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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生态观关于人类生态位的核心观念。只有从“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来认识人类生态位，才能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关系，把握世界存在和生成的生态规律。生态批评中的主体精神，应该体现人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深刻内涵，应该具有宇宙视域的生态整体性、创造性和审美性的自觉意识，从而发挥其在生态系统中进行分解—还原的动能，忠诚守护和优化人类的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
[关键词]人本生态观;生态整体性;生态批评;审美生成
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是对文艺的绿色价值进行自觉考量的一种评论活动，它以生态理性推动文艺更加自觉、更有成效地履行自己的绿色使命。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中唯一自觉的能动主体，以生态理性自命的生态批评理应具有这种植根于生态存在和生态思维之中的主体精神。生态批评要树立这样的主体精神，一是要正确深入地认识和坚守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本来的生态位，二是要正确深入地认识和坚守文艺审美活动自身的生态本性。只有这样，生态批评才真正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明确自己的效用空间，从而在生态文艺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人本生态观关于人类生态位的核心观念
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从康德的古典哲学人类学到舍勒的现代哲学人类学的问题焦点。哲学人类学的这一终极追问在当代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中继续着，直抵对人类生态位的叩问和探寻。
哲学人类学的最高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建立在生成本体论基础上的人本生态观，是实践论人类学中最富于当代意义的内容之一。它把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在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中认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前提下认识人的主体性。这种观念首开生态思维人文化的先河，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对峙。
实践论人类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社会环境，但这个社会绝不是脱离自然界的存在，它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中介。在人类社会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被社会中介化，其间最重要的能动因素就是人的实践。马克思早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就明确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是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对象性存在，等等。这样看来，实践无非是人类自觉地调节自己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能交换的能动活动。马克思在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以致把人与自然的对抗跟人与人的对抗一起视为“历史之谜”的基本内容，并将自己心目中科学的共产主义看作是这个“历史之谜”的真正解决。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解放不只是一种社会解放，还包括从与自然界的对抗中解放。从根本上说，后者才是前者的终极目的。
如果说马克思在盛年时对社会革命的紧张思考中，人與自然界的关系问题隐身在社会矛盾后面而日渐淡化，那么恩格斯在晚年阐释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时，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重新凸显出来，那种认为恩格斯晚年的哲学思想是从马克思倒退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应该说，正是由于恩格斯主要通过其自然观对唯物史观的发展，才使唯物史观由于明确包容了自然界而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唯物主义内涵。同时，由于到处强调人类生存世界的系统整体性，以及对自然规律的空前重视，才焕发出对人类生态进行整体思维的超越现代性思潮的精神。马克思早年所企盼的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为“一门科学”的境界，在恩格斯的发展中才真正实现了。正是由于恩格斯在自然大系统视野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直接介入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厚意蕴，并成为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科学指导思想和强大精神支柱。
恩格斯在坚持马克思早年关于人和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同时，明确指出人作为地球上“物质的最高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从自然界最终生成的铁的必然性。他在描述动物进化的过程时说：“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①这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就是自然界的大脑，是主体化的自然界。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人，自然界才能够自觉地认识自己——自己的需要、功能和规律;只有当人成了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才能在对自然界的改造中最终避免“一线胜利二线失败”的生态悖论，最终实现人与人跟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生态位的实质，乃是马克思主义人本生态观关于人类生态位的核心观念。
二、从“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认识人类生态位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在信息—精神生态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乃是人对自己生态位的最高自觉，因为只有有了这种自觉，才可能有真正认真有效的生态实践。人成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说明随着生命在物质上的生成，制导着生命体物质和能源的信息交换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人类不仅生成了对自身的自我意识，而且把这种意识扩展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由于对自身的自我意识、自我目的、自由意志和自主精神得以生成，他于是成了世界和自己的自觉主体。在近三百年的现代化思潮中，这种主体性的抽象观念屏蔽和割断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整体联系。现在，人不仅是自己的自我意识，还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人的大脑不只是属于自己的身体，还属于整个自然界（首先是地球，但远远不只是地球，而应是怀特海所强调的“宇宙视域”）。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人，当然应当意识到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真实的生态位，摆正自己与自然界和宇宙之间的关系。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人以外的自然界即人的外部自然界尽管能够通过自组织而自我生成演化，却不能自己认识自己。