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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一个曾饱受“阵痛”的城市。
随着“王肖”腐败案件的浮出水面，一系列泛起的沉渣让整个阜阳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
“阵痛”虽然来自先前留下的“遗毒”，但外界的诟病却加剧着其表现的强烈程度。
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地区而言，这样的“阵痛”为经济带来的创伤无疑是巨大的——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当全省其它地方经济凯歌高奏之时，阜阳却出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滑坡。
现实当前，逃避还是面对，是阜阳人必须作出的抉择。而如何去面对，更是对阜阳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个史无前例的考验。
知耻而后勇，阜阳的干群深谙此道。只有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地面对现实，才有可能换来新生。
于是，“拨乱反正，重塑形象”成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关键的词汇。
于是，“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成了市委市政府向老百姓最庄重的承诺。
数年过去，阜阳终于站上了一个新的起点。而在这之后，留下的是一串艰难的跋涉印痕……
奋起，在“诟病”中完成
“（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2005年12月20日下午，阜阳市委会议礼堂座无虚席，该市市委二届十次会议在此召开。
此前，全体市委委员对部分干部的任免刚刚进行完了票决，并通过了市委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按照议程安排，市委书记胡连松要作总结讲话。
欢迎的掌声响起后，胡连松稍微定了定神，然后开始发言——
“……‘十五’时期的五年，是阜阳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这五年，我们在政治上拨乱反正、艰难转折；经济上夯实基础、艰难爬坡；在处理遗留问题上态度坚决、不推不拖，走过了艰难的时期……”
“98年后，我市经济连续四年滑坡，2002年止跌回升，2004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预计2005年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实际10.3％），GDP总量将迈上300亿元（实际324.6亿元）台阶，财政收入超过25亿元（实际26.41亿元）……”
“剔除农业税减免因素，较2000年增长一倍以上——经过艰难地爬坡，阜阳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期……”
话音未落，掌声四起，与会人员的神情显得颇为激动。
“GDP300亿，财政收入25亿”，似乎阜阳的经济发展反映在数字上，在外界看来并不值得人们过于激动。但这在阜阳当地官员的眼里，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份量。
从2000年到2005年，几番沉浮，这片土地上的官员和百姓对现有成绩的取得，显得格外地珍惜与看重。
负面事件困扰的城市
在皖西北黄淮大平原的南端，有一片炽热的土地，占地面积9775平方公里，人口900余万，这里民风纯朴，能人辈出。随着近年来几件沸沸扬扬的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举国上下记住了她的名字——阜阳。
当然，阜阳人自己心里清楚，这种“铭记”并没有建立在正面形象上。
2001年4月，原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怀忠腐败案件东窗事发，而此前2000年11月，原阜阳市长肖作新被判无期。随着纪检部门的进一步深挖，王肖二人又让200多人的违法违纪事件浮出水面。一次前所未有的腐败大清洗开始涤荡阜阳，“阜阳”的字眼在媒体上的出现频率也随之骤增。
2004年，就在离王怀忠被执行死刑不久，频繁出现各大媒体显著位置的“奶粉事件”，使阜阳在公众眼里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纵然阜阳人在此事件中是一个受害者）。
2005年，媒体又竞相报道了阜阳中级人民法院的腐败窝案，阜阳又再一次地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在外界公众的眼中，阜阳俨然成了负面事件的高发地带。
一位阜阳的政府官员向记者坦言，在近年来的媒体报道中，有关阜阳的正面报道在数量上要明显低于负面报道。这一点在阜阳几乎人人皆知。
雪上加霜，经济几度受创
