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固定的思维模式出发，从先前的成功事例及主流文化所褒扬的价值观与行为出发，仿佛便是我们所认为的传统；因此，我们得为这些“传统”去守成，守住祖宗所创下的文化基业：也只有如此才可能创新。所以，谈论传统的守成与当代的创新都会有这样一个金科玉律：守成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守成的当代转化。不客气地说，这实质上是什么内容也没有的废话，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
我们这儿有三个困难：
第一、怎样诠释传统?传统就一定是必须守成、不得不守成的前提吗?
第二、创新就一定要以传统为基础吗?那么传统以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去推动创新呢?
第三、我们的守成的迫切感大多是出于异域文化的影响力所带来的危机。当代西方主流文化的泛殖民化进程已经成为我们所谓创新的标尺。而且更有甚者，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创新的参照物和范例。从思潮到样式，我们总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边东施效颦。距离西方这个屁股越近也就越有优越感，也最能嗅出这个屁股喷出来的气味，也就拥有话语主动权。问题还不止这些，我们不这样做，有没有一套可以参与国际对话、同时又具有原创性的本土想象的当代价值学说?
先说第一个问题。
对固有传统的破坏和改造，是巨变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推进本土文化发展所体现出的创造愿望和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走向繁荣的征兆。但往往是这种行为多为传统的守成者所不允。废除一套仪式化的重述的传统就等于为这些守成者去送葬。这正是我们所迷恋的传统的最大积垢——总是对创新怀有敌意。在现代多元文化的时代，在我们所期待的创新型国家的愿景之中，允许异端的宽容指数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增长点。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艺术与文化的不理睬传统，不顾及那。一套重述着的仪式化的传统而去创新，去试错，我们才可能找到走向未来的坦途。因此，我认为，传统是解放我们的生命价值的工具而不是让我们为传统仪式殉葬的理由。
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传统不是站在过去也不可能站在过去，而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和走向未来去思考我们所要守成的传统价值和意义。这个视角的传统，是人类社会解放的工具，是促进和增强人们更好地交流与共存的平台，是我们走向更高文明的阶梯，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放大和分享。所以，我们所要守成的传统价值不仅仅是享受文化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放大生存价值解放生命能量的文化精粹。
次说第二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提问：创新就一定要回归传统吗?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所守成的传统就一定能带着我们走向未来吗?
我们面临创新的临界点，就在于我们没有什么必然性会推导出所谓创新。创新不是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传统的自然生长的结果。创新是在我们面临当下困境去迎接挑战方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什么样的传统价值与意义的守成也不能保证我的创新的必然实现。对此，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已经做出了很精彩的回答。从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到拉卡托斯的“硬核论”，再到库恩的“范式”以及最后的库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实用主义说，其中包括奎因的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都非常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任何精粹的经验也不可能包括未知，再好的传统也不可能保证我们走向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鼓吹前卫艺术的理由。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说，前卫艺术的异端性、反体制化、离经叛道这些基本品格，正是拓展着我们走向未来的可能性。一个民族所有的生活与创造都循规蹈矩，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它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连思想也不敢自由地想象并且还规定一系列的遵守原则，未来将永远与我们无关。
守成保证不了创新。守成更不可能保证我们走向未来。而创新却可以放大守成的边界。守成不是守住。守成是保证我们永远走在创新的前沿，创新的临界点。创新也不仅仅是思想创新，理念创新的单向度所可以实现的。创新首先是一种生存行为和生存方式。艺术所要做的正是这项工作，它通过生命感知的信息倾向去实验、去探索、去顿悟出生命的可能存在方式和生存方式，从而放大生命的光辉，所以守成就应该是让时代前进步伐停在这个创新的临界点上。这个意义的守成，是守成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石，而不仅是本民族的传统，这样才能达到创新的最大化。
再说第三个问题。
我们提出像上文“第三”所说的诸多情况，容易引起新闻效应，却起不了多大的实质作用。原因就是人家的势力太大，你在人家的路络里撑船行车，不按人家的规矩行走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当代艺术不跟在西方人的潮流里走，不会仅凭几个西方小资本的掌握者操纵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就闹腾得中国艺术迷失方式，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拥有“知识产权”的话语学说去代替西方人的理论模式?我们能不能不用西方人的概念与术语去评判和梳理我们的当代艺术?答案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不模仿西方人的当代艺术，不以西方理论为参照坐标，我们还能说出多少当代艺术的特征都大成问题。
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软肋所在。
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我们自身的那套关于民族未来的想象性的形象建构呢?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我的文章也给不出答案，无可奈何。用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中的说法，当代国际话语系统中的“标准版”和“地方版”，是西方人制定出来的，这套原则以西方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甚至科学管理的绝对优势而成为其他民族与国家临习的范本，而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弱势民族的“地方版”。但是没有办法，你要参与国际对话，或者说，你试图让说“标准版”的人关注你理睬你，你只有学习“标准版”的那一套仪式，或者改造你的“地方版”靠近“标准版”。我们的创新又撞击到了西方人的墙壁，变成了用西方人的理论框架、创作模式去讲中国人的故事。
我们离建构一套本土想象性的民族自塑的当代艺术形象系统还有多远?这是我于2008年4月向中国艺术家、雕塑家、理论家所提出的问题。
——但愿不要太久。
我们这儿有三个困难：
第一、怎样诠释传统?传统就一定是必须守成、不得不守成的前提吗?