但是，它最终生成了人这个自然界的认识主体，人的头脑成了自然界的思维器官，人的意识归根结底是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从而懂得认识自然界就是认识人自己，终于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人能对环境与自身的生态关系进行自觉及时的反馈，并且使这种反馈达到生态整体的水平。由于这种信息反馈，人就能够正确认知和正视自己的生态处境，进而按照生态规律进行自觉能动的生态调节，使自己的实践逐渐回归到自觉能动地进行生态调节的本性。其中，当然也包括通过对社会、文化和人性生态的调节来调适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人不仅要意识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是自然界和社会的生态整体生成物，而且应该意识到作为消费者、生产者和分解—还原者三位一体的特殊生态位所应该担负的分解—还原的责任，使消费、生产和分解—還原三者达到平衡，从而有效地维护和推进生态优化。这样一来，人实际上就是对消费、生产和分解—还原三者进行综合调控的生态守护者和管理者了。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人作为生态调节的自觉能动的主体，面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应该意识到自己应有的合理的资源生态位，清醒认识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和现有生存方式的生态代价，从而对自己超出生态承受力的物质和能源欲望加以合理控制，在生态整体观的指导下建构生态化的健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理性地确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还意味着人对自然界（包括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生态认知和感受必然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生成深刻的生态意识和真挚的生态情怀，体现了对生态价值的全面把握和自觉维护。这样一来，一种具有“类关怀”内涵的生态人格得以形成，具有崇高的生态伦理观和审美观，从而能够在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中现实地获得诗意栖居的家园感。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更意味着人通过对自然生态规律的深入把握，必然意识到自然生态在动态平衡中自我生成的天则和价值，意识到自己作为自然生态生成规律的主体化存在所担负的超越性使命，懂得人的自我生成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生成之间的同步性，即在对环境的塑造中同时也塑造自己，使自己成为自觉追求生态进步的创造者。这样的创造者不满足于消极地适应既有的生态水平，而能够积极地推进人类生态存在审美化生成的进程。
人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最根本的是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和体验马克思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处论及“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这个命题，其中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极其深刻的思考。基于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和生成性关系，对于这个命题的具体内涵可以从构成元素、结构动力和整体生态三个层面来理解①。正确认识这个命题的内涵及其在现实中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有助于理解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自然美的人性本原，自然界是人的生命和精神家园，以及自然性成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是两个互相依存的命题，而且后者是前者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本生态美学和文艺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石，也理应是生态批评的指导思想。
三、文艺作为自然界自我意识的审美形态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很早就开始萌芽，文学艺术无疑是最早表现出这种意识的重要领域之一。描绘和歌唱自然界的美，抒发人对自然界的亲和与感恩之情，从自然界的生态景象中汲取生存智慧和超越精神，为人类寻求实现社会和谐与美好的生态模态，在大自然中寻求诗意栖居和心灵慰藉的绿地，以及在宗教的思维中沉思和探寻宇宙的神圣奥秘等等，一直是文学艺术的古老传统，并以此不断滋润人心使之不致过早干涸。在当代将生态危机特别是自然生态危机告诉人类的各种声音中，文学艺术也是最响亮的呼喊之一。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文学艺术是审美化的人学，对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的认识，理应是对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重要内容。对于文艺来说，这乃是关键的内容。
对于认识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思想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达尔文被人们视为最伟大的生态学家，恰恰是因为他生动地揭示了审美在动物生活和人类生成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实际上是极其重要的生态美学著作。在这些著作里，达尔文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展示了色彩、声音和形体之美如何在动物的性选择中发挥积极而微妙的作用，推动个体遗传的优化和物种的进化，并且使人类得以生成。对于美和审美在生命进化和人类生成中的意义，没有谁达到过达尔文这样的高度。达尔文说：“审美观念。——有人宣称过，审美的观念是人所独具的。我在这里用到这个词，指的是某些颜色、形态、声音，或简称为色、相、声，所提供的愉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应该不算不合理的被称为美感。”①又说：“我愿意承认大多数的雄性动物，如一切最美丽的鸟类，某些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以及许多华丽彩色的蝴蝶，都是为着美而变得美的;但这是通过性选择所获得的成果，就是说，由于比较美的雄体曾经继续被雌体所选中，而不是为了取悦于人。类的鸣声也是这样的。”②达尔文以大量生动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美和美感直接作用于动物的性选择而有力地推动了生命的进化。美和审美对性选择的这种作用，也遗传给了人类，只是人类的审美观念更为复杂甚至遭到异化而已。
美国学者大卫·洛耶（David Loye）在《达尔文：爱的理论》中揭示了长期被屏蔽的“另一半达尔文主义”，认为达尔文相信进化的主要动力是爱而不是“自私基因”。应该说，这“另一半达尔文主义”还包含着美和审美的理论。达尔文所揭示的美影响动物性选择的事实说明，正是美激发了爱，爱优化了生命，这可能正是美在生命世界中最重要的生态作用吧！达尔文的理论中关于“爱与美”的思想内容，指出了审美活动的生命根基③。
对于这些在动物世界里随处可见的事实，达尔文一时难于解释。他说：“人和低等动物的感官的组成似乎有这样一个特质，使鲜艳的颜色、某些形态或式样以及和谐而有节奏的音声可以提供愉快而被称为美;但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就不知道了。”④达尔文没有解开的这个谜底，可以在节律及其感应的规律即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中找到。 如前所述，达尔文所考察的动物最简单形态的美的感觉，指的是从颜色、形态和声音所得到的一种独特的快乐。颜色、形态和声音有一种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具有一定力度和势能的节律，这节律可以是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的总称。正是这些节律诉诸对方的视听感官，不仅传递了生命质量的信息（因为美的颜色、形态和声音正是强旺的生命质量的表现），而且靠了节律内在的力度和势能激发起对方的生命节律的感应，调节和引导对方的生命活力（这就是杜威所说的节奏的“能量组织”功能），从而在彼此的亢奋中相互强烈吸引。美的节律对对方的生命节律的激发和吸引，最终促成了性选择的优化，使两性生命力在美所激发的生命高潮中达到最佳的综合，从而生成更优秀的后代，于是生命的进化在美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生物在美的引领和推动下自我进化，正是宇宙世界向美而生进程的生动表现。
