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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3月的某一天开始，走在商丘市归德路上的人们时常会突然停下脚步，对一位身穿环卫马甲、正扫大街的老人说上一句——“哟，这不是赵作海吗？”
事实上，就连61岁的赵作海自己也未曾想到，晚年还能得到一份工作，并拿上工资。
对于这位蒙冤入狱十一年、获赔65万元的农民来说，获释后的三年多是郁闷的。他不仅受困于金钱所致的众叛亲离，更受困于屡次从商失败后的破落生活。而最根本的郁闷，来自赔偿金终究无法填补十一年监狱生活的巨大断层。
“老赵的晚年应有所寄托，而不是赔偿后再不管不问。”在赵作海夫妇看来，如今商丘中院为赵作海安置了工作，也算有了吃饭的门路。
而与赵作海有着相似经历的错案当事人李怀亮，却仍在苦苦寻找后半生的出路。
在成为环卫工之前，既不善言谈，又不会打牌钓鱼的赵作海每天的“工作”就是四处溜达：“找人聊天聊得好还行，聊不好了就惹是非。”
赵作海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获释之后近四年时间里，他因获得了65万元的国家赔偿及困难补助，而与亲戚、儿子反目；远赴宁夏投资却又遭遇传销；返回商丘经营旅社，不仅生意折本还遭人殴打住院。
正如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服刑五十年、假释出狱却处处无法融入社会的布鲁克斯一样，入狱十一年的赵作海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我与社会脱节了”。
他也曾想找个事做，但转念一想：“谁会要我这个身无一技之长的老头儿？”曾有人介绍一份看大门的工作给他，也被赵作海拒绝，“看大门责任太重，看不好出乱子。”
而妻子李素兰却对此另有看法：“我猜想是老赵在监狱待了太久，不愿再成天守着一个地方。”赵作海本以为，自己就将在一天天的溜达中度过晚年。
清扫大街月薪千余
对于赵作海获释三年来的窘境，有媒体曾在去年年末进行了报道。当记者日前再度回访时，赵作海已在商丘中院的安置下，成为了一名环卫工。
今年2月底的一天，赵作海一如往常地在商丘市区内遛弯，突然接到来自商丘中院的电话。
电话里，商丘中院办公室一位董姓副主任告诉赵作海，商丘中院的领导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给商丘市睢阳区城管局副局长周经相打个电话。
赵作海夫妇随即与周取得了联系。对方前来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赵作海环卫工的工作很快得到落实。他的工作，是负责商丘市归德路与长江路十字路口以南约150米路段的清洁，月薪1000多元。
“干点活儿，比在外面玩儿着强。没有钱，你吃啥？”对于这份工作，赵作海欣然接受，“成天遛弯早就烦了。”
时至今日，赵作海也说不清为自己安置工作的有关人员的姓名和职务，只是说：“法院领导给安排的。”
商丘中院办公室董姓副主任告诉记者，商丘中院领导在了解到赵作海投资生意被骗、生活较困难之后，在2014年春节前就开始为赵作海寻找工作。由于赵作海文化程度较低，找了很多工作都不合适，最后才将其安置到环卫岗位。
“我们没有其他目的，就觉得赵作海有份活儿干，生活有保障，他自己也充实了。”该董姓副主任说。
而商丘市睢阳区城管局副局长周经相表示，自己是受商丘市和商丘市睢阳区两级法院的委托，为赵作海安置了工作。
2014年2月底，正式上岗前，赵作海领到了劳动工具——一辆运垃圾的三轮车、一把垃圾钳、一把扫帚和两件工作服。
“工作服有两件，一件是雨衣，一件是日常穿的马甲。”赵作海说着，从一个黑色布口袋里取出马甲穿在身上，“穿这个可以防止被车撞上。”
