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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代文学有着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有区别于其他断代文学的“元代”性特征和标志。民族性与理学是影响元代文学整体风貌的两个根本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代文学精神的基本特点，即尚大与主于性情求真，与之相伴的是元代整体社会背景中文人个性的张扬。
关键词：元代文学精神 性情求真 理学 民族性
一、问题的提出：元代文学的“元代”性特色 作为“元代文学”而非“元曲”走进研究视阈的这一断代文学，它的研究价值成立，必然不只是在于它与“唐代文学”“宋代文学”等并立的朝代断限性。唐代文学有唐代文学的整体风貌，而这个整体一致的唐代风貌背后，有其特殊的核心标志，也即使其成为唐代文学的那个基本特征，或者说“唐代”性，而非他者。但这个文学意义上的唐代性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唐代”性，而是影响这一历史时期文学普遍特征的本质性的核心因素。而我们所说的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也不是简单硬性的历史时间框范下的一个文学集合，而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殊共性的文学整体。这个文学共性，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唐代性”，或者说“元代”性。
近年来，对于元代文学的研究，学界越来越充分地关注到各种文体，关注到元代文学整体，而非元曲这个长久以来被历史偏见地独霸成为元代唯一拢括的单一的文学体裁。元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多种集合的整体的研究成立，如同元代文学学会所标识的那样，必然走向一个独立的与唐、宋文学研究并立的自性的、完备的研究体系。那么，这就亟须我们对“元代文学”这个整体性的研究域，做一个大致定性的、整体的性质界定。即，何为“元代文学”？元代文学的“元代”性是什么？或者说，标识“元代文学”这个文学整体的核心的特点是什么？也即，使元代文学能成为元代文学，而非唐代文学、宋代文学的区别性，独特特征是什么？
当然，这是在一个十分宏观的研究视域下提出的一个宏观的问题，它将元代文学整体置于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个大背景下，提出了一个与其他断代文学史相比较的、用以区别和定性的问题。然而，对这个宏观问题的解答却需要极精炼极核心的理论提炼，才能用以拢括和标志元代文学这个庞大的文学整体，用以明确其普遍的共性特质。这就需要在宏观视野下深入到微观的，最基本、基础的理论核心。它需要具体涉及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证，需要极其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元代文学生成的社会背景：宽松的环境与文人的个性求真 元代文坛上有两股风气，即个性自由和平易正大之风。而文风的个性突出，首先是文人的个性别出，文人的个性又与其出生和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系。由地域分野和地域文化的差异而促成的文学上的类属个性，在元代文学中十分明显。另外，文人的地域个性也与元代盛世一统的大征候相呼应。
在元代对文人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蒙元统治者不太重视诗文正统文学，而对后起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戏剧较为感兴趣，这促成了了文坛上“文倡于下”的整体特征。与宋代文人多由科举为官参政，实现其人生价值有所不同，元代诗文家的生存模式和生活内容多是隐逸、游历、雅集、题画（参见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目录），这几乎形成了当时文人中的风气。而在自由的生存状态、一统的政治气候和大元气象笼罩下，元代文人更加自由，这促使形成了元代文坛两种大的趋势，一是个性突出，二是心态平和。而关于前者，在元代初期和晚期，由于兴衰起伏，朝代改易，社会风云变幻，影响文人的心态情绪，而尤其突出。元初有江西庐陵刘将孙、赵文等，讲求性情。元后期有杨维桢，更是个性张扬。后者则主要在元代一统、社会较为安定的情况下，形成一种普遍的盛世文风。这当然也有宋代程朱理学沿流到元代所产生的影响。理学讲求心性平和自然，境界阔大端宁，与元代安宁一统、文人宽松的环境和相对自由的生存状态十分契合。许多文人同时也是崇尚理学的儒者，如吴澄等人。这种理学家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与思想基调，使得元代中期的诗文理论和主张主于“自然”“自得”。这里面又包含求真不伪的意味，要求真实的感情和不矫揉造作的创作，在这点上，它与张扬个性的，追求自然真性情一类的文人思想又是一致的。然而，以理学思想为基础的理学家文人们又讲求“约情归性”，以“天理民彝”为标准，这一方面由个体的“情”位移到普遍的“性”，一方面又由个人关注走向了社会关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从激烈动荡走向了深邃平和。
在相对自由的大气候下，元代文坛始终贯穿这求真不伪的思想主导，只是情绪上由浓到淡，从张至敛，由个体到社会，这个趋势在元代后期又开始反归，整体上完成了一个随王朝兴衰而由个性到共性再到个性的过程。这是其大体上的脉络走向。而在性情求真的整体风尚之下，在元代相对自由的话语环境中，文坛风格多样，对诗法的要求也比较自由，各有所宗，或者“师古”，或者“师心”，或主唐，或宗宋，呈现出自由之势。
