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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虽然有灿烂的文明，众多精湛的技术，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诞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我国现有的科学教育体系是从19世纪末全面从西方引进的，经过几代人一百多年的艰苦努力，已蔚然壮观。科学在中国已成为很显著的社会力量。现在人们不再谈论中国科学或西方科学。从知识体系上讲，科学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是，科学绝不是一个孤立系统。任何科学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它与背景相互依存。
在西方人使用“科学”或“技术”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科技”一词来代替。我们全面引进西方科学知识之时，正是在惨遭西方技术——“坚船利炮”的打击之后。将“科学”与“技术”联系在一起，太自然不过了。不过，从历史上看，在西方文献里，我们很少见到科学技术连用，更不用说其简称“科技”了。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科学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技术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但是这种二分法现在也面临着挑战。科学与技术发展到今天，谁也离不开谁。科学的发展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也就是所谓的基于技术的科学（technology-based science），技术的发展更离不开科学，因而基于科学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y)应运而生。在某种程度上，科学与技术已很难分开，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觉得，科技连用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道理。科技作为一个系统，包括了太多的内容，牵涉的范围也非常广，影响科技活动的因素也错综复杂。离开了科技活动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环境，奢谈科技创新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全民都在提倡创新，建立一个创新性的国家成为当务之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成为其中最为迫切的事情。可是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做到科技创新呢？科技创新包括哪些方面？它与文化背景又有何种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是美籍奥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来的。创新不只是指观念上的，比如，提出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观念，从而解释了某（些）领域现有的理论困难，而且涵盖面非常广。也包括技术上的发明，管理方式的变革，生产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等。与此相关，科技创新除了重大的发现发明外，更应该包括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科研资助体系的与时俱进等诸多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的内容。它与是否建有富丽堂皇的研究大楼等硬件设施关系不大，与是否能让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等软性因素关系密切。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除了增加科技投入外，我们需要更多的是让这些投入真正地发挥效用。
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诞生的，但这种诞生并不蕴含着必然性。科学的诞生也是大量偶然因素综合起作用而造成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事实上，他并不是指所有的新教，而是指其中的加尔文教里包括着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萌芽因素。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把韦伯的概念拓展，认为在新教的环境里面科学得到了很大的促进和发展。另一位生前默默无闻的科学社会学家埃德伽·齐尔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高级工匠与学者之间的互动，而近代早期科学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兴起的。我们不否认古代希腊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承继关系，但是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对希腊文化的拯救，西方文化很可能会中断。著名科学史家H. F.科恩在《科学革命》一书中总结道：
在寻找能很好地说明近代早期科学在17世纪的欧洲突现这一非常事件所牵涉的因果关系时，我们一直行进在一种高层次的解释话语中。但是我们同样必须牢记地是，如果窝阔台大汗在1241年没有死，当蒙古军事首领在已占领了俄罗斯和大部分穆斯林地区，已濒临蹂躏和掠夺整个欧洲的情况下，如果蒙古统治者的继位选举不是规定非要军事首领们回到哈拉和林亲自举行的话，科学革命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在一个像欧洲这样遭到如此打击的地区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欧洲本身的出现也就会拖得很晚。最后，既不是因果链，也不是凑巧的偶然，而是两者不可预期的混合支配着历史。
这等于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的西欧，科学的诞生也是一种偶然现象。有太多的社会文化因素导致了这一非常规事件的出现。它既与社会环境、文化条件有着巨大关联，更与当事人的精神气质有关。一些又懂技术、又懂理论的高级工匠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在科学发祥地尚且如此，后发国家能不掩卷深思吗？到现在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高级技工培养体系。无论高中生的天资和兴趣如何，都以上大学为荣，上技校为耻。这样，中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级工人与技术人员就没有保障。中国只能靠不断引进外国技术的历史就不会改写，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后劲，就只能永远落在后面。
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我们不处心积虑地想办法加以维护，很容易就陷入怪圈：科技投入越来越多，真正有意义的产出却没有相应的增加。
既然现代科学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一个成功地产生了科学的文化背景，就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此相似，那些在历史上成功地利用科学和技术从后进变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以德国为例。在19世纪中叶时，德国的出口产品以低质、仿冒著称。当时英国为了让本国的消费者不至上当，立法规定进口产品需打上产地的标记。由此，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成了“低劣”、“仿冒”和“廉价”的代名词。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下子成了世界科学和技术的中心，它的产品成了质量过硬的标志。这里面的原因何在？
我认为，实际上这与科学界的制度创新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创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普及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还不一定能完全做到，但是在1871年左右，德意志各个邦国已经做到了。每个适龄儿童，不管出身高低贵贱，都必须接受教育，不然的话，父母要受到惩罚。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也是从德国开始的。1810年，在威廉·洪堡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一所新型大学：柏林大学。洪堡提倡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结合，这个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的共同理念，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美国大学。后来，这种新型大学体系随着形式的变化不断改革，导师制、研讨班制度随之兴起，也都成为竞相效仿的榜样。随着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学校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工业界要求直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呼声越来越强，一些有识之士就倡导成立国立的研究所，让教授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只做研究。包括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家学会（KWG）的各类研究所，以及后来陆续成立的各种国立研究所，都是适应形势变化需要的产物。德国能在众多学科领域产生有影响的世界级大师，和科技体制创新有很大的关系。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府没有资金来支持科学。有一些有识之士，银行家、科学家等认为必须要有非官方的私人机构来支持科学，于是成立了相应的基金会。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种来源的基金会成为资助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我们现在提倡的匿名评审制度，雏形也是在德国形成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学无疑已成为全球化的事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卑。只要中国社会在社会和文化条件上创造出有利科学发展的环境，中国科学就大有希望。但如果认为这些条件成熟了，中国科学就会自动大踏步前进，那也是大错特错的。