为上班提前学骑三轮
赵作海上岗在即。
在领到三轮车后的一个下午，他专门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练着骑了半天，总算学会了。2014年3月1日，赵作海正式上岗。
赵作海负责清洁的路段，距他目前的住所约有六公里路程。他通常在凌晨5点起床，然后骑自行车赶到位于住地与清扫路段中间的一个垃圾收集站，在那里取走三轮垃圾车和工具。再骑行约1公里，赶在凌晨5点50分左右抵达责任路段，而后正式开始清扫。
由于赵作海负责的路段紧邻市政府，除了十多家店铺之外，再无其他小摊贩，打扫起来并不困难。
整段马路的清扫大约会持续至上午8点。期间，赵作海会从兜里摸出一盒五块钱的白沙烟，蹲在地上抽一根稍事休息。上午9点以后，上半天的清扫就基本完成。
等忙完这些，赵作海才会蹲在阴凉处与同事聊几句天。如果中午没有回家，赵作海吃过午饭，会靠在收集站旁边的一个破沙发上小憩到下午2点，而后骑着三轮车前往责任路段开始另外两轮清扫。
下午5点过后，一天的工作就接近尾声，赵作海会载着小半车垃圾赶回收集站。将三轮车里的垃圾转移到收集站的垃圾斗里。收回的垃圾中时常有些塑料瓶，赵作海将其一一收集起来。
下午6点下班后，赵作海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天捡的几个塑料瓶回家。在他目前租住地的院角，已积攒了三麻袋塑料瓶和一捆硬纸板。
即便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赵作海起初却并不适应。
上岗之初心情烦躁
突然的忙碌，让闲了近四年的赵作海起初竟有些不知所措。
“刚开始不适应，干活儿的时候，要么扫马路，或者路边人行道，要么捡花池里的纸，整个人没有闲的时候，觉得特别累。”赵作海说。
由于最初不知该如何工作，加之卫生监督员偶尔会批评他清扫不到位，赵作海心情有些烦躁。每当有不顺时，他就会给老伴李素兰打电话倾诉遭遇，说谁谁又如何对自己不好了。
“无论大事小事，他随时心情不好就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小时就得打两三个电话。”李素兰说。
上班最初那段日子，毫无工作经验的赵作海，往往累得筋疲力尽却事倍功半。晚上7点到家，他总是倒头就睡。
好在赵作海后来渐渐摸到了规律，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尽管这样，平时不温不火的他，还是会因工作上的事而焦躁上火。 2014年4月13日，赵作海像往常一样准备骑车上班，却发现车胎没气了，于是换坐公交车上班。可等到早上6点，赵作海还没等到公交车。要换平时，已经开始清扫大街了。他急得给李素兰连打了四五个电话：“现在没有车，走不了，你骑电动车送我上班吧！”
“这会儿才6点，我8点半才上班，把你送去我去哪儿？”老伴频繁的电话，让李素兰也有些“烦”了。
说起为何总在工作中犯急，赵作海自有看法：“这是领导对我的希望，得好好干！”
不久前的一天，李素兰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赵作海和家里的一塑料袋垃圾出门。她在路上嘱咐赵作海，看见路边有垃圾箱就把垃圾扔过去。可赵作海不肯，坚持让李素兰在路边把电动车停下，自己再下车走过去，将垃圾放进垃圾箱。
“扔不进去咋办？我都干这个了，还能给别人制造麻烦？”赵作海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个扫路的。”
“别说是扫路的，你是给城市清洁的。”李素兰赶紧“纠正”他。
“干活不孬 是老实人”
走在商丘市区，赵作海时常会被人当街认出。