在生命体的生态结构中，节律感应虽然负载于物质，伴生着能量，却主要属于信息生态的层次。生命是在物质及其能量和信息的运动中经过自组织进化而生成的。生命体在物质上的生成，同时就是信息组织和制导水平的高度进化。对生命体的信息活动来说，源于节奏的节律是整个世界中存在的最普遍的原生的信息形式，节律活动作为一种最普遍的信息交换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命活动方式。在宇宙运动的复杂节律中生成的生命，都有其在特定环境和生命存在的关系中形成的特殊的生命节律和相关的节律活动。尽管信息变换活动多种多样，但是外在节律和生命体内在节律之间的感应发挥着特殊的生态调节作用。所谓感应，乃是事物之间以节律相互作用而互动共生的一种双向的活动方式。感应的过程，一方面是生命体对环境的体验和认知，另一方面又是对生命节律的激发、调节和引导。正是在通过节律感应的体认和调节中，生命体据以对环境进行选择并优化自身的生命节律，而生命节律的優化实际上就是生命质量的提升。雄性动物的美正是通过节律感应来实现其性选择的功能的。由于节律感应，美对性选择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美与爱的深层同一的实现，而生命正是在美与爱的深层同一中生成的，人类也是一样。
达尔文揭示的事实说明了美和审美的生命内涵和生态本性。这说明，美和审美首先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生命本身的生态调节和生成的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方式。美作为一种具有优化品质的节律形式，正是通过节律感应的动力作用影响性选择，进而影响生命进化的。在生态问题逐渐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今天，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功能就成了最本色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严格地说，真正的意识形态无非是通过精神影响来进行生态调控的一种方式，我们大可不必闻意识形态而色变，当然也不可将意识形态完全主观化和政治化。
节律形式作为一种具有能量的信息，节律感应作为集情感激发与意义启示于一身的信息交流活动，是世界特别是生命世界相互作用的一种普遍中介。由于节律形式的生命动力性和意义表征性，物物之间、人物之间、心物之间、身心之间、天人之间，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彼此对应和沟通，在生成世界的“感应之网”的同时也生成了“象征之网”，这就是基于宇宙世界的生态整体性的诗性本源所在。节律感应在信息生态的层面上表现世界的生态整体性，而节律则是可以映照和透视这种生态整体性的镜子与眼睛，正是这个诗性的精灵，赋予世界以生气和神韵。对生态整体性的理解达到节律感应的层面，就实现了生态学与美学和文学艺术在本体意义上的对接，使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得到本体层面上的确认和阐释。历来的互渗性、万物有灵论、泛神论、灵感论、直觉说、移情说、通感说等，之所以与诗性思维相通而受到诗人们的钟爱，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四、文艺生态批评必须具备的生态主体精神
在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意义上，文艺理应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审美表现。既然如此，生态批评就应该是从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高度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把自己定位在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高度，展开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所应有的思维广度和深度，以深刻有力地影响文艺的绿色功能，这应该是生态批评应有的主体精神。
这种主体精神，不再是那种片面高扬和夸张人的自由意志的主体性，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基础上的主体性，是回归了实践的生态本性的主体性。还是歌德说得好：在限制中方能显出身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人，应该深刻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是能动的也是受动的，既以自然生态为生成的基础，又是自然生态自我生成和进化的唯一自觉的能动力量。区别于片面强调自由意志的主体精神，我们把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主体精神称为生态主体精神，更准确些应称之为人本生态观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对峙，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的统一。
这种主体精神，绝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狭小的直接生存环境或个别具体事物，而是把一切事物都放到生态整体性的视域之中。这个视域不只是一地一国，还应该是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由于对这种视域的生态整体性的关注和执著，它才具有“深生态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有学者告诫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关系着人类的未来。这个宇宙视域的生态整体观念在今天非常重要，因为地球和人类都是宇宙自我生成的创造物，与宇宙的复杂关联深刻地制约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基于这种整体观念，我们应该深入认识宇宙整体的机能对于世界和事物之存在与生成的极其重要而微妙的作用，树立起“自然尺度”不可超越的观念，对宇宙自然的生命奥秘始终抱以虔诚和敬畏之心。这样的主体精神是不倦地探究宇宙自然的生态复杂性的奥秘，而不是凭主观意志胡作非为。
这种主体精神深刻认识到世界生态的生成性本质，并把这种生成性本质吸收到自己身上，以主体化的自然界的姿态，把这种生成性化为自觉而能动的创造精神。世界并不是神创论所说的那样从来如此也永远如此，而是自我生成和自我超越地不断创新的过程。现代宇宙论已经揭示了世界生态的生成的基本景观和规律。生态生成性的观点打破了“环境固定”即生态固定的观念，以环境可塑的观念打开了对环境生态进行合理改造和优化的前景。环境固定论把人们引向消极地适应环境，甚至以此把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合理化。而生态生成性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应该树立起互补共生的生态伦理，通过生态合作——人与环境的合作和人与人的合作，积极而合理地改进环境。因此，我们不能总是眷恋和憧憬农耕文明的田园诗梦境，一直陷入好景不再的悲叹之中。作为自然界自我意识的生态主体精神，要在深入把握世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生态愿景，与自然界积极合作，去创造更好的环境，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因此，这种主体精神，实际上就是基于综合进化的生态生成规律的创造精神。 这种主体精神还具有高度的审美自觉，深刻认识到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性，始终关注和爱护生态存在和生态生成的审美性质。庄子说“原天地之美以达万物之理”，怀特海的有机宇宙论更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揭示了宇宙世界美生即审美生成的本质规律。这就是说，世界是按照美的规律自我生成的，美的规律和审美价值对于世界具有根本上的决定意义。以这样的主体精神面对世界，万物就不只是物质和能量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性的信息存在，是具有审美性质和审美价值的存在。正是这样的世界，才能够成为人类的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使人获得具有终极意义的宇宙归属感。因此，这样的主体精神，理应持有对世界万物的审美敏感，持有对世界之美虔诚珍爱和敬畏的神圣感，以及生态规律与审美规律的统一感。这样，它在自己的生态实践中才能始终坚守美的尺度，不仅谨慎地守护美，而且把生态时间变成一种艺术创造的活动。