显而易见，事件本身以及经曝光后的余波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王肖”以及一连串的腐败案件发生以后，长期积累在阜阳的问题逐步暴露：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形式主义、形象工程盛行、行政机关机构臃肿……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底，全市机关和事业单位超编人数竟高达3万。与此同时，土地出让秩序严重混乱，导致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达10多亿元。
用阜阳百姓一句挂在嘴边的话概括就是：当时的阜阳是“思想乱了，风气坏了，人心散了，经济垮了。”而这些又直接关系着阜阳对外形象的树立，招商引资举步惟艰——阜阳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
正因为如此，当地经济自1998年始出现了连续下滑，至2000年，GDP出现了7.9％的负增长。
天灾往往与人祸结伴，2003年春夏两季，阜阳又分别经受了“非典”和洪灾的侵扰，尤其是后者，给当地直接造成经济损失74亿元。这对阜阳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位当地媒体同行形象地告诉记者，阜阳的发展几乎就是戴着枷锁走路。这也正是参加会议的官员们，为着“GDP300亿，财政收入25亿”就心情激动的原因所在。
重建之路，任重道远
成绩固然令人鼓舞，但无论是阜阳的官员还是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阜阳被其它地方拉开了档次已是不争的事实。
阜阳重建之路，尚且任重道远。
资料显示，在“十五”时期的发展中，阜阳GDP年均增长5％，比预期目标低了4个百分点，低于全省10％的平均增长速度，即使是在阜阳取得较大发展的2005年，全市人均GDP也仅为425美元，而这与1995全省的平均水平几乎刚刚持平。
换句话说，阜阳人均落后了全省10年。有专家指出，与马芜铜等省内先进地市相比，阜阳相差更是五六倍之远。
阜阳市委书记胡连松告诉记者，从谋划“十一五”来看，全省初步确定GDP增速在10％以上，2010年人均GDP达1850美元，而很多地市初步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上，阜阳深感与全省缩小差距的压力之大。
记者了解到，省外周边城市在制定“十一五”发展目标时，大都鼓劲加压，努力抢占发展高地。这种竞争态势，客观上也对阜阳的发展造成了挤压。
自2001年至今，阜阳市委新的领导班子组建之后，如何拨乱反正、恢复经济乃至加快发展，成了他们脑子里一根时刻不敢放松的弦儿。
知耻后勇，“王肖”遗毒渐去
频繁暴露的种种问题，似乎是对阜阳干部群众的考验，而对于阜阳来说要做的不外乎两条——要么回避，要么面对。对于谋求发展中的阜阳而言，显然是要选择后者。
只有积极地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才能发现并且解决它，才能为地方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
常言道，知耻而后勇。
对此，人们逐渐看到了阜阳人的努力和决心。
及时的新闻发布会
2006年1月19日上午，省城某报社在阜阳的驻站记者小武接到一个电话：“武记者，今天下午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希望你参加一下！”
小武看了看手机的来电显示，电话是从阜阳市委宣传部打来的。
2006年初，包括阜阳在内我省数个城市发现有非法集资现象。在别的地方尚未反应过来前，阜阳市政府就对此问题高度重视，随即责成有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坚决取缔非法集资，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坚决予以法律追究。
随后，政府又召开了这次新闻发布会，会上向社会通报调查结果、公布监督电话，并提醒公众提高警惕。小武注意到，他所认识的外地媒体记者绝大部分来到了会场。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政府的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控制了事件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很好地取得了宣传报道的主动权。
阜阳对负面事件的处理态度和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突发性新闻事件的处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部门对‘家丑’敢于自揭的勇气和决心，更是政府责任心的突出表现。”这是小武的切身感受。
廉政警示牌树进了市委大院
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可以看作阜阳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务实态度的一个缩影。而阜阳在处理“王肖时代”遗留问题上的大刀阔斧，更是将这种态度表露无遗。
这首先反映在阜阳的党风廉政建设上——“王肖”以前的阜阳党风曾让百姓深恶痛绝。
2006年2月5日，是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位于颖河路中段的阜阳市委大院门前秩序井然，车辆穿梭往来自如，院内几台小车安静地停放在办公大楼的两旁，在靠近大院的门前，两块提醒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警示牌就树在大门的两侧。