在西方人使用“科学”或“技术”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科技”一词来代替。我们全面引进西方科学知识之时，正是在惨遭西方技术——“坚船利炮”的打击之后。将“科学”与“技术”联系在一起，太自然不过了。不过，从历史上看，在西方文献里，我们很少见到科学技术连用，更不用说其简称“科技”了。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科学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技术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但是这种二分法现在也面临着挑战。科学与技术发展到今天，谁也离不开谁。科学的发展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也就是所谓的基于技术的科学（technology-based science），技术的发展更离不开科学，因而基于科学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y)应运而生。在某种程度上，科学与技术已很难分开，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觉得，科技连用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道理。科技作为一个系统，包括了太多的内容，牵涉的范围也非常广，影响科技活动的因素也错综复杂。离开了科技活动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环境，奢谈科技创新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全民都在提倡创新，建立一个创新性的国家成为当务之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成为其中最为迫切的事情。可是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做到科技创新呢？科技创新包括哪些方面？它与文化背景又有何种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是美籍奥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来的。创新不只是指观念上的，比如，提出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观念，从而解释了某（些）领域现有的理论困难，而且涵盖面非常广。也包括技术上的发明，管理方式的变革，生产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等。与此相关，科技创新除了重大的发现发明外，更应该包括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科研资助体系的与时俱进等诸多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的内容。它与是否建有富丽堂皇的研究大楼等硬件设施关系不大，与是否能让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等软性因素关系密切。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除了增加科技投入外，我们需要更多的是让这些投入真正地发挥效用。
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诞生的，但这种诞生并不蕴含着必然性。科学的诞生也是大量偶然因素综合起作用而造成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事实上，他并不是指所有的新教，而是指其中的加尔文教里包括着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萌芽因素。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把韦伯的概念拓展，认为在新教的环境里面科学得到了很大的促进和发展。另一位生前默默无闻的科学社会学家埃德伽·齐尔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高级工匠与学者之间的互动，而近代早期科学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兴起的。我们不否认古代希腊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承继关系，但是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对希腊文化的拯救，西方文化很可能会中断。著名科学史家H. F.科恩在《科学革命》一书中总结道：
在寻找能很好地说明近代早期科学在17世纪的欧洲突现这一非常事件所牵涉的因果关系时，我们一直行进在一种高层次的解释话语中。但是我们同样必须牢记地是，如果窝阔台大汗在1241年没有死，当蒙古军事首领在已占领了俄罗斯和大部分穆斯林地区，已濒临蹂躏和掠夺整个欧洲的情况下，如果蒙古统治者的继位选举不是规定非要军事首领们回到哈拉和林亲自举行的话，科学革命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在一个像欧洲这样遭到如此打击的地区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欧洲本身的出现也就会拖得很晚。最后，既不是因果链，也不是凑巧的偶然，而是两者不可预期的混合支配着历史。
这等于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的西欧，科学的诞生也是一种偶然现象。有太多的社会文化因素导致了这一非常规事件的出现。它既与社会环境、文化条件有着巨大关联，更与当事人的精神气质有关。一些又懂技术、又懂理论的高级工匠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在科学发祥地尚且如此，后发国家能不掩卷深思吗？到现在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高级技工培养体系。无论高中生的天资和兴趣如何，都以上大学为荣，上技校为耻。这样，中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级工人与技术人员就没有保障。中国只能靠不断引进外国技术的历史就不会改写，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后劲，就只能永远落在后面。
一个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我们不处心积虑地想办法加以维护，很容易就陷入怪圈：科技投入越来越多，真正有意义的产出却没有相应的增加。
既然现代科学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一个成功地产生了科学的文化背景，就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此相似，那些在历史上成功地利用科学和技术从后进变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以德国为例。在19世纪中叶时，德国的出口产品以低质、仿冒著称。当时英国为了让本国的消费者不至上当，立法规定进口产品需打上产地的标记。由此，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成了“低劣”、“仿冒”和“廉价”的代名词。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下子成了世界科学和技术的中心，它的产品成了质量过硬的标志。这里面的原因何在？
我认为，实际上这与科学界的制度创新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创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普及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还不一定能完全做到，但是在1871年左右，德意志各个邦国已经做到了。每个适龄儿童，不管出身高低贵贱，都必须接受教育，不然的话，父母要受到惩罚。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也是从德国开始的。1810年，在威廉·洪堡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一所新型大学：柏林大学。洪堡提倡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结合，这个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的共同理念，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美国大学。后来，这种新型大学体系随着形式的变化不断改革，导师制、研讨班制度随之兴起，也都成为竞相效仿的榜样。随着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学校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工业界要求直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呼声越来越强，一些有识之士就倡导成立国立的研究所，让教授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只做研究。包括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家学会（KWG）的各类研究所，以及后来陆续成立的各种国立研究所，都是适应形势变化需要的产物。德国能在众多学科领域产生有影响的世界级大师，和科技体制创新有很大的关系。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府没有资金来支持科学。有一些有识之士，银行家、科学家等认为必须要有非官方的私人机构来支持科学，于是成立了相应的基金会。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种来源的基金会成为资助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我们现在提倡的匿名评审制度，雏形也是在德国形成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学无疑已成为全球化的事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卑。只要中国社会在社会和文化条件上创造出有利科学发展的环境，中国科学就大有希望。但如果认为这些条件成熟了，中国科学就会自动大踏步前进，那也是大错特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