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的“六义”说和功能说，作为诗艺批评的原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主体精神。“六义”说对诗的体裁和手法的概括，展示出与文艺的生态本性基本对应的格局。“风”“雅”“颂”，既是三种题材，也是三种风格，还是三种生活态度和情愫的表现。对“风”的重视，体现了对原生态文学的生态基础意义的看重。“风”直接表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和复杂，特别是他们强烈的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最生动地表现了节律感应的本性。“雅”则大多温文尔雅，表现出颇具生态智慧的优雅姿态，即使有“怨”也往往寓于讽喻劝慰之中。“颂”显然是对现存生态秩序的颂扬之声。有趣的是，颂诗留下的多半只是对史实的记录和叙说，很少能引起诗性感应的意态，这是因为它远离了文艺的生态本性，实际上处在诗歌领域的边缘。对于“赋”“比”“兴”，主要观点是看作三种手法，包括了再现和表现两种倾向及其综合。通过这些基本手法，个别性的生活题材和形象在感应与象征之网中生成普遍性的生命意蕴，获得生存智慧的启迪和生命体验的升华。“赋”“比”“兴”三者，又是相互交织渗透的。“赋”可以有“比”和“兴”的功能，并且非如此不成诗性之“赋”。“比”要凭借“赋”，也要能“兴”，不然不是诗性之“比”。“兴”可以借“赋”或“比”的方式来实现。其实，“赋”“比”“兴”应该是对诗的审美特性的概括：“赋”指言语、事态和情感的排比铺陈;“比”指对生活的一种普遍性的比附或象征，即通常所谓能够举一反三的典型性;“兴”是感兴，即生命感发的意思，指的是诗的审美功能和效果①。三者中“兴”最为紧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诗歌的审美感应特性。正因为如此，在以“兴、观、群、怨”概括的诗歌功能观中，“兴”居其首，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兴”，一切就无从说起。
由此可见，古老的“六义”说深谙文艺审美的生态本性。以此为批评原则，就不只是意识形态性的主题评说，而是要求文艺真正按其本性发挥生态作用。“兴”是由感应生发的情绪激活和意识启发，进而透过象征之网从具体事象“观”得普遍深刻的生命意蕴。由“观”获得的普遍性意义感悟，提升了人的社会亲和意识，便有了促进人际和谐和合作的“群”的作用，其中也包括与自然事物乃至天地万物合一的感受。“群”是有差异的和谐，而不是同一，即所谓“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出于对个体生态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尊重，诗还有“怨”的功能，以便某些个体表达自己的不适、不满乃至愤懑。这既宣泄了抑郁，也是对他人和群体的一种必要的生态反馈，以便进行适当的调节。显然，“怨”也是维护社会生态和谐的必然要求，古人“陈诗以观民风”就包括了对“怨”的重视。
当今文艺领域中的生态批评，在重视主题评论的同时，仍然应该坚守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那种重视文艺生态本性的精神。当然，时代已经发展，人类的生态理性已经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不仅更加科学，而且有了更为自觉的人文追求。特别是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观念，把人的生态主体意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使人的生态责任和实践的担待意识逐渐觉醒。在这种情势之下，人们的生态批评就应该把自己视为自然界自我意识的自觉表达，从这样的视点来审视古往今来特别是当下的文艺。社会和文化的生态存在于自然生态大系统之中，并且与之紧密互动，因此即使是社会历史的、政治的、心理学乃至符号学之类的批评，也应该有这样宏大的视野和整体思维的路向，但无论怎样都还得坚守文艺审美的生态本性，而这恰恰是当前的生态批评在泛文化言说中所缺乏的。
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来发言，绝不是简单地把自然人格化。与“我移物情”的西方移情说相比，这里需要的是东方“物移我情”的观念和姿态，因为后者才更多地把世界万物看作有生命的存在。不仅如此，还应该有充分的现代生态哲学和美学的思想装备，不仅懂得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层面上的生态互动，还更应该深入地体会和认识人与万物，以及包括自然、社会和文化在内的整个生态世界在信息—精神交换层面上的生态互动;不仅懂得信息—精神生态对于物质和能量生态的直接作用，还应关注信息—精神生态对于人性生态本身的和谐与美好的意义，以致达到这样的高度：以批评者在生态批评中展示的生态人格去影响文艺创作者和广大读者的人格的生态化生成。
按照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说法，文艺本来就是具有“可塑性”的人类通过“虚构”和“表演”“跨越（现实）疆界”的一种方式，这就犹如古代神话通过幻想并在幻想中掌握自然力一样。自然生态的系统运动始终是在不断更新和重建的动态平衡中演进的，信息—精神生态主导下的新陈代谢，是其得以永葆生命活力和生态进化的规律。人们已经注意到地球物种在人类出现之后遭到的種种厄运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生生之谓易，地球在生成为适宜人类生存的生态结构的漫长过程中，早就有不计其数的物种生生灭灭，来了又走了。在自我组织中自我超越，本来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永恒主题和基本旋律。还是在形形色色的动物那里，为了获取符合自己需要（包括美感需要）的生存条件，就多多少少学会了改造自然。他们甚至像达尔文所揭示的那样，让美来激发爱，在美爱合一的激情中优化生命的质量及其生产，为此甚至不惜在别的方面承受牺牲。 人类的实践大大加快了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之前，特别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疯狂膨胀的现代性潮流的煽惑鼓动之下，居然对自然界任性胡为，这显然违背了实践本来的生态本性。生态批评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自觉表达，以生态主体精神取代背离自然生态规律（同时也必然背离社会和文化生态规律）的主体性，就应该从生态生成规律的高度对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报以正确的态度，加以真正科学的阐释，既不能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一概贴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标签加以否定，也不能无视实践中到处可见的“一线胜利而二线失败”的悖论。
文艺是诉诸人的心灵并影响人性的，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自觉表达的生态批评，理应把对人性的生态审视和生态建构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乃是生态批评的主体精神的灵魂所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源于反生态的人性。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培育人性的生态化素质，而这才是文艺大擅胜场并能够有效地履行其绿色使命的舞台。而要履行这个神圣的使命，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和方式，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让人们普遍自觉地成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使人坚守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人本主义的立场，努力作为自然界的感官和大脑来感觉、思考、体验和行事，包括用这样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和文化。
在当前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人，应该充分认识到分解—还原者在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自己集消费者、生产者和分解—还原者于一身的特殊生态位，是人作为生态主体的重要特征。由于消费崇拜的心理，物质消费量几乎成了衡量人的價值和表现人的尊严的唯一尺度，人们普遍以高档次消费者自居。那些处于生产者地位的人们，也常常以发展生产的名义顽固地拒绝履行分解—还原的责任。为了生态平衡和优化，一方面要强化分解—还原者的责任和功能，同时还要使消费和生产的方式与水平适应于分解—还原的能力。这个要求，不仅适用于物质生活，也适用于精神生活的领域。对于各种反生态的生态病象、“精神污染”和心理疾患，生态批评应该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鲁迅们当初关注社会和人性病态一样，付出更多的热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以人性为对象的批评，是作为生态主体的人的意识中的革命，其对传统的反生态习性的挑战和颠覆，必定会招来反感和抵抗。何况，批评者自己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还肯定不会完全到位，这无疑是对生态批评的勇气、责任感和思想水平的考验。