“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2000年以前，一到节假日，来大院送礼的小车明目张胆地挤满了整个大院，车水马龙，车调个头都困难，根本无法行走，交通甚至还需要交警来梳理。”阜阳市纪委宣教室主任王洁告诉记者。
而今年，领导干部收到的新年礼物则是一条纪检部门发来的廉政短信。
王洁对记者表示：“阜阳对党风的建设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这几年腐败案件频发，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的堕落变质，但却更反映了阜阳根治腐败的决心和毅力——将腐败一抓到底。”
一位在阜阳纪检部门的官员深有感触地说：“大面积的反腐会有阵痛，但真正反到底才会有新天地。”
对于这一点反映在数字上就是：2005年，阜阳市纪检部门办案1093件，对党员领导干部给予党纪处分的有1165人，处分县处级干部20人，挽回经济损失2116万元。
在阜阳现任官员的意识中，能否彻底地查办案件，是人民群众评价阜阳党风是否真正好转最重要的标志。
“三拍干部”销声匿迹
在“王肖”等人的案发后，“组织混乱、跑官买官”等现象一度成为人们经久不衰的批评话题。以前的阜阳，升迁的秘诀就是：顺我者昌，贿我者上。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当时的官场行情是：买个乡镇长需要10万，买个局长需要50万，如果一个人肯出10万而另外一个人出价更高的话，最终结果就很难说了，急得有些实力不济的基层干部甚至贷款买官。
这样起家的干部能力自然无从谈起，用当地人群众的话说，这些干部为“三拍干部”——谈起数字拍脑袋、汇报工作拍胸脯、搞烂摊子怕屁股。
对此，阜阳市委端正选人用人风气，坚持用人标准、扩大用人民主、严格选拔用人程序。一大批年青有为、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
最让阜阳组织部门的人员记忆犹新的是，在2003年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协换届中，市委推荐的县市区领导班子和法检两长均高票当选，继续留任和新提名的干部无一落选，交流的干部也全部顺利当选，这在当时是阜阳历史上换届选举最为成功、最为圆满的一次。
同年9月，省委组织部对阜阳新提拔任用的县处级干部进行群众认可度民意测评，优秀率达到70％，最高达94.7％。
值得一提的是，阜阳市主要工作岗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也逐渐调整。阜阳组织部门的人告诉记者，阜阳现任市委常委中，只有3人为本地人，而在市政府的领导中，则全部来自外地。
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的“正本清源”，客观上为阜阳目前干部队伍的高效廉洁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
除此之外，阜阳近年来在“依法办事”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样可圈可点。
“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是阜阳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给百姓的承诺。而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庄重承诺。
近年来，阜阳市法制机构得到普遍加强，组织体系逐步健全。2002年8月，“市政府法制局”更名为“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机构有原来的副处级升为正处。在全市行政编制普遍精简的形势下，市政府法制办的行政编制由原来的9人增加到14人，并增加了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
在阜阳市纪委的一份总结材料上记者看到，仅2005年，在阜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清理取消行政审批项目28个，保留许可主体55个，许可项目388个。全市招投标283项，招投标率和廉政协议签约率均达到100％。政府采购项目1554项，节约资金2683万元……
所有这一切，处处体现着阜阳人重塑形象、重建家园的迫切心情。
而与以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前的政府行为几乎全凭领导个人意志。阜阳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杜峰回忆，肖作兴任市长时，市政府“文明办”对市民乱停乱放自行车出台一个处罚文件。“法制办”觉得基调不对——“文明办”不是执法机构，于是就提出对文件的修改意见，但是肖作兴并未采纳。不久后，这份文件竟然堂而皇之地被公布出来。
经济崛起的两张名片
数年来的努力，固然是没有白费。阜阳的发展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完全摆脱困境，但个别领域表现出来的蓬勃气势，还是让所有关心这片土地的人们面露喜色。
煤电经济的崛起，“6611”工程的顺利推进，阜城周边的崛起……这一切，使得当地干群对自己的未来增添了几多畅想。
“希望之火”终于迸发
