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北京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一位男子企图闯宫袭击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这是一次危害大明皇储未遂的大案要案，史称“梃击案”。
　　当时的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后，拿出一个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行迹似乎有疯癫症状，而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
　　这个负责皇城治安的小御史很聪明，他知道再往下深究，就不知会牵连出什么来，干脆把这个皮球踢给了最高司法机关——刑部。而且刘廷元给这个案子的发展留下了有意思的活扣：张差行動好似疯痴，但看上去有些狡猾，如此案件可大可小，怎样做都可以。不愧是一位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贝。
　　这个案件一发生，就引起了朝野政治方面的联想。因为万历帝喜欢和郑贵妃所生的福王。但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长子为皇储，但对太子仍然很疏远。朝廷内外怀疑这件案子背后的指使人是郑贵妃和她的弟弟、当朝大臣郑国泰。
　　案件由刑部复审后，郎中——一个司局长胡士相顺着案犯疯癫这条线，拟好了奏禀的草稿，说张差在老家收购和存放的柴草被人烧毁，气愤地上京申冤。走到东华门遇见一人，告诉他说“持木棍进入可当冤状”，于是误入东宫。按律当判死刑，死刑上罪加一等就是立即处决。但稍有司法经验的人，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解释，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迅速将张差处死，难免让人觉得有人希望灭口。
　　刑部主事王之采对这样的结案深为怀疑，请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上奏，并且建议将案犯押赴文华殿进行朝审，以求真相。认真的官员不止王之采一人，刑部员外郎——副司长陆梦龙力争在奏报皇帝前，还是大家公审一次案犯，查出真相。
　　陆员外郎的建议合情合理，尚书无法拒绝。于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在刑具的震慑下，张差画出了进东宫的路线图，并交待了案情：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真相露了出来，如果再查下去，顺藤摸瓜已不是难事。于是科道官员何士晋上奏折，将幕后人指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暗示贵妃和此案有牵连。接到这份奏折的万历帝大怒，可又不能明确惩罚何士晋，否则的话显得自己心虚，只好不久后找个理由把他调到外地做官。
　　此时，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很可能是幕后人的贵妃姐弟，还有皇帝和内阁大臣方从哲。贵妃姐弟的理由不需要解释，而皇帝除了偏爱贵妃和福王外，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稳定朝局的政治层面出发。你想呀，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43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内阁大臣未必想讨好郑贵妃，作为辅佐皇帝的相，他们也是从政治稳定的层面考虑问题。可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他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
　　案子到了这个份上，只能请求圣裁，皇帝于是先谕令郑贵妃老老实实做人，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万历帝亲临慈宁宫，召见太子，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了?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不要隐瞒全说出来。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子当然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你们外臣议论纷纷，如此只能使你们成为无君之臣，我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菲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了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帝作了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明智选择，而太子的表态不但赢得了孝顺、大度的名声，而且经过这场风波，他的皇储地位真正稳固了，郑贵妃再不敢觊觎其位。至于那些要追求真相的官员呢?他们的一腔正义豪气被耗散在政治那个大八卦炉里，显不出多少分量。
　　在政治面前，有时真相并不重要。
　　(侯箜逸摘自《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