4月14日下午，赵作海正推着三轮车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位骑车路过的市民认出。对方当即下车：“这不是赵作海吗？你有那么多赔偿款，还干这为啥？”赵作海嘿嘿一笑：“领导安排我打扫卫生。”
甚至有人开玩笑：“老赵，你是不是又犯啥事了？罚你扫大街呢？”闲话归闲话，尽管才工作一个多月，但赵作海的工作作风已有口皆碑。
国忠民是赵作海负责路段一家足浴馆的保安。每次赵作海从他面前路过，他都会让出凳子让赵作海歇歇脚。
“赵作海的事我知道，我俩还经常交流，他扫得干净得很。”国忠民说。
“赵作海人不错，干活儿也不错，不早走也不晚来。”环卫工王祥友回忆，“当我第一次见到赵作海的时候，就觉得他亏得太狠了。”
就连管理赵作海的程姓队长也承认：“老赵干活儿不错。”
仍有错案当事人难谋出路
因为一份工作，赵作海夫妇看到了晚年的保障。“老赵的晚年就应有所寄托，而不是简单赔偿几十万后再不管不问。”老伴李素兰说。
如今，赵作海月薪千余，李素兰也在商丘一家家具卖场上班，加之放在投资公司里的赔偿金利息，赵作海夫妇每月也有数千元的收入，吃喝不愁。
而就在此时，与赵作海有着相似命运的河南叶县湾李村村民李怀亮，仍在为后半生的出路而奔波。李怀亮现年49岁，13年前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之后被羁押长达12年。直到去年4月，他才被无罪释放。去年12月，他获得98万国家赔偿。
李怀亮的姐夫孙松安告诉记者，在李怀亮出狱之初，身体状况极差，一度连红绿灯都不认识。姐姐照顾了大半年，他的身体才逐渐好转。“找个活儿干干。”是李怀亮的心愿。可找工作的艰辛却出乎李怀亮的意料。
“他找了很多打扫卫生、看门的活儿，但总是别人一听说他曾经的案子，就不用他了。”孙松安说，李怀亮找了整整半年工作，却始终没成。
考虑到该案在河南叶县当地家喻户晓，李怀亮只好到外地谋生，试图寻求一个安稳的生活。一个月前，他终于找到一份差事，南下广州干起了装卸工。
孙松安不禁感慨：“他清清白白的，融入社会怎么这么难？”
（摘自《法制晚报》）
事实上，就连61岁的赵作海自己也未曾想到，晚年还能得到一份工作，并拿上工资。
对于这位蒙冤入狱十一年、获赔65万元的农民来说，获释后的三年多是郁闷的。他不仅受困于金钱所致的众叛亲离，更受困于屡次从商失败后的破落生活。而最根本的郁闷，来自赔偿金终究无法填补十一年监狱生活的巨大断层。
“老赵的晚年应有所寄托，而不是赔偿后再不管不问。”在赵作海夫妇看来，如今商丘中院为赵作海安置了工作，也算有了吃饭的门路。
而与赵作海有着相似经历的错案当事人李怀亮，却仍在苦苦寻找后半生的出路。
在成为环卫工之前，既不善言谈，又不会打牌钓鱼的赵作海每天的“工作”就是四处溜达：“找人聊天聊得好还行，聊不好了就惹是非。”
赵作海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获释之后近四年时间里，他因获得了65万元的国家赔偿及困难补助，而与亲戚、儿子反目；远赴宁夏投资却又遭遇传销；返回商丘经营旅社，不仅生意折本还遭人殴打住院。
正如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服刑五十年、假释出狱却处处无法融入社会的布鲁克斯一样，入狱十一年的赵作海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我与社会脱节了”。
他也曾想找个事做，但转念一想：“谁会要我这个身无一技之长的老头儿？”曾有人介绍一份看大门的工作给他，也被赵作海拒绝，“看大门责任太重，看不好出乱子。”
而妻子李素兰却对此另有看法：“我猜想是老赵在监狱待了太久，不愿再成天守着一个地方。”赵作海本以为，自己就将在一天天的溜达中度过晚年。
清扫大街月薪千余