三、影响元代文学整体风貌的根本因素：民族性与理学 研究元代文学需要解答元代文学的整体“元代”性是什么的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就从整体上将元代文学的特性做了一个大致的阐述和描述。我们可用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例证，来具体分析论证和梳理，建立在实证性的具体分析之上，而避免架空的理论缺陷。
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性的断代文学集合，元代文学的标志性特色首先在于其民族性，这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朝代，又决定了元代文学整体风貌的最核心的深层因素。当然，清代也是少数民族入主的社会，但清代文化的民族性却远没有元代那样被凸显，也没有元代那样明显的多民族融合的纷乱景象，清代社会整体，依然是汉文化主导下的汉族秩序统领，满族在很大程度上被汉族同化，民族异质的因素相对不甚明显。另外，理学作为汉族士人强大思想阵容的促成来源，是元代文化的思想核心，主导着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元代士人的整体思想背景。可以说，在元代，汉族士人的理学仍然主导着整个文化圈、文化精英们的话语和思想霸权。
民族性作为元代社会政治历史的核心标志，体现着少数民族的社会主导性，或者说是文学外围主导性。而理学，作为汉族文化的核心思想，则体现着元代文化的主导性，或者说是元代文学内围的内在主导性。一个是社会政治的，一个是文化文学的；一个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是汉民族的，两者构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这是标志元代文学之共通性，使它成为元代文学的“元代性”。两个核心定性特点的共同作用，拢括了元代社会从政治历史外围到文化文学内围的方方面面，因而民族、理学，这两者的联合，是元代文化和元代文学的核心因素。 这两个因素并不相悖，他们具有共通性，是相融合的。这也如同，在元代，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最终和汉民族及其文化能够融合一体，成为一个大元帝国一样。因为：少数民族所带来的民族性的精神核心，是求真、不伪、直接、大气、豪放；而理学的精神核心，亦是自然、求真、不伪、直接，这两者的核心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在求真不伪、自然直接的追求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最后构成了元代文化与文学的标志性特色，也即“元代性”，或者说是“元代精神”，即求真不伪、自然直接。这种精神不仅可用以标志和定性元代文学，还可以用以标志和定性元代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方方面面。
当然，民族、理学，这两者也有细微的差别。那就是：民族性更导向一种外向的大气豪放，如同少数民族的粗犷的民族性格；而理学则更导向一种向内的自然恬淡，这与汉民族细腻内敛的儒家文化性格是相一致的。两者的核心精神都是求真不伪、自然直接，但两者的表现形态，其具体发展趋向却有所差别，这是由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同的文化风格所决定，是一种民族性格差别性的体现，是同一精神核心上的不同风格的展现。
四、元代文学精神的根本特点：尚大与主于性情求真
上节的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元代文学整体中，总有着两种风格的融合存在和并行不悖，甚至共同体现于一个文人一部作品中。比如，豪放风格与清新骚雅的风格。元曲中大量书写直接的利益、利欲问题，而诗文中又总是呈现出自然清新风格。元诗中有着宗唐得古之风，又有着理学的理致、理趣。诗文家，如庐陵文人，总在张扬个性，却又不离儒家情怀。文论中提倡法度，又讲求自然。雅文学与俗文学，诗文与元曲，两种风格，两种话语，能同时出于一个文人之手。诗文曲子，在元代融合不悖，同时张大，盛放异彩。
然而，深入探究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学现象背后，则发现它们本来是不矛盾、不相悖的，而是有着共同性。那就是，它们都讲求性情，具体说，是性情上的求真不伪、自然直接，这是元代文学普遍共同的精神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在元代社会中，多民族能够直接融合，没有太激烈的矛盾冲突存在。因为理学主导的汉民族文化精神走向求真不伪、自然直接，这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进步，是文化的先进代表，而少数民族所带来的民族异质特色，也主于求真不伪、自然直接的精神核心。这两者相融合，在元代政治一统、大元盛世时代心理的催生下，直接融合，走向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元代精神，那就是主于性情求真的大气象，是一种不屑伪饰的大元心态。这种心态，或者说是精神，是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元代精神，我们可以提炼为一个“大”字，阐释为主于性情，表现为求真不伪、自然直接，外在体现于民族性、理学这两方面的并行不悖与融合。这个“元代性”，元代精神影响了元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和整体，最终形成了元代文学独特的风貌特色。无论是元曲为代表的俗文学的直白世俗书写，还是盛元文风的歌功颂德、舂容盛大，还是元代诗歌的崇尚性情、宗唐得古，还是元代文论家们的兼顾性情与法度，其实都是“大”元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因而都被拢括于“元代文学”这个整体之下，而具有浓厚的“元代”性特征。