对人类的生态存在和生成规律的认识，可以说还刚刚打开大门。对“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认识，还只是在起点上，即使对于许多哲学头脑来说也可能还是一个思维盲区。而对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信息—精神生态关系，包括本文所面对的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还有待于深入研究。这一切，都有待生态批评者大力发挥自己的主体精神去予以解决，以忠诚守护和优化人类的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
[关键词]人本生态观;生态整体性;生态批评;审美生成
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是对文艺的绿色价值进行自觉考量的一种评论活动，它以生态理性推动文艺更加自觉、更有成效地履行自己的绿色使命。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中唯一自觉的能动主体，以生态理性自命的生态批评理应具有这种植根于生态存在和生态思维之中的主体精神。生态批评要树立这样的主体精神，一是要正确深入地认识和坚守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本来的生态位，二是要正确深入地认识和坚守文艺审美活动自身的生态本性。只有这样，生态批评才真正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明确自己的效用空间，从而在生态文艺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人本生态观关于人类生态位的核心观念
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从康德的古典哲学人类学到舍勒的现代哲学人类学的问题焦点。哲学人类学的这一终极追问在当代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中继续着，直抵对人类生态位的叩问和探寻。
哲学人类学的最高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建立在生成本体论基础上的人本生态观，是实践论人类学中最富于当代意义的内容之一。它把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在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中认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前提下认识人的主体性。这种观念首开生态思维人文化的先河，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对峙。
实践论人类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社会环境，但这个社会绝不是脱离自然界的存在，它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中介。在人类社会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被社会中介化，其间最重要的能动因素就是人的实践。马克思早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就明确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是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对象性存在，等等。这样看来，实践无非是人类自觉地调节自己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能交换的能动活动。马克思在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以致把人与自然的对抗跟人与人的对抗一起视为“历史之谜”的基本内容，并将自己心目中科学的共产主义看作是这个“历史之谜”的真正解决。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解放不只是一种社会解放，还包括从与自然界的对抗中解放。从根本上说，后者才是前者的终极目的。
如果说马克思在盛年时对社会革命的紧张思考中，人與自然界的关系问题隐身在社会矛盾后面而日渐淡化，那么恩格斯在晚年阐释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时，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重新凸显出来，那种认为恩格斯晚年的哲学思想是从马克思倒退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应该说，正是由于恩格斯主要通过其自然观对唯物史观的发展，才使唯物史观由于明确包容了自然界而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唯物主义内涵。同时，由于到处强调人类生存世界的系统整体性，以及对自然规律的空前重视，才焕发出对人类生态进行整体思维的超越现代性思潮的精神。马克思早年所企盼的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为“一门科学”的境界，在恩格斯的发展中才真正实现了。正是由于恩格斯在自然大系统视野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直接介入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厚意蕴，并成为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科学指导思想和强大精神支柱。
恩格斯在坚持马克思早年关于人和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同时，明确指出人作为地球上“物质的最高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从自然界最终生成的铁的必然性。他在描述动物进化的过程时说：“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①这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就是自然界的大脑，是主体化的自然界。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人，自然界才能够自觉地认识自己——自己的需要、功能和规律;只有当人成了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才能在对自然界的改造中最终避免“一线胜利二线失败”的生态悖论，最终实现人与人跟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生态位的实质，乃是马克思主义人本生态观关于人类生态位的核心观念。
二、从“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认识人类生态位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在信息—精神生态的层面上揭示了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乃是人对自己生态位的最高自觉，因为只有有了这种自觉，才可能有真正认真有效的生态实践。人成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说明随着生命在物质上的生成，制导着生命体物质和能源的信息交换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人类不仅生成了对自身的自我意识，而且把这种意识扩展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由于对自身的自我意识、自我目的、自由意志和自主精神得以生成，他于是成了世界和自己的自觉主体。在近三百年的现代化思潮中，这种主体性的抽象观念屏蔽和割断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整体联系。现在，人不仅是自己的自我意识，还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人的大脑不只是属于自己的身体，还属于整个自然界（首先是地球，但远远不只是地球，而应是怀特海所强调的“宇宙视域”）。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人，当然应当意识到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真实的生态位，摆正自己与自然界和宇宙之间的关系。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人以外的自然界即人的外部自然界尽管能够通过自组织而自我生成演化，却不能自己认识自己。但是，它最终生成了人这个自然界的认识主体，人的头脑成了自然界的思维器官，人的意识归根结底是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从而懂得认识自然界就是认识人自己，终于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人能对环境与自身的生态关系进行自觉及时的反馈，并且使这种反馈达到生态整体的水平。由于这种信息反馈，人就能够正确认知和正视自己的生态处境，进而按照生态规律进行自觉能动的生态调节，使自己的实践逐渐回归到自觉能动地进行生态调节的本性。