，金庸是当之无愧的“作家榜武侠之王”。
　　对有侵权嫌疑的交易，金庸绝不手软。但对那些能推动文化发展的市场行为，金庸则大度得像个“专做亏本生意”的文人。潘耀明向记者说起鲜为人知的法语版“1元版权”的故事。他的好友潘立辉是法国巴黎友丰书店的老板，原是柬埔寨难民。柬埔寨曾是法国殖民地，金庸小说的法语翻译作品在当地盛行。潘立辉阅读那些盗版作品时，发现它们翻译极差，十分影响读者对金庸作品的理解。于是，潘立辉通过潘耀明见到了金庸，商讨购买《射雕英雄传》版权译成法语一事。金庸十分欣喜，也信任潘耀明的选人眼光，于是便以1块钱的版税将这本书的版权卖给潘立辉。这本正版法语书品质精良，还获得了当年的法国教育部翻译大奖。如今，潘立辉等人正准备翻译法文版《鹿鼎记》。
　　只要是有利于推广文化发展，金庸就深明大义、不图利润，而2004年与电影《功夫》导演周星驰的一场“对手戏”，更显出他作为文化商人的格局和圆融。当时，周星驰找到金庸说，“电影用了您小说中的几个名字，我要给您版税。”金庸不打算收取费用，因为《功夫》并未改编他的作品。但周星驰一再坚持。最后，两人对着剧本讨论良久，共找到6个地方源自《神雕侠侣》，分别是“杨过、小龙女、神雕侠侣、杨过的太极拳、小龙女的狮子吼、火云邪神的蛤蟆功”。
　　周星驰精明练达，在电影拍摄完成之后及时找到金庸，而金庸也感激周星驰尊重原创，于是象征性地向他收版权费，“你用了6个地方，每个地方给1万吧”。最后，金庸将6万元港币全数捐给南亚海啸的重灾区。
　　如此，商人金庸又如大侠般打通影视行业的任督二脉，“金庸”二字成为文化资产。

“道家”，无为胜有为

　　从接手《明月》至今27年，潘耀明与金庸共同经历了商海风雨。他总结金庸的管理哲学为“道家无为”。
　　金庸奉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年，金庸曾认真“调查”了潘耀明，认可他的为人、才华，才让他接手《明月》。之后，金庸以挚友对待潘耀明，信任其决定和管理，这一点让潘耀明十分感激。
　　金庸一生从未“炒”过员工“鱿鱼”，待员工也彬彬有礼。潘耀明说：“我去他的办公室，他一见到我就会立刻站起来，让我先坐下他才坐。别人向老板汇报工作，都是站着的，但是在《明报》，金庸都会站着和职工讲话、讨论。”
　　金庸的和气，源于他身上的文人气质与长者风度。潘耀明说：“金庸经营报纸而成为大亨，这在文人中是唯一的。”而这种文化企业家气质的养成，离不开金庸的勤奋。“书不离手”是潘耀明向记者讲述其与金庸出游时常提到的4个字。游览成都时，大家都忙着看大熊猫，但金庸总带着书，时不时翻阅几页。他的书五花八门，文史兼备。潘耀明说：“金庸最令我佩服的地方是，他事业已经做得那么大，还那么勤奋！”
　　这位文化企业家面对巨额财富，并不贪恋，也是“无为”。1992年，金庸捐资300万元港币，在浙江嘉兴学院北校区的一条小河边建了一座金庸图书馆。落成后，他又捐资购置大批图书。他还为多所大学慷慨解囊。1986年，金庸向香港中文大学捐资800万港币，设立研究基金。1993年，金庸向北京大学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启动资金;14年后，他又向北大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1995年，金庸捐资120万元人民币，在浙大设立“金庸奖学金”和“浙大金庸人文基金”。另外，他还以《明报》董事会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万元港币。
　　在潘耀明看来，金庸是一个“带着浓浓文人气息的商人”。金庸的文人气息来自他对中华文化的钟情，并默默“入世”，在風云变幻的市场中与时俱进。如果说文化人是金庸的本色，那么企业家就是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