这其间最让阜阳人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阜阳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壮大。
在阜阳出城往南两公里，有一片面积8.3平方公里的区域。五年前，这个被称为“开发区”的地方，只存在规划部门的概念之中，除了满目庄稼以外，实无繁荣之处，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这里只是“待开发区”。
而今，这里俨然成为一张阜阳对外展示自己最体面的名片。
1993年5月，阜阳经济开发区经省政府批准设立，可8年期间开而不发。就在省级有关部门准备撤销这个开发区的时候，阜阳人让它迸发了希望之火。
一组数据展现着其发展历程：从2001年开发区贷款30万起家，到“十五”结束，开发区共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2亿元，实施了供水、供电、通讯等20多项配套设施和项目工程建设，完成了近2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综合楼建设。区内基本实现了“七通一平”，开发格局初步形成。
招商引资方面，开发区累计引进项目227个，协议利用资金238.9亿元，其中工业项目协议资金202.4亿元，占84.7%；协议利用外资13.96亿美元。目前，开发区共有107个项目先后投产运营，其中工业项目70个，完成项目建设投资近22亿多元。
一位招商人员的感叹
从2001年到2005年，开发区经历着一个崎岖的发展之路。换言之，开发区的发展完全是阜阳整体发展的一个缩影。
“发展真难，招商真的不容易！”开发区招商中心副主任苏德林这样说道。
这个难不但表现在发展的初期，在“十五”已经走过第四个年头的时候，“难”字体现得更加“白炽化”。
2004年9月8日，苏德林随全省统一组织的代表团参加在福建厦门的招商大会，就在他发放阜阳宣传材料的时候，一位拿到材料的客商走到展台前眉头一皱——
“阜阳！不就是那个出假奶粉的地方吗？你们来招商，谁敢去？！”
一腔热情被泼了一瓢凉水，客商的直截了当让苏德林一时无话可说。
短暂的调整后，苏德林赶紧向其解释：“奶粉事件”阜阳其实受害者，事件过后，政府出台的各项措施更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直接体现——阜阳还是一片投资的热土！
“奶粉事件”给阜阳的经济和形象的树立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以致很多阜阳人至今提起这事还一脸的委屈。
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在和记者聊起此事时曾发起了牢骚：“那事（‘奶粉事件’）咱阜阳是受害者啊！咋就光说咱搞假东西害人呢？”
随着“王肖”腐败案件的浮出水面，一系列泛起的沉渣让整个阜阳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
“阵痛”虽然来自先前留下的“遗毒”，但外界的诟病却加剧着其表现的强烈程度。
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地区而言，这样的“阵痛”为经济带来的创伤无疑是巨大的——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当全省其它地方经济凯歌高奏之时，阜阳却出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滑坡。
现实当前，逃避还是面对，是阜阳人必须作出的抉择。而如何去面对，更是对阜阳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个史无前例的考验。
知耻而后勇，阜阳的干群深谙此道。只有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地面对现实，才有可能换来新生。
于是，“拨乱反正，重塑形象”成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关键的词汇。
于是，“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成了市委市政府向老百姓最庄重的承诺。
数年过去，阜阳终于站上了一个新的起点。而在这之后，留下的是一串艰难的跋涉印痕……
奋起，在“诟病”中完成
“（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2005年12月20日下午，阜阳市委会议礼堂座无虚席，该市市委二届十次会议在此召开。
此前，全体市委委员对部分干部的任免刚刚进行完了票决，并通过了市委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按照议程安排，市委书记胡连松要作总结讲话。
欢迎的掌声响起后，胡连松稍微定了定神，然后开始发言——
“……‘十五’时期的五年，是阜阳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这五年，我们在政治上拨乱反正、艰难转折；经济上夯实基础、艰难爬坡；在处理遗留问题上态度坚决、不推不拖，走过了艰难的时期……”
“98年后，我市经济连续四年滑坡，2002年止跌回升，2004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预计2005年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实际10.3％），GDP总量将迈上300亿元（实际324.6亿元）台阶，财政收入超过25亿元（实际26.41亿元）……”
