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天，英国诗人奥登和他的挚友兼伴侣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受出版社邀约，撰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读物。当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他们当即决定前往中国。《战地行纪》是收录他们此次之行的旅行日记，后半部分是奥登回国后完成的一组关于中国之行的《战争时期》十四行诗。
　　如果只是把这两位作家的中国之行看作单纯的猎奇之旅，未免草率。战争是引诱他们前往的主要发酵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牛津读书时，奥登曾经面对两难的选择，他无法确定何种角色是适合诗人的，他曾经在济慈式的与世隔绝者与雪莱式的人类立法者之间犹豫不定。最终却又采用了第三种选择，即诗人是他们世界的翻译者，人们通过他有意志的行动看待周围的世界。这种对自我角色的定位与当时混乱的时代需求有关。行动，意味着介入他们的时代和政治，意味着诗人要介入战争。
　　20世纪初，由于各国资产阶级忙于应付战争和处理战后事务，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左翼思潮蔓延，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此时的英国诗坛新秀，以奥登为首的团体开始发起他们的诗歌左翼运动。衣修伍德在《狮子和影子》（1938）中分析了知识分子普遍向左倾斜的原因。他写道：“我们这些二十年代中期的年轻作家，潜意识里都或多或少地有种羞耻感，因为欧洲战争时我们还太小，没能参加。”正是这种羞耻感，决定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欧的尚武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潮”。他们认识到“在阶级斗争中站在左翼一方也许会清洗掉中层与上层阶级的那种因袭的负疚感”。在此风潮之下，奥登开始了他的“行动”：他亲历柏林无产阶级与警察之间的巷战，奔赴西班牙内战战场，奔赴深陷中日战争中的中国—他在十四行诗里形容为“一个花朵般隐忍的民族”。
　　《战地行纪》的旅行日记部分从奥登和衣修伍德进入广州开始，一直写到他们离开上海，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时间是1938年1月至6月。我们会从这些极其精细的文字中留心到很多的不同，首先他们是从欧洲人的视角来打量中国，不可避免会产生萨义德笔下的多少有些怪异的东方印象；另外，他们不是浮光掠影的旅行家，他们是从诗人和作家的角度来审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局势产生的影响，他们在路途中接触到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上至总统和将军，下至挣扎在底层的民众，都有着直观的经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他们是从左翼的有色视点观察着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中发生的事件，他们所接触到的这个奇特的善于隐忍和谄媚的民族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经验。
　　比如在见到蒋介石时，他们说在公开场合，蒋是个“阴险的怪物，他犹如幽灵虚弱而面无表情”。但是在他們面前，尤其是在框定的镜头中，“他明显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儿童”。这种有些嘲弄的句子，似乎表明了他们的情感立场，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转变永远没有真相，只有行动的可能。而行动似乎是最有效的药物，“战场和革命对治愈浪漫的绝望以及在生活中偶尔出现的其他疾病，通常相当的有疗效”。而他们在汉口拜访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时，对他的描述，体现了一个作家独特的敏锐力，那个句子具有诗歌般的质地：“杜高高瘦瘦的，那张脸就像是从石头里劈砍出来的，一个中国版的斯芬克斯”。你很难从这个句子中看出他们的感情色彩，但是这个描写却能深深镌刻在你的脑海里。
　　奥登在《战争时期》的十四行诗中写到：这里，战争单纯得如同一座纪念碑。正是这场战争催生的伟大诗篇，成为了“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为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变幻莫测的修辞、天衣无缝的抒情、对戏剧性的瞬间把握，这些奥登诗歌中最为优秀的特质在这些篇章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些诗篇之所以成为那个时期最好的诗歌，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奥登在回国后，开始厌恶了充当公共领域的行动代理人的角色，他开始退守到了私人领域的写作，也从英国搬迁到了美国。1939年起，“行动”一词已经从他的诗歌中消失了：诗歌，还有诗人没有使政治领域发生什么变化。
　　诗人当然不能改变一场战争，但是诗歌大于战争的意义在于，在诗意与丑陋之间，我们往往都会选择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