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治理模式一直被世界各国奉为公司治理的先进性代表，对德国和日本等有着根深蒂固的监事会传统的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本世纪初也开始借鉴美国的公司治理经验，并于2002年以商法变革为契机将单一董事会制度纳入了本国社会的公司治理框架。可是，在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中，以扩大公司自治空间为特征的英美治理模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尤其是针对金融公司的治理。
　　美国人在反思这次金融危机时，认为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公司治理的虚弱无力。一向“金口难开”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自己错误地高估了投资银行经营者的自律能力。本质上，公司治理是公司的一种自治行为，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市场，投资者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如果外部治理机制较弱或者难以发挥效力，董事会和经营者的自律几乎就是治理成败的全部。
　　用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来看，美国的公司治理架构可谓完善，董事会里独立董事占多数，防范了内部人控制。美国金融公司的董事会大多都下设了风险控制委员会，公司风险控制系统中的风险控制模型科学而严密。但是，正如美国一位治理专家所说的那样:独立性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一个事实。独立性与实际约束永远存在距离，软件模型永远控制不了人心。
　　围坐在华尔街金融公司董事圆桌上的精英们通常拥有常青藤名校的显赫背景，他们不会不懂得创新和冒险的区别，有些人早在几年前就意识到次贷问题的严重后果，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冒险。道理很简单: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如果不承担风险损失，所有的人都愿意拿着别人的钱去冒险，精英也不例外。
　　于是，人们开始回归最原始的问题:谁真正为投资者的钱财负责？怎么才能让管理者真正关心投资者的损失？这个早在300年前就被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问题，到今天再次触动到了市场经济的根基。英美治理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市场原则，监督机制的实现主要借助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在信息垄断程度高、监管宽松的金融市场里，完全让公司自律就等同于放纵。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金融市场存在很强的外部性，主张加大政府的外部监管尺度。但对于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失效以及过度激励等问题，经济学家们似乎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公司治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治理”和“道德治理”，如果董事和经理人都有信托责任意识，公司形成一种诚信文化，再粗放的监督机制都有可能非常有效。虽然“文化治理”和“道德治理”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理想，但却真正是化解一切难题的治理之道，就像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强调的:“百年老店，诚信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