其中，当然也包括通过对社会、文化和人性生态的调节来调适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人不仅要意识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是自然界和社会的生态整体生成物，而且应该意识到作为消费者、生产者和分解—还原者三位一体的特殊生态位所应该担负的分解—还原的责任，使消费、生产和分解—還原三者达到平衡，从而有效地维护和推进生态优化。这样一来，人实际上就是对消费、生产和分解—还原三者进行综合调控的生态守护者和管理者了。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人作为生态调节的自觉能动的主体，面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应该意识到自己应有的合理的资源生态位，清醒认识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和现有生存方式的生态代价，从而对自己超出生态承受力的物质和能源欲望加以合理控制，在生态整体观的指导下建构生态化的健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理性地确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还意味着人对自然界（包括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生态认知和感受必然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生成深刻的生态意识和真挚的生态情怀，体现了对生态价值的全面把握和自觉维护。这样一来，一种具有“类关怀”内涵的生态人格得以形成，具有崇高的生态伦理观和审美观，从而能够在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中现实地获得诗意栖居的家园感。
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这更意味着人通过对自然生态规律的深入把握，必然意识到自然生态在动态平衡中自我生成的天则和价值，意识到自己作为自然生态生成规律的主体化存在所担负的超越性使命，懂得人的自我生成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生成之间的同步性，即在对环境的塑造中同时也塑造自己，使自己成为自觉追求生态进步的创造者。这样的创造者不满足于消极地适应既有的生态水平，而能够积极地推进人类生态存在审美化生成的进程。
人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最根本的是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和体验马克思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处论及“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这个命题，其中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极其深刻的思考。基于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和生成性关系，对于这个命题的具体内涵可以从构成元素、结构动力和整体生态三个层面来理解①。正确认识这个命题的内涵及其在现实中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有助于理解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自然美的人性本原，自然界是人的生命和精神家园，以及自然性成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是两个互相依存的命题，而且后者是前者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本生态美学和文艺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石，也理应是生态批评的指导思想。
三、文艺作为自然界自我意识的审美形态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很早就开始萌芽，文学艺术无疑是最早表现出这种意识的重要领域之一。描绘和歌唱自然界的美，抒发人对自然界的亲和与感恩之情，从自然界的生态景象中汲取生存智慧和超越精神，为人类寻求实现社会和谐与美好的生态模态，在大自然中寻求诗意栖居和心灵慰藉的绿地，以及在宗教的思维中沉思和探寻宇宙的神圣奥秘等等，一直是文学艺术的古老传统，并以此不断滋润人心使之不致过早干涸。在当代将生态危机特别是自然生态危机告诉人类的各种声音中，文学艺术也是最响亮的呼喊之一。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文学艺术是审美化的人学，对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的认识，理应是对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重要内容。对于文艺来说，这乃是关键的内容。
对于认识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思想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达尔文被人们视为最伟大的生态学家，恰恰是因为他生动地揭示了审美在动物生活和人类生成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实际上是极其重要的生态美学著作。在这些著作里，达尔文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展示了色彩、声音和形体之美如何在动物的性选择中发挥积极而微妙的作用，推动个体遗传的优化和物种的进化，并且使人类得以生成。对于美和审美在生命进化和人类生成中的意义，没有谁达到过达尔文这样的高度。达尔文说：“审美观念。——有人宣称过，审美的观念是人所独具的。我在这里用到这个词，指的是某些颜色、形态、声音，或简称为色、相、声，所提供的愉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应该不算不合理的被称为美感。”①又说：“我愿意承认大多数的雄性动物，如一切最美丽的鸟类，某些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以及许多华丽彩色的蝴蝶，都是为着美而变得美的;但这是通过性选择所获得的成果，就是说，由于比较美的雄体曾经继续被雌体所选中，而不是为了取悦于人。类的鸣声也是这样的。”②达尔文以大量生动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美和美感直接作用于动物的性选择而有力地推动了生命的进化。美和审美对性选择的这种作用，也遗传给了人类，只是人类的审美观念更为复杂甚至遭到异化而已。
美国学者大卫·洛耶（David Loye）在《达尔文：爱的理论》中揭示了长期被屏蔽的“另一半达尔文主义”，认为达尔文相信进化的主要动力是爱而不是“自私基因”。应该说，这“另一半达尔文主义”还包含着美和审美的理论。达尔文所揭示的美影响动物性选择的事实说明，正是美激发了爱，爱优化了生命，这可能正是美在生命世界中最重要的生态作用吧！达尔文的理论中关于“爱与美”的思想内容，指出了审美活动的生命根基③。
对于这些在动物世界里随处可见的事实，达尔文一时难于解释。他说：“人和低等动物的感官的组成似乎有这样一个特质，使鲜艳的颜色、某些形态或式样以及和谐而有节奏的音声可以提供愉快而被称为美;但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就不知道了。”④达尔文没有解开的这个谜底，可以在节律及其感应的规律即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中找到。 如前所述，达尔文所考察的动物最简单形态的美的感觉，指的是从颜色、形态和声音所得到的一种独特的快乐。颜色、形态和声音有一种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具有一定力度和势能的节律，这节律可以是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的总称。正是这些节律诉诸对方的视听感官，不仅传递了生命质量的信息（因为美的颜色、形态和声音正是强旺的生命质量的表现），而且靠了节律内在的力度和势能激发起对方的生命节律的感应，调节和引导对方的生命活力（这就是杜威所说的节奏的“能量组织”功能），从而在彼此的亢奋中相互强烈吸引。美的节律对对方的生命节律的激发和吸引，最终促成了性选择的优化，使两性生命力在美所激发的生命高潮中达到最佳的综合，从而生成更优秀的后代，于是生命的进化在美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生物在美的引领和推动下自我进化，正是宇宙世界向美而生进程的生动表现。