对于赵作海获释三年来的窘境，有媒体曾在去年年末进行了报道。当记者日前再度回访时，赵作海已在商丘中院的安置下，成为了一名环卫工。
今年2月底的一天，赵作海一如往常地在商丘市区内遛弯，突然接到来自商丘中院的电话。
电话里，商丘中院办公室一位董姓副主任告诉赵作海，商丘中院的领导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给商丘市睢阳区城管局副局长周经相打个电话。
赵作海夫妇随即与周取得了联系。对方前来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赵作海环卫工的工作很快得到落实。他的工作，是负责商丘市归德路与长江路十字路口以南约150米路段的清洁，月薪1000多元。
“干点活儿，比在外面玩儿着强。没有钱，你吃啥？”对于这份工作，赵作海欣然接受，“成天遛弯早就烦了。”
时至今日，赵作海也说不清为自己安置工作的有关人员的姓名和职务，只是说：“法院领导给安排的。”
商丘中院办公室董姓副主任告诉记者，商丘中院领导在了解到赵作海投资生意被骗、生活较困难之后，在2014年春节前就开始为赵作海寻找工作。由于赵作海文化程度较低，找了很多工作都不合适，最后才将其安置到环卫岗位。
“我们没有其他目的，就觉得赵作海有份活儿干，生活有保障，他自己也充实了。”该董姓副主任说。
而商丘市睢阳区城管局副局长周经相表示，自己是受商丘市和商丘市睢阳区两级法院的委托，为赵作海安置了工作。
2014年2月底，正式上岗前，赵作海领到了劳动工具——一辆运垃圾的三轮车、一把垃圾钳、一把扫帚和两件工作服。
“工作服有两件，一件是雨衣，一件是日常穿的马甲。”赵作海说着，从一个黑色布口袋里取出马甲穿在身上，“穿这个可以防止被车撞上。”
为上班提前学骑三轮
赵作海上岗在即。
在领到三轮车后的一个下午，他专门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练着骑了半天，总算学会了。2014年3月1日，赵作海正式上岗。
赵作海负责清洁的路段，距他目前的住所约有六公里路程。他通常在凌晨5点起床，然后骑自行车赶到位于住地与清扫路段中间的一个垃圾收集站，在那里取走三轮垃圾车和工具。再骑行约1公里，赶在凌晨5点50分左右抵达责任路段，而后正式开始清扫。
由于赵作海负责的路段紧邻市政府，除了十多家店铺之外，再无其他小摊贩，打扫起来并不困难。
整段马路的清扫大约会持续至上午8点。期间，赵作海会从兜里摸出一盒五块钱的白沙烟，蹲在地上抽一根稍事休息。上午9点以后，上半天的清扫就基本完成。
等忙完这些，赵作海才会蹲在阴凉处与同事聊几句天。如果中午没有回家，赵作海吃过午饭，会靠在收集站旁边的一个破沙发上小憩到下午2点，而后骑着三轮车前往责任路段开始另外两轮清扫。
下午5点过后，一天的工作就接近尾声，赵作海会载着小半车垃圾赶回收集站。将三轮车里的垃圾转移到收集站的垃圾斗里。收回的垃圾中时常有些塑料瓶，赵作海将其一一收集起来。
下午6点下班后，赵作海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天捡的几个塑料瓶回家。在他目前租住地的院角，已积攒了三麻袋塑料瓶和一捆硬纸板。
即便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赵作海起初却并不适应。
上岗之初心情烦躁
突然的忙碌，让闲了近四年的赵作海起初竟有些不知所措。
“刚开始不适应，干活儿的时候，要么扫马路，或者路边人行道，要么捡花池里的纸，整个人没有闲的时候，觉得特别累。”赵作海说。
由于最初不知该如何工作，加之卫生监督员偶尔会批评他清扫不到位，赵作海心情有些烦躁。每当有不顺时，他就会给老伴李素兰打电话倾诉遭遇，说谁谁又如何对自己不好了。