“剔除农业税减免因素，较2000年增长一倍以上——经过艰难地爬坡，阜阳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期……”
话音未落，掌声四起，与会人员的神情显得颇为激动。
“GDP300亿，财政收入25亿”，似乎阜阳的经济发展反映在数字上，在外界看来并不值得人们过于激动。但这在阜阳当地官员的眼里，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份量。
从2000年到2005年，几番沉浮，这片土地上的官员和百姓对现有成绩的取得，显得格外地珍惜与看重。
负面事件困扰的城市
在皖西北黄淮大平原的南端，有一片炽热的土地，占地面积9775平方公里，人口900余万，这里民风纯朴，能人辈出。随着近年来几件沸沸扬扬的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举国上下记住了她的名字——阜阳。
当然，阜阳人自己心里清楚，这种“铭记”并没有建立在正面形象上。
2001年4月，原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怀忠腐败案件东窗事发，而此前2000年11月，原阜阳市长肖作新被判无期。随着纪检部门的进一步深挖，王肖二人又让200多人的违法违纪事件浮出水面。一次前所未有的腐败大清洗开始涤荡阜阳，“阜阳”的字眼在媒体上的出现频率也随之骤增。
2004年，就在离王怀忠被执行死刑不久，频繁出现各大媒体显著位置的“奶粉事件”，使阜阳在公众眼里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纵然阜阳人在此事件中是一个受害者）。
2005年，媒体又竞相报道了阜阳中级人民法院的腐败窝案，阜阳又再一次地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在外界公众的眼中，阜阳俨然成了负面事件的高发地带。
一位阜阳的政府官员向记者坦言，在近年来的媒体报道中，有关阜阳的正面报道在数量上要明显低于负面报道。这一点在阜阳几乎人人皆知。
雪上加霜，经济几度受创
显而易见，事件本身以及经曝光后的余波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王肖”以及一连串的腐败案件发生以后，长期积累在阜阳的问题逐步暴露：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形式主义、形象工程盛行、行政机关机构臃肿……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底，全市机关和事业单位超编人数竟高达3万。与此同时，土地出让秩序严重混乱，导致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达10多亿元。
用阜阳百姓一句挂在嘴边的话概括就是：当时的阜阳是“思想乱了，风气坏了，人心散了，经济垮了。”而这些又直接关系着阜阳对外形象的树立，招商引资举步惟艰——阜阳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
正因为如此，当地经济自1998年始出现了连续下滑，至2000年，GDP出现了7.9％的负增长。
天灾往往与人祸结伴，2003年春夏两季，阜阳又分别经受了“非典”和洪灾的侵扰，尤其是后者，给当地直接造成经济损失74亿元。这对阜阳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位当地媒体同行形象地告诉记者，阜阳的发展几乎就是戴着枷锁走路。这也正是参加会议的官员们，为着“GDP300亿，财政收入25亿”就心情激动的原因所在。
重建之路，任重道远
成绩固然令人鼓舞，但无论是阜阳的官员还是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阜阳被其它地方拉开了档次已是不争的事实。
阜阳重建之路，尚且任重道远。
资料显示，在“十五”时期的发展中，阜阳GDP年均增长5％，比预期目标低了4个百分点，低于全省10％的平均增长速度，即使是在阜阳取得较大发展的2005年，全市人均GDP也仅为425美元，而这与1995全省的平均水平几乎刚刚持平。
换句话说，阜阳人均落后了全省10年。有专家指出，与马芜铜等省内先进地市相比，阜阳相差更是五六倍之远。
阜阳市委书记胡连松告诉记者，从谋划“十一五”来看，全省初步确定GDP增速在10％以上，2010年人均GDP达1850美元，而很多地市初步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上，阜阳深感与全省缩小差距的压力之大。
记者了解到，省外周边城市在制定“十一五”发展目标时，大都鼓劲加压，努力抢占发展高地。这种竞争态势，客观上也对阜阳的发展造成了挤压。
自2001年至今，阜阳市委新的领导班子组建之后，如何拨乱反正、恢复经济乃至加快发展，成了他们脑子里一根时刻不敢放松的弦儿。
知耻后勇，“王肖”遗毒渐去
频繁暴露的种种问题，似乎是对阜阳干部群众的考验，而对于阜阳来说要做的不外乎两条——要么回避，要么面对。对于谋求发展中的阜阳而言，显然是要选择后者。
只有积极地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才能发现并且解决它，才能为地方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
