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界，从“诗言志”、“诗缘情”到“诗娱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诗言志”、“诗缘情”两种文学观念中对诗功能与作用的认识发展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有对文学消遣与娱乐功能的认识，并且发现在六朝时期，对文学消遣与娱乐功能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娱情观念，以至出现了以消遣和娱乐为创作目的的潮流。至此，我们抽象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三个概念，即“诗言志”、“诗缘情”与“诗娱情”。此后许多学者对这三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其中包括了对于“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关系的辩说①，但美中不足的是，对于“诗缘情”与“诗娱情”之关系的辩说至今未有较为明晰的阐述，更为严重的是，时常我们很难辨析清，究竟这一作品该归属于“诗缘情”还是归属于“诗娱情”呢？诚然在詹福瑞先生与赵树功先生的论文中给出了对于“诗娱情”的极其清晰的描述，但是这一描述是对“诗娱情”自身内涵的描述，并未涉及“诗缘情”与“诗娱情”之关系的描述，即两者的相同与差异究竟在何处？当中国古代文学界有着对于“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较为深刻的辨析的时候，我们自然有理由在发现六朝“诗娱情”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诗缘情”与“诗娱情”的关系何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清“诗言志”、“诗缘情”与“诗娱情”三者之关系，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