关键词：元代文学精神 性情求真 理学 民族性
一、问题的提出：元代文学的“元代”性特色 作为“元代文学”而非“元曲”走进研究视阈的这一断代文学，它的研究价值成立，必然不只是在于它与“唐代文学”“宋代文学”等并立的朝代断限性。唐代文学有唐代文学的整体风貌，而这个整体一致的唐代风貌背后，有其特殊的核心标志，也即使其成为唐代文学的那个基本特征，或者说“唐代”性，而非他者。但这个文学意义上的唐代性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唐代”性，而是影响这一历史时期文学普遍特征的本质性的核心因素。而我们所说的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也不是简单硬性的历史时间框范下的一个文学集合，而是一个具有某种特殊共性的文学整体。这个文学共性，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唐代性”，或者说“元代”性。
近年来，对于元代文学的研究，学界越来越充分地关注到各种文体，关注到元代文学整体，而非元曲这个长久以来被历史偏见地独霸成为元代唯一拢括的单一的文学体裁。元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多种集合的整体的研究成立，如同元代文学学会所标识的那样，必然走向一个独立的与唐、宋文学研究并立的自性的、完备的研究体系。那么，这就亟须我们对“元代文学”这个整体性的研究域，做一个大致定性的、整体的性质界定。即，何为“元代文学”？元代文学的“元代”性是什么？或者说，标识“元代文学”这个文学整体的核心的特点是什么？也即，使元代文学能成为元代文学，而非唐代文学、宋代文学的区别性，独特特征是什么？
当然，这是在一个十分宏观的研究视域下提出的一个宏观的问题，它将元代文学整体置于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个大背景下，提出了一个与其他断代文学史相比较的、用以区别和定性的问题。然而，对这个宏观问题的解答却需要极精炼极核心的理论提炼，才能用以拢括和标志元代文学这个庞大的文学整体，用以明确其普遍的共性特质。这就需要在宏观视野下深入到微观的，最基本、基础的理论核心。它需要具体涉及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证，需要极其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元代文学生成的社会背景：宽松的环境与文人的个性求真 元代文坛上有两股风气，即个性自由和平易正大之风。而文风的个性突出，首先是文人的个性别出，文人的个性又与其出生和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系。由地域分野和地域文化的差异而促成的文学上的类属个性，在元代文学中十分明显。另外，文人的地域个性也与元代盛世一统的大征候相呼应。
在元代对文人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蒙元统治者不太重视诗文正统文学，而对后起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戏剧较为感兴趣，这促成了了文坛上“文倡于下”的整体特征。与宋代文人多由科举为官参政，实现其人生价值有所不同，元代诗文家的生存模式和生活内容多是隐逸、游历、雅集、题画（参见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目录），这几乎形成了当时文人中的风气。而在自由的生存状态、一统的政治气候和大元气象笼罩下，元代文人更加自由，这促使形成了元代文坛两种大的趋势，一是个性突出，二是心态平和。而关于前者，在元代初期和晚期，由于兴衰起伏，朝代改易，社会风云变幻，影响文人的心态情绪，而尤其突出。元初有江西庐陵刘将孙、赵文等，讲求性情。元后期有杨维桢，更是个性张扬。后者则主要在元代一统、社会较为安定的情况下，形成一种普遍的盛世文风。这当然也有宋代程朱理学沿流到元代所产生的影响。理学讲求心性平和自然，境界阔大端宁，与元代安宁一统、文人宽松的环境和相对自由的生存状态十分契合。许多文人同时也是崇尚理学的儒者，如吴澄等人。这种理学家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与思想基调，使得元代中期的诗文理论和主张主于“自然”“自得”。这里面又包含求真不伪的意味，要求真实的感情和不矫揉造作的创作，在这点上，它与张扬个性的，追求自然真性情一类的文人思想又是一致的。然而，以理学思想为基础的理学家文人们又讲求“约情归性”，以“天理民彝”为标准，这一方面由个体的“情”位移到普遍的“性”，一方面又由个人关注走向了社会关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从激烈动荡走向了深邃平和。
在相对自由的大气候下，元代文坛始终贯穿这求真不伪的思想主导，只是情绪上由浓到淡，从张至敛，由个体到社会，这个趋势在元代后期又开始反归，整体上完成了一个随王朝兴衰而由个性到共性再到个性的过程。这是其大体上的脉络走向。而在性情求真的整体风尚之下，在元代相对自由的话语环境中，文坛风格多样，对诗法的要求也比较自由，各有所宗，或者“师古”，或者“师心”，或主唐，或宗宋，呈现出自由之势。
三、影响元代文学整体风貌的根本因素：民族性与理学 研究元代文学需要解答元代文学的整体“元代”性是什么的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就从整体上将元代文学的特性做了一个大致的阐述和描述。我们可用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例证，来具体分析论证和梳理，建立在实证性的具体分析之上，而避免架空的理论缺陷。