常言道，知耻而后勇。
对此，人们逐渐看到了阜阳人的努力和决心。
及时的新闻发布会
2006年1月19日上午，省城某报社在阜阳的驻站记者小武接到一个电话：“武记者，今天下午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希望你参加一下！”
小武看了看手机的来电显示，电话是从阜阳市委宣传部打来的。
2006年初，包括阜阳在内我省数个城市发现有非法集资现象。在别的地方尚未反应过来前，阜阳市政府就对此问题高度重视，随即责成有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坚决取缔非法集资，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坚决予以法律追究。
随后，政府又召开了这次新闻发布会，会上向社会通报调查结果、公布监督电话，并提醒公众提高警惕。小武注意到，他所认识的外地媒体记者绝大部分来到了会场。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政府的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控制了事件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很好地取得了宣传报道的主动权。
阜阳对负面事件的处理态度和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突发性新闻事件的处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部门对‘家丑’敢于自揭的勇气和决心，更是政府责任心的突出表现。”这是小武的切身感受。
廉政警示牌树进了市委大院
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可以看作阜阳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务实态度的一个缩影。而阜阳在处理“王肖时代”遗留问题上的大刀阔斧，更是将这种态度表露无遗。
这首先反映在阜阳的党风廉政建设上——“王肖”以前的阜阳党风曾让百姓深恶痛绝。
2006年2月5日，是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位于颖河路中段的阜阳市委大院门前秩序井然，车辆穿梭往来自如，院内几台小车安静地停放在办公大楼的两旁，在靠近大院的门前，两块提醒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警示牌就树在大门的两侧。
“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2000年以前，一到节假日，来大院送礼的小车明目张胆地挤满了整个大院，车水马龙，车调个头都困难，根本无法行走，交通甚至还需要交警来梳理。”阜阳市纪委宣教室主任王洁告诉记者。
而今年，领导干部收到的新年礼物则是一条纪检部门发来的廉政短信。
王洁对记者表示：“阜阳对党风的建设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这几年腐败案件频发，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的堕落变质，但却更反映了阜阳根治腐败的决心和毅力——将腐败一抓到底。”
一位在阜阳纪检部门的官员深有感触地说：“大面积的反腐会有阵痛，但真正反到底才会有新天地。”
对于这一点反映在数字上就是：2005年，阜阳市纪检部门办案1093件，对党员领导干部给予党纪处分的有1165人，处分县处级干部20人，挽回经济损失2116万元。
在阜阳现任官员的意识中，能否彻底地查办案件，是人民群众评价阜阳党风是否真正好转最重要的标志。
“三拍干部”销声匿迹
在“王肖”等人的案发后，“组织混乱、跑官买官”等现象一度成为人们经久不衰的批评话题。以前的阜阳，升迁的秘诀就是：顺我者昌，贿我者上。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当时的官场行情是：买个乡镇长需要10万，买个局长需要50万，如果一个人肯出10万而另外一个人出价更高的话，最终结果就很难说了，急得有些实力不济的基层干部甚至贷款买官。
这样起家的干部能力自然无从谈起，用当地人群众的话说，这些干部为“三拍干部”——谈起数字拍脑袋、汇报工作拍胸脯、搞烂摊子怕屁股。
对此，阜阳市委端正选人用人风气，坚持用人标准、扩大用人民主、严格选拔用人程序。一大批年青有为、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
最让阜阳组织部门的人员记忆犹新的是，在2003年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协换届中，市委推荐的县市区领导班子和法检两长均高票当选，继续留任和新提名的干部无一落选，交流的干部也全部顺利当选，这在当时是阜阳历史上换届选举最为成功、最为圆满的一次。
同年9月，省委组织部对阜阳新提拔任用的县处级干部进行群众认可度民意测评，优秀率达到70％，最高达94.7％。
值得一提的是，阜阳市主要工作岗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也逐渐调整。阜阳组织部门的人告诉记者，阜阳现任市委常委中，只有3人为本地人，而在市政府的领导中，则全部来自外地。
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的“正本清源”，客观上为阜阳目前干部队伍的高效廉洁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