在生命体的生态结构中，节律感应虽然负载于物质，伴生着能量，却主要属于信息生态的层次。生命是在物质及其能量和信息的运动中经过自组织进化而生成的。生命体在物质上的生成，同时就是信息组织和制导水平的高度进化。对生命体的信息活动来说，源于节奏的节律是整个世界中存在的最普遍的原生的信息形式，节律活动作为一种最普遍的信息交换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命活动方式。在宇宙运动的复杂节律中生成的生命，都有其在特定环境和生命存在的关系中形成的特殊的生命节律和相关的节律活动。尽管信息变换活动多种多样，但是外在节律和生命体内在节律之间的感应发挥着特殊的生态调节作用。所谓感应，乃是事物之间以节律相互作用而互动共生的一种双向的活动方式。感应的过程，一方面是生命体对环境的体验和认知，另一方面又是对生命节律的激发、调节和引导。正是在通过节律感应的体认和调节中，生命体据以对环境进行选择并优化自身的生命节律，而生命节律的優化实际上就是生命质量的提升。雄性动物的美正是通过节律感应来实现其性选择的功能的。由于节律感应，美对性选择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美与爱的深层同一的实现，而生命正是在美与爱的深层同一中生成的，人类也是一样。
达尔文揭示的事实说明了美和审美的生命内涵和生态本性。这说明，美和审美首先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生命本身的生态调节和生成的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方式。美作为一种具有优化品质的节律形式，正是通过节律感应的动力作用影响性选择，进而影响生命进化的。在生态问题逐渐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今天，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功能就成了最本色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严格地说，真正的意识形态无非是通过精神影响来进行生态调控的一种方式，我们大可不必闻意识形态而色变，当然也不可将意识形态完全主观化和政治化。
节律形式作为一种具有能量的信息，节律感应作为集情感激发与意义启示于一身的信息交流活动，是世界特别是生命世界相互作用的一种普遍中介。由于节律形式的生命动力性和意义表征性，物物之间、人物之间、心物之间、身心之间、天人之间，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彼此对应和沟通，在生成世界的“感应之网”的同时也生成了“象征之网”，这就是基于宇宙世界的生态整体性的诗性本源所在。节律感应在信息生态的层面上表现世界的生态整体性，而节律则是可以映照和透视这种生态整体性的镜子与眼睛，正是这个诗性的精灵，赋予世界以生气和神韵。对生态整体性的理解达到节律感应的层面，就实现了生态学与美学和文学艺术在本体意义上的对接，使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得到本体层面上的确认和阐释。历来的互渗性、万物有灵论、泛神论、灵感论、直觉说、移情说、通感说等，之所以与诗性思维相通而受到诗人们的钟爱，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四、文艺生态批评必须具备的生态主体精神
在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意义上，文艺理应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审美表现。既然如此，生态批评就应该是从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高度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把自己定位在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高度，展开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所应有的思维广度和深度，以深刻有力地影响文艺的绿色功能，这应该是生态批评应有的主体精神。
这种主体精神，不再是那种片面高扬和夸张人的自由意志的主体性，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基础上的主体性，是回归了实践的生态本性的主体性。还是歌德说得好：在限制中方能显出身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人，应该深刻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是能动的也是受动的，既以自然生态为生成的基础，又是自然生态自我生成和进化的唯一自觉的能动力量。区别于片面强调自由意志的主体精神，我们把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主体精神称为生态主体精神，更准确些应称之为人本生态观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对峙，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的统一。
这种主体精神，绝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狭小的直接生存环境或个别具体事物，而是把一切事物都放到生态整体性的视域之中。这个视域不只是一地一国，还应该是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由于对这种视域的生态整体性的关注和执著，它才具有“深生态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有学者告诫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关系着人类的未来。这个宇宙视域的生态整体观念在今天非常重要，因为地球和人类都是宇宙自我生成的创造物，与宇宙的复杂关联深刻地制约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基于这种整体观念，我们应该深入认识宇宙整体的机能对于世界和事物之存在与生成的极其重要而微妙的作用，树立起“自然尺度”不可超越的观念，对宇宙自然的生命奥秘始终抱以虔诚和敬畏之心。这样的主体精神是不倦地探究宇宙自然的生态复杂性的奥秘，而不是凭主观意志胡作非为。
这种主体精神深刻认识到世界生态的生成性本质，并把这种生成性本质吸收到自己身上，以主体化的自然界的姿态，把这种生成性化为自觉而能动的创造精神。世界并不是神创论所说的那样从来如此也永远如此，而是自我生成和自我超越地不断创新的过程。现代宇宙论已经揭示了世界生态的生成的基本景观和规律。生态生成性的观点打破了“环境固定”即生态固定的观念，以环境可塑的观念打开了对环境生态进行合理改造和优化的前景。环境固定论把人们引向消极地适应环境，甚至以此把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合理化。而生态生成性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应该树立起互补共生的生态伦理，通过生态合作——人与环境的合作和人与人的合作，积极而合理地改进环境。因此，我们不能总是眷恋和憧憬农耕文明的田园诗梦境，一直陷入好景不再的悲叹之中。作为自然界自我意识的生态主体精神，要在深入把握世界生态规律的基础上，确立合理的生态愿景，与自然界积极合作，去创造更好的环境，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因此，这种主体精神，实际上就是基于综合进化的生态生成规律的创造精神。 这种主体精神还具有高度的审美自觉，深刻认识到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性，始终关注和爱护生态存在和生态生成的审美性质。庄子说“原天地之美以达万物之理”，怀特海的有机宇宙论更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揭示了宇宙世界美生即审美生成的本质规律。这就是说，世界是按照美的规律自我生成的，美的规律和审美价值对于世界具有根本上的决定意义。以这样的主体精神面对世界，万物就不只是物质和能量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性的信息存在，是具有审美性质和审美价值的存在。正是这样的世界，才能够成为人类的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使人获得具有终极意义的宇宙归属感。因此，这样的主体精神，理应持有对世界万物的审美敏感，持有对世界之美虔诚珍爱和敬畏的神圣感，以及生态规律与审美规律的统一感。这样，它在自己的生态实践中才能始终坚守美的尺度，不仅谨慎地守护美，而且把生态时间变成一种艺术创造的活动。
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的“六义”说和功能说，作为诗艺批评的原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主体精神。“六义”说对诗的体裁和手法的概括，展示出与文艺的生态本性基本对应的格局。“风”“雅”“颂”，既是三种题材，也是三种风格，还是三种生活态度和情愫的表现。对“风”的重视，体现了对原生态文学的生态基础意义的看重。“风”直接表现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和复杂，特别是他们强烈的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最生动地表现了节律感应的本性。“雅”则大多温文尔雅，表现出颇具生态智慧的优雅姿态，即使有“怨”也往往寓于讽喻劝慰之中。“颂”显然是对现存生态秩序的颂扬之声。有趣的是，颂诗留下的多半只是对史实的记录和叙说，很少能引起诗性感应的意态，这是因为它远离了文艺的生态本性，实际上处在诗歌领域的边缘。对于“赋”“比”“兴”，主要观点是看作三种手法，包括了再现和表现两种倾向及其综合。通过这些基本手法，个别性的生活题材和形象在感应与象征之网中生成普遍性的生命意蕴，获得生存智慧的启迪和生命体验的升华。“赋”“比”“兴”三者，又是相互交织渗透的。“赋”可以有“比”和“兴”的功能，并且非如此不成诗性之“赋”。“比”要凭借“赋”，也要能“兴”，不然不是诗性之“比”。“兴”可以借“赋”或“比”的方式来实现。其实，“赋”“比”“兴”应该是对诗的审美特性的概括：“赋”指言语、事态和情感的排比铺陈;“比”指对生活的一种普遍性的比附或象征，即通常所谓能够举一反三的典型性;“兴”是感兴，即生命感发的意思，指的是诗的审美功能和效果①。三者中“兴”最为紧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诗歌的审美感应特性。正因为如此，在以“兴、观、群、怨”概括的诗歌功能观中，“兴”居其首，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兴”，一切就无从说起。
