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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著名的博弈模型，博弈论简言之为对策论，即参与博弈的双方需要根据对方的策略选择己方的对策。“囚徒困境”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两个小偷作案被警察抓住，警察知道他们还有其它罪行，但没有证据，如何才能让他们开口招供呢？警察向他们宣布政策：
每个人面临两种选择——坦白和抗拒。
在甲选择坦白的情况下
如果乙选择坦白，则甲被判4年，乙也被判4年。
如果乙选择抗拒，则甲无罪释放，乙被重判7年。
在甲选择抗拒的情况下
如果乙选择坦白，则甲被重判7年，乙无罪释放。
如果乙选择抗拒，则甲判1年，乙也判1年。
两个小偷都是聪明的人，而且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甲想，如果乙坦白，我抗拒判7年，坦白判4年，还是坦白合算；如果乙抗拒，我抗拒判1年，坦白无罪释放，也是坦白合算。同样乙也是这么想的，于是甲、乙都坦白，都被判4年。
参与博弈的甲乙都选择自己最好的结果，双方的选择结果却是不好的，这就是“囚徒困境”。为什么会产生“囚徒困境”呢？因为人都比较理性，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基础教育的 “囚徒困境”
我们再来看基础教育的“囚徒困境”。
应试教育的弊端为社会公认，要求“减负”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教育主管部门也出台多项政策，为学生“减负”，但学校和学生家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使“减负”成为一纸空文，为何收效甚微呢？因为全社会都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以学生家长为例。每个学生家长都要求孩子得到高分，要想得到高分就要比别人下更大的力气，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这样做会让孩子不能全面发展，身心都会受到损害，学生家长为什么还要这样呢，因为有一个应试教育的制度规定着，没有分数上不了大学，没有高分上不了好大学。在这个规定下，学生家长都想，如果别的孩子下功夫，我的孩子也下功夫也许会上一般的大学，但不下功夫一定考不上大学；如果别的孩子不下功夫，我的孩子下功夫会上好的大学，说不定能考上北大清华。看来，还是让孩子下功夫学习合算，学生的家长都这么想，于是，“囚徒困境”就形成了。同样，学校之间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在下功夫，个别学校“减负”一定会带来学生分数的下降，升学率降低，学校的名利都要遭受很大损失，会“死得很惨”。可以说“减负”是不现实的，“增负”才是稳定的均衡。教育的博弈结构决定利益的分配，获得高分可以进入好的初中、高中，可以考入好的大学，学生的升学率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名利双收，可见大家都成了“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了。
看来，摆脱“囚徒困境”的办法是改变教育的博弈结构，即改变应试教育的制度，让全面发展的学生或有某一专长的学生获得更多的机会。而这样做很难，特别是如何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公平的“游戏规则”。现在，至少说应试教育已经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其他的制度能保证公平吗？
追踪溯源，应试教育源于隋唐时期发端的科举考试，客观地说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最佳的选才制度，虽然这个制度带来许多恶果，也算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吧。当初高校扩招，以为会一下子解决许多问题，特别是应试教育问题，令制度设计者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解决应试教育问题，反而让应试教育越演越烈，而且带来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学术腐败丛生，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用人单位成本加大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带来了一系列更多的问题。看来，破解基础教育的“囚徒困境”，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我们上下而求索。
“囚徒困境”也未必都是坏事，学生的负担虽然很重，但还是能学到真才实学，如果学生一味玩耍，对一个国家也未必是件好事。考试是必要的，关键是考什么和怎么考，中国基础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全才教育”，即要求每个学生什么都要好，语文要好，英语要好，数学也要好，由于要选拔，于是乎，我们的数学就变得很深，让许多学生望而生畏，厌恶学习，特别是奥数，那是个别数学爱好者的游戏，竟然变成了学生的学习内容，打击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自信心；于是乎，我们的语文就出现了标准答案，应该说很多语文内容是没有标准答案，许多人学了十几年语文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好，实在是应试教育+全才教育的罪过。而现实中很多人是“专才”即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比较强，如果我们沿着“专才教育”之路走一走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说国家会拥有更多的适用的人才。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已经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可否学一学试一试呢？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著名的博弈模型，博弈论简言之为对策论，即参与博弈的双方需要根据对方的策略选择己方的对策。“囚徒困境”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两个小偷作案被警察抓住，警察知道他们还有其它罪行，但没有证据，如何才能让他们开口招供呢？警察向他们宣布政策：
