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清苦中勉励自己，吮吸知识成长的力量，在重生的社会潮汐里不断翻腾。他们又是最悲催的一代人，不仅要在挣扎中求索，还要为生活的负累拼搏
　　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上山下乡成为广大中国青年必须经历的人生阶段。现在回溯这段岁月，有人说是苦尽甘来，有人说感慨良多。
　　这些岁月的结束，对许多人不仅仅是年代故事这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痛苦折磨的结束。许多人因为历史事件而被历史抛弃，成为反面教材，一辈子都要背负反倾的罪名。大家庭的政治斗争、家庭内部的政治斗争，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成长。对于刚刚返城的知青来说，既新鲜又陌生的城市，有太多别样的故事值得描述。
　　那个时期，“知青”成了大家共同的称谓，知青们和以往的中国人就像有了天然的区别，得到一个重新审时度势的机会，发挥自身优势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然后转眼年月过去，他们不用为了几个返城名额，拉关系找门路；不用再睡大通铺，吃糠咽菜。政策变化了、改善了。知青忽然间找到了生活的新希望：参加高考，实现大学梦，完成梦寐以求的抱负。即使名落孙山也可以和家人温情团聚，不用为了赚取几个工分儿辛苦地农耕劳作了。
　　经济体制改革给知青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诸多难题，城市人口密集、工作岗位稀缺、就业压力大等等。知青们的选择尤为关键，选择走哪步棋都会影响他们的一辈子。
　　《返城年代》里何家有三个女儿，林家有两个儿子，在当时来讲，不属于大家庭。两个家庭有很明显的门户之分，何家书香门第，林家普通农工。而恰恰两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家庭，在特殊时代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味儿很浓、很真实的情感剧。
　　未从建国大业中走过，成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所经历的苦痛远远不及父辈的磨难多。林父对儿子的严苛要求，何父对政治原则的恪守，都指向一个社会问题：时代造就人物秉性、时代定格人生轨迹。从他们的故事里可以看出，父亲总具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情怀，保护家庭的同时，对安分守己、勤恳踏实地面对生活，抱有很强的期许。父权思想生长在这些家庭里，做儿女的，很难去改变什么，毕竟时代决定如何成长。
　　林父特希望儿子是光宗耀祖的那个人。墙上无数的奖状让父亲引以为傲，刚直不阿地支撑着家。当儿子和儿媳回到家里的时候，惊喜之余，父亲的希望破碎了，儿子不再是兵团营长，所有一切，都需要从头再来。直率、坦诚、坚毅的儿子，不想因为父亲的遗憾而颓唐，自谋发展、自主创业，完成巨变转型，走出了一条新生活的出路。
　　小说当中，有句话“狼孩儿回来了”。到底狼回来了，还是羊回来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好样的，不会抱怨蹉跎岁月，不会饮恨长眠。如果够坚强，有魄力，有胆识，一切困难都不算困难，客观条件只是一道道小小的闸门，阻碍不了洪水的汹涌泛滥。一蹶不振的，只能是那些游离中挣扎的人。知青身上散发出的青春朝气，是时代需要的强心剂，是提高经济指标的良药，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价值，会随着历史的推进，一点点地显现出来。
　　知青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清苦中勉励自己，吮吸知识成长的力量，在重生的社会潮汐里不断翻腾。他们具备特有的能量，帮助中国经济推动改革，具有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但回头看，他们又是最悲催的一代人，不仅要在挣扎中求索，还要为生活的负累拼搏。
　　相比于那些激扬着青春热血、饱含着对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返城知青关怀与同情的文字，北大荒知青出身的梁晓声在《返城年代》中显示了更为高远的立场、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最大的包容性。
　　毕竟，如果没有对造成苦难的原因的深刻反思，如果没有在苦难中对人性的执着与坚持，和对自身品格的锤炼，那么，苦难就仅仅局限于痛苦与灾难本身，只是一代人身上持续作痛的伤口，毫无价值。
　　从这个立场上说，文中静之在老工人坟前的暗自悔过和罗一民的蓦然下跪都与林超然在兵团坚决对右派子女一视同仁的行为一样，属于苦难中最为高贵的一种。尽管他们造成的伤害对于受害人的肢体已经无法挽回，然而，在一片血雨腥风的暴戾之后，正是这些看似无力的举动，恰恰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开启人们心灵修复之旅的钥匙。而对这些行为的真诚宽恕，更彰显了那些曾经的受害者的伟大。
　　人人都有梦，知青的梦，更有现实意义，更有血肉真实感，报复与拼争，书写在每个知青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