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性的断代文学集合，元代文学的标志性特色首先在于其民族性，这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朝代，又决定了元代文学整体风貌的最核心的深层因素。当然，清代也是少数民族入主的社会，但清代文化的民族性却远没有元代那样被凸显，也没有元代那样明显的多民族融合的纷乱景象，清代社会整体，依然是汉文化主导下的汉族秩序统领，满族在很大程度上被汉族同化，民族异质的因素相对不甚明显。另外，理学作为汉族士人强大思想阵容的促成来源，是元代文化的思想核心，主导着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元代士人的整体思想背景。可以说，在元代，汉族士人的理学仍然主导着整个文化圈、文化精英们的话语和思想霸权。
民族性作为元代社会政治历史的核心标志，体现着少数民族的社会主导性，或者说是文学外围主导性。而理学，作为汉族文化的核心思想，则体现着元代文化的主导性，或者说是元代文学内围的内在主导性。一个是社会政治的，一个是文化文学的；一个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是汉民族的，两者构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这是标志元代文学之共通性，使它成为元代文学的“元代性”。两个核心定性特点的共同作用，拢括了元代社会从政治历史外围到文化文学内围的方方面面，因而民族、理学，这两者的联合，是元代文化和元代文学的核心因素。 这两个因素并不相悖，他们具有共通性，是相融合的。这也如同，在元代，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最终和汉民族及其文化能够融合一体，成为一个大元帝国一样。因为：少数民族所带来的民族性的精神核心，是求真、不伪、直接、大气、豪放；而理学的精神核心，亦是自然、求真、不伪、直接，这两者的核心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在求真不伪、自然直接的追求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最后构成了元代文化与文学的标志性特色，也即“元代性”，或者说是“元代精神”，即求真不伪、自然直接。这种精神不仅可用以标志和定性元代文学，还可以用以标志和定性元代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方方面面。
当然，民族、理学，这两者也有细微的差别。那就是：民族性更导向一种外向的大气豪放，如同少数民族的粗犷的民族性格；而理学则更导向一种向内的自然恬淡，这与汉民族细腻内敛的儒家文化性格是相一致的。两者的核心精神都是求真不伪、自然直接，但两者的表现形态，其具体发展趋向却有所差别，这是由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同的文化风格所决定，是一种民族性格差别性的体现，是同一精神核心上的不同风格的展现。
四、元代文学精神的根本特点：尚大与主于性情求真
上节的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元代文学整体中，总有着两种风格的融合存在和并行不悖，甚至共同体现于一个文人一部作品中。比如，豪放风格与清新骚雅的风格。元曲中大量书写直接的利益、利欲问题，而诗文中又总是呈现出自然清新风格。元诗中有着宗唐得古之风，又有着理学的理致、理趣。诗文家，如庐陵文人，总在张扬个性，却又不离儒家情怀。文论中提倡法度，又讲求自然。雅文学与俗文学，诗文与元曲，两种风格，两种话语，能同时出于一个文人之手。诗文曲子，在元代融合不悖，同时张大，盛放异彩。
然而，深入探究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学现象背后，则发现它们本来是不矛盾、不相悖的，而是有着共同性。那就是，它们都讲求性情，具体说，是性情上的求真不伪、自然直接，这是元代文学普遍共同的精神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在元代社会中，多民族能够直接融合，没有太激烈的矛盾冲突存在。因为理学主导的汉民族文化精神走向求真不伪、自然直接，这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进步，是文化的先进代表，而少数民族所带来的民族异质特色，也主于求真不伪、自然直接的精神核心。这两者相融合，在元代政治一统、大元盛世时代心理的催生下，直接融合，走向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元代精神，那就是主于性情求真的大气象，是一种不屑伪饰的大元心态。这种心态，或者说是精神，是区别于其他朝代的元代精神，我们可以提炼为一个“大”字，阐释为主于性情，表现为求真不伪、自然直接，外在体现于民族性、理学这两方面的并行不悖与融合。这个“元代性”，元代精神影响了元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和整体，最终形成了元代文学独特的风貌特色。无论是元曲为代表的俗文学的直白世俗书写，还是盛元文风的歌功颂德、舂容盛大，还是元代诗歌的崇尚性情、宗唐得古，还是元代文论家们的兼顾性情与法度，其实都是“大”元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因而都被拢括于“元代文学”这个整体之下，而具有浓厚的“元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