“无论大事小事，他随时心情不好就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小时就得打两三个电话。”李素兰说。
上班最初那段日子，毫无工作经验的赵作海，往往累得筋疲力尽却事倍功半。晚上7点到家，他总是倒头就睡。
好在赵作海后来渐渐摸到了规律，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尽管这样，平时不温不火的他，还是会因工作上的事而焦躁上火。 2014年4月13日，赵作海像往常一样准备骑车上班，却发现车胎没气了，于是换坐公交车上班。可等到早上6点，赵作海还没等到公交车。要换平时，已经开始清扫大街了。他急得给李素兰连打了四五个电话：“现在没有车，走不了，你骑电动车送我上班吧！”
“这会儿才6点，我8点半才上班，把你送去我去哪儿？”老伴频繁的电话，让李素兰也有些“烦”了。
说起为何总在工作中犯急，赵作海自有看法：“这是领导对我的希望，得好好干！”
不久前的一天，李素兰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赵作海和家里的一塑料袋垃圾出门。她在路上嘱咐赵作海，看见路边有垃圾箱就把垃圾扔过去。可赵作海不肯，坚持让李素兰在路边把电动车停下，自己再下车走过去，将垃圾放进垃圾箱。
“扔不进去咋办？我都干这个了，还能给别人制造麻烦？”赵作海一本正经地说，“我就是个扫路的。”
“别说是扫路的，你是给城市清洁的。”李素兰赶紧“纠正”他。
“干活不孬 是老实人”
走在商丘市区，赵作海时常会被人当街认出。
4月14日下午，赵作海正推着三轮车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位骑车路过的市民认出。对方当即下车：“这不是赵作海吗？你有那么多赔偿款，还干这为啥？”赵作海嘿嘿一笑：“领导安排我打扫卫生。”
甚至有人开玩笑：“老赵，你是不是又犯啥事了？罚你扫大街呢？”闲话归闲话，尽管才工作一个多月，但赵作海的工作作风已有口皆碑。
国忠民是赵作海负责路段一家足浴馆的保安。每次赵作海从他面前路过，他都会让出凳子让赵作海歇歇脚。
“赵作海的事我知道，我俩还经常交流，他扫得干净得很。”国忠民说。
“赵作海人不错，干活儿也不错，不早走也不晚来。”环卫工王祥友回忆，“当我第一次见到赵作海的时候，就觉得他亏得太狠了。”
就连管理赵作海的程姓队长也承认：“老赵干活儿不错。”
仍有错案当事人难谋出路
因为一份工作，赵作海夫妇看到了晚年的保障。“老赵的晚年就应有所寄托，而不是简单赔偿几十万后再不管不问。”老伴李素兰说。
如今，赵作海月薪千余，李素兰也在商丘一家家具卖场上班，加之放在投资公司里的赔偿金利息，赵作海夫妇每月也有数千元的收入，吃喝不愁。
而就在此时，与赵作海有着相似命运的河南叶县湾李村村民李怀亮，仍在为后半生的出路而奔波。李怀亮现年49岁，13年前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之后被羁押长达12年。直到去年4月，他才被无罪释放。去年12月，他获得98万国家赔偿。
李怀亮的姐夫孙松安告诉记者，在李怀亮出狱之初，身体状况极差，一度连红绿灯都不认识。姐姐照顾了大半年，他的身体才逐渐好转。“找个活儿干干。”是李怀亮的心愿。可找工作的艰辛却出乎李怀亮的意料。
“他找了很多打扫卫生、看门的活儿，但总是别人一听说他曾经的案子，就不用他了。”孙松安说，李怀亮找了整整半年工作，却始终没成。
考虑到该案在河南叶县当地家喻户晓，李怀亮只好到外地谋生，试图寻求一个安稳的生活。一个月前，他终于找到一份差事，南下广州干起了装卸工。
孙松安不禁感慨：“他清清白白的，融入社会怎么这么难？”
（摘自《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