每个人面临两种选择——坦白和抗拒。
在甲选择坦白的情况下
如果乙选择坦白，则甲被判4年，乙也被判4年。
如果乙选择抗拒，则甲无罪释放，乙被重判7年。
在甲选择抗拒的情况下
如果乙选择坦白，则甲被重判7年，乙无罪释放。
如果乙选择抗拒，则甲判1年，乙也判1年。
两个小偷都是聪明的人，而且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甲想，如果乙坦白，我抗拒判7年，坦白判4年，还是坦白合算；如果乙抗拒，我抗拒判1年，坦白无罪释放，也是坦白合算。同样乙也是这么想的，于是甲、乙都坦白，都被判4年。
参与博弈的甲乙都选择自己最好的结果，双方的选择结果却是不好的，这就是“囚徒困境”。为什么会产生“囚徒困境”呢？因为人都比较理性，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基础教育的 “囚徒困境”
我们再来看基础教育的“囚徒困境”。
应试教育的弊端为社会公认，要求“减负”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教育主管部门也出台多项政策，为学生“减负”，但学校和学生家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使“减负”成为一纸空文，为何收效甚微呢？因为全社会都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以学生家长为例。每个学生家长都要求孩子得到高分，要想得到高分就要比别人下更大的力气，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这样做会让孩子不能全面发展，身心都会受到损害，学生家长为什么还要这样呢，因为有一个应试教育的制度规定着，没有分数上不了大学，没有高分上不了好大学。在这个规定下，学生家长都想，如果别的孩子下功夫，我的孩子也下功夫也许会上一般的大学，但不下功夫一定考不上大学；如果别的孩子不下功夫，我的孩子下功夫会上好的大学，说不定能考上北大清华。看来，还是让孩子下功夫学习合算，学生的家长都这么想，于是，“囚徒困境”就形成了。同样，学校之间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在下功夫，个别学校“减负”一定会带来学生分数的下降，升学率降低，学校的名利都要遭受很大损失，会“死得很惨”。可以说“减负”是不现实的，“增负”才是稳定的均衡。教育的博弈结构决定利益的分配，获得高分可以进入好的初中、高中，可以考入好的大学，学生的升学率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名利双收，可见大家都成了“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了。
看来，摆脱“囚徒困境”的办法是改变教育的博弈结构，即改变应试教育的制度，让全面发展的学生或有某一专长的学生获得更多的机会。而这样做很难，特别是如何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公平的“游戏规则”。现在，至少说应试教育已经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其他的制度能保证公平吗？
追踪溯源，应试教育源于隋唐时期发端的科举考试，客观地说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最佳的选才制度，虽然这个制度带来许多恶果，也算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吧。当初高校扩招，以为会一下子解决许多问题，特别是应试教育问题，令制度设计者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解决应试教育问题，反而让应试教育越演越烈，而且带来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学术腐败丛生，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用人单位成本加大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带来了一系列更多的问题。看来，破解基础教育的“囚徒困境”，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我们上下而求索。
“囚徒困境”也未必都是坏事，学生的负担虽然很重，但还是能学到真才实学，如果学生一味玩耍，对一个国家也未必是件好事。考试是必要的，关键是考什么和怎么考，中国基础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全才教育”，即要求每个学生什么都要好，语文要好，英语要好，数学也要好，由于要选拔，于是乎，我们的数学就变得很深，让许多学生望而生畏，厌恶学习，特别是奥数，那是个别数学爱好者的游戏，竟然变成了学生的学习内容，打击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自信心；于是乎，我们的语文就出现了标准答案，应该说很多语文内容是没有标准答案，许多人学了十几年语文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好，实在是应试教育+全才教育的罪过。而现实中很多人是“专才”即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比较强，如果我们沿着“专才教育”之路走一走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说国家会拥有更多的适用的人才。这一点，西方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已经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可否学一学试一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