除此之外，阜阳近年来在“依法办事”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样可圈可点。
“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是阜阳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给百姓的承诺。而他们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庄重承诺。
近年来，阜阳市法制机构得到普遍加强，组织体系逐步健全。2002年8月，“市政府法制局”更名为“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机构有原来的副处级升为正处。在全市行政编制普遍精简的形势下，市政府法制办的行政编制由原来的9人增加到14人，并增加了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
在阜阳市纪委的一份总结材料上记者看到，仅2005年，在阜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清理取消行政审批项目28个，保留许可主体55个，许可项目388个。全市招投标283项，招投标率和廉政协议签约率均达到100％。政府采购项目1554项，节约资金2683万元……
所有这一切，处处体现着阜阳人重塑形象、重建家园的迫切心情。
而与以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前的政府行为几乎全凭领导个人意志。阜阳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杜峰回忆，肖作兴任市长时，市政府“文明办”对市民乱停乱放自行车出台一个处罚文件。“法制办”觉得基调不对——“文明办”不是执法机构，于是就提出对文件的修改意见，但是肖作兴并未采纳。不久后，这份文件竟然堂而皇之地被公布出来。
经济崛起的两张名片
数年来的努力，固然是没有白费。阜阳的发展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完全摆脱困境，但个别领域表现出来的蓬勃气势，还是让所有关心这片土地的人们面露喜色。
煤电经济的崛起，“6611”工程的顺利推进，阜城周边的崛起……这一切，使得当地干群对自己的未来增添了几多畅想。
“希望之火”终于迸发
这其间最让阜阳人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阜阳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壮大。
在阜阳出城往南两公里，有一片面积8.3平方公里的区域。五年前，这个被称为“开发区”的地方，只存在规划部门的概念之中，除了满目庄稼以外，实无繁荣之处，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这里只是“待开发区”。
而今，这里俨然成为一张阜阳对外展示自己最体面的名片。
1993年5月，阜阳经济开发区经省政府批准设立，可8年期间开而不发。就在省级有关部门准备撤销这个开发区的时候，阜阳人让它迸发了希望之火。
一组数据展现着其发展历程：从2001年开发区贷款30万起家，到“十五”结束，开发区共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2亿元，实施了供水、供电、通讯等20多项配套设施和项目工程建设，完成了近2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综合楼建设。区内基本实现了“七通一平”，开发格局初步形成。
招商引资方面，开发区累计引进项目227个，协议利用资金238.9亿元，其中工业项目协议资金202.4亿元，占84.7%；协议利用外资13.96亿美元。目前，开发区共有107个项目先后投产运营，其中工业项目70个，完成项目建设投资近22亿多元。
一位招商人员的感叹
从2001年到2005年，开发区经历着一个崎岖的发展之路。换言之，开发区的发展完全是阜阳整体发展的一个缩影。
“发展真难，招商真的不容易！”开发区招商中心副主任苏德林这样说道。
这个难不但表现在发展的初期，在“十五”已经走过第四个年头的时候，“难”字体现得更加“白炽化”。
2004年9月8日，苏德林随全省统一组织的代表团参加在福建厦门的招商大会，就在他发放阜阳宣传材料的时候，一位拿到材料的客商走到展台前眉头一皱——
“阜阳！不就是那个出假奶粉的地方吗？你们来招商，谁敢去？！”
一腔热情被泼了一瓢凉水，客商的直截了当让苏德林一时无话可说。
短暂的调整后，苏德林赶紧向其解释：“奶粉事件”阜阳其实受害者，事件过后，政府出台的各项措施更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直接体现——阜阳还是一片投资的热土！
“奶粉事件”给阜阳的经济和形象的树立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以致很多阜阳人至今提起这事还一脸的委屈。
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在和记者聊起此事时曾发起了牢骚：“那事（‘奶粉事件’）咱阜阳是受害者啊！咋就光说咱搞假东西害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