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策的放开，全国各大城市、各行各业都积极拥抱“地摊经济”。仿佛是一种新生事物，各式各样的地摊、集市犹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街巷角落。但其实，地摊这种商业形态在中国历史悠久。作为“地摊经济”的代表，夜市最早出现于盛唐，繁荣于宋代。
　　公元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未不得禁止。”从此，夜市大量出现，非常繁荣。《东京梦华录》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贩夫走卒带来的繁华，至今可以从《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作品中窥得。
　　“地摊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数次激发出了经济活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数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城市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一些知青做起小买卖，开个路边摊、杂货店之类的，于是产生了城里第一批个体户。他们一个人，一辆手推车，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正如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一个“大碗茶”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
　　改革开放后，大批敢于吃螃蟹的人开始下海做生意。他们的第一桶金，大多数都是从摆地摊里赚来的。民间的活力就这么被激发了出来，让中国的民营经济积累了最初的启动资金。地摊，孕育出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
　　70年代，安徽芜湖有个叫年广久的人摆摊卖瓜子，因为味道香、个头大、分量足、利又薄，很受当地人喜欢，每天都能卖出一麻袋，人称“傻子瓜子”。这个人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多次被邓小平在谈到市场经济时提及。
　　1990年代以后的“下岗潮”中，地摊也成为重要的分流出口。比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003年8月，山西运城的“名吃夜市”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安置下岗工人500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國经济曾一度按下了暂停键，在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如何复工复产，激发经济活力，是中国疫情下半场的“必修课”。
　　今年的两会，政府并没有制定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是将“稳就业保民生”放在了优先位置。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提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李克强接受中外记者提问时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这几天我看中国政府网上的留言，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谈就业的。”
　　他承诺要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即便失业了，也要短时期内有再就业的机会。”他说，“我们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不仅要采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采取措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小地摊，大民生。“地摊经济”的优势显而易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分析：首先是没有什么准入门槛，对经营者的学历、技术、专业都没有太高的要求;其次是风险很低，即便经营亏本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而且经营成本低，就算失败也能迅速“从头再来”;最后一个因素，也是最关键的，是地摊经济没有房租和过多的人工成本，商品价格低廉，买卖双方都能享受更多实惠。
　　可以说，“地摊经济”天然带着民生标签，是“疫情过后，民生为要”的最好诠释。松绑“地摊经济”就是以民众的需求为中心，不拘一格，实事求是，千方百计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方便民众的生活，增加城市的烟火气。
　　这一举措也给摊贩们带来更多尊严和获得感，正如一名摊贩感慨：“我没什么其他技能，又租不起门面，就摆摊卖水果。之前一直‘打游击’，收入不稳定，压力好大，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市场的活力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来自于人们忍受冲击的韧性，更来自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让更多的人，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安心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摊位”，不仅是点亮一盏灯温暖一座城，更是发动一个引擎带动整个国家。这是人们更强大的信心来源，也是中国的生机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