第二、创新就一定要以传统为基础吗?那么传统以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去推动创新呢?
第三、我们的守成的迫切感大多是出于异域文化的影响力所带来的危机。当代西方主流文化的泛殖民化进程已经成为我们所谓创新的标尺。而且更有甚者，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创新的参照物和范例。从思潮到样式，我们总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边东施效颦。距离西方这个屁股越近也就越有优越感，也最能嗅出这个屁股喷出来的气味，也就拥有话语主动权。问题还不止这些，我们不这样做，有没有一套可以参与国际对话、同时又具有原创性的本土想象的当代价值学说?
先说第一个问题。
对固有传统的破坏和改造，是巨变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推进本土文化发展所体现出的创造愿望和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走向繁荣的征兆。但往往是这种行为多为传统的守成者所不允。废除一套仪式化的重述的传统就等于为这些守成者去送葬。这正是我们所迷恋的传统的最大积垢——总是对创新怀有敌意。在现代多元文化的时代，在我们所期待的创新型国家的愿景之中，允许异端的宽容指数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增长点。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艺术与文化的不理睬传统，不顾及那。一套重述着的仪式化的传统而去创新，去试错，我们才可能找到走向未来的坦途。因此，我认为，传统是解放我们的生命价值的工具而不是让我们为传统仪式殉葬的理由。
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传统不是站在过去也不可能站在过去，而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和走向未来去思考我们所要守成的传统价值和意义。这个视角的传统，是人类社会解放的工具，是促进和增强人们更好地交流与共存的平台，是我们走向更高文明的阶梯，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放大和分享。所以，我们所要守成的传统价值不仅仅是享受文化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放大生存价值解放生命能量的文化精粹。
次说第二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提问：创新就一定要回归传统吗?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所守成的传统就一定能带着我们走向未来吗?
我们面临创新的临界点，就在于我们没有什么必然性会推导出所谓创新。创新不是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传统的自然生长的结果。创新是在我们面临当下困境去迎接挑战方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什么样的传统价值与意义的守成也不能保证我的创新的必然实现。对此，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已经做出了很精彩的回答。从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到拉卡托斯的“硬核论”，再到库恩的“范式”以及最后的库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实用主义说，其中包括奎因的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都非常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任何精粹的经验也不可能包括未知，再好的传统也不可能保证我们走向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鼓吹前卫艺术的理由。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说，前卫艺术的异端性、反体制化、离经叛道这些基本品格，正是拓展着我们走向未来的可能性。一个民族所有的生活与创造都循规蹈矩，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它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连思想也不敢自由地想象并且还规定一系列的遵守原则，未来将永远与我们无关。
守成保证不了创新。守成更不可能保证我们走向未来。而创新却可以放大守成的边界。守成不是守住。守成是保证我们永远走在创新的前沿，创新的临界点。创新也不仅仅是思想创新，理念创新的单向度所可以实现的。创新首先是一种生存行为和生存方式。艺术所要做的正是这项工作，它通过生命感知的信息倾向去实验、去探索、去顿悟出生命的可能存在方式和生存方式，从而放大生命的光辉，所以守成就应该是让时代前进步伐停在这个创新的临界点上。这个意义的守成，是守成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石，而不仅是本民族的传统，这样才能达到创新的最大化。
再说第三个问题。
我们提出像上文“第三”所说的诸多情况，容易引起新闻效应，却起不了多大的实质作用。原因就是人家的势力太大，你在人家的路络里撑船行车，不按人家的规矩行走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当代艺术不跟在西方人的潮流里走，不会仅凭几个西方小资本的掌握者操纵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就闹腾得中国艺术迷失方式，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拥有“知识产权”的话语学说去代替西方人的理论模式?我们能不能不用西方人的概念与术语去评判和梳理我们的当代艺术?答案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不模仿西方人的当代艺术，不以西方理论为参照坐标，我们还能说出多少当代艺术的特征都大成问题。
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软肋所在。
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创造我们自身的那套关于民族未来的想象性的形象建构呢?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我的文章也给不出答案，无可奈何。用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中的说法，当代国际话语系统中的“标准版”和“地方版”，是西方人制定出来的，这套原则以西方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甚至科学管理的绝对优势而成为其他民族与国家临习的范本，而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弱势民族的“地方版”。但是没有办法，你要参与国际对话，或者说，你试图让说“标准版”的人关注你理睬你，你只有学习“标准版”的那一套仪式，或者改造你的“地方版”靠近“标准版”。我们的创新又撞击到了西方人的墙壁，变成了用西方人的理论框架、创作模式去讲中国人的故事。
我们离建构一套本土想象性的民族自塑的当代艺术形象系统还有多远?这是我于2008年4月向中国艺术家、雕塑家、理论家所提出的问题。
——但愿不要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