由此可见，古老的“六义”说深谙文艺审美的生态本性。以此为批评原则，就不只是意识形态性的主题评说，而是要求文艺真正按其本性发挥生态作用。“兴”是由感应生发的情绪激活和意识启发，进而透过象征之网从具体事象“观”得普遍深刻的生命意蕴。由“观”获得的普遍性意义感悟，提升了人的社会亲和意识，便有了促进人际和谐和合作的“群”的作用，其中也包括与自然事物乃至天地万物合一的感受。“群”是有差异的和谐，而不是同一，即所谓“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出于对个体生态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尊重，诗还有“怨”的功能，以便某些个体表达自己的不适、不满乃至愤懑。这既宣泄了抑郁，也是对他人和群体的一种必要的生态反馈，以便进行适当的调节。显然，“怨”也是维护社会生态和谐的必然要求，古人“陈诗以观民风”就包括了对“怨”的重视。
当今文艺领域中的生态批评，在重视主题评论的同时，仍然应该坚守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那种重视文艺生态本性的精神。当然，时代已经发展，人类的生态理性已经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不仅更加科学，而且有了更为自觉的人文追求。特别是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观念，把人的生态主体意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使人的生态责任和实践的担待意识逐渐觉醒。在这种情势之下，人们的生态批评就应该把自己视为自然界自我意识的自觉表达，从这样的视点来审视古往今来特别是当下的文艺。社会和文化的生态存在于自然生态大系统之中，并且与之紧密互动，因此即使是社会历史的、政治的、心理学乃至符号学之类的批评，也应该有这样宏大的视野和整体思维的路向，但无论怎样都还得坚守文艺审美的生态本性，而这恰恰是当前的生态批评在泛文化言说中所缺乏的。
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自我意识来发言，绝不是简单地把自然人格化。与“我移物情”的西方移情说相比，这里需要的是东方“物移我情”的观念和姿态，因为后者才更多地把世界万物看作有生命的存在。不仅如此，还应该有充分的现代生态哲学和美学的思想装备，不仅懂得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层面上的生态互动，还更应该深入地体会和认识人与万物，以及包括自然、社会和文化在内的整个生态世界在信息—精神交换层面上的生态互动;不仅懂得信息—精神生态对于物质和能量生态的直接作用，还应关注信息—精神生态对于人性生态本身的和谐与美好的意义，以致达到这样的高度：以批评者在生态批评中展示的生态人格去影响文艺创作者和广大读者的人格的生态化生成。
按照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说法，文艺本来就是具有“可塑性”的人类通过“虚构”和“表演”“跨越（现实）疆界”的一种方式，这就犹如古代神话通过幻想并在幻想中掌握自然力一样。自然生态的系统运动始终是在不断更新和重建的动态平衡中演进的，信息—精神生态主导下的新陈代谢，是其得以永葆生命活力和生态进化的规律。人们已经注意到地球物种在人类出现之后遭到的種种厄运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生生之谓易，地球在生成为适宜人类生存的生态结构的漫长过程中，早就有不计其数的物种生生灭灭，来了又走了。在自我组织中自我超越，本来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永恒主题和基本旋律。还是在形形色色的动物那里，为了获取符合自己需要（包括美感需要）的生存条件，就多多少少学会了改造自然。他们甚至像达尔文所揭示的那样，让美来激发爱，在美爱合一的激情中优化生命的质量及其生产，为此甚至不惜在别的方面承受牺牲。 人类的实践大大加快了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之前，特别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疯狂膨胀的现代性潮流的煽惑鼓动之下，居然对自然界任性胡为，这显然违背了实践本来的生态本性。生态批评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自觉表达，以生态主体精神取代背离自然生态规律（同时也必然背离社会和文化生态规律）的主体性，就应该从生态生成规律的高度对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报以正确的态度，加以真正科学的阐释，既不能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一概贴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标签加以否定，也不能无视实践中到处可见的“一线胜利而二线失败”的悖论。
文艺是诉诸人的心灵并影响人性的，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自觉表达的生态批评，理应把对人性的生态审视和生态建构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乃是生态批评的主体精神的灵魂所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源于反生态的人性。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培育人性的生态化素质，而这才是文艺大擅胜场并能够有效地履行其绿色使命的舞台。而要履行这个神圣的使命，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和方式，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要让人们普遍自觉地成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使人坚守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人本主义的立场，努力作为自然界的感官和大脑来感觉、思考、体验和行事，包括用这样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和文化。
在当前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人，应该充分认识到分解—还原者在生态系统健康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自己集消费者、生产者和分解—还原者于一身的特殊生态位，是人作为生态主体的重要特征。由于消费崇拜的心理，物质消费量几乎成了衡量人的價值和表现人的尊严的唯一尺度，人们普遍以高档次消费者自居。那些处于生产者地位的人们，也常常以发展生产的名义顽固地拒绝履行分解—还原的责任。为了生态平衡和优化，一方面要强化分解—还原者的责任和功能，同时还要使消费和生产的方式与水平适应于分解—还原的能力。这个要求，不仅适用于物质生活，也适用于精神生活的领域。对于各种反生态的生态病象、“精神污染”和心理疾患，生态批评应该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鲁迅们当初关注社会和人性病态一样，付出更多的热情，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以人性为对象的批评，是作为生态主体的人的意识中的革命，其对传统的反生态习性的挑战和颠覆，必定会招来反感和抵抗。何况，批评者自己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还肯定不会完全到位，这无疑是对生态批评的勇气、责任感和思想水平的考验。
对人类的生态存在和生成规律的认识，可以说还刚刚打开大门。对“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认识，还只是在起点上，即使对于许多哲学头脑来说也可能还是一个思维盲区。而对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信息—精神生态关系，包括本文所面对的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还有待于深入研究。这一切，都有待生态批评者大力发挥自己的主体精神去予以解决，以忠